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一世纪我党提出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中将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构建成为和谐社区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将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对我国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目前理论界提出了很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路径和方法，其中重建社区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解决目前我国社区失衡，构建和谐社区的突破口。赵孟营、王思斌指出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出现许多矛盾导致城市社区居民孤助无援，城市居民处在社会资本被破坏和缺失的社区环境中，并提出社区建设应从善治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两个模式入手 [1] 。郝彦辉、刘威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建设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我国转型期城市社区的分析指出社会资本的缺失和脆弱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普遍特点，认为一个社区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和分布情况是衡量社区和谐的重要依据 [2] 。赵廷彦指出我国制度转型导致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城市居民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居民的“社区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通过加强“社区意识”的培养，加快社区组织的建设，加速社区内在规范的形成等方式，重建社区社会资本克服社区失谐 [3] 。翟桂萍指出社会资本的构建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信任和规范、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范、加强了社区中资源的利用，通过搭建动态的，相互联系的平台为和谐社区创建了基础 [4] 。
学界最近才注意到社区体育与社区社会资本生成之间的关系。Harvey采取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加拿大两个社区使用位置生成法和资源生成法测量社会资本得出，参与社区体育自愿组织与社会资本生成之间存在强关系 [5] 。Seippel在挪威的问卷调查研究证明，参加志愿体育组织能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和参加政治选举的投票率 [6] 。Atherley对澳大利亚25个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表明在乡村社区体育不仅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还能生产整合型与链合型社会资本以促进社区的融合 [7] 。黎纯在文章中通过对2个社区的实证性研究得出社区体育生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机制，社区体育的参与改善了社区居民之间人际关系网络，维护和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时，参与者长期的互助和对规则的遵守在居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互惠规范；参与社区体育的过程中，居民通过长时间的接触，认识得到加深使得信任水平得到提高 [8] 。张宏成、孙锡杰对苏州市社区体育的调查发现，参与社区体育扩大了社交网络范围，增进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增强社区团结 [9] 。黄建宏指出参与社区体育可以培养社区参与意识以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从而重构社区社会资本 [10] 。陈佩认为社区体育活动积极重构邻里关系网络，紧密了社会参与网络，又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归属感 [11] 。
从目前国内外对社区体育与和谐社区建设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还仅仅局限于理论认识甚或理论想象之中，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本论文从社区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探索社区体育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而挖掘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体育与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中介作用，为发展社区体育，构建和谐社区提供政策建议。
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2.1. 社区社会资本定义及测量
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第三种资本类型。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层面的集体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区居民之间社会关系网络里有助于社区集体行动力的社会资源。其表现形式包括社区居民的志愿主义水平、信任水平以及社区参与积极性等。本研究使用目前学界较为认同的由桂勇和黄荣贵所编制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问卷》 [12] 为蓝本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这一测量方法将社区社会资本分为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以及社区信任七个维度，共计29个题项。使用所获得的调查数据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6个题项在成份矩阵中几乎不负荷于任何维度因子，所以我们将其剔除。对剩余的23个题项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检验结果KMO数值为0.727，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527.268，P < 0.000，符合做因子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1)，社区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六个维度，分别命名为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志愿主义、互惠与信任、非地方性社会交往、社区公共组织参与，这六个因子共可以解释55.8%的方差变异。
与桂勇、黄荣贵划分的维度相比，本研究将原有的社区凝聚力维度拆分到地方性社会网络维度和社区归属感维度里面去，社区的凝聚力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地方性社会网络的大小和社区归属感的强弱更为直观的展现。原有的社区信任维度在本研究中更名为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维度。这是因为业务委员会是和居民息息相关社区公共组织之一，题目“您是否参加过业主委员会选举的投票”和“您是否参与过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从直观层面调查的是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的状况。
2.2. 问卷调查过程及对象情况
本研究使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在江西省11个设区市中随机抽取南昌市和鹰潭市，之后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3个小区，鹰潭市为欣苑阁小区，金城花园小区和清波雅苑小区，南昌市为红谷世纪花园，桃苑小区，万达新城小区。随后在每个小区随机抽取100个社区居民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共计600份问卷，除去问卷回答不全以及回答随意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550份，有效率为91.7%。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54.4%，女性占45.6%。在受教育水平上，小学及以下占10.1%，初中占29.4%，高中(中专)占30.2%，本科(大专)及以上占30.3%。平均年龄为37.41岁，具体年龄分布情况为20~29岁年龄段占22.5%，30~39岁年龄段占32.5%，40~49岁年龄段占34.5%，50~69岁年龄段占10.4%。在家庭人均年收入方面，1万元以下占27.8%，1~2万元占20.9%，2~5万元占32%，5万元以上占19.3%。最近一个月内参加过体育活动占总人数的49.1%。
Table 1. Social capital rotation feature matrix
表1. 社区资本旋转成份矩阵
2.3. 统计值的换算
本研究对测得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法，并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将分析所得的因子数值转换成为直观的1至100之内的分值，通过转换之后的分值就是每个居民在这一维度上得分。转换公式 [13] 为
注：DS代表维度得分，I代表因子值，
代表因子值的最小值，
代表因子值的最大值。
社区社会资本量并不是六个维度的简单相加，本研究使用权重加权法计算社区社会资本量，权重系数就是将各维度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异解释度。计算公式为：社区社会资本量 = (地方性社会网络*0.141 + 社区归属感*0.115 + 志愿主义*0.081 + 互惠与信任*0.076 + 非地方性社会交往*0.073 + 社区公共组织参与*0.072)/0.558。
3. 研究结果
3.1. 社区社会资本分布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见图1)，在社区社会资本的六个维度上，社区归属感的得分最高，达到66.7分；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最低，得分只有24.8分。地方性社会网络、志愿主义以及互惠与信任的得分均超过了50分，非地方性社会交往的得分则仅有27.1分。这说明社区居民们普遍对自己的社区具有较强的归属感，愿意为社区内的共同事务投入时间和金钱，在社区内有较多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社区内的居民 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和互惠行为。以此相对应的是社区居民在社区外的社会交往水平较低，同时对社区内的公共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
通过对社区体育参与者和非社区体育参与者的比较结果来看，社区体育参与者在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互惠与信任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而在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网络以及社区公共参与者三个维度上的得分与非体育参与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社区社会资本量要显著高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
3.2. 社区体育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
上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参与者与非社区体育参与者之间在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互惠与信任以及社区社会资本量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是由于社区体育的原因还是其他中介因素的原因造成的则还需要进行研究。由于不同背景的人群在社区体育参与率性存在差异性，为避免个体特征的干扰，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社区体育参与作为自变量，社区社会资本状况为因变量，探索社区体育参与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2)表明所有模型F值的sig均小于0.01，说明所有模型总体均具有显著性。
Figure 1. Community society capit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图1. 社区社会资本分布基本情况
Table 2.Equation of linear regression in all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society capital.
表2.社区社会资本各维度的线性回归方程
在地方性社会网络方面，模型1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1的R2为0.138，模型2的R2为0.170，模型拟合度提高了3.2%，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地方性社会网络差异的重要变量。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地方性社会网络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8.794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对于提高社区居民之间交往和关系网络具有促进作用。
在社区归属感方面，模型3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4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3的R2为0.054，模型4的R2为0.067，模型拟合度提高了1.3%，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社区归属感差异不可忽视的变量。模型4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社区归属感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6.167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能够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
在互惠与信任方面，模型7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8将社区体育参与情况加入回归模型，模型7的R2为0.263，模型8的R2为0.291，模型拟合度提高了2.8%，说明社区体育参与情况是解释居民互惠与信任差异的主要变量之一。模型8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者的社区归属感得分要比非社区体育参与者高5.093分，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能够增加社区居民之间互惠行为的发生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
在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交往和社区公共组织参与方面，模型6、模型10和模型1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变量的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社区体育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也没有得到较好改善，这说明社区体育参与对这三个维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总之，社区体育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社区社会资本量。具体来说对社区社会资本中的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和互惠与信任等三个维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志愿主义、非地方性社会交往和社区公共组织参与等三个维度则没有显著影响。
4. 分析与讨论
4.1. 社区体育对社区社会资本生成的作用机制
社区体育为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有助于社区内地方性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强化。我国30余年的市场和社会改革造就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变迁，单位小区逐渐被商品房小区所取代，人们的邻居从主要是工作伙伴转变为陌生人，社区内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支零破碎，社区亟需为社区内居民的社会交往搭建平台。社区体育所具有的自由性、文化性、非功利性、主动性、地域性以及自愿性等特点使得其在建构地方性社会网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社区体育无论是体育场地设施、人员构成还是活动指导者都是以社区为范围的；当社区居民因体育而集合到一起，居民与居民在运动中实现了交际。更为重要的是居民参与社区体育都是自愿自主的，参与相似的体育活动保证了参与者之间的态度也更为相似，从而更加有利于他们相互接触、相互认识、相互了解。
社区体育将社区居民置于紧密的熟人社会网络之中，提高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诱发互惠行为的产生。信任是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群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在一定情境下做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 [14] 。社区体育所构建出来的社区居民之间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生成信任。因为这种社会网络有助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人们品行方面信息的传播，增加人们失信行为的成本；同时增加人们之间博弈次数，多次连续性的博弈会使得人们更加倾向于守信。最后这种社会网络可以有效的惩罚失信者，因为人们失信的后果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对象，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的这些特点使得网络内的人们容易形成互惠的传统，促进信任的产生。同时横向社会网络还可以强化人们之间的信任，使得信任行为可以不断的再生和扩大。
社区体育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人群和社区地域的满意度与认同感，增强其社区归属感。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目前我国随着大量商业性住宅社区的出现，人们的工作地、生活地与睡觉空间出现分离，对于很多居民来说社区仅仅是人们睡觉的地方，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居民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体育活动，社区内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居民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就能得到提高；社区体育所带来的居民互动有助于社区居民间社会关系的建立与提高，“熟人社区”里生活的居民会更加喜爱和依赖社区，形成“社区是我家”的观念。
以往的研究认为社区体育能够显著提高社区体育参与者的志愿主义精神。然而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社区体育并不能显著提高人们的志愿主义。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欧美等国的经验，其社区体育的组织性极强，人们参与社区体育的形式主要是参与社区内的体育志愿组织，其组织运作主要依靠参与者的志愿服务，所以社区体育能促进参与者的志愿主义精神。我国社区体育的情况则是组织性较低，体育志愿组织稀缺，所以我国的社区体育参与者并不能提高志愿主义精神。
4.2. 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体育促进和谐社区构建中的中介作用
和谐社区就是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一个和谐社区应该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社区凝聚力。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区的核心表象，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础。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及信任与互惠。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为社区居民互动搭建了平台，同时在互动中提高了居民之间的信任与互惠，进而促进社区居民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是和谐社区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社区和谐的外在保障。社区凝聚力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群体意识，激发居民建设社区的热情，化解社区内部矛盾。提高社区凝聚力就需要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信任社区内的其它居民。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可以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信任水平，从而提高社区凝聚力(图2)。
Figure 2. Community society capital’s mediating effect on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ommunity by community sport
图2. 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体育对和谐社区构建作用的中介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和谐社会的基石是和谐社区，社区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社区社会资本不足的状况。如何提高社区社会资本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区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体育是生成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体育可以扩展社区居民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促进居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及互惠行为。社区体育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是构建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现状仍存在诸如社区体育志愿组织缺乏、社区体育青年人参与不足、社区体育管理模式落后等众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区体育在构建和谐社区过程中的作用。为更好的发挥社区体育的作用，本研究建议：
1) 创新社区体育的形式和内容，吸引更多的中青年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强化社区体育对构建地方性社会网络的作用，提高其社区归属感。目前我国的社区体育参与主体还是老年人群，中青年人群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为吸引他们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就需要我们不断改革和创新社区体育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更贴近中青年人群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他们的社区体育参与率。
2) 大力发展社区体育志愿组织，增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力量，培育社区居民志愿主义意识，提高社区居民集体行动能力。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的体育志愿组织数量少、规模小、管理力量薄弱，这直接影响到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以及社区居民志愿主义意识的培养。为增强社区体育参与者的志愿主义意识，保证社区体育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政府应该改革社区体育志愿组织登记、管理、扶持政策，简化体育志愿组织登记程序，增加体育志愿组织管理自主性，通过公共财政购买、税收优惠等政策大力扶持社区体育志愿组织。
3) 改革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吸纳居民参与管理，构建社区体育善治模式，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的参与度和信任度。我国社区体育管理模式沿袭了社区管理模式，仍以政府为主导，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不畅，制约了居民对社区体育管理的积极性，造成社区体育管理效率不高，效果有限，也影响到社区居民对社区主要公共组织—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信任。下一步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应改为社区居民主导、政府扶持的模式，充分吸纳社区体育的主体—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由其主导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向，构建社区体育善治模式，从而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组织的参与度与信任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CTY008)；江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0JY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