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接纳与承诺(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疗法由Steven C. Hayes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创立，是第三代的行为治疗技术，ACT理论的核心包括六个部分：接受现实、认知解离、明确价值、承诺行动、体验当下、以己为景 (Hayes & Lillis，2012；张婍，王淑娟，祝卓宏，2012) 。心理灵活性即“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能充分地与当下接触并在个人价值观的指导下坚持或改变行为” (Hayes, Luoma, Bond, Masuda, & Lillis, 2005)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心理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理健康水平 (Kashdan & Rottenberg, 2011) 。
根据ACT理论中的“接纳”维度， Bond等人(2011) 在接纳与行动问卷(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AQ)的基础上开发了“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 AAQ-II)”，该问卷用来测量“经验性回避”程度，得分越高，经验性回避的程度越深。“经验性回避”是指人们试图改变自身内在经验(如想法、情绪、躯体感觉)在脑海中出现的形式、频率，或对情境的敏感性，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与个人价值观或目标不一致的行动(如为了回避焦虑而放弃追求一个长期的目标) (Hayes & Wilson, 1996) 。
以ACT理论中的“认知解离”维度为依据，Helen Bolderston、Frank Bond、David T Gillanders等人于2010年编制了“认知融合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CFQ)”。该问卷主要用于测量“认知融合”水平，得分越高，认知融合的程度越深。“认知融合”(Cognitive Fusion)是指人们的行为受语言法则和思维内容过度控制的倾向，该倾向会使个体自动地提取思维事件的字面意义，从而无法用“此时此地”的直接经验指导行为 (Hayes, Strosahl, & Wilson, 2012; Hayes, 1989) 。
目前，曹静和张维晨已经对上述两个问卷的中文版在汉族群体中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与分析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并且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两个量表的结构化模型。但是由于AAQ-II和CFQ缺乏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和常模，限制了它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使用。本研究针对这一缺陷，选取新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回族和哈萨克族(以下简称“哈族”)青少年群体，对AAQ-II和CFQ的信效度在少数民族青少年群体中进行检验。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1：在新疆某中学高一和高二哈萨克族学生中方便取样，共发放问卷251份，回收有效问卷248份，其中男生95人，女生152人，性别缺失1人；年龄13~19岁，平均(16 ± 0.97)岁；户口所在地来自农村的176人，来自城镇的30人，来自城市的39人，其余3人信息缺失。
样本2：在新疆某高校大一、大二和大三回族学生中进行方便取样，共发放问卷249份，回收有效问卷234份。其中，男生73人，女生161人；年龄16~24岁，平均(20 ± 1.12)岁；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有118人，城镇38人，城市77人，其余1人信息缺失。
2.2. 工具
2.2.1.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The Second Version, AAQ-II)中文版
量表共7个条目，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 (Bond et al., 2011) 。该量表在汉族大学生群体中Cronbach α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80，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4.56, CFI = 0.99, TLI = 0.97, RMSEA = 0.06, SRMR = 0.02)，与校标SDS、SAS、MAAS、RRS得分均呈正相关(r = 0.26~0.69, P < 0.01)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 。
2.2.2. 认知融合量表(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CFQ)中文版
认知融合量表(CFQ)含有9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7级计分(从1 = 明显不符合，到7 = 明显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认知融合的程度越高。该量表在汉族大学生群体中Cronbach α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67，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2.01, NFI = 0.97, IFI = 0.99, CFI = 0.99, RMSEA = 0.06)，与校标SDS和SAS得分均呈正相关(r = 0.50、0.55，均P < 0. 01) (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
2.2.3. 自评抑郁量表(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量表共20个条目，4级计分(从1 = 没有或很少时间，到4 = 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舒良，1999) ，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样本1：0.720；样本2：0.797。
2.2.4. 自评焦虑量表(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量表共20个条目，4级计分(从1 = 没有或很少时间，到4 = 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该量表信效度较好 (吴文源，1999) ，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样本1：0.786；样本2：0.815。
2.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5.0进行相关分析及t检验，AMOS 12.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问卷得分情况(见表1)
对样本1 (哈萨克族高中生)和样本2 (回族大学生)分别统计AAQ-II和CFQ问卷得分并计算平均分和标准差，具体数据见表1，其中数据显示为平均分±标准差(
)。
3.2. 项目区分度分析
将被试AAQ-II、CFQ所得量表总分按高低进行排序，得分最高的27%个体组成高分组，得分最低的27%个体组成低分组，对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在AAQ-II 7个条目、CFQ 9个条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样本1与样本2的两组被试在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均差异显著(P < 0.001)。
3.3. 内部相关系数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AAQ-II、CFQ各项目间及各项目与总分间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发现两个量表各项目间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性(P < 0.01)；两个量表各项目得分与总分间相关系数亦均达到显著性(P < 0.01)，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3.4. 量表的信度
AAQ-II、CFQ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如表3所示。
3.5. 量表的效度
3.5.1. 校标效度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结果 (Martine, Voshaar, Klooster, & Bohlmeijer, 2012; Mccracken & Jane, 2010; Karekla & Panayiotou, 2011) 及原量表的校标变量，以SDS和SAS作为AAQ-II、CFQ的效标，AAQ-II、CFQ得分与SDS、SAS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AAQ-II、CFQ的效标效度如表4所示。
3.5.2. 结构效度
根据已有研究，AAQ-II、CFQ均只有一个维度，本研究依据AAQ-II、CFQ的单因素结构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拟合参数见表5、表6。
表1. 问卷得分情况(
)
Table 2. Intern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alysis
表2. 内部相关系数分析
Table 3.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questionnaire
表3.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4. 校标效度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Table 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itting parameter list of AAQ-II
表5. AAQ-II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参数表
Table 6.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itting parameter list of CFQ
表6. CFQ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参数表
4. 讨论
本文对哈族和回族青少年中AAQ-II与CFQ的项目区分度进行了检验，得到与曹静、张维晨的研究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相同的结果。高低组间显著的t值说明这两个量表对于哈族和回族青少年均具有良好区分度，两量表的条目间相关系数及题总相关系数均呈显著相关(Ps < 0.01)，说明两个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总体与条目同质性较高。
对AAQ-II与CFQ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进行检验：AAQ-II量表在两个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5、0.860，与曹静文章中对汉族群体的信度检验数据0.880基本处于同一范围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 ；CFQ量表在两个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2、0.902，略低于张维晨对汉族群体进行检验的信度数据0.920 (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两个量表在哈族和回族青少年群体的同质性信度较高。在曹静与张维晨的文章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中，她们对心理灵活性与抑郁和焦虑的相关性进行了论证，本文在此论证的基础上以抑郁自评量表(SDS)与焦虑自评量表(SAS)得分为校标，对AAQ-II、CFQ得分与校标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均为显著相关(P < 0.01)，相关显著性与曹静(P < 0.01)和张维晨(P < 0.01)一致，说明两个量表在哈族和回族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
最后，本文根据曹静与张维晨提供的AAQ-II与CFQ的结构模型 (曹静，吉阳，祝卓宏，2013；张维晨，吉阳，李新，郭慧娜，祝卓宏，2014) 对哈族与回族青少年群体以最大似然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水平。这两个模型是曹静与张维晨参考国外文献提出的结构构建的，在汉族群体中得到了验证。我们的工作进一步补充了AAQ-II与CFQ量表在哈族与回族青少年群体中的结构方程数据，再一次验证了曹静与张维晨模型的普适性。
5.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汉族信效度数据的基础上补充了哈族、回族青少年群体的信效度检验数据，但是仍然缺乏哈族、回族青少年群体的常模数据，未来希望能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常模数据进行补充，促进AAQ-II与CFQ量表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使用。另外，本文主要的调研对象为哈族和回族青少年群体，未来希望能扩大调研范围，收集少数民族其他群体的数据，使AAQ-II与CFQ量表的信效度得到更广泛群体的数据支持。
致谢
感谢曹静、安静、丁万兵、索玉兰、苏华、李燕六位作者对于本文论文构想、问卷施测、数据处理以及论文撰写提供的帮助与支持，曹静、安静、丁万兵、索玉兰、苏华、李燕六位作者对本文贡献相同，均为并列第二作者，特此说明！
附录
1.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AQ-II)英文版条目和中文版条目对照
2. 认知融合量表(CFQ)英文版条目和中文版条目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