1. 引言
巴金受契诃夫创作的影响，风格发生了转变之后的的长篇小说——《寒夜》，描绘了一幅灰暗、苍白的家庭琐碎生活，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汪文宣的的懦弱及悲惨命运。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赶来操持家务，但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经理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返回，但已物是人非，一个普通的家庭就这样在压抑寒冷的氛围下破裂了。
阅读《寒夜》很容易联想到契诃夫于60年前创作的的《小公务员之死》。尽管故事不同，但是主人公却是相似的。契诃夫以简洁幽默的语言叙写了《小公务员之死》写一个小公务员由于在打喷嚏时溅到一位将军的脑袋上，从此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的故事。
这两部伟大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人”，形象相像，基调相似，更重要的是都写了小人物在等级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和无奈的忍耐。但是两部作品在写作风格和表现方式等方面又有着很大差异，有着很强的比较文学的意义，但是前人鲜有人把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就从不同方面具体分析契诃夫对巴金的影响和两部文本的异同。
2. 感情的触动与共鸣——契诃夫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被誉俄国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的作品，因着深沉而含蓄的风格，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受到了几十年的忽视之后，终于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抉择已明朗之时，被经历了“长期的生活”的人们发现并细细咀嚼之后，懂得了他的“冷漠与疲惫的背后，始终渴望捕捉到一丝能让世界晾起来的清凉光辉”的深意[1] 。
“现在的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来到这里，我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才来到这里。我也曾跟那一切的庸俗的势力斗争过，在斗争中我更痛切地感觉到它们那种腐蚀人灵魂的力量，同时跟庸俗斗争了一生的契诃夫的面貌也更加鲜明地在我眼前展现出来。”[2] 巴金在20年代“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契诃夫讲些什么”和30年代“怀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拿起笔要呼唤和自己一样的青年人起来斗争，因此把描写冷峻的契诃夫看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两个阶段之后，终于真正的理解了契诃夫“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背后“真正仁爱的心”。
契诃夫所生活的俄国，在废除了农奴制这一崇高的革命理想实现之后，却是政府的腐败，愚蠢的审查，残暴的风气世界已经分裂为丧失理智的侩子手和逆来顺受的牺牲品，但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冷漠自私和狭隘。人们等待着作家说出这种庸碌，不含憎恶愤怒，只含深切的同情---契诃夫在此时，应运而生。他创作了《苦恼》、《草原》短篇《套中人》等一系列小说揭露了中产阶级生活庸俗又无可改变的现状。当几十年后的巴金，在经历了年少的激情与抗争之后，在所谓的革命之后，看到了相似的社会状况，反动统治压得人透不过气，看到到处是契诃夫所说的“霉臭”，人们哭着叹息着悲鸣着跟着周围慢慢崩溃，巴金自然会想到遥远的契诃夫，因为他曾对那些“被人生缓慢而痛苦的缠裹而在无意识中死去的人”呼唤着：太太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庸俗的！改变吧，否则就灭亡。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正如俄国作家米哈尔科夫所指出的：契诃夫的惊人天才在于，当他讲自己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也是在说我们。巴金从中感受到的是感情上极大的共鸣，仿佛斥责是对他发出，这就促使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地转变，与激流三部曲等作品中那种“火一样的文字”，“属于青春时代的活泼向上的激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模仿契诃夫《第六病室》创作的《第四病室》中的死气沉沉和《寒夜》中的沉闷悲哀的压抑”[3] 。
另一方面，契诃夫生于苦难，对于底层的小人物，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身边，体会他们无情和悲惨的残酷生活。与之相似的是，巴金虽然出身封建大家，但他一直关心家里的仆人等，和他们站在一起。同时契诃夫用对时代和人民有独特敏感的心灵，以冷峻的目光叙写他们的悲剧生活，但他始终相信“这一切会彻底改变”，而在40年代的俄国，契诃夫伟大的预言已然实现。巴金因此也逐渐把视角转向小人物，而不是青年人和封建家族内部斗争。巴金的转变是由激情澎湃的新青年，到中年以深刻冷静的笔触揭示人世百态。
由以上分析可见，契诃夫的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和冷峻的写作基调与写作主题，使巴金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从而触发其创作风格的转变。下面就从相同点和不同的分析文本异同。
3. “小人物”的哀叹和悲鸣——比较两部文本的相同点
1) 写作主题的相似性——揭示宏大背景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之所以被称为“人学”，是因为文学对人的关怀，乃至对人性的揭示与指导。契诃夫曾说过：“写苏格拉底要比写小姐或厨娘容易许多：那是因为事物越是平，就要求作家的眼光越敏锐，越能从平常中抽出不平常的东西来。”因此，对于“生活在人民之间”的契诃夫自己来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正如俄罗斯诗人霍达谢斯维奇宏大的历史画卷之下，选取在社会底层为了活着抗争的小人物的小情节和小情节下的生活真相，同时又看到隐藏于真相之下的雄阔的历史轨迹和现实走向。
《小公务员之死》写一嚏之死的荒唐之事，并没有直接描写俄国当时社会的全部状貌，却从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入手，影射了整个俄国社会的黑暗。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是一个处处谨小慎微，时时警惕防范的胆小鬼，他不会并且也没有散肆地昂首挺胸地打喷嚏。他是在弯下腰，又略停了一下才打了喷嚏的。显而易见，打喷嚏的唾沫星子根本不可能嚏到文职将军的身上，更没有嚏到他的秃顶和脖子上。于是就出现了之后3天5次频繁荒唐的道歉。可是读者在感受到切尔维亚科夫的胆小怕官的奴性之后，却又会觉得他的死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格，契诃夫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一个荒唐搞笑的人物，他的死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小说中提到，主人公的妻子在听明白事情的始末之后，知道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但还是坚持要让切尔维亚科夫去赔个不是，其理由是“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大师在这里借妻子之口，巧妙地暗示读者，切尔维亚科夫三番五次的道歉绝非故作媚态，如此怕文职将军也并非偶然，都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由此可见，契诃夫描写一个普通人物的生活，却揭示了整个宏大背景。
巴金在《寒夜》中所体现写作主题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他曾在后记中提到，“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风起云涌的政治环境，战事激烈的抗日战争，巴金都没有直接描述。他只是写了一个“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4] ，写了汪文宣从年轻时的满腹理想，到被现实所迫，忍耐疾病，忍耐不公，家庭不和，妻子离去，最终肺结核死去的压抑寒冷的故事。
由此可见，契诃夫和巴金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描述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们并没有直接描述历史全貌，却都自觉地为“小人物”立言，描写他们的悲剧命运；并且，人物虽然是虚构，但正如巴金所说，“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故事却是真实的。他们所揭示的都是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可见两部作品写作主题的相似性。
2) 写作特点的相似性——化平凡为深刻
两部作品虽然都只写了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却不因题材的普通而显得平庸，而是深人开掘，在平凡琐事中蕴含深刻。
正如高尔基在某一个时期对契诃夫的评价，契诃夫首先谴责的并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的确，契诃夫在温和而冷漠的叙写小人物命运悲剧的背后，是对这些小人物“不带恻隐之心，不带偏好之情，只含深切同情”的深厚情感[5] 。《小公务员之死》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普通人物的普通命运，他用着一种冷静淡漠的笔调抒写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的人生悲剧，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公务员的奴性等弱点而愤怒嘲笑，而是在这平凡淡漠的叙写之下，用一个司空见惯的小事作为主题，利用契诃夫惯有的对社会的洞察力表达出对社会弊端批判的深刻主题。
同样，巴金在创作回忆中曾说：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汪文宣的悲剧是一幕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它“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巴金是写汪文宣的人生悲剧，但又不仅仅是在写他一个人，而是展现给我们那种制度对人性的毁灭和一步步拉人走入寒夜的深渊的时代悲剧。在这一创作特点上，巴金对契诃夫可谓是一脉相承。
两人在以朴素的语言叙述所创造人物的人生悲剧时，都对他们的人性弱点进行解释，但又寄予深切同情，最根本的，是都把矛头指向了万恶的社会制度，指出它对于人性的异化、摧残和扭曲，对它统治下的社会作了直接的揭露和抨击，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意味，从而于琐事中抒控诉，化平凡为深刻。
3) 人物形象的相似性——悲剧的忍耐和怯弱
除以上两方面外，两部小说在人物在性格和悲剧命运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是报社的一名编辑，与切尔维亚科夫同样是一名小职员，生活在高一级的官员或“主任”之下。“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汪文宣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同时，他对现实不满，对不公有怨言，他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却从来不敢喊出来，只是默默忍耐，这也是他最大的性格特点。例如文中的一段：“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汪文宣胡思乱想的变态心理和怯弱忍耐的性格与切尔维亚科夫有着共同之处。切尔维亚科夫凝神看戏的时候，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然而这个生活中极寻常的喷嚏，却引起了他的一番思考和行动。他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至此切尔维亚科夫的谨小慎微己跃然纸上。当他发现身边是将军之后，“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以重复的话语最终激起将军的愤怒。小说中3次用到“嗫嚅”这个词，表现出小职员胆小怕事的性格。这一点正如同巴金在《寒夜》中多次提到汪文宣的“忍耐”。“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这样的情节出现数次。汪文宣对上司的不满从来没有中断过，但又从来没有爆发过，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忍耐着。这与小公务员的“老好”的怯弱是一样的。切尔维亚科夫和汪文宣最终的结局都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和其他原因的“鞭策”最终走向了死亡，结束了伴随着“作揖主义”的奴性的悲剧的一生，这也可以说是二者结局的相似之处。
4. 风格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比较两部文本的差异性
有人说《寒夜》是中国的《小职员之死》，但是尽管巴金吸取了契诃夫“小人物”形象和创作基调的一些特点，却仍然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在表现力度和叙述风格等方面都自成一家。
4.1. 叙述风格的差异
冷峻和幽默是契诃夫作品总体的风格。契诃夫在叙述方面，始终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小公务员进行冷静的描述，幽默滑稽的情节---让读者对因为一个喷嚏溅到长官竟郁郁而终的小公务员的死亡感到荒唐可笑，在这里，契诃夫以冷漠的态度淡然地写了小公务员可笑却又悲剧的人生，但其实正如海子在诗中所写“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契诃夫也一样，看似冷酷无情的揭露小公务员的奴性，但其实他一直关心着人类，并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着小人物艰难的生和无声无息的死。但总体来说，《小公务员之死》中，作家站在旁观者的“零度叙述”角度，不加一句感情色彩的评论，风格是幽默而冷峻的。
巴金则不同。他曾说“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他把自己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写进了书里面，他不像契诃夫一样“不带任何偏好和情感”，而是替他们呼号，替他们愤恨。字里行间就可见得巴金的同情怜悯。小说中多次借汪文宣和母亲之口，“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还有汪文宣死去前的痛苦挣扎，“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巴金始终不能真正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叙述，“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巴金亲眼看见了那些被血痰折磨的人，他无法以荒诞幽默的风格写汪文宣的悲剧，其实也是他朋友、亲人的悲剧。因此，他怀着深切的同情，想替那些默默死去的人申诉，但是却没有办法。在汪文宣身上他寄托了哀怜，“我想活”，这是病重的汪文宣心里想的一句话。巴金的这种哀怜又随着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外化为强烈的惜恨。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6] 。全书的基调都是沉闷压抑的，像石头一样压住人的心。可见，《寒夜》的创作风格始终是沉重的，压抑的，苦闷的。两部作品的风格差异是很明显的。
4.2. 不同的含量和深度
从篇幅来看，《小公务员之死》仅有2000多字的篇幅，因此内容含量相对较少，紧凑、短小精悍，故事简单，人物、场景少，时间跨度只有短短几天。题材较小，格调幽默、调侃。而《寒夜》是长篇小说，对于小知识分子汪文宣被黑暗社会步步紧逼直至死亡展现的更加完整，叙述完整，笔调凝重、深刻，字字带血。在内容方面巴金对于社会生活的表现力度也更深，因为有更大的篇幅详尽描写汪文宣理想破灭到走向死亡的历程。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家庭生活、社会、工作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有着更全面的描写，例如《寒夜》中不但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和母亲的形象，还写了一直帮助关心他但最后霍乱死去的钟老，还有势力的小潘等一系列形象，内容完整。
但是《小公务员之死》也具有《寒夜》所没有的语言描写优点，前者语言的精练简洁和朴素是一大特色。因为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所以短篇小说讲求不讲赘语。高尔基说：“契诃夫能用一个字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用一个句子就足以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一篇使人惊叹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没有只介绍了他的身份，对于家庭只讲了他有个妻子。至于推动故事发展最重要的“道歉”，契诃夫也只是对每次道歉的话语和道歉后主人公的反应进行了描写，
通过以上的异同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在“小人物”的塑造方面对巴金后期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小公务员之死》和《寒夜》也有着主题和人物等多方面的相似性，然而巴金的《寒夜》又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他在“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掌握了契诃夫现实主义的精髓，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了属于中国的形象，在创作风格和表现方面有着自成一家的特点。
契诃夫生活的19世纪的俄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和黑暗政治的压抑两相交织的情形下，曾说，“如果我的一生，我就得又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就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2] 。同样的，巴金也说，“无论什么时代，那些陷在沙发上写唧唧歪歪文字的人，都没有任何资格于握着一支冰冷的笔，紧锁着眉头，写尽人生的悲凉与真实，有责任有但当的真正的作家们相提并论。”[2] 而从《小公务员之死》和《寒夜》中，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崇高的艺术良心，对被压抑的小人物的深挚情感，以及各成一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但更让我们叹服的，是契诃夫和巴金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对一个大时代里平凡小人物的沉默生死那种俯下身躯眼含热泪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