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直以来，后女性主义不断尝试对以男性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排斥女性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消解，打破传统女性受制、服从、认同于男性的性别模式，建立起关于女性的独立话语。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作为极具“现代”色彩的文本自然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试图在其中找到被歪曲的女性身份真相，并探索女性回归自身、获取话语权的某种方式。当我们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的批评传统，会发现麦克白夫人这一形象在男性权威话语中一直笼罩着“恶魔化”的阴霾(如歌德的“超级女巫”)，将她视为怂恿并引导麦克白走向罪恶深渊的罪魁祸首。虽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肯定麦克白夫人坚定的意志力与行动力，认为“她那顽强的意志力量和男性的坚定性格使她高过她丈夫迟疑不定的性格”，“她的邪恶只在为了达到一个很大的目的；她与别人不同之处也许不在于她心硬狠毒，而是在于她那遇事镇静的头脑与坚强的自我意志”[1] 。但都只是将这个“目的”限于获取“久已向往的富贵荣华”，并且将她自由的坚强性情解释为超越“女人气”的“男性”的坚定。
女性主义研究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麦克白夫人的形象，人们越来越发现麦克白夫人在男性社会中的“他者”地位，以及她为反抗父权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对麦克白夫人的辩白仍然无法逃脱“本质”主义的陷阱。麦克白夫人往往被先验性地置于弱者的位置，或视其为无条件执行丈夫意志的助手，“她想要这个王国，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的丈夫……，她感到她必须做这些事情，而且必须由她来实施，以此促成丈夫的功业”[2] ；或在极力证明麦克白夫人良心未泯、善良犹存的同时，指出她的“恶”无非是抑制天性以对父权压抑做出的反抗。然而，这种对女性身份“善”、“恶”两分的二元标准难道不依旧是对男性话语的一种无意识认同吗？
这里便涉及到整个话语评价体系的标准问题。拉康的“镜像理论”指出婴儿在镜子阶段(the mirror stage)辨认出自己的映像，开始自我认同、自我确立，而“此后，在与他人认同的辩证过程中，我才被客观化”[3] 。可见，主体自我认知的过程往往具有某种“虚假”性，因而人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当这一推论运用到有关处于严格父权社会的女性身份建构时，自然会重新发现关于女性“他者”性的真相。女性正是从权威男性话语所设置的镜像中寻找关于自我存在的信息，并不断认同他者对自我社会身份的塑造。西蒙波伏娃曾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因而所谓的“女性特征”，以及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美德”神话无非是一种(男性的)社会化的结果，而不是女性本身。传统女性批评的漏洞正在于此，它们往往在男性话语体系中打转，自觉地以这些被认作为女性天性的“善”、“美”为标准，来探讨女性的“边缘化”或女权的“抗争性”，却从未反思这一标准也许本身就是带有男性偏见的镜像化产物。
当我们突破这一先验性价值钳制时，就会发现麦克白夫人相比莎士比亚其他众多女性人物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虽然，在整个剧情发展中，麦克白夫人的生活与行动依旧同丈夫难舍难分，她早先有关自我身份与话语的认知也无疑是以男性镜像为前提。但于此同时，麦克白夫人之后的形象塑立与人格发展却因其被边缘化而几乎游离于男性权力控制之外，并形成于整个谋杀阴谋中自我本能欲望的释放。在她几乎毫无女性“爱”意的独白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自我意识觉醒与构建独立话语的可能性。拉康的“超越菲勒斯”由此带给后女性主义新的思考可能，这里的问题已经变为当女性确认无疑地处于一个菲勒斯中心社会时，应如何超越它？因而，当再次深入看待麦克白夫人这一女性时，我们势必会对其如何创建自我话语、创建话语的可能性，以及创建话语的方式等问题形成新的体悟与答案。在笔者看来，麦克白夫人绝不仅仅是一个在父权社会中被损害被边缘化的“他者”，也并不能简单地将她从行凶到疯癫的过程视为抗争失败的悲剧。在这整个行动过程中，虽然不断交织着局限与挫败，但麦克白夫人从最初的“规训”到最后的“写作”都在压抑中不断延续着觉醒的自我意识，这疯狂、毁灭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一位女性寻找自我的话语建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摈弃男性话语的控制，以“零点”的态度深入麦克白夫人的生存本质，挖掘其内心真正的欲望投射。
2. “规训”的欲望解读
伴随着读信的情节，麦克白夫人第一次同观众见面，根据她读信的反应，许多女性主义批评者就此认为麦克白夫人所有行动的起因在于她帮助丈夫的决心。“麦克白夫人被激发起来的残忍并非自然的天性，而是她准备好为自己的行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这样，她才能为丈夫献上他渴望已久的礼物”[4] ；“她只是一个甘愿为爱情和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愚蠢的传统女性”[5] 这类评论的确有一定道理，在麦克白夫人接到信的第一时间，她一连用了十三个“你”来揣测麦克白的心意，而仅有的两个“我”也依旧围绕着丈夫，担心他“天性忧虑”，并坚定地宣称“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拿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麦克白》，第一幕，第五场)可见，丈夫的一言一语在麦克白夫人看来有多么重要，作为在男性话语设置的镜像中认识自己的女性，麦克白夫人习惯性地认同丈夫身上燃烧的欲望，为了帮助丈夫完成理想，她甚至甘愿奉献自己女性的柔弱与怜悯。
但是，在心理层面，镜像阶段被客体化的主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自我的需求与欲望。作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争取主体话语权是人自有的欲望本体，只是女性欲望在男权压抑中往往被挤压为无尽的潜意识而得不到正常释放。“欲望由作为欲望指向的幻想所构成”[6] 。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以从麦克白夫人的独白中隐约看到逐渐倾斜的欲望天平，麦克白的犹豫、恐惧、渴望似乎渐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她更在乎的是确保这场“谋杀”的实施，因为其中潜藏着自我被激发的欲求。她一见到丈夫就激动不已地表白：“你的信使我飞跃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麦克白》，第一幕，第五场)，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计划：“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麦克白》，第一幕，第五场)。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丈夫的需求不再是麦克白夫人关心的唯一中心，在“你”的理想中还包含着“我”的欲望与追求，那个“未来”的可能性有着麦克白夫人隐约的期许，女性身份佯装下的那个真正“自我”已在她的体内苏醒。如果说到这里为止，权力与欲望的中心还集中于麦克白的话，在之后的博弈中，自我的欲望逐渐在麦克白夫人的心中成为最激烈的动机。那两句“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和“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无疑是对麦克白由自己的欲求激起了妻子的欲望而又不能付诸行动的不负责任行为的责备。由此可见，麦克白夫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兴奋，对丈夫欲望的深切认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她自己的欲望，转而将麦克白当成了自己幻想的客体。这场谋杀也实际上成了麦克白夫人借以帮助丈夫来实现自我追求的契机。
因此，为了建立起女性自我的独立话语，麦克白夫人不断利用“规训”的方式以求保证这场承载着她潜意识欲望的“谋杀”顺利进行。所谓“规训”，按照福柯在《规训与权力》中的观点，“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7] 。但具体到《麦克白》这部剧作中，麦克白夫人的“规训”可以包含两方面，一是自我意识的表白；二是以语言的方式影响麦克白，以嫁接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反向投射到丈夫身上，企图通过他来满足自我的追求。
对自我的“规训”在麦克白夫人关于“婴儿”和“乳汁”的表白中达到高潮。“母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女性天经地义的本性，麦克白夫人自我意志的叙述成为批评者大展拳脚的地盘，人们因此给她贴上“女巫”、“魔鬼”的标签，认为她是缺乏爱心与人性的疯狂者：“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恋爱那允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麦克白》，第一幕，第七场)。即使是试图为麦克白夫人正名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也同样在肯定“母爱”自然性的前提下，仅仅指出麦克白夫人的这段话只是力求强化自己与丈夫行动意志的夸张言论，只是一个比喻，而并未真正实施行动，以此证明麦克白夫人并非真正丧失人性。但事实上，这依旧是一个男性话语的陷阱，做“母亲”与否，或者说“母爱”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由意志，波伏娃等早期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强烈排斥生育，正是因为所谓的“母性”被赋予了太多男权的想象(虽然这一排斥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传统伦理告诉女性，“母爱”是天生的，是不可舍弃、不由分说的，必须为之付出一切的爱，而那些缺乏“母爱”的女性则被简单地视为丧失人性的魔鬼。
然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男性所构筑的“女性神话”，是男人构建的话语镜像。露丝·依利格瑞就指出“母亲妇女始终是离开了’自身’地点的地点，是一个被剥夺了自身地点的地点”，“男人抢走了她的地盘，为的是给自己最初也是最终的居住地编造出一种怀旧之情……为他出世前的住处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替代物”[8] 。可见，男性对于母体有着某种天然的怀念，同时也有恐惧，因而他们不断地制造各种“囚笼”压抑着女性，以求满足自己。如果像那些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孩子是来自父亲的种子”，那么父爱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而为何当一个母亲因“叛逆”的可怕言论遭受谴责的同时，男性(如阿伽门农为了战争的胜利献祭自己的女儿)对孩子特别是对女儿残忍的处置却可因“大义”而被原谅？在这里，所谓“大义”难道不正是男性对自我权力地位的保全？“爱”，无论是哪一种，本就是自由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制止女性自由选择成为一位母亲的热情，不能不承认作为母亲能给女性自身带来快感，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母亲的欲望被前代女性主义者视为怪异的甚至是反动的，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在这一代女性主义者的标准”[9] 。但同时，社会也必须尊重一位女性对自我的追求，对自我欲望的放大。她可以爱，也可以不爱，“母爱”不是标准，而是一种自然的人伦欲望。因而，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的女性就必须“打乱这种‘内在’秩序，……，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10] 。这一语言就是女性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身体”是女性可以自主控制并不被反利用的利器，任何可以直接表达的语言形式在长久以来的父权文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污染”了，是无法真正逃脱男性菲勒斯中心的。
“身体话语……是一种身体的政治，一个通过对于控制和奴役着身体的种种势力的意识而对身体的社会性的重新发现”[11] 。麦克白夫人的言语也许有所偏激，但她正是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强调行动力与意志的坚决，用最具“母性”的身体向压抑自身的父权秩序爆发出最激烈、最严酷的抗议，这是一种牺牲式的抗议，以男性最珍视的“母爱”(那个他们早先的摇篮)的自我毁灭式的抗议。“孩子”在很多时候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实施叛逆与突破的诱因与凭借，我们熟悉太多关于女性在无法忍受孩子被丈夫虐待、暴力管束的情况下“失心疯”般地实施谋杀的故事。而于麦克白夫人而言，对一个想象中具有可能性的孩子的残酷扼杀是其作为女性更进一步的突破，不是为了孩子杀害男性，而是为了自己“杀害”孩子。当“婴儿”被扼杀，当“乳汁”变成毒液，麦克白夫人的行动渴望不再为了其他任何人，不再依靠其他人，而只为自己，是的，以最自我的声音——身体的声音，表达作为一位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个体欲求。
3. 无法超越的话语蒙蔽
麦克白夫人对麦克白的“规训”似乎是不断推动这场阴谋行进的力量。正因如此，传统批评者常常将麦克白夫人视为这场谋杀的罪魁祸首，指责她的怂恿让麦克白遏制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而传统女性主义批评者又以此作为麦克白夫人自我意志觉醒，清醒地反抗父权秩序，并逐渐在两性关系中获得主导地位的标志。但这事实上又形成一种悖论，如果这一对男性他者的“规训”是成功的，难道不正从反面证实了曾经加诸在麦克白夫人身上“始作俑者”罪名的成立？不正又一次使麦克白无罪释放？然而，她的“规训”真的有效吗？以及，此时的她真的是具有独立意志的女权主义者吗？当我们深入分析麦克白夫人“规训”背后的心理与社会原因时，得出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深入文本所属的历史真相，女性在那个时代的权力关系中显然被置于边缘化的“家庭”中，她们无法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干预男性的事业。首先，麦克白夫人本身就并非独立的个体，她是被阉割了菲勒斯的女性。所谓“菲勒斯”(phallus)，这一原指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实为权力与话语的标志。麦克白夫人无名无姓，仅仅被赐予了一个来自丈夫的称谓，“某某夫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唯一的身份——一个依附于男性的身份。在这一看似理所应当的社会家庭架构中，一位被阉割了的女性如何可能拥有真正独立的话语权？男性，无疑是社会政治的中心、两性关系的领导者，他们抑制、轻视、抹杀女性的独特性，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而麦克白夫人的出场也同样依赖于丈夫的“信”，在这之前观众无从了解关于她的任何信息，包括她的性格、喜好、生活处境、家庭地位……，我们对她的了解从麦克白开始，又止于麦克白。其次，麦克德夫夫人是麦克白夫人身份真相的另一个补充，她的悲剧尖锐地撕开了男性伪高尚、伪道德的面纱，暴露了那个时代充斥着男性霸权与男性对女性的牺牲实质。女性是献祭品，又是交换品，却永远不是值得真正悲悼的与男性自我平等的个体。麦克德夫打着救国的名号，毫无理由地抛妻弃子、不告而别，而当他得知妻儿已死的消息时，他只是关心“可爱的孩子们”，却选择性地遗忘了妻子的存在价值。在他眼里，妻子或者女性不过是自己放置在家中的一件物品，其重要性微乎其微。而当麦克德夫夫人指责丈夫的行为，悲愤地宣布她的孩子不再有父亲时，她的孩子却依旧以父亲为荣，言语间也并不显示出太多对母亲的同情与尊敬。在这个幼小的少年心中，父权意识无疑已经深深地打下印记，在他看来失去丈夫的母亲则是软弱的。
可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类似“妻子的规训极大影响了丈夫的判断”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评论界一直将麦克白夫人读“信”后的独白视作其野心膨胀的佐证，然而当我们回归这封信件本身，再联系麦克白前后的种种表现，就会发现即使没有麦克白夫人，这场阴谋的推进也不会被改变。事实上，女巫的预言早已触动了麦克白膨胀的欲望，他对自己即将加冕成王的未来感到雀跃，因而写信给妻子传达自己对王位的企图，并暗示希望得到她帮助，一句“把它放在你的心头”(《麦克白》，第一幕，第五场)正是“诱使他的妻子劝说他谋杀邓肯”[12] ，命令她尽力辅助自己得到王位。而信中所表现出来的“信任”以及对自己野心毫不掩饰的全盘托出，实际上更是一种男权话语的影射——在那个时代，妻子对丈夫意志的服从是天经地义和毋庸置疑的。“不需要武器、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施加的”[13] 。这一来自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理论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女性备受压抑的生活真相，在男性的权力话语中她们不仅需要服从“自然”秩序中的纪律，而且更是无意识地认同这一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
然而此时又会引出另一个疑问，即如何解释在整个阴谋的实施过程中，麦克白的行动因犹豫与恐惧显得延宕，而麦克白夫人则勇敢、狂热的多？“在那个时代，英格兰的王位并非完全是世袭的，而是从中心贵族集团中选择合适的君王，而麦克白就是这权力集团的成员之一”[14] ，因而战功显赫的麦克白受到诱惑而萌生篡夺王位的野心并非是不可理喻的天方夜谭，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凶手的面纱揭开之前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然而他真正恐惧的并非杀人本身，也不是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的“缺乏自信、疑心重重”的性格缺陷，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怎会比一个久居深闺的妇人更害怕见到鲜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客又怎会对阴谋诡计感到生疏？他在战场上可以“像个煞星似地一路砍杀过去，直到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麦克白》，第一幕，第二场)；他可以在阴谋被揭穿之前毫不犹豫地杀了那两个替罪的护卫灭口；可以为了保全王位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谋杀……相比之下，麦克白夫人的谋略则显得稚嫩、天真地多。他真正恐惧的是加诸在身上种种理性美德光环的丧失，是不愿打破自己“圣洁”名誉的虚荣心让麦克白变得犹豫与怯懦，因而他需要利用妻子来保全自己的名誉与美德。相反，麦克白夫人的狂热与不计后果的行动却显得出人意料。但正如前文已经论证的，一方面，作为男性镜像所塑造的女性，麦克白夫人的热情最初萌发于丈夫意志的投射；另一方面，随着行动的推进，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得以脱离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社会名誉的精神负担，而在“谋杀”的过程中释放积压于潜意识中的自我欲望。
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麦克白夫人的这一爆裂的行动并非真正意义上有意识的女性突破。与部分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麦克白夫人面临着“他者对自我的身份设定与自我所向往的存在方式之间产生了一条巨大的裂缝”的处境，因而出现身份选择的困境不同，笔者认为，她的行动并没有明确的向往，也不是理性的选择，或者“推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女性定义”，成为“自我理想中的那种人”，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自醒。这一系列行为没有所谓的理想与计划，也不曾考虑过这些事件后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她的两性地位将会发生怎样的变革与升迁等等，她的希望与热情正是行为本身，因为这一行为让她感受到某种不同于以往死气沉沉生活的热度。正因如此，麦克白夫人才如此义无返顾又热情坚决地保证这一“谋杀”的彻底实施，而麦克白的举棋不定则成了她满足自我欲望(这种欲望不是政治欲望)的障碍，因而她必须用强硬的态度、犀利的语言来彻底打消麦克白的顾虑从而实现自己的追求。
于此同时，这种“规训”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具有明显的软弱性。菲勒斯是女性自我缺失的那部分话语与权力，因而其欲望表达往往反过来需要依赖阉割与压制它的男性他者(镜像)来实现，并从这一他者身上获得某种并不彻底的满足。麦克白夫人的欲望觉醒首先是以对丈夫欲望的无条件认同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先验性地间接接受了对自己构成抑斥作用的男性他者的欲望；同时，至始至终麦克白夫人都从未亲自实施这场犯罪，她的欲望释放方式(即“规训”)是畸形的，“倘不是我看他睡着的样子活像我的父亲，我早就自己动手了”(《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这唯一一次对男性“爱”的表达已经透露了她依旧无法动摇那个自己早已习惯并赖以生存的男性权力系统。行动上的延宕与不彻底并不一定如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的是善良本性的表现，而是她依旧受制于父权意识“凝视”的佐证。她的语言、行动之所以显得如此疯狂且缺乏理性，正是因为她面对自己燃烧的欲望又无法真正实施的痛苦，只能激烈地怂恿自己的丈夫，以在某种程度上排遣内心难以遏制的欲望。然而，麦克白夫人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将麦克白作为自己的欲望客体，投射自我欲望、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又再一次陷入男性客体的制约中。“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麦克白》，第三幕，第二场)，热情过后，生活依旧如同过去一样没有发生丝毫变化，自我的欲望不但没有得到真正满足，却担负起了罪恶加诸于心灵的忧虑与恐惧。
4. “疯癔”与“写作”的重构
后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男人害怕面对女人时失去对女人和自己的控制，所以他们抗拒女人的形象。或者将女人视作物”，“将她毁灭，或者将她塑造为邪恶的化身和毁灭的根源加以防范”[15] 。麦克白夫人在这场阴谋的行动中投射自我欲望、反客为主的表现无疑引起了丈夫的警惕，她不再只是单纯地帮助丈夫实现目标，或代替丈夫实施行动，而是将这一过程化为她自身欲望的载体。也正是这自我欲望的觉醒，才导致她与丈夫的关系不再似从前那样“和谐”。第三幕时，麦克白决定刺杀班柯，却不愿向妻子透露半点计划：“你暂时不必知道，最亲爱的宝贝，等事成以后，你再鼓舞称快吧”(《麦克白》，第三幕，第二场)麦克白对待妻子的态度从最初事事与夫人商量到获得王位后的不置一词，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虽仍向妻子吐露内心的恐惧与忧虑，但却不再无障碍地信任这位似乎已脱离控制的女性。称呼从“亲爱的”变为生硬的“你的病人”，直到麦克白夫人病危，也不过是冷冷一句“她反正是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可见，麦克白夫人不再是丈夫的同盟者，也无法再加入到麦克白的计划中，她逐渐从这场谋杀案的舞台中央退出，被再次边缘化。
麦克白夫人在第三幕结束后长时间空缺，当观众再一次见到她时，已经彻底孤身一人地陷入疯癔之中。关于文本中“疯女人”的形象，一直以来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她们以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小说《简·爱》中罗彻斯特的妻子为例，探讨女性如何在失语的状态下，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抑斥，以致精神错乱。但笔者认为，麦克白夫人并非传统女性主义者视角中被外在社会意识形态长期奴役、压迫而逼疯的女性，也不完全是由于自我分裂而导致对主体意识控制的丧失。相反，在她的“疯癔”乃至之后的“书写”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新的希望，较之前期的“规训”更为自我的力量。
露丝·依利格瑞曾在《非一之性别》中谈到：“唯一可以界定的形式的价值(根据处主宰地位的男性幻想力)排除了涉及女性的自生性欲形式。唯一男性的形式、单独的性别、他的名分和实际意义取代了作为女人同自己联系的起码二者(阴唇)的接触”[16] 。这里主要指涉“女性”语言与女性生殖器这种生理本质回归的联系，但将其扩大，我们同样可以以此来理解“疯”之于麦克白夫人的意义。“男性霸权”一直以来成为女性与自我的间隔物，将“社会化”妇女与女性“自我”二元对立。麦克白夫人前期“规训”行为的局限正是由于这二元化男性自然力的制约，处于男性菲勒斯权力中心的言语活动无论多么激烈都依旧无法逃离男性权威的镜像捆绑，使她有意无意地陷入男性所设立的话语体系而永远无法真正与自我接触。然而，疯癫却使一个习惯于父权秩序的女性“拒绝在父权制度下男性话语的权威性，取而代之要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话语”[17] ，摆脱了镜像的控制与自我的凝视，让她长期被压抑的潜意识得以松绑。处于疯狂状态的麦克白夫人虽然并未彻底摒弃丈夫的影子，但她的那些自言自语不再是对麦克白寄予厚望的“规训”，而是讽刺、否定甚至是深深的厌烦与鄙视：“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给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麦克白》，第五幕，第一场)可见，此时的麦克白夫人已经彻底不再寄希望于自己的丈夫，在她眼中，麦克白不过是胆怯、犹豫的懦夫，而她的欲望与追求只能依靠自己。
因而，当看到麦克白夫人“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麦克白》，第五幕，第一场)这一简短模糊却又意味深长的描写时，我们不禁既疑惑又兴奋。她写了什么？又为什么写？梦魇中的书写是一个征兆，埃莱娜·西苏曾不断号召女性用“白色墨水”(white ink)描写自己，而这关于身体的语言由最初自我规训中不断出现的“婴儿”与“乳汁”的象征变成真正的行为本身。“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接触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解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18] 。“信”是贯穿麦克白夫人出场始终的绝妙意象，这份最初由男性书写的话语体系不再是她无条件接受的命令，她重新找到它，并附上自己的批语。麦克白夫人开始写作，书写自我，并批改男性话语，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女性话语的建立。
于此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到的是无论观众、剧中的其他人物，甚至作者都无从得知她所书写的内容，这是否即意味着男性(莎士比亚)对女性的无法预知与把握？这一书写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后女性主义所期待的对男性话语与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她是深不可测的纵火者之火”[19] ，正如依利格瑞所呈现的深奥而曲折的话语，麦克白夫人书写内容的不可获得即是对男性语言与理性精神的挑战，她用一种不是“说出来”的非霸权语言解读自我。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麦克白夫人已经从一个作为男性权力控制下的“他者”位置上逃离，走向一个全然属于自我的空间，一个不受男性菲勒斯意志控制与影响的话语空间。她的疯癔是无人打扰、不被理解的，却又是主动排斥他人的，麦克白夫人就此成为了一个让其他男性以及男性权威秩序中的“妇女”们均束手无策又无法解读的独立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