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安全型依恋风格按照维度法划分属于低回避低焦虑类型(Cameron et al. 2012),即对他人和自我的心理表征均是积极的,同时积极寻求与依恋对象的亲密关系,对亲密关系具有强烈的情感期待。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形成和发展与良好的亲子关系之间的关系密切,安全的母婴依恋关系与个体积极的结果表现有关,如形成较强的自我价值观、社交能力以及呈现较少的内化或者外化问题(Weinfield et al. 2008) ,将非安全型依恋个体向安全依恋状态的转化是目前依恋领域大多学者探究的前沿方向,如果能够达到一定的预期会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Omri Gillath, Selcuk, & Shaver, 2008)。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均为安全型的婴儿,他们与陌生人的社会关联性得分最高,均为不安全型的婴儿得分最低,两组相互冲突的依恋组合模式的婴儿得分介于中间(Main & Weston, 1981),该证据进一步说明父子依恋安全型的重要性。以往的大多研究中均以母亲为初级依恋对象探讨亲子关系,可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父亲在个体安全型依恋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邢淑芬,梁熙,岳建宏,& 王争艳,2016)。Sir Richard Bowlby (1982)所强调的双重初级依恋对象模型,认为父亲和母亲均可以作为初级依恋对象,初级依恋对象(primary attachment figure)是指在婴儿出生成长过程中主要负责婴儿身心发展的照看人,同时在婴儿需要时及时回应的个体(梁熙 & 王争艳,2014)。父亲与母亲只是分工不同(Newland & Coyl 2010):母亲主要集中于个体生活上的照顾,可是父亲更多的参与孩子的游戏活动,探索行为(Lamb, 2000),在游戏中影响孩子的性情气质(Planalp & Braungart-Rieker 2013),依恋风格和人格特质(李丹 & 丁雪辰,2013)。另外,父亲在母亲的敏感性不足或者缺失时可以起到补偿作用(Duchesne & Ratelle 2014)。目前从父亲为研究对象的探索主要从父亲的敏感性和参与行为两方面着手,所以本文基于父亲角色的敏感性和参与性行为的特点,总结和回顾其对个体安全型依恋形成及发展的影响,同时与目前的敏感性和参与性行为的作用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父亲与母亲在抚养孩子时脑机制的差别,父亲在母亲敏感性和参与行为缺失或者不足时所起的补偿作用,父亲角色的补偿作用较之母亲角色作用的差异等方面进行展望。
2. 父亲角色敏感性的认知性加工机制和代偿作用
随着社会文化和养育方式的变迁,父亲在儿童早期养育过程中参与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人们对父亲的社会期望发生变化,人们认识到父亲参与养育的重要性(Pleck, 2010; Coyl-Shepherd & Newland, 2013)。
2.1. 父亲敏感性的认知性加工机制
父亲的敏感性是指父亲对于孩子的行为、情绪等方面的觉察的敏捷性程度(Diener, Isabella, Behunin, & Wong, 2008)。基于双重依恋系统模型来看,父亲也可以作为初级依恋对象存在的,和母亲一样可以作为个体的安全基地(Paquette, 2004),只是和母亲的分工是不同的(Grossmann et al., 2002):父亲在与个体的互动中,会与孩子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孩子一起进餐或带着孩子一起做游戏, 在游戏的过程中父亲会与孩子有较多的身体接触, 会鼓励孩子独自探索和应变(Coyl-Shepherd & Newland,2013;李丹 & 丁雪辰,2013)。良好的父–子之间的依恋关系,父亲较高的敏感度是更易促进个体形成安全型依恋风格的重要影响因素(Lucassen et al., 2011; Lickenbrock & Braungart-Rieker, 2015)。研究者们发现父亲对婴儿的回应行为没有母亲那么敏感(Diener, Isabella, Behunin, & Wong, 2008) ,但是父亲和母亲都能够回应婴儿的信号,与孩子进行互动和交流。父母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父亲倾向于使孩子变得兴奋而母亲倾向于包容孩子,而且,父亲喜欢和婴儿进行无物质中介的活动,身体的,刺激性的,形势不定的游戏,而母亲喜欢进行语言的互动,主要进行物质中介的视觉活动以吸引和保持婴儿的注意力。依恋理论认为孩子会对不同家人形成不同层次的依恋,母亲是主要的依恋对象,每个依恋对象都有着不同的影响。事实上,孩子生理上偏向于在他们即刻的环境中对固定的人建立一种特殊的依恋。婴儿在他们生命的头一年几乎同时对父亲和母亲建立起依恋,虽然有些婴儿对母亲表现出明显的偏爱,从他们的分离焦虑中可以得出这一证据。另一方面,根据Lame (1977)的研究,在生命的第二年,男孩开始表现出对父亲互动的明显偏好,女孩则没有表现出对父母明显的偏好差异(Lame, 1977)。那么父亲的敏感性是如何在父子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呢?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安全型依恋特点的形成呢?
在以往研究中,父亲的敏感性均是通过“持续面孔范式”(still-face paradigm, SFP)进行观察获得的(Tronick et al. 1979),该范式为探索婴儿在父母亲–婴儿之间的互动前、中、后的反应以及探索儿童对社会化线索和互动的理解力的实验程序(Mortensen & Mastergeorge, 2014)。在该程序中,婴儿和对象是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如游戏),包括父亲或母亲中断互动或者保持中立的面孔表情,结果是以正常的面对面互动场景结束(Braungart-Rieker et al., 2014)。该范式的研究表明:在婴儿3~4个月及其之前母亲对婴儿的需要和亲近表现出高敏感性,较之父亲更为及时的反应和情感传递,且会呈现出较高的参与性行为。然而在这个时间段里婴儿对父亲未能产生较强的依恋情结,与父亲的交流和互动并不多,但是到6个月时与父亲的互动增强(Forbes et al., 2004),同时能够从高敏感性的父亲处获得安全感,从而建立和谐的父婴关系,父亲引领婴儿进行游戏活动,在游戏中进行探索,从而能够降低个体的回避和焦虑的特质,满足安全型依恋个体形成的要求。以往对于男性群体进入父亲角色时的心理加工过程可以解释以上观点,婴儿生产阶段,父亲频繁的感受到无助,无用和焦虑。通常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婴儿的生产表现出强烈的期待,大多数个体报告事不关己,内心脆弱,未准备充分,需要心理支持(Genesoni & Tallandini, 2009)。而产后的男性会逐渐的平衡家庭与工作以及社会需求的关系,进而接受以及适应“自我-伴侣-孩子”这三者关系(Baafi, McVeigh, & Fathercraft, 2001)。因此父亲的敏感性随着亲子互动以及父亲自身的心理转换的适应和成熟对个体的安全型依恋特点影响增加。
有研究表明有关于敏感性的脑区,激活的面积越大说明敏感性越高(Swain et al., 2014),婴儿的需求能够及时得到满足和支持,父婴依恋能够较好的建立,为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石。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雌性哺乳动物在进化古老结构中隐含着情绪加工、警觉、动机和奖赏过程中杏仁核、下丘脑、伏隔核以及腹侧被盖区(VTA)这些区域,它们对婴儿的看护行为非常敏感,在面对婴儿需求时敏感性高者该些区域易被激活(Insel & Young, 2001; Shahrokh et al., 2010)。Abraham等人(2014)研究中采用异性恋父亲和母亲作为对比在照看婴儿时脑区的敏感性,结果表明抚养行为能够增强具有普遍性的“父母亲看护”神经网络观点,该网络主要包括两个分开的网络功能系统:情绪加工网络包括与警觉、突出性、奖赏、动机相关的皮质下和旁边缘构造;心智化网络系统包括与社会理解和共情相关的额极和前额叶中间脑区、颞-顶叶环路。父亲敏感性呈现主要激活的脑区为皮质下的社会认知加工环路,而母亲却激活的主要是情绪加工网络,两者激活的脑区不同,所导致不同的催产素和行为表现,面对个体时所呈现的敏感性也是有所差别的,父亲在婴儿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敏感性并不高,从侧面反映了父亲敏感性得生理机制的动态变化。同时有研究表明:所有的父亲,不论是次级重要的父亲还是初级重要的父亲在照看婴儿时脑区活动都与杏仁核-颞上沟(STS)有关。由上可以看出,父亲对于婴儿的敏感性是具有一定科学性且同时存在的。这一点启发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探究父亲在照看婴儿时表现出的敏感性脑区以及照看时的脑区活动变化的差异性,进一步的了解父亲角色敏感性对个体安全依恋性特点形成的影响。
2.2. 父亲敏感性的代偿作用
父亲敏感性的代偿作用是指在母亲这一惯常理解的初级抚养者缺失情况下,对孩子产生的相似或相近,甚至超越代替的作用(Newland & Coyl, 2010)。Ainsworth发现婴儿与其它对象的互动反应仅与母亲直接的互动反应差异甚微,其它的对象包括父亲、祖父母、继母等。但是对于父亲的依恋似乎更为普遍,即便孩子不能够经常看到父亲,一个26个月大的孩子表现出对父亲极大地依恋程度且有时会比产生的母子依恋更为强烈。虽然孩子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将母亲作为首要的依恋对象,但是在母亲缺失情况下,会接受来自父亲的关怀(Bowbly, 1969)。Lamb (1977a)发现对于7~13月大的孩子来说,在实验室研究中他们会对父亲产生更强烈的亲和力。而到15-24月大的孩子依然对父亲表现出更强的亲和力和依恋行为(Lamb, 1977b)。Ainsworth和Wittig (1969)使用陌生情境法重复实验对象是父亲,结果发现被判定为与母亲之间形成的非安全型依恋,换之与父亲却变成安全型依恋关系。这一观点挑战了Ainsworth的观点,即个体与母亲之间形成的非安全型依恋关系后阻碍与其他对象形成安全依恋关系。随后研究发现父亲在两岁时对孩子表现出来的敏感性是个体在6~10,16,22岁时依恋类型以及人格相关的评价最好的预测指标,通过对成年人的AAI安全型进行预测(Inge Bretherton, 2010)。虽然有研究似乎说明了父亲敏感性在母亲缺失的情况下产生一定的补偿作用,但是对于其补偿作用的脑机制活动与母亲敏感性的差异性并没有得到阐述,但该差异性的探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父亲角色在个体形成安全依恋中具体作用以及脑机制,因此对于父亲敏感性起代偿作用时与母亲敏感性作用机制的差异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进行探讨。
3. 父亲参与性行为对个体安全型依恋特点的影响
目前对于父亲的参与性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界定,Lamb认为父亲参与性行为(father involvement)主要是指父亲参与个体成长的过程,可以分为可得性(accessibility)、责任性(responsibility)和卷入性(engagement)三个维度:“可得性”指可用性;“责任性”:包括对孩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承担有关孩子的抚养责任;“卷入性”指直接对孩子的照料。随后,Pleck又将参与性行为分为互动(interaction)、可用性(availability)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互动是指父亲与孩子之间的直接接触,父亲对孩子的照顾;可用性指父亲随时随地都在孩子身边;责任心指父亲在孩子需要时给与的照顾,为孩子提供必要的资源的能力。无论何种分类方法,均强调父亲对于子女的责任心。父亲对于婴儿的参与性行为更多的集中于游戏同时给婴儿带来兴奋的情绪体验,因而孩子更愿意将父亲当做玩伴(游戏的陪同者)来看待。母亲在婴儿早期的参与活动积极性高于父亲,但是父亲后期的参与性活动强度大,同时男性身上本身所具有的特质能够较之母亲更加激励婴儿能够进行更多具有探险性和主动性、竞争性的活动,积极主动的去完成具有困难性和挑战性的任务,良好的父婴关系为其提供健康有序的场所和背景,因而婴儿在与父亲互动时所产生的安全行为和表现有助于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形成。研究表明健康积极的父亲参与性活动能够益于父婴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以及儿童后期的发展(Caldera, 2004; Lamb, 2010; Shannon et al., 2002),主要表现在儿童的认知层面(执行功能)、情感(情绪加工及调节)、社会发展(人际交往)等心理健康方面,而这些心理健康的有效发展有利于安全型依恋类型个体的产生。
3.1. 父亲参与性行为对个体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
Lamb等人对父亲这一角色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在近年的研究中呈现“双性父亲(androgynous father)”、“新父亲(new father)”、“摩登父亲(modern father)”等新概念词汇,说明研究者对于父亲角色的认知发生改变,对父亲角色的重要作用表现出重视。父亲角色的对个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方面。认知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执行功能的发展,与父亲互动的过程中,个体的执行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而父亲作为探索外部世界的主要引导者,易使个体产生包含几种极端积极情感,例如高强度笑声和过渡开放的心态(Swain, Kim, Spicer, Ho, Dayton, Elmadih, & Abel, 2014)。诚然,父亲参与性行为的频繁加入,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有较好的辅助和启发作用,因为男性角色中的宽容态度和特点对于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社会发展方面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能力上,父亲的参与有利于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处理好包括异性在内的与他人的互动。反之,如果父亲的角色缺失,易造成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降低。
3.2. 父亲参与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父亲的参与性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母亲对父亲的态度(Mita Puspita Sary et al., 2015)、家庭结构(吴丹丹,2015)、夫妻关系(王美芳,刘莉,& 王玉廷,2010)、父亲人格特质(邓李薇,2007)等方面。
父亲对自我在抚养婴儿的态度受到配偶的支配,如Mita Puspita Sary等人于2015年的实验研究表明:母亲较之父亲对于父亲参与性活动具有更高的积极的态度,原因是父亲相对于母亲对于参与性活动缺乏自信和较少的反馈给予婴儿,高强度的参与婴儿的活动中的父亲需要受到配偶的鼓励和支持才能够完成任务。家庭结构的完整可以促进父亲对于婴儿的照顾和游戏陪伴,单亲家庭中父亲或者母亲不得不同时扮演双亲的角色,但是原先可以获得的完全的父亲陪伴就相应会少些。夫妻关系的和谐也能够从侧面促进父婴关系的和谐,从而也促进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形成。同时父亲的参与性活动也能够给予母亲与婴儿之间建立良好的母婴关系,使母亲在参与性活动中与婴儿成为朋友,满足作为母亲的需要(Belsky et al., 1995; Seifert & Hoffnung, 1997)。但是对于父母亲对父亲在参与性活动的态度产生很多的分歧,尤其如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研究反对原有的结论和观点,认为母亲不一定能够决定或者引导父亲参与性活动的质量和频率(Mita Puspita Sary et al., 2015),因此这一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拓展。
4. 总结与展望
首先,父亲依恋测量工具的科学性有待提高。目前对于父亲依恋的研究主要的不足在于测量工具的使用上,对于父婴之间的关系主要采用的是在陌生情境法(SSP)中的研究,以及敏感性研究采用的SFP,这两种方法本质上都是一样同属于自然观察法,观察法有其实验结果的不可重复性这样的问题,所以实验方法本身又带来一定的局限,可是作为婴儿这一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具有机械性的实验操作能力,因此这是个问题,也有待于未来研究中探索更多的实验范式和实验设计,完整有效的施测,提供更加科学的探究方法,保证实验结果的专业性和可靠性。
其次,新的研究视角下,对于父亲依恋的脑机制,亦或是父亲在与婴儿产生互动时,和母亲所激活的区域是否有重叠?那么是什么导致父亲和母亲作为初级依恋对象分工却不同呢?他们的脑机制是什么?异同点在哪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点是值得探讨和深入的,有利于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研究父亲依恋,重视父亲依恋,发挥父亲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这也是今后可以研究的视角。
最后,就不同依恋类型的儿童发展情况,可考察父亲对于其潜在的缓冲作用和补偿模式(Braungart-
Rieker et al., 2014),是不是所有类型的父亲在母亲角色缺失或者不足时都会具有潜在的补偿作用?那么这个补偿作用机制和母亲所给予个体产生的作用机制有何相同之处?这些均有待于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