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孔子、孟子的幼年情况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没有人能够否认，孔孟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儒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想乃至各种文化层面，同时也一般地对中国人的整体民族心理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孔、孟是构建社会理想的先驱。孔子提倡“仁”的学说，重视和谐的人伦关系，主张为政以德，向往平稳有序的社会。孟子提倡仁政，主张重民爱民，他认为人性本善，应该培养个体的良知良能。总起来看，他们都主张和平，反动战争，希望建立一种和谐友善的社会秩序。他们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与世沉浮，具有独特的人格风貌。他们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对于孔孟思想的研究，古往今来的论著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论述所及也博杂赅备，林总满目；固然所持之观点亦参差繁富，异见纷呈，或相尊崇推衍，或相辩难抵啎。本文不打算对孔孟思想之趋诣是非进行评说，而只就某些事实进行探考，希望对于孔孟学说的内在境况，及其生发缘由能够有所助益。
在孔孟的个体经历中，有一个不巧的事实是，孔子和孟子都成长于单亲家庭。他们可能都在幼年时丧父，和母亲生活长大。
孔子幼年丧父是没有疑问的。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的一名武士，先娶了一位夫人施氏，生九女，不生男。其后娶妾，生男孟皮，但孟皮腿脚有毛病；再娶颜征在，才生孔子。叔梁纥娶颜征在时已经六十岁以上，颜征在年二十左右1。《史记·孔子世家》说：“丘生而叔梁纥死。”看起来仿佛是孔子一出生父亲就去世了。而《孔子家语》则说孔子生三岁而叔梁纥死。据说叔梁纥的第一位夫人施氏心术不正，虐待孟皮母子及孔子母子，孟皮之母已经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死去。父死之后颜征在携孟皮及孔子移居曲阜的阙里。孔子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的。
孟子幼年的情况记载很少。东汉赵岐《孟子注》的《孟子题辞》中说：“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所谓“夙丧其父”时间应该很早，但具体是何时不得而知。不过这一看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原因是《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孟子“前丧后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因为年代久远、文献缺乏而很难了解详细的情况2。但是母亲在孟子幼年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是确凿无疑的。广为流传的孟母教子故事就是对这一情况的反映。西汉刘向《列女传·母仪》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孟母从墓地附近迁到市场附近，又从市场附近迁到学宫附近(即孟母三迁)之事。孟母教子不只这一个事例。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还记载了孟母断机教子、买肉啖子等故事。这些事例都广为流传，成为后代母教的典范。如果说孟子没有幼年丧父，那么在传说中多少应该留下一些孟父的影子。孟母教子的竭虑殚精、耗费心血应该与一位父亲的缺席有关，否则就缺乏依凭，至少是令人可疑。东汉赵岐“孟子夙丧其父”的说法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明代陈镐则在《阙里志》中明言“孟子三岁丧父”，这在年龄上就和孔子完全一致。但是这种说法没有注明其来何自，只能备一说。不过总起来看，不论当时的具体情形怎样，父亲的缺席应该是孟子幼年生活的真实状况。关于孟子幼年的情况，除此而外我们不能知道得更多。
2. 父亲缺失与孔孟的父性诉求
在社会中，对于个体从出生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来讲，完整的家庭应视为正常环境。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共同关爱是个体成长的常态和应有的需要。关于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一直以来研究很少。过去曾经认为抚养孩子主要是母亲的事，父亲主要是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人[1] [2] 。但是上个世纪中期以后，在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中，父亲角色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重视，对父亲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及意义的探讨越来越专门深入 [2] - [4] 。关于父爱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个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在内的专门领域。德国费纳克斯(W. E. Fthenakis)、英国兰博(M. E. Lamb)等进行了不少探索性的考察 [3] [5] 。关于父亲研究的专著也逐步出现，如美国精神病学家凯尔·普拉特(K. Pratt)的《需要父亲》 [2] ，美国家庭研究专家罗斯·派克(R. Parke)的《父亲的角色》 [6] 等。
据研究认为，父爱是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得以形成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儿童发展研究先驱格塞尔(A. L. Gesell，1880-1961)指出：“失去父爱是人类感情发展的一种缺陷和不平衡”[7] 。有研究表明，父爱不仅直接关涉子女的性别意识和性心理 [8] - [10] ，还对子女一般的行为、心理、性格、情感和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11] - [15] 。英国心理学家格尔迪也认为：“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7] 由于父爱在个体成长中的重要意义，“父爱缺乏综合征”的概念也得以提出 [16] - [18] 。
由于年代久远，记载有限，孔孟个人的性格、心理等已很难进行确切考察。《论语》中对孔子的日常行事记载并不太多，但大略还能看到一些孔子生活的镜头和轮廓，诸如教学、饮食、服饰、起居等。而《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对其政治主张及个人学说的辩论和叙述，几乎没有生活细节的记载。不过，一种学说总难免要受到个人精神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当这种学说集中在探讨社会问题时。思想者个体在社会中的经历是他产生对社会看法的基础，也是他提出对社会希望的根源。难以想象一个社会经历单薄的人能够对社会问题投入很大的关注。因此一般地看来，社会思想者思路的起点、立论的方式、推导的结果都难免会与他的个人经历存在密切联系。当然，倘若从事一种和社会差不多无关的纯粹自然科学研究，例如数学、化学、生物的具体领域等，则不太可能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考察比较有利的是，孔孟学说的主要部分都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这为从他们的思想学说中探寻一些个体心理的痕迹和线索提供了可能。下面试逐一进行分析。
孔子的社会学说主要是提倡仁、礼。“仁”和“礼”是孔子思想最基本的两个范畴。孔子对“仁”有多种表述，例如“仁”即“爱人”(《颜渊》3)；“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等。“礼”是重要的外在形式。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同时，“仁”和“礼”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孔子提出君子所应具有的品质还有孝、悌、信、恭、敬、忠、宽、敏、惠等重要概念。
一般说来，孟子的思想主要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孟子对孔子极为推崇，他借孔子学生的话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自己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以上均见《公孙丑上》)“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孟子也提倡仁、礼、孝等，在论述中以多引孔子言语为常。同时，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他对“仁”在政治上的应用表述很多，强调“仁政”，“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孟子的思想中还有礼、孝、悌、义、智、信、善、性、天等重要概念。一般认为，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对儒学本身以及中国文化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孔子和孟子的具体论述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说他们思想学说的根基是相同的，只是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有所推衍和完善而已。后世的道统观念也认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有限的基本层面上对孔孟学说作一个等量齐观是可行的。
除此之外，孔孟的人生境况及经历也非常近似。按一般的说法，他们都出身于贵族之后(孔子祖先为宋国贵族；孟子祖先为鲁国贵族)。他们的家乡相隔差不多不到25公里(曲阜至邹城)，他们都在三十岁左右收徒办学。从个人意愿上看，他们都具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年以后为实现政治理想游历各国，希望能够从政实现其看法主张，但都没有真正得到赏识和重用。而晚年则都回到家乡整理文献，著述讲学。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孔孟个体成长经历中都存在着父爱的缺失，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缺失导致了他们社会学说、理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由父爱缺失而产生的父性诉求。这可以从多个方面观察分析到。
婴儿心理发展研究发现，婴儿生来有一种寻找与自己父亲连接起来的驱动力，进入幼儿期以后，父亲在儿童个性形成和行为塑造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我们的想象有所不同的是，有些临床护士看到，大多数病儿在剧痛或濒死时常常呼唤父亲，期望父亲来到自己身边 [2]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87)研究指出，对于男孩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父亲影响的需求也不断增强 [19] 。
从心理分析上讲，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有可能形成压抑的潜意识，储存于记忆和心理底层。同时，需求的对象在形式上可能转移附着到其他事物之上，以使潜在的心理需求得到释放。这是幼年父亲缺席导致父性诉求的基本原因。
在孔孟的思想和叙说中，反复出现了一个前代的理想盛世，那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时代。从尧、舜到周公都是历史上圣明有力的君主，据说他们的时代社会统一规范，民众安定愉悦。与此相反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群雄竞起，周王室势力衰微，名存实亡。父爱缺席的心理在周王室的失势退缩上找到了对应和寄托，王室势力的衰微正象征着一种代表父性权威的缺席。这种局面使孔孟感到失望颓丧，并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他们从维护王室统治的角度对当时的状况提出了很多批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鲁国国君行禘祭之礼，孔子谓：“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八佾》)孟子的批评更多，他认为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孔孟的希望是有一个权威仁义的圣王出现，以便能够实施对应于父亲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保护感。当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对父爱的渴望转移到一个想像中的前代尧、舜到周公的时代上。在孔孟的描述中，那个时代君主强大有力，能够施行仁义，臣民能够得到爱护。这种描述与和谐理想的父子关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理想父子关系在社会样态中的投影。父爱的期待与呼唤通过对尧、舜、文、武、周公等的歌颂得到宣泄。理想社会愿景的描绘唤起了一种心理需求上的父性回归和拯救。
孔孟对父性的渴望和诉求有时是很强烈的。在孔子的个人心理上有一个重要的意象，那就是一个特殊的梦。孔子晚年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说明孔子在早先的时候是经常梦见周公的。这种说法一直影响到现代汉语，现在睡觉还以“梦见周公”为词。在精神分析中，梦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底层心理反映，是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处的愿望的满足。极具意味的是，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孔子称道的先圣，但梦中则只出现周公的形象。当然，从粗浅的表层层面来说，可以认为周公相传曾经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等，所以为孔子所特别倾慕。但是周公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他辅佐了年幼的成王。倘若缺乏这一个事件，周公很难成其为后世周公的形象。成王幼年丧父，作为叔父的周公“摄行政当国”，辅佐成王至于成年。周公之于成王，不只是叔父的关系，更是一种提供保护、带来安全感的实质性“父亲”。对周成王而言，失去父亲以后周公的出现弥补了原本缺失的父爱，追加了缺席的父亲形象。孔子梦中去见周公的意味在于幼年丧父的经历能够从周公与成王的关系中得到一种情感的共鸣，在梦里周公带来了一个遥远而真切、可亲又威严的父亲形象，幼年丧父的心理空位得到填补。晚年孔子哀叹不复梦见周公，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力减弱的担心，更是对自我心理中父性诉求渐趋消失的忧虑。
至于孟子，由于其个人生活我们了解极少，具体情况已殊难详知。
由于缺乏父爱的“移情”效应，在孔孟的观念中，一些理想的社会关系都多少掺杂了父子关系的影子，例如君臣关系、师生关系等。这里先看看师生关系，其他留待下节再作讨论。
“弗洛伊德将父亲描述为儿童眼中的保护者、教育者和自己未来理想化的形象，儿童的认同作用会使儿童将父亲作为榜样进行模仿，使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像父亲”[4] 。孔孟由于幼年缺乏父爱，对父性的诉求也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对父亲角色的扮演和模拟。孔子和孟子都开办学校，传道授业。据说孔子的学生达到三千，贤人七十二。孟子的学生也不下数百。孔子与其学生的年龄差别较大，从《史记》上有记载的来看，平均年龄差距在35岁以上，是多数学生的父辈。孟子的学生由于缺乏记载难以考索。
“父”既然是子女应该服从的尊长，在孔孟的观念和行为中“师”与“父”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了近似的关系。孔子去世后，弟子皆服心丧三年方去；而子贡甚至庐于冢上，凡六年才离开。这应该算是非亲属关系以外服丧的较少情形4。陈相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学生，但后来追随农家许行学习，孟子批评陈相说：“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滕文公上》)这些都能隐约看出“师”与“父”具有潜在的牵连，在个人行为上“师”与“父”都是不可违背的。
作为学生称谓的“弟子”更明确地反映了“师”与亲属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弟子本来泛指年幼的人。弟者兄弟之弟，子者父子之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孝”、“悌”是个体对有血缘关系亲属的基本服从义务。学生视老师则应如父兄，所以有“弟子”之称。《仪礼·士相见》：“与老者言，言使弟子”贾公彦疏引雷次宗云：“学生事师，虽无服，有父兄之恩，故称弟子也。”“弟子”的称谓是从孔孟开创的儒家学派才产生的。《论语》中即有“哀公问曰：‘弟子孰为好学？’”(《雍也》)《孟子》中亦有“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离娄上》)
孔孟对于学生这种亦父亦师的关系是有实例的。例如孔子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死后，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先进》)这是从丧礼的角度说不能让颜回的棺椁规格超过儿子孔鲤。但颜回死后，孔子为之痛哭，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孔子和颜回在感情上的关系实类于父子。《礼记·檀弓上》记子贡言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在孔孟那里，“师”是朋友、榜样、保护者、道德规范者、教育者这样复杂的混合体。这样，“师”的角色与“父”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混同。后世神龛上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是孔孟观念在民间深入影响的反映。不唯如此，这种观念在民间甚至进一步增稠直至固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更从根本上把“师”与“父”牢固地捆绑了在一起。
可以比较的是，将“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拉平，这种强调在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中差不多并不常见。道、墨、法等学派中都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强调。
孔子和孟子对“师”角色的扮演是持久而热衷的。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孟子则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这可以说都是夫子之自道。
3. 父权维护与父亲缺失的缺陷
父亲的角色不仅是一种仁慈、爱护的形象，它也和约束、秩序、规范、权威联系在一起。在童年生活中，父亲是孩子的玩伴、榜样，也对孩子进行指导，发号施令。父亲为儿童提供安全、保护，同时带来了力量、自信、要求、约束甚至强制 [20] [21] 。对于儿童来讲，父亲严厉的批评、教训甚至禁止、命令、强迫等都不同于母亲温和的方式。父亲常常是威严和服从的象征。这使得对父性的诉求有可能导致对秩序、权威的期待和呼唤。在历史上，父性的这种特点也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人类社会只有在母系氏族时期由母亲行使话语权和支配权，此后的历史见证了父权的产生、扩张，乃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22] 父爱与秩序、权威的内在特性关系在孔孟学说中能够看到比较清楚的表现。
有的研究将父亲提供给孩子的资源分为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上，对孩子情感、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维护和促进作用。这些都可能对孩子与同伴的关系、将来孩子的家庭关系甚至孩子适应行政组织、尤其是社会层级结构及内在规范、价值观念等产生重要影响 [2] [3] 。孔孟在童年时期缺少父亲提供的这些社会资本，他们从而渴望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规范及秩序，以便能增加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礼”的提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礼”首先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要求和规范。孔子自己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又《颜渊》重出)颜渊称赞孔子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可见“礼”是对个体的一种规约，使个体的行为限定于一定范围之内，可以减少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背离和冲突，以达到个体对社会的协调。礼对个人的根本行为是重要的，孔子对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尤其重要的是，这一表述是孔子对他自己的儿子孔鲤说的)。
“礼”在社会中则反映了一种对秩序的要求。管理民众的基本办法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礼记》中说：“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可见“礼”是发挥在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要原则。举凡政治上的内外事务、上下往来，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友朋交接，都有各种具体的规范存在。在这方面《仪礼》、《礼记》等都有大量具体的记载描述，这里不赘述。
“礼”作为一种规约是通过个体自身逐步向外扩散跃转的。孔孟学说中的一些观念可以看作是“礼”的具体实行，例如有关个体与外界人际关系的要求。试略作分述。
家庭关系是个体必然身处其中的原生关系。在家庭中的基本要求是“孝”。“孝”指对父母的服从敬养。“孝”从实质上说当然应该是指向父母双亲的，不过有时在形式上难免单独指向带有权威父性的父亲一方。例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后句《里仁》重出)当然，这与古代女性一般只能从事家庭事务而男性能够进入社会组织有关。但除此以外“父”有时仍然难免单独称说：“弒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孟子则说：“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孟子引孔子的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章》)《孔子家语》中则直接说：“天无二日，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本命解》)可见“孝”主要是以父亲为重心的。家庭关系中还有一个“悌”。所谓“长兄如父”，从中可疑看出“悌”实际上是“孝”的附带。“忠”则是“孝”的延伸，指向的对象为君。从家内对父的“孝”可以推广到对君的“忠”。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孟子则说：“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这都是“孝”“忠”之间牵连关系的明确说明。
从“孝”衍生出来还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神性意志，即是“天”。对“天”的态度是“敬”。孔子对“天”的言说流传下来的很少，“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政》)所谓“不可得而闻也”只是表明不能听说，并不意味着孔子学说中是没有的。实际上从孔子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不少“敬天”的端倪。例如孔子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又说“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他还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孟子具有相同的敬天态度。孟子引《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梁惠王下》)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梁惠王下》)孟子自己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在这些叙述中都明确显示“天”是必须服从、最后主宰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说，孝父、忠君、敬天实际上是一个以自身为原发点的扩散跃转。
从对象上看，父、君、天实际上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形象，是由切身的根本关系(父子)生发开来的逐次放大投射，具有个体应该服从权威的空间距离关系。这种服从体现出从父性诉求中产生的对秩序、权威的呼唤和臣服，以填充父亲缺席带来的心理空位。获取安全、保护感的心理在这种敬畏和臣服中得以达成和实现。
探寻天、君、父三位一体的潜在观念也可以从一个次要的语言范域入手。这种内在同构在语言文字中投射下了很多映像，例如儒家经典文献的表述，《诗·大雅·荡》：“天降滔德，女兴是力。”毛传：“天，君也。”《尔雅·释诂》：“天，君也。”《诗·鄘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传：“天谓父也。”《易·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君”与“父”的隐含关系则在“天子”(《礼记·曲礼下》)、“人牧”(《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孟子》多见)、“子民”(《礼记·表记》)的语词中得到联结。这种语言文字的表现俯拾皆是，不烦尽说。
当然，从实际的角度看孔孟的主张主要是一种现世学说，因此父、君、天的逐次跃转常常阻断在“君”的半途上，“天”往往有意无意地略而不提。子贡已经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孔子往往将天略过。上文所引“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孟子“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及孔子弟子仆商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学而》)，后面的“天”都发生了中断。换言之，在父、君、天这个扩散跃转的链条上往往停滞于“君”的终点，“天”常常没有跃转上去。
孝、忠等要求的根本作用是为避免犯上作乱。孔子弟子有若说得很清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忠的要求是在“礼”的总体思想下使个体达到对社会的协调和服从。
广泛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看到，父爱对孩子身心健康、认知、社会交往能力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23] - [27] 。父亲往往与孩子进行运动性、技术性、智能性较强的活动 [2] ；通过身体运动与孩子玩耍，做一些打闹性和非固定性以及剧烈的、冒险性的游戏等。父亲与儿童的这种游戏可以激发儿童对外部客观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好奇心，游戏中获得的经验有助于他们自信心的培养 [28] 。因此当出现陌生环境时接受正常父爱的儿童能够采取积极的面对态度，从而促进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及社会技能的发展。
父亲是儿童接触、了解社会的渠道。这在古代中国社会尤其如此。父亲从事的社会活动(工作、社交等)为儿童提供了最初的模糊社会形态印象。父亲对家庭地位的维持，到单位工作的生活样式，甚至会见朋友时孩子的在场等，以及父亲在社会中的成功与失败，与他人的合作与竞争，都给儿童带来了早期的社会认识，促进个体社会认知能力的形成。据记载孔子幼年常为“俎豆”之戏，这可能是褒扬圣人的追托之词，但也更可能是孔子“父亲缺席”童年生活样态的真实反映。
孔孟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以及社会的认知能力是值得分析的。孔子和孟子覃思冥求、苦心孤诣提出了一套独有的社会学说和政治主张，但是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在当时都没有真正得到接纳推行。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据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晚年返回鲁国，“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删诗订乐。孟子也游说诸侯二十余年，“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们的这种经历何其相像！
客观地说，孔孟没有得到当时社会的接纳与他们自身的原因有很大关系。他们均不满意于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并就此提出了大量批评。礼崩乐坏、世道浇离是他们对当前社会状况的基本看法。对于周王室统治的分崩离析，诸侯的相互竞争，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鲁国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以《雍》彻(祭毕撤俎时歌《雍》)，孔子批评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有时这种批评更为激烈。鲁国季氏行“八佾”之舞，孔子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孟子游说诸侯，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更多的批评，他说：“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当时的总体情况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这种批评不能说与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认知能力完全无关。春秋战国时代确实战争较多，政治不稳定，但这也是一个群雄竞起、充满活力的时期。在思想上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在政治上风云激荡、除故蕴新。不少诸侯国都期待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或延揽人才，或锐意改革，经历了一个后来证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充满竞争和活力的时期5。
多项研究认为父亲更多地参与照顾儿童能够促使儿童具有更强的社会认知能力；父亲从一开始就参与抚养的儿童在同伴群体中更具开放性，更容易融入同伴群体。父爱可使子女建立自信和开放的性格，有助于子女适应外界不同环境的变化。这些底层心理的缺乏使孔孟在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时感到陌生。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他们意识里想像存在的前代理想社会大相径庭。父性诉求中对稳定、规范、权威的呼唤使他们难于接受当时的现实，他们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面对陌生环境的勇气及适应能力的缺乏使孔孟不能从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进取途径，不能融入现时的社会中。他们的观念是社会应该采纳他们的主张，而不是主动进入社会、适应社会。孔子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孔子世家》)孟子也认为他的主张最为有效，并且极为自信，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这些都隐含了孔孟个体面对当时社会的隔膜心理。他们对于当下社会状况的基本态度不是接纳而是抵触排斥的，在深层观念里不是开放而是封闭自守的。这些表现都联系着他们底层心理外显的结果。从实际反响来看，他们的主张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反映了他们与社会的间隙和隔阂，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在儿童发展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认为儿童存在“依恋”和“探索”两种倾向。在遇到威胁、惊吓、危险、压力等状况下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依恋行为；而在稳定、安全的情况下个体会进行探索，更多地与陌生人进行交往 [29] 。Paquette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分为两种：母亲和儿童存在的更多是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而父亲和儿童存在的则主要是激活关系(activation relationship)。父亲的打闹游戏(rough and tumble play)对儿童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30] 。孩子在与父亲的打闹游戏中得到鼓励，获得更多成就感。在打闹游戏中，儿童面对更复杂的情景，需要更剧烈的身体运动，表现出更兴奋的活动情绪，认知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都得到更多的锻炼。父亲与儿童的“激活关系”是儿童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31] [32] 。打闹游戏对于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运动技能、熟悉自己的角色、建立和维持自己的地位等具有重要作用。父爱的缺乏显然与此相反。在孔孟的学说以及实际提倡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隐在的情形。对于当时的时代，孔孟看到的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王者不作”、“诸侯放恣”。在孔孟提倡的社会关系中激活的因素很少，而依恋的成分突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师生、友朋等关系的社会活动规范，都主要以“依恋”色彩为依托。孔孟的观念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看到的传统情况是个人对于社会更多的是一种依恋关系，而不是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协作的保持张力的激活关系，这不能说完全是偶然的。
4. 丧父经历作为生发孔孟学说的根本因素
前文以孔孟幼年个体的父亲缺席经历为起点对孔孟学说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探讨。看起来孔孟学说与父爱缺失带来的父性诉求是不无关系的。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幼年经历对个体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入的。在某些精神分析中，这种影响更具根本性和决定性。从孔孟自己来看，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父母在，不远游”(《里仁》)；孟子说君子三乐中的第一乐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尽心上》)可见孔孟对于作为家庭成员(父母兄长)的完整存在并非认为无足轻重，而是把它看重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个体得以身体力行的必要环境，并且也是生命中的一大快乐。这种看重投射到他们自身的经历上，是不能排除他们心理上是存在缺憾的。可以宽泛地说，我们以为重要的幼年丧父经历是影响孔孟学说中大部分内容的根本因素。
父爱缺失与孔孟学说的内在关系还可以从一个旁证来进行观察，即孔孟学说并非继承而是首创于孔子的。
从记载来看，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还算有名的武士，曾立过两次战功，任过陬邑大夫。孔子显然没有继承父亲的武业，他所提倡的学说也很难说与他父亲的主张有某种关系。当然，后世提出了儒家一脉相承的所谓“道统”，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至孔子。孟子首先隐约表述了这个传承关系，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尽心下》)第一个正式提出这个道统的是唐代的韩愈6。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显然这个道统是后世儒者追加勾画出来的，儒家学说的真正创始人应该是孔子。在孔子以前，虽然相传周公等曾制礼作乐，但是作为一种学说还并没有被专门提出来。孟子主要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孔孟之于儒家的创立，不能再作更远的追溯。
作为孔孟个人来说，是怎样思考建立出这一套学说的？这可以从他们个人的经历及其心理以至对社会的观点、认识来考察，大略已如前述。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即孔孟学说的心理出发点为幼年的丧父经历及其心理情结。学说的主要内容以父性诉求为中心，生发出多种具体层面的外围展现。当然，孔孟得以建立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还在于他们非凡的个人特质。他们杰出的识见，卓绝的努力，仁厚的胸怀，刚毅的态度，对于学说的建立都必不可少。但是作为学说的生发缘由，则应该与其内在底层心理相关。
孔孟提倡的一些行为方式看起来似乎在孔孟之前已经存在，并且在社会中已广泛实行，例如礼、乐等。孔孟的学说仿佛只是对本已存在的观念进行了整理规范。但这可能仅是一个片面的印象。由于后世长时期对儒家的尊崇，现在看到的传世上古文献差不多都是儒家经典，而且更反复经过了后世儒家学者的推敲整理。这些经典包括上古历史文献集(《尚书》)、文学歌谣集(《诗经》)、占筮记录集(《周易》)等。简言之，大多上古文献是经过了儒家的修正改造的。
另外，孔孟学说在当时也只是众多学说中的一种。《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在儒家之外还有墨家。孟子则说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当然，他的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其他学派较多应该是当时的事实。儒家提倡的行为方式在当时也受到很多批评，例如晏婴说“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墨子·非儒》则批评得更激烈：“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乐。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从《仪礼》、《礼记》等记叙的礼仪制度来看，儒家的礼仪环节确实比较冗杂繁琐。很多内容在后世也没有真正得到实行。朱熹说：“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但是儒家重视师生的继承服从关系，重视文献的整理传播，则是儒学得以延续传承的重要原因7。而其他学派包括当时较为显赫的墨、杨等，由于与这些原因相反的原因，在后世都渐趋湮灭式微。在这些原因中，权威与服从是较为根本的。考之历史与社会，凡强调权威与服从的学说多得以推行流传。相反，号称自由与散漫的，无法进入主流自不待言，飘散湮灭正是其合适的结果。
我们从孔孟的个体经历出发分析了与他们学说的关系。幼年丧父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父性诉求是孔孟学说得以生发的心理动因。这是分析孔孟学说生发缘由及其内在境况的一种可能的切入点。孔孟的主张、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儒家的精神理念对中国人的整体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尚和谐内敛，重伦理秩序，这是否也有可能与父性缺乏具有某些联系，一时还难以简单地下结论。有关问题笔者将做更深入的研究。
NOTES
1本文叙述有关孔子生平参阅《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后不再单独注明。
2按《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子将接见孟子，这时有人说“孟子之后丧逾前丧”(传统看法认为是指孟子的母丧规格超过父丧的规格)，不合礼义，并非贤者，鲁平子因此取消了和孟子的会见。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去见鲁平子，鲁平子说明了取消会见的原委，乐正子说“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鲁平子说：“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乐正子回答说：“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有的研究者指出孟子不应是三岁丧父，因为乐正子说到“前以士”，而三岁时不可能为“士”。(见刘鄂培《孟子大传》)不过这里的“前以士后以大夫”是一个问句，和“前以三鼎，后以五鼎”连在一起，应是指丧事的规格而言，并不一定是指孟子本人的身份。这里的“后丧”与“前丧”究竟是何所指，是指孟子生父和生母的丧事亦或其他事由，已经很难详考。
3后文凡引《论语》、《孟子》只标篇名。
4《礼记·檀弓上》：“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郑玄注：“无丧师之礼。”又该章，“子贡曰：‘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
5《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有谓：“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
6一个很不巧的事实是，韩愈也三岁丧父，在一个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韩愈的幼年比起孔孟来可能更为不幸。他由伯兄抚养，而后伯兄也去世，只好由嫂子抚养成人。(《旧唐书》卷160；《新唐书》卷176)韩愈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认为天下安危系于纲纪之存亡，纲纪之存亡又系于圣贤之道是否传承。他说：“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到秦以后“卒灭先王之法”，“天下遂大乱”。(《杂说二》；《与孟尚书书》)这可以说是孔孟社会政治观念的直接延续。
7但绝不是全部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有关问题笔者拟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