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欧美文化背景下的成年人的情绪表达上，许多研究和元分析显示出较小但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整体上女性相比于男性具有更多的情绪表达(Brody & Hall, 2000; Kring & Gordon, 1998)，特别是在积极情绪(LaFrance, Hecht, & Paluck, 2003)以及内化的负性情绪，例如悲伤和焦虑上(Allen & Haccoun, 1976)。相反，男性则在一些情境下表现出更多的攻击和愤怒表达(Archer, 2004)。即便女性可能更倾向于表达大部分的情绪，至少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男性具有同样的甚至更高的生理唤醒水平，例如在高情绪唤起的压力下产生更高的血压和皮质醇响应(Chaplin, Hong, Bergquist, & Sinha, 2008; Kirschbaum, Kudielka, Gaab, Schommer, & Hellhammer, 1999; Stroud, Salovey, & Epel, 2002)。这可能意味着男性是从内部唤起，但是抑制情绪反应；而女性更自由地表达情绪(Buck, 1977, 1991; Levenson, Carstensen, & Gottman, 1994)。同时，女性在青春期时就在抑郁症和一些焦虑症上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比例。这些心理障碍具有更高水平的内化的负性情绪，例如悲伤、内疚、和恐惧(Carolyn Zahn-Waxler, Elizabeth A. Shirtcliff, & Kristine Marceau, 2008; Hankin & Abela, 2005; Keenan & Hipwell, 2005)。相反，男性则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和酒精滥用(Nolen-Hoeksema & Hilt, 2006)，这可能与愤怒表达有关(Hankin & Abela, 2005)，并且与较少的体验和表达焦虑的悲伤有关(Chaplin et al., 2008)。
更好地理解成年人性别与情绪及其对心理健康的潜在的意义一个关键点是站在发展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本文章描述了性别与儿童发展的一般性理论，然后展示了一个生物－生理－社会框架来理解性别角色在情绪表达上的发展。文章关注了当前儿童和青少年情绪表达的研究发现，特别关注了元分析的发现，以检验该模型的可靠性。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对儿童情绪表达的研究大多关注欧美白人和中上阶层的青少年。因此，理论模型基于的数据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群体，故可能不足以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下。所以，在呈现该模型之后，文章讨论了对于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展望。探讨了模型应用于理解其他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性别与情绪发展。
本文章关注于情绪表达，即青少年通过面孔、语音和姿态表情外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或者掩饰内在的情绪状态。提及的所有研究中的情绪表达均指代观察到的面孔、语音以及姿态表情，这表情均由训练过的观察者进行编码。文章并未关注性别与情绪调节的文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情绪调节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就发生了。因为他们可能并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所用到的情绪调节策略，所以很难直接测量儿童实际的调节策略的使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实际生活中的情绪调节例子去观察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表达，以及通过多方法研究来考察混合了情绪表达、主观情绪体验以及生理唤醒。
2. 儿童性别差异的理论
主要有三个理论模型解释了儿童的性别角色的发生：生物学、社会发展、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生物学理论假设了女孩与男孩表现出天生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生物因素有关，存在于怀孕时或者出生时，例如基因差异。抑或在后续发展节点上，例如青春期时对情绪有关的神经唤醒系统的激活。这些生物因素有关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例如，男孩在婴幼儿期相比与女孩具有更高的唤醒水平，同时，男孩的语言能力和抑制控制能力在童年期比女孩要弱(Brody, 1999)。研究发现这些早期的性别差异与生物因素有密切关联，例如在基因表达上的性别差异以及性激素的影响，这些均导致了男孩与女孩在大脑和身体上的差异(Baron-Cohen, 2002; Carolyn Zahn-Waxler et al., 2008)。男孩较弱的语言和抑制控制能力可能导致了对某些行为的表达的抑制困难，包括负面情绪，同时较少地通过语言来调节情的表达，以及更高概率的表达未被调节的负性情绪。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假设儿童通过认知学习、社会化以及生活经验学习了与性别角色一致的行为(Liben & Bigler, 2004)。性别图式理论假设男孩与女孩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中发展了对性别的认知图式(Martin & Halverson, 1981)。这类图式包括了与如何成为男孩或者女孩的行为和特质，例如男孩子是活跃而坚强的。随着时间发展，儿童发展出了对于他们自己的性别的图式，进而选择与他们自己的性别图式吻合的活动和环境，这进一步强化了那些图式。的确，男孩同伴群体表现出更鼓励更动作更激烈的游戏，而女孩同伴群体倾向于强调安静而合作的游戏(Maccoby, 1990; Rose & Rudolph, 2006)。
社会建构理论关注当下行为表达的性别差异。他们认同童年期的确能够学习到特定的社会交往的形式。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发生于人与环境的不断交互过程中，因此行为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持续在新环境中被建构。于是，社会建构理论假设情绪并不是个体所具有的，而是在当下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形成的。研究也证实了，儿童能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交往中的期望予以响应。
3. 情绪表达性别差异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该模型整合了以上三个主要理论，假设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先天生物差异、社会化、以及当前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期待的混合条件下出现。
3.1. 生物与社会化交往
首先，在大多数文化中，均存在与性别有关的对情绪表达的规则(Brody & Judith, 2008)。在欧美文化圈下，人们期待女孩表露出更高水平的情绪，特别是快乐这样的积极情绪。同时，包括悲伤、恐惧、焦虑、羞愧、内疚等在内的内化的负性情绪(Brody & Judith, 2008)。女孩也被期待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和同情(Zahn-Waxler & Robinson, 1995)。相反，男孩子则更多被期待表现较少的悲伤、焦虑，同时允许他们表露出愤怒、蔑视和厌恶。外化的情绪表达对于男性性别角色来说，显得更为果敢，自信，独立，甚至具有攻击性也在传统观点里认为能够意味着保护家庭和避免危险，并且具有抚养家庭的能力(Brody, 1999)。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被看作是生物、社会化以及文化因素的共同造就的。
在积极情绪领域，有四项有关的元分析表明年龄与积极情绪的性别差异有关。首先，Hall与Halberstadt (1986)并未发现2~12岁的儿童有显著的性别差异。LaFrance et al. (2003)发现了青少年和成年人(13~更大)，女生相比男生具有更多的微笑行为，这种差异有中等程度的效应量(d = −0.41)。Chaplin与Aldao (2013)，婴幼儿并没有在积极情绪表达上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对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期发现了较小但是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Else-Quest, Hyde, Goldsmith，与van Hulle’s (2006)的元分析发现3个月至13岁的儿童在微笑行为上出现了性别差异。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了儿童早期在积极情绪表达上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在儿童中后期以及青少年和成年期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同时，这支持了生物与社会化理论，女生在生物学上具有较低的唤醒水平，同时更高的情绪语言表达能力让其表达情绪的能力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同时，社会化因素导致她们采纳了女性性别角色在表达情绪上的规则，即表达出更多的与关系有关的积极情绪。
在内化的情绪如悲伤和恐惧/焦虑方面，有两项相关的元分析。首先，Else-Quest et al. (2006)发现较小的但是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3个月到13岁的女孩在恐惧情绪的表达水平高于男孩。对于悲伤，该研究团队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另外一项元分析，Chaplin和Aldao (2013)发现在内化的情绪的表达中婴幼儿期女孩比男性更明显，而在儿童中期并为发现显著的差异。有趣的是，当研究者将情绪分为特定类别时，恐惧、羞愧、同情表现出最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对于悲伤则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了，至少对于欧美文化下的儿童，女孩相比于男孩更多得表达恐惧和其他内化情绪，而且这种差异出现得较早，但并不随年龄而改变。
在外化情绪方面，具有两项相关的综述研究。Maccoby与Jacklin (1974)发现，沮丧情绪在婴儿期表现出男孩多于女孩，但在幼儿期并未出现差异。与此相似，Chaplin和Aldao (2013)发现男孩与女孩在观察到的外化情绪表达上在婴儿期无差异，但在幼儿和学前期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童年中期，意外的是，这种性别差异的方向发生的改变。青少年男性表现出更少的外化情绪。这与另外一项关于外化情绪表达的研究一致，研究发现从婴儿到童年期，外化情绪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发展而被加强(Keenan & Shaw, 1997)。
3.2. 社会背景因素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重视社会背景的影响。模型假设性别角色对于情绪表达的影响，一旦内化，可能会被加剧，这依赖于与当前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同时也有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影响儿童情绪表达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是表达情绪时的人际背景。儿童倾向于使用社会交往背景下被接受的方式表达情绪，因此将更倾向于表现出与性别角色一致的行为。
对于积极情绪，LaFrance et al. (2003)的元分析发现，当与不熟悉的人相比与熟悉的人在一起，积极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女性大于男性)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更为明显。Chaplin和Aldao (2013)则发现在与不熟悉的成年人一起时，积极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0~17岁时最为明显，而在与父母或者单独，或者和同伴一起时，则没有差异。对于外化的情绪表达，Chaplin与Aldao (2013)发现存在社会背景影响因素，如在有同伴出现时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出现时，则不存在性别差异。这表明同伴群体可能促进了表现出符合性别角色的愤怒情绪和攻击行为。而对于内化的情绪，这种性别差异在父母和不熟悉的成年人在场时较为明显，而在同伴出现和单独时差异降低了。
3.3. 文化于民族因素
性别角色和社会背景因素对儿童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或者在不同的时期，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工薪阶层或者低收入家庭，女孩更可能被鼓励表现出坚韧不拔的一面，这样便能在具有潜在危险的社区环境中保护自己，而且因此，这些女孩可能不会面临较大的社会化压力要求他们抑制愤怒情绪(Brown, 1999; Eisenberg, 1999)。另外，不同民族团体可能对于不同性别具有不同的情绪表达规则。例如，Matsumoto (1993)发现，高加索成年男性相比于西班牙裔男性将恐惧评价为更为合适的情绪，同时比非裔和亚裔男性将悲伤情绪的评价为更恰当。这可能表明高加索裔父母会更有可能鼓励女孩子的悲伤表达，而非裔美国父母可能不太鼓励悲伤情绪的表达，对男女都如此。
然而，民族对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因为大多数的研究被试都是白人中产家庭的儿童。LaFrance et al. (2003)的元分析包括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和承认被试的研究，发现了在积极情绪表达上存在了较弱的差异。例如，相比于非裔和亚裔群体，高加索样本表现出了在性别上对于微笑的较大差异(女性 > 男性)。另外，一些近期的研究也逐渐发现在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Hubbard (2001)发现观察到的快乐、悲伤和愤怒的表达在非裔低中产阶级中较少，同时发现男孩表现出更多的愤怒表达。但是并为发现显著的快乐和悲伤表达的性别差异。Panjwani, Mayers, 和Chaplin (2016)发现非裔低中产阶层女孩相比于男性表达更高水平的快乐和窘迫感，这与西方的性别角色一致。总的来说，存在一定的证据表明了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可能依赖于民族和文化背景，但是这需要更多在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下的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4. 总结与展望
文章中阐述了儿童与请少年在情绪表达上的性别差异的一个生物–心理–社会背景的发展模型，同时列举了一些能够证实该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认为在生物学上出生时行为的性别差异是较小的。但是这种差异随着来自于成年人和同伴的社会化压力的增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强化和塑造成了与性别角色一致的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另外，背景因素与生物和社会化因素共同决定了儿童根据其性别角色规范而采取的表达策略的采纳，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会进行情绪表达方式的选择。
实证研究主要来自于欧美白人中产阶层被试人群。研究发现，至少在积极和外化的情绪上，性别差异的缓慢显现，表明了这种差异是在生物因素和社会化因素共同作用下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另外，情境性的人际环境因素作为一个较强的影响因素，决定了性别角色一致的情绪是否得到表达。儿童和青少年在与陌生成年人以及和同伴一起时，相比于父母在场时，更多地得到表达。
总体上说，实证研究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提供了支持，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工作来更全面地理解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性别与情绪表达关系的发展。首先，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多大程度存在于特定背景下。十分有必要研究这种差异对儿童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早期的与性别有关的情绪表达模式可能与后期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有关。那些表现出夸张的女性化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例如表达强烈的悲伤、焦虑和共情，对愤怒的抑制，可能容易内化一些负面情绪，从而发展成为抑郁症和焦虑症(Keenan & Hipwell, 2005)。男孩表现出过度的不受控的愤怒和抑制悲伤与焦虑，可能增加他们发展出行为问题和药物滥用的风险(Nolen-Hoeksema & Hilt, 2006)。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在特定背景下是否与某些心理障碍存在联系，这对与针对性别的干预措施有启发意义。
另外，文中涉及的实证研究的仅局限于欧美国家。未来的研究也应该更多关注跨文化背景下的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研究跨文化背景下的情绪表达性别差异能够告诉我们这种性别差异为什么以及何时出现，或者不出现。理解情绪表达的性别差异也有可能启发基于情绪方面的心理障碍和健康问题设计出适应于文化背景的干预措施。另外一个研究展望是对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的整合研究来探究性别和观察到的情绪表达以及情绪体验和与情绪有关的生理唤醒。对这些视角的整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性别在情绪表达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情绪体验和表达如何被调节，以及这些过程对于儿童适应性和非适应性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