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凸显,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地区热点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1] 。基于这样的现实依据以及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中国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道路,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体系变革。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意义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向世界郑重宣告: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从“五位一体”的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全面阐释,“倡导路径问题通过建立伙伴关系、保障问题通过营造安全格局、原则问题通过谋求发展前景、纽带问题通过促进文明交流、可持续性问题通过构筑生态体系加以解决” [2] ;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现6次,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进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力回应了新近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治理危机,成为“中国发展实际需要、世界格局发展总体趋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3]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即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世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普遍安全世界;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世界;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世界;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之处在于以人类整体为中心,以共同利益为基石,以共同价值为导向,以共同责任为保障,以共同发展为追求;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能够兼容不同的价值理念” [4] 。中国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国的情怀和担当,更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不足”的指责;对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转换为国家治理理念,致力于更高标准的国内秩序建设、增强其正外部性、实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以期对世界秩序建构有所贡献 [5] 。
3.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
在中国,“全球治理”要早于“国家治理”进入学术界和政府的话语体系。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引用最广泛的定义出自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人管理一系列共同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可以持续调和冲突或多样利益诉求并采取合作行为的过程,包括具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与机制,以及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在自身利益上同意或认可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6] 。全球治理的兴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进行制度化的全球性合作;另一方面人类一直在思考当前全球问题产生的根源与解决方案。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扩展、全球问题蔓延和全球合作深入的必然结果” [7] 。
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中国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直到党的十八大,中国才以积极的新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从此宣告中国进入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治理时代。从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方式、利益观念及身份地位变化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大致总结为三个阶段 [8] :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全球治理持抵制、排斥态度。这一阶段中国以“革命者”的角色,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为具有侵略性、敌对性和欺骗性的“陷阱”,致力于推翻国际秩序与治理机制。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到2000年前后,中国从谨慎参与逐渐转变为全面参与。这一阶段,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角度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先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启动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工作,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体制与国际接轨。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义务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在提升,并且开始具有负责任大国意识,变身为全球治理的融入者和建设者。
第三阶段:始于21世纪,中国日益深化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并呈现出有所作为、奋发有为的态势。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获益者,中国一方面认同、遵循、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变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了质的转变,随着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广度与深度的加强,中国由全球治理体系的融入者、建设者发展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体现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倡导与实践。
通过考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从“怀疑、抵制、排斥”全球治理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正在本土实践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 [9] ,主要的特色就体现在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球价值和全球意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培育和强化。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化构成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治理的需求日趋旺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作为推动当代世界发展的两大车轮,处理好治理中的“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国家治理“自主性”与全球治理“协同性”、国家治理“特殊性”与全球治理“普遍性”,成为当代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的迫切要求。全球治理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同质性和弱政治性” [10]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相互依赖与整体命运的休戚与共,这与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契合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这就反映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过去强调个体,今天强调的是全局;过去突出工具理性,今天可能更加强调价值理性;过去更强调社会以竞争为基础,未来更强调合作;过去可能是零和,今天则强调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突破了“自我中心意识”和“单极中心意识”,是一种体现相互依赖、共建共享的新型共同体,涵盖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价值共同体。
4.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球化本质深刻的再认识
全球化作为时代特征,在思索、感知、认识当代全球化的时候,通常从八个方面来描述当代全球化:信息革命为依托特征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趋向,非国家政治挑战国家政治,全球生态与环境主题凸显,社会广泛公共问题方兴未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文化博弈,全球制度化监管与治理的强化,全球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11]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当代表征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新形式的显现,普世文化与本土文化、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民族认同与人类认同的协调等。
全球化本质有两点基本体现:其一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把人类作为整体来看待和处理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其二是价值观的根本调整,自觉承认超民族、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 [12]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源于对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为本质的全球化的深刻感知、尖锐判断和理性决策;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当代表现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兴起所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考与回应。
4.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伙伴型全球治理的生动实践
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道路:“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和伙伴型的全球治理” [13] 。伙伴型全球治理,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四方面的全球治理伙伴角色:“全球合作治理的伙伴、全球增量治理的伙伴、区域合作治理的伙伴、全球治理改革的伙伴”;同时,还表现为“反对等级制的霸权治理和霸权秩序,特别是这种治理和秩序中的非正义性” [13] 。
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也相应提升,并呈现出量和质的飞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联合国维和费用分摊比例的上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援助的拓展等等,都表明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增量资源。同时,中国推动建立和发达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和周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倡导不结盟;针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能反应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力量对比变化,中国积极倡导变革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不合理成分,推动国际秩序朝公平、正义、民主的方向发展。从政策导向和外交实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贯穿伙伴型全球治理的始终。
4.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全球主义观照下国家主义”的转型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 [14] ,如何处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做出的理性选择,就是“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 [15] 。以全球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国家主义现实合理性为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中国选择了一条区别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将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合理糅合、将国家主义置于全球主义观照下、推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新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正视“全球治理失灵”和“国家能力弱化”的全球治理现实困境,推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良性互动互融,以整体性思维,来推动“整体性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防治艾滋、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的国内治理和跨国合作,虽然现象是国内的,但意义是全球性的,有效遏制着全球性问题的蔓延。同时,面对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的现状,中国积极引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价值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早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就承诺,在203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不再增加排放量,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主题之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拿出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与政治抱负来实践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逻辑起点,积极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以更开阔视野来审视和应对当代全球化的理性选择。
4.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有力倡导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互依赖、人类共同利益、国际机制等共同作用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时,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凸显出来。比如,“从国家意识转向全球意识,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哲学,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向求同存异的共处理念” [16] 。其中,具有首要意义的就是“全球意识”。这里引用蔡拓对全球意识的定义:“全球意识是指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 [17]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全球意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当代世界。它超越了地缘政治和国家主义造就的狭隘思维和观念,超越了民族意识、种族偏见和阶级视野。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揭示了人类生活的问题和意义,表达了中国对共同利益、共同伦理、共同秩序的强烈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全球利益观和全球秩序观的最集中体现,这种理念为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常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工具和实践路径。
一般来讲,全球治理有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理的对象及全球治理的结果” [18] 。可以看到,全球治理的价值要素居于各要素首位,这表明选择何种价值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会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的行动趋向与实践结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共同发展,将本国繁荣与人类共同福祉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中国重大战略与内外政策的价值导向。唯有自身文明,站在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理念,才能产生价值吸引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从而拥有更多话语权,不仅造福中华民族,更造福整个人类。
5. 结语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实践模式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推动人类整体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从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从局部参与全球治理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将成为新时代国际秩序调整变革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