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旌德县江村人。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终年69岁。江春出身盐商世家，清代诗人、散文家袁枚描述江春“身长玉立，角犀丰盈”，清代戏曲作家李斗说他“体貌丰泽”。可见江春个头很高，魁伟而美颜，早年是个帅哥，到了晚年，“美须髯”，“须白如银”，又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家。堂堂的仪表，再加上不俗的谈吐、处世的能力，很快地，他便成为盐商众望所归的领袖。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他的祖父江演幼年时即与其父“担囊至扬州”，“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总商之一。江春少年时曾立志读书以获取功名，他曾拜当时名士太史王已山为师，埋头苦读。乾隆6年(1741年)，江春参加乡试考举人，名落孙山，就此，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想走商业发展道路，便去扬州协助父亲经营盐业，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父亲死后不久，江春便继承其父亲的职位，是为扬州总商。就此，四十多年时间里，江春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业界，直到去世。江春行盐的旗号为“广达”，名以旗称，故人们包括乾隆帝在内又称他为江广达[1] 。
江春在经商生涯中，办事能力十分高强，他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支出浩繁，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江春的办事能力也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2. 以布衣交上天子
大盐商江春在其一生的经商生涯中，表现出办事干练、活动能力特强。在他有生之年曾遇上乾隆六次南巡、几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朝廷军政费用的支出，各级地方部门，特别是盐务部门为筹措经费，江春都参与其中并尽心尽力，出谋策划。
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的多次南巡，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乾隆50年(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贺乾隆登基50年大典。可见江春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上，思维之清晰、出手之大方。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好游玩，喜欢逛园子、听戏。对此，江春深为了解，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便投其所好，建园林、养戏班、献美食。江春在扬州构筑了8处园林建筑。如乾隆22年(1757)，江春筹资在天宁寺兴建行宫，并将瘦西湖北边的江园献为官园迎驾，乾隆临幸江园，并赐名“净香园”。其他园林如“水南花墅”、东乡别墅“深庄”、“退园”、“秋集好声寨”、“江氏东园”、“西庄”、“康山草堂”等，最著名的则是“康山草堂”。乾隆曾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可见江春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而扬州园林的发达，与这不无关系。
据清宫扬州秘档记载，乾隆30年(1765)，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扬州之时，两江总督尹继善、巡盐御史高恒、苏州织造普福等均曾多次奉献美食，在这些献食者的行列中，出现了江春的名字，而且还参与了每一次的接驾并获得乾隆皇帝的厚评与褒奖。一介盐商能得如此之殊荣，实属罕见。充分说明乾隆帝对江春的青睐，和江春善于运用公关的能力。
乾隆55年(1790)，江春家养的戏班子“春台班”与当时走红的“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一道，奉旨入京为乾隆皇帝80大寿祝寿演出，演绎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事件 [1] 。
当时扬州还流传着“一夜堆盐造白塔”的传说。说是一次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身旁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据说，这塔就是当时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打点”乾隆左右，请画成图，然后一夜之间用盐堆成的。
江春两次曾在自家所建的康山草堂别墅接驾南巡的乾隆皇上，乾隆皇上游玩他的园林后很高兴，并赐《游康山》诗：“新城南界有山堂，遗迹其人道姓康。曾是驻舆忆庚子，遂教题额仿香光。重来园景皆依旧，细看碑书未异常。述古虽讹近文翰，一游精鉴不妨详。”更为甚者是其办事能力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与恩宠，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江春的活动办事能力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六次巡视江南，都由江春一干人马筹划、张罗接待，即所谓“江春大接驾”。乾隆曾于金山行宫与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康山草堂”别墅，不仅赐给江春金玉古玩，还为其题写“怡性堂”匾额，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所拥有的财富可以与国库相媲美！
由于江春的运作，他多次得到乾隆皇帝的宠幸，乾隆皇帝也认为江春接驾有方，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殊荣。他被乾隆召见于镇江金山行宫，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不计其数。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职，故江春在很多社交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
清朝宫廷盛宴“千叟宴”，每50年才举办一次，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盛宴，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御宴。江春受乾隆皇帝的邀请赴京城参加过乾清宫的“千叟宴”，并与乾隆皇帝共进御宴，受锡杖。作为商人，江春得到的恩宠可以说登峰造极。
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四十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等头衔，并荐至“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由此，江春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足以说明江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非同一般的理念：以实际行动，投其所好，与天子之交。
江春平生乐善好施。《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他踊跃急公、务实办事等突出事迹达18处之多。据《两淮盐法志》记载，从乾隆16年(1751)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49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1120万两之多。由此深得乾隆皇帝之宠幸，所得好处自然多多。
由于江春“急公报效”、“输将巨款”，到江春晚年，因家财耗费一空，不得不靠“皇帑”方式维持营运。乾隆36年(1771)，因江春“家产消乏”，乾隆赏借他30万两皇帑，以资助他营运盐业。乾隆50年(1785)，乾隆皇帝又一次赏借25万两皇帑给江春，按一分起息。江春去世后，到嘉庆6年(1801)，嘉庆皇帝又因江春之子江振鸿资本未充，赏借5万两白银作为营运盐业的资本，乾隆和嘉庆对一介商人如此关怀备至，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1] 。这是江春乐善好施、投其所好的结果。
3. 以文会友、广交贤达
扬州地处南北之要道，是相当繁华的地方，李白有诗云：“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可见当年的文人骚客云集于此，吟诗作画，好不自在！当然也就少不了盐商与文人的交往。当年不少文士与两淮盐商之间的交往，其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不乏为谋取生计者和附庸风雅者，体现了程度不同的相互依赖性。至于两淮盐商交结、拉拢和资助文士的动机，虽多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以此来冲淡自己身上的铜臭，满足个人的心理需要。但也有出于对文士的敬重之情，或者自己本身就情趣高雅，与文人志趣相投。不管怎样，这种“文商”交往，在客观上是有助于文人学者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事业的兴盛。的确，在当时的两淮盐商中也不乏文学艺术的喜爱者和擅长者，有些盐商本身就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称之为“儒商”。如当时的大盐商江春，也多结交、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2] 。如诗人、书法家叶天赐，“方伯(江春：笔者注)治事多资之”。《扬州画舫录》形象记载了叶氏夺笔报江春的事迹：“尝随方伯议事某所，众胁方伯将作花押，天赐越阶夺笔脁之。众问为何如人卤莽至此？叶大呼曰：‘吾啮江之饭，所以报之者在此时也。’江亦出门去，事赖以不失。”[2]
江春不仅是一位大盐商，而且是一位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盐商，他对于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鉴赏能力和爱好。他的外表也给人以极其文儒的感觉：《扬州画舫录》说他“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可见其堂堂的仪表，魁伟而美颜，拿今天的话来说——好一个帅哥！据说江春家中有一处“随月读书楼”，他白天做生意，晚上挤出时间来读书。时人应考，他却有兴趣选佳文刊出，名《随月读书楼时文》，相当于当时的高考试卷佳作汇刊。江春善于写诗，闲暇时，他还从事诗文创作，著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黄海游录》一卷，另有《水南花墅吟稿》等著作。由此观之，江春是一位兼具商人和文士双重身份的儒商。由于江春在经商之余喜爱文学艺术，使得他喜欢以文会友，爱结交天下宾客。除了以有馀效劳“国家大典礼、大徭役”外，还以大量的资金来结纳文士，使许多贫困之士“藉以谋食，所益良多”。凡士大夫路过扬州，多住宿于江春的康山草堂，他家中常常奇士云集，盛极一时。陈撰70岁后在他家里作客十年。陈撰何许人也？陈撰，字楞山，号玉几、玉几山人，是清朝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画家、诗人、文学家、收藏家。等。方贞观、吴献可在他的秋声馆作客二十年，在诗、书、画、印方面贡献甚多，就连名满天下的金兆燕也长期在他的门下作客。方贞观生于康熙18年，卒于乾隆11年，字贞观，一字履安，别号南堂，一号洞佛子，安徽桐城人，以诗歌、行楷，名噪江淮间。金兆燕(1719~1791)，字钟越，一字棕亭，安徽全椒人，约清高宗乾隆40年前后在世。幼称神童与张鹏翀齐名。性不耐静坐，多言笑，时目为喜鹊。乾隆31年(公元一七六六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著有《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词钞》七卷，总名《国子先生集》 [1] 。
对江春在主持的扬州风雅事宜，李保泰有这样的评述：“方伯以次为商总，昆弟先皆自为师友，与当代之文人学士往来流寓于扬者，延接唱酬无虚日。方伯以雄伟英杰之才，……为当事倚重，上赝帝眷，出则砥砺奉公，入则握管拈韵，诗酒高会，有云霞气谊之盛。”[3] 吴锡麒评价道：“往时广陵风雅之盛，则有马氏嶰谷、半查昆仲，开设坛坫，号召宾客”，“马氏既衰，乃有江君鹤亭起而承之。其弟橙里辅而翼之，一时翰苑之前辈，南北往来之士大夫，莫不缟紵杂投，觞咏交作，推襟送抱，申旦忘疲。余亦数游扬州，独与橙里相暱近，……然两人敦友如之，好此唱彼和，金舂而玉应，余未尝不得寓目焉。故它事不及知，至于诗未有余知之深者也。”[3] 袁枚更是称赞：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身殁之日，家无余财，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陈孟公一流，而风雅过之。”1阮元更为详细的进行了描述：江春“主持淮南风雅，与卢转运见曾同意趣。水南花墅别业开并蒂芍药，转运就公宴赏赋诗。转运北归，至召伯埭舟中赋诗始别。北郊铁佛寺，荒寒多红叶，公数招杭太史世骏诸诗老，清斋赋诗终日。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为苏文忠七百岁生日，与诸诗人悬像于小山僧之寒香馆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紵，或致馆餐，卑节虚怀，人乐与游，风亭月榭，觞詠无废，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2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次扬州诗文之会景况：“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馀字，凑集成诗。”[4] 另外，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还附载了一篇精彩游记，专记辛卯(乾隆36年)七月初六至初八日，江氏邀请客人与舟子共二十二人，游览江园之怡性堂、涵虚阁、天光云影楼，及乘舟白天黑夜游湖。在舟中，或对奕，或旁观，或言故事，或歌或舞，箫声于于，好不自在 [5] 。
可见当时江春以文会友、广交贤达之盛况，也可由此推之，江春这种做法其目的有二：
其一，提高自己的声誉，使自己成为商人中的佼佼者、领袖人物；
其二，为其提供必要的信誉与保障，促进其盐业经营效益，做大做强。
当然，在这种目的的推动下，的确也对当时的文化建设与繁荣起了强大地推动作用。这一功劳对之于江春来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今天的商人们值得借鉴的。当今一些商人，有钱了不知怎样花：豪赌、纸醉金迷、以强欺弱等等，可否向江春学习学习？就算附庸见雅也比乱花浪费的好！
4. 爱才养士
养士之风，在中国古代应该是始于春秋盛于战国。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明的公私观念。在当的所谓“私”就是一切以下害上的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者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等。
斗转星移，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到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是春秋时期所不能企及的。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已能，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之孙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此言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
以后历朝历代，虽有养士之为，但没有超过战国时期的。江春的养士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也可能其目的是“一种时髦风气”或“以自辅翼”，但我们更愿相信江春养士的目的应该是“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已能”。我们前面已经述及，江春“以文会友、广交贤达”的目的与作用，因此，他养士也应该是这一目的的补充。当然不排除有奢靡之风之嫌，清高宗曾经都有过禁绝扬州富商这种奢靡之风的念头，但因这些富商能以多余的财物用来养士，从事一些文化公益事业，一些贫民也可以以此糊口，对社会也不无好处，高宗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江春主持扬州风雅期间，前已述及其场面：“当代之文人学士往来流寓于扬者，延接唱酬无虚日。”“南北往来之士大夫，莫不缟紵杂投，觞咏交作，推襟送抱，申旦忘疲。”阮元在《新安二江先生集》中描述道：“所居紫玲珑阁，名士之至扬州者，无不纳屐。”
李斗在其《扬州画舫录》中说：“方伯死，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或比之陈孟公之流，非其伦也。”“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这是说他家中所养“奇才之士”之多。江春的养士由此可见一斑。
江春的养士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客观上讲，于私于公都有利，于私：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增强了自己的营运能力；于公：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昌盛，对传承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受到后人的称赞。今天的商人们是可以学习其公私兼营而双赢的人际关系理念。
5. 培养戏班
过去没有电影、电视和网络，人们的基本文化娱乐活动就是听书、看戏，因此各地的戏曲也就应运而生。比如，北京有京剧、四川有川剧、安徽有黄梅戏、河南有梆子、山东有快书、广东有粤剧等等。因此，在当时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爱看戏。据说清高宗乾隆皇帝爱热闹，爱看戏，爱排场。为了适应迎銮的需要，江春也不甘落人后，培养了两个戏班子。“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戏，谓之大戏”，重宁寺亦构大戏台。“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崑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崑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6]
大家知道，建戏班、养戏班、排戏都是要花钱的，比如当年，“淮商排《桃花扇》一剧，费至十六万金之多，可谓侈矣。”[7] 江春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从其他戏班挖掘演员人才，排练不同的剧目、提高自己戏班的质量，这不仅可以迎合皇帝的口味，同时也可以通过演戏、看戏而广交朋友。
此外，江春为适应扬州画舫歌船的需要，聘请清唱歌手、串客、四弦手等人才于家。当时，李啸村有诗咏唱扬州画舫歌舞盛况云：“天高月上玉绳低，酒碧灯红夹两堤。一串歌喉风动水，轻舟围住画桥西。”苏州张九思，“精熟九宫，三弦为第一手，小喉咙最佳，江鹤亭延之于家”；“扬州清唱既盛，串客乃兴，王山霭、江鹤亭二家最胜；又，朱三工四弦，江鹤亭招之入康山草堂”[8] 。
乾嘉年间，扬州的戏曲事业在中国戏剧史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江春所培养的德音班(内江班)、春台班(外江班)在推动戏曲事业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江苏淮剧、浙江婺剧、江西赣剧、四川川剧、湖南湘剧、云南滇剧、广东粤剧、广西桂剧、安徽黄梅戏和庐剧、皖南花鼓等，都多少受到春台班即外江班的影响。在岭南，也流传外江戏，广东《外江梨园会馆碑记》、《梨园会馆上会碑记》记载了春台班及其他八种徽班名称。后来，海外华侨还将外江班剧种传到了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等国。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诞，春台班在京师甚活跃。嘉庆八年后四大徽班进京，其中之一就是春台班。徐珂曰：“其时，徽班有四：四喜、三庆、和春、春台是也”，“又谓四喜、三庆、春台、嵩祝为四大徽班者”。“于春台曰孩子，以其诸郎皆夭夭少好也”。“嘉庆庚辰(二十五年)，春台无故散去，七月，仁宗崩”[7] 。这些虽都是发生在江春逝世以后的事，但是与他艰难缔造德音班、春台班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虽然说他建戏班有迎合皇帝以利自己盐业发达之目的，但他为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他草莱开创、筚路蓝缕之功[3] 。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江春管理思想研究(YWHZ12-03)之研究成果。
NOTES
1(清)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二，载于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二册第576-57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2郑伟章：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清阮元《江鹤亭、橙里二公合传》，见《随月读书楼诗集》卷首，载于清嘉庆九年康山草堂开雕《新安二江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