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家安全是指主权国家保障其在国际社会中以生存与发展为主体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的需求的总和，其核心是保障国家根本利益不受损害。对一国而言，其国家安全利益总是超越其主权空间，存在于主权国家同外部空间的相互联系之中，庞大的外部世界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作用于这个国家的安全，构成这个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一个国家的安全状态直接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制约一个国家的内外战略和政策[1] 。结构，即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2] 。地缘结构是指国家之间在在所处地缘环境下受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上的总体权力关系状况，在空间上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尺度。宏观的地缘结构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由各种力量互动而形成的国际格局，具体表现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所拥有的实力，以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中观的地缘结构体现在区域范围上，而微观的地缘结构则是指国家内部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地缘格局。在不均衡的地缘政治关系中，距离关系可以转化为利益关系 [3] 。对于一国而言，其安全利益以本国为中心向外呈距离衰减特征，按距离的远近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边缘层 [4] 。我国周边的地缘结构属于中观尺度，即中国同周边国家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空间上的总体关系状况。同时，我国周边的地缘结构的形成又受到全球地缘格局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我国周边地缘格局时，应当放在宏观地缘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我国西北部地区毗邻广阔的中亚地区。中亚，是包括“东欧”在内的亚欧大陆的腹地，历来为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现代地缘政治学的鼻祖麦金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认为“谁统治了这一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自20世纪初，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等大国势力就觊觎这一被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是“强力集团争夺的边缘地带和缓冲地带”的地区。同时，中亚地区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一方面，外界势力对中亚的干预从未停止。自从康熙以来的300多年间，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内部的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企图将新疆、西藏等地从我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近年来，随着里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反恐形势的严峻，美俄等国纷纷在这一地区展开“博弈”，企图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文化渗透等，增强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造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我国自身对中亚地区有着安全、经济、能源等多重利益的需求。中国与中亚各国共享长达3000公里的国境线，“三股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猖獗活动 [5] 对我国西北边境安全稳定影响重大。从我国油气供应安全的角度来看，我国主要战略资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中亚地区有利于我国冲破“马六甲困局”，缓解能源运输安全隐患。尤其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中亚作为能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的关键性区域，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民族环境，扩大我国向西开放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周边地缘结构现状
2.1. 二元化结构明显
总体来看，我国周边地缘结构的二元化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角度。其一体现在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我国被海洋和大陆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缘政治空间所包围，因此我国既是一个陆权国家也是一个海权国家，集大陆性与海洋性于一身。海权和陆权是基于海洋和陆地的两种不同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海洋环境与大陆环境往往对于国家内部地缘政治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同时决定着该国应以发展何种权力为主。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处在最大海洋和最大陆地之间，所以，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与安全局势深受这种海-陆二元结构的影响。其二体现在我国周边地缘环境，我国周边地缘环境集冷战遗产和新兴地区合作体系并存 [6] ，前者主要表现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以及冷战后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等，是我国周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后者是指冷战后90年代以来中国倡导、推动和参与的一系列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 + 3机制等，有利的促进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以上两者构成了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的主要内容。
2.2. 安全格局趋向复杂化
冷战后，受到全球安全格局以及风险来源的变化，我国周边安全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冷战以前，军事实力是最强大的权力来源，同时决定着权力结构，战争的发生是显示一国军事实力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战争是在相互独立的空间实体之间发生的，而且参与方的范围尺度是对等的，如国家对国家、集团对集团；而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上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逐渐减小，尤其是具有较强军事实力的大国之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武力威慑来显示一方的军事实力从而对目标方产生震慑作用，同时，还发生变化的是地缘集团尺度的不对等。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恐怖主义活动、跨国贩毒、跨国犯罪等活动对全球的安全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表现形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突发性、区域性以及其影响力的明显溢出效应，而且令受害国家没有明确的打击对象 [7] 。
2.3. 多种合作机制相互交叠
亚太地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处，多个地缘集团在此博弈。我国周边国家中，除朝鲜外，均加入一个或多个组织，通过国家联盟的合力来实现本国利益(如图1所示)。存在于亚洲的合作、对话机制包括：亚洲合作对话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峰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10 + 3合作机制、东盟东部增长区域、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印尼马太增长三角、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主要领域集中在经贸合作、环境保护、农业合作、反恐等方面 [8] 。
Figure 1. The cooperation situation of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8]
图1. 我国周边国家合作情况 [8]
3. 中亚地缘格局与我国国家安全
3.1. 中亚地区概况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接合的地理位置，受陆权国家主导一直是该地区的主要地缘特点 [9] 。从历史上看，中亚总是为大国所包围，强大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经常相互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从经济、政治、地缘战略等方面综合来看，控制世界陆权的关键在控制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在控制中亚地区 [10] 。
我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毗邻，其中哈萨克斯坦、坦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中国有着长达330千米的边界线。“9.11”事件后，中亚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突变，打破了中亚安全环境的战略平衡，多种威胁国家安全因素在此交汇，中亚也成为周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信仰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区”。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区，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安全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很快进入中亚地区投资能源领域，尤其是阿富汗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势力借反恐之机，进入中亚，为了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美国积极拉拢中亚给予其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美、俄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在中亚不期而遇，特别是吉、塔两国都同时有两个外国军队驻扎，中亚国家(吉、塔)与北约军事组织有联系和合作，同时又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哈、吉、塔)，这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中亚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因此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直接影响到我国西部乃至全国的安全，是维持我国周边稳定的重要一环。
3.2. 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对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影响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预测全球未来》报告称：“最容易陷入冲突的国家位于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弧形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北非、中东、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南亚和中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就是这个“不稳定弧形地带”的东西结合处 [11] 。中国同以伊斯兰文化为根基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存在大范围的接触带，无论是从高加索经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大新月形地带，还是从费尔干纳盆地经阿富汗到克什米尔的小新月形地带，都跟中国具有紧密的地缘联系 [12] 。
冷战结束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使中亚地区又重新回复到无序状态。独立后的中亚国家之间边界争议不断，几乎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内部原本存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相互渗透，趋于合流。跨境民族问题是目前影响我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及中国西北部地区政治稳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国家的有关跨境民族有9个，包括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中亚称之为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在中亚称之为鞑靼族)、乌孜别克族(在中亚称之为乌兹别克族)、回族(在中亚称之为东干族)、维吾尔族、汉族 [13] 。中亚地区盛行的“大民族主义”是影响我国与中亚跨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我国西北部跨境民族受中亚和西亚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以中亚为基地从事反华宣传、鼓吹极端宗教思想，其中境外民族分裂势力与我国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相勾结，为其提供资金和支持，鼓吹“民族自决”，大搞民族分裂，妄想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威胁我国的对内管辖权和对外独立权。近年来，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等恐怖组织为实现在中亚及我国西北边疆建立统一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积极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维吾尔解放组织”等“东突”恐怖组织加强联系，支持境外“东突”分子的分裂活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及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此外，“乌伊运”、“伊扎布特”、“东突”等恐怖组织仍很活跃，塔利班势力有所回潮“基地”残余仍在活动。中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跨境贩毒、走私军火等问题已经渗透到中国。
3.3. 中亚对保障我国油气供应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里海-中亚油气产区，被国际社会公认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能源库之一。各国开始对对该区域资源的进行争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美国、英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公司(主要是石油公司)云集这里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活动。其中，美国从全球战略和自身能源安全利益出发积极介入这一地区，试图控制里海-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利用权。美国提出开辟一条里海地区石油生产国绕过俄罗斯的运输管线，建设世界最长的、直达西方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使里海地区成为美国石油天然气的可靠来源。俄罗斯为了维护与这一“战略利益区”的特殊关系和地缘安全利益，全力打造与中亚国家在传统经济、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经济产业链。旨在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美国的战略威胁相抗衡。日本为了在里海—中亚能源带争得一席之地，提出了“丝绸之路能源计划”，并启动了“与里海-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对话机制”，以强化自己在里海能源争夺战中的地位，并配合美国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可见，“大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压力是中亚国家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14] 。
目前，我国石油的海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0%，其中70%以上石油进口来自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和非洲地区，80%的进口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海上构筑岛链包围中国，还试图通过“新丝绸之路战略”构建陆路包围圈。在当前海权受到美国制约，严重冲击我国经济与能源安全的情况下，发展陆权，不管从地缘战略上还是经济安全角度，都至关重要。“西接能源”是我国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在古代这里的人民就曾通过蜿蜒的“丝绸之路”与我国进行物贸交流。如今这些国家主动积极地展开与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合作。中国与中亚石油、天然气开发合作，对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国家地处内陆，石油、天然气运往国际市场需要出海口，借道中国建设连接中亚和西太平洋的“欧亚石油大陆桥”，可将其油气向东输送到东亚能源消费地。中亚各国需要利用中国连接中亚和太平洋西岸的优势，打通面向东方的市场，这样就可以摆脱俄罗斯对中亚油气出口的垄断，有助于中亚国家获得能源上的独立自主。而且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有巨大潜力的石油消费市场，以及还可以进一步将中亚油气转口到日韩等东亚石油消费市场的优势，对急于扩大石油出口的中亚国家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14] 。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我们取得了哈萨克斯坦位于里海东部的新乌金津油田的独家开发权，修建一条从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新疆的长达3000千米的输油管道，我们积极参与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开发等。
4. 美国的中亚战略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如果能控制中亚地区，就可以将北约及美日同盟这东西两翼的战略据点串联起来，从而修补其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豁口”。美国在中亚国家刚刚独立时就开始实施其“支持新型民主国家”的计划，推行西式民主。在美国的金元外交的影响下，继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后，2005年初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郁金香革命”，紧接着乌兹别克斯坦也发生安集延骚乱事件，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又发生骚乱事件。美国“颜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在中亚培植亲美势力，确立其在中亚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从而有效的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另外，在里海能源开发及维持其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方面，美国也力图有所作为。对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14] 。“9.11”事件后，美军借“反恐”之名进驻中亚，不可否认，这对于抑制中亚猖獗的“三股势力”起到一定的作用。美国借反恐之机，不仅获得了使用中亚国家的领空之权，而且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分别达成了租用乌的汗纳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吉的玛纳斯机场，塔的艾尼·库利亚布机场的协议。另外，哈萨克斯坦还同意在必要时间向国际反恐联盟提供一个机场，并提供开放领空和加油等技术保障。美国还不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通过达成双边军事协议、签订备忘录、出售军事武器、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帮助组建机动队、培养军事人才等多种方式，加强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美军进驻中亚使中亚作为我国与美国缓冲地带的作用大大削弱，具备了向我国战略腹地甚至纵深地带实施直接军事攻击的能力，威胁中国西部军事安全。周边安全压力将会加大进攻性日益增强的美日同盟及关系不断提升的美印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我国形成战略合围之势，使我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缘战略局势之中。有迹象表明，美国控制中亚后将加速北约东扩到中亚，到时中国在战略上将受其牵制，还将会削弱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功效，对中国在中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严重威胁中国西部安全。
5. 我国应对中亚局势的地缘战略选择
中国与中亚地区具有地理上的紧密联系，历史上就“古丝绸之路”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融合，如今中国与中亚地区具有安全、经济、能源等多多重利益的交织，中亚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中亚的合作，增强该区域对我国的战略优势。
1) 充分利用我国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契机，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民族环境，将扩大我国向西开放力度，带动中西部发展。
2) 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成为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维护中亚的和平和稳定。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间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中亚不同国家的安全局势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一些经济发展较为顺利、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的国家的安全局势将明显得到改善。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中亚地区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提高较快，从而也削弱了三股势力生存的环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使得哈萨克斯坦能够自信地参与地区外交进行。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2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