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高速腾飞。与此同时，腐败日益滋生蔓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为了探究经济增长、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本文拟从梳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腐败、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两两因素间关系着手。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up polic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f-ficiency Priority, Fairnes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boom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has been growing and spread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been widening.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corru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very two factors, in other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rru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9%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4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6倍上升到2014年的2.76倍，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另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1981年的0.293上升到2014年的0.469，虽然2014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标准线。在此期间，由世界著名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建立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从2009年的3.6分提高至2014年的36分，在全球近180个国家清廉指数排名中从第79位下滑到第100位，腐败程度属于较严重的国家。为了深入探究经济增长、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腐败、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两两因素间关系着手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2.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 [1]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的著名“倒U型假说”(Inverted-U Hypothesis)。Kuznets在利用普鲁士1854~1875年的数据资料论证了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的趋势后，利用美国、英国以及二战后一些国家的数据，阐述了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得以改善的趋势。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之后保持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则逐渐缩小，即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
在Kuznets提出“倒U型”假说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陈宗胜(1994) [2] 将体质改革和制度创新引入分析，认为我国体质改革的市场取向不断深化使收入分配差距跳跃式上升，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收入分配差距较平缓的渐趋上升。Barro (2001) [3] 利用4组不同国家10年横截面数据验证人均GDP和基尼系数的关系，证实了基尼系数与对数人均GDP满足“倒U型”假说。Josef Falkinger & Josef Zweimu Eller (2002) [4] 提出了收入不平等与层次消费者需求的内生增长与创新模型。该理论模型预测了收入不平等对产品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并指出不平等对资本增长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郭熙保(2002) [5] 把人类发展指数作为我国发展水平指标，得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我国同样存在，并指出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的迅速转变。Ugo Panizza (2002) [6] 通过对美国48个州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是不存在的。童光荣(2003) [7] 利用Goodwin模型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混沌关系，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机制的确定、利润与劳动投入的关系、经济增长与金融的支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Kevin Sylwester (2000) [8] 认为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是教育支出。他的研究表明：拥有更高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国家也有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更高的公共教育后续支出。国内学者白雪梅(2004) [9] 同样认为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Gunther Rehme (2006) [10] 认为教育会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当收入不平等由基尼系数衡量时，教育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此外，他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键在于生产和教育技术，并没有确切的函数关系。国内学者胡兵等(2007) [11] 使用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利用我国1985~2003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少于富人。另外，经济增长虽然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并大幅减少了贫困，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部分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国内学者王少平，欧阳志刚 (2007) [12] 同样认为中国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另外，Amina Tabassum & M. Tariq Majeed (2008) [13] 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65~2003年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信贷市场的缺陷可能是导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存在强烈负相关的原因。
综上，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或深或浅的联系，通常情况下，富人在经济增长中获益要多于穷人，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3. 经济增长与腐败关系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进一步扩大的一种解释是：由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导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产生大量的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从而减少了居民收入，扩大了贫富差距，即收入差距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腐败造成的。那么，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腐败行为究竟有何作用，腐败反过来对经济增长又有何影响呢？
1997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 [14] 对“腐败”的定义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胡鞍钢、过勇(2002) [15] 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中国目前正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时期”。
关于腐败后果的研究方面，经济学家早期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是否损害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有效腐败论”的观点，认为腐败有助于人们避开政府的蹩脚管制和低效政策，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Leff (1964) [16] , Liu (1985) [17] , Beck & Maher (1986) [18] )。正如Beck & Maher在“拍卖模型”中提出的，腐败有利于纠正过度管制造成的无效率，这种机制相当于排队中时间价值高的人愿意出钱购买“插队”权利，可以提高社会福利。Acemoglu & Verdier (2000) [19] 认为市场失灵存在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而政府的干预则容易导致腐败，腐败只不过是应对市场失灵的一种次优选择。
虽然至今仍不乏支持“有效腐败论”的声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腐败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Shleifer & Vishny (1993) [20] 认为腐败的税收效应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激励并扭曲了投资结构。Murphy et al. (1993) [21] 认为腐败对生产性活动有挤出效应。Romer (1994) [22] 认为腐败抑制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资。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也更多地支持了腐败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即便对中国来说，腐败对经济的抑制作用也是明显的。2000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腐败行为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而且还扭曲了法律规则、弱化了制度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23] 。国内学者陈刚等(2008) [24] 认为严重的腐败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还有可能恶化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并使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偏离社会公平的预期目标。Dreher & Schneider (2010) [25] 研究发现，腐败活动的非法性、高风险性、保密性以及由此催生的地下经济将导致经济的无效率。邢祖礼和周文(2011) [26] 将中国的增长视为政府主导型增长，引入“潜产权”的概念与租金机制，通过对企业这个微观主体在转轨经济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特定的内在逻辑，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基本理论解释。E Ahmad, A Ullah & MI Arfeen (2012) [27] 利用全球国家腐败风险指数，制度环境，政治稳定性等一系列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进行探索。实证结果显示：腐败的减少将促进经济的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中立态度。Braguinsky (1996) [28] 研究了腐败与不同经济环境下“熊彼特增长”的关系，认为在竞争性环境中腐败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集权的环境中腐败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Lui (1996) [29] 研究发现，腐败对经济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腐败对资源配置产生正效应，另一方面腐败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综上，关于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三种看法，分别是“有效腐败论”、“腐败抑制经济增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腐败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4. 腐败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
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即研究腐败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坦茨(Tanzi, 1998) [30] 曾经指出，腐败将会扭曲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与腐败相关的收益将会被那些与政府官员联系紧密的群体享有，这些群体大多是属于高收入阶层。此后，Blackbum & Forgues-Puccion (2007) [31] 将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型化处理，他们利用动态模型证明了腐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在腐败的环境中，高收入居民可以通过向腐败官员行贿来逃避税收，政府税收的减少弱化了其再分配职能。此时，高收入居民与穷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将高于非腐败环境中的收入不平等。
关于腐败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经验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国内学者万安培(1995; 1998) [32] [33] 估算了中国的腐败导致的租金损失量。Gupta et al. (2002) [34] 对1980~1997年间的跨国数据分析发现，腐败同时恶化了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率，腐败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将使基尼系数增加4.4。Chong & Calderon (2000) [35] 基于1982~1995年间的跨国数据分析发现，腐败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高收入国家的腐败同收入不平等之间正相关，而在低收入国家则是负相关。国内学者杨灿明和赵福军(2004) [36] 以及陈刚等(2008) [24] 考察了中国的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各项增长源泉的影响。吴敬琏(2006) [37] 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收入不平等中，腐败可能是一个主要且日益重要的来源。王小鲁(2007, 2010) [38] [39] 基于非正式个人渠道获取的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大量“灰色收入”并没有反映在官方公布的各类统计资料中，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考虑“灰色收入”后，2007年城镇最高和最低10%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了31倍，2009年是26倍，远远高于官方统计资料显示的9倍差距。Apergis et al. (2010) [40] 在对美国腐败问题的研究中使用了被判决犯有腐败罪的政府官员人数这一客观指标来度量，结果同样发现腐败是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陈刚和李树(2010) [41] 认为即便不考虑腐败租金的分配效应，中国的腐败同样扩大了城镇居民“合法收入”的不平等。
综上，众多研究表明腐败会导致政府分配职能的扭曲，进而导致收入差距被低估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剧。
5. 小结
通过对经济增长、腐败与收入不平等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稳定，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上，腐败成为一个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原因。当权力参与收入分配或者干预市场机制，通过权力对某些要素资源进行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