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针灸学是中国传统医学宝贵的遗产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针灸简单易行、疗效显著，受到海外人士的信赖和重视，在中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居于前列。针灸的英译是针灸对外传播的语言基础，恰当准确的翻译能够让西方人更准确清楚地了解和学习针灸学知识。因此，针灸的英译问题受到众多关注和研究。近30年以来，针灸英译的研究不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将从针灸英译的研究主体、学术成就、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概述针灸英译研究的现状和成果，并提出一些思考。
2. 针灸英译研究现状与成果
2.1. 针灸英译的研究主体
针灸英译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医药院校和中医药研究所等机构。高校中针灸推拿学院、外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人文学院的专家、教师和硕博士，以及针灸推拿科的医生均是主要研究人员。目前不少中医院校设置了针灸推拿(英语方向)专业，培养既掌握针灸推拿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又能运用专业外语进行对外交流的综合性人才。20世纪80年代，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为来华的外国针灸爱好者提供学习针灸的平台。
由于针灸属于中医的一部分，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只是专门研究针灸翻译。目前比较活跃并有一定成就的中医研究专家有：谢竹藩、李照国、程莘农、Nigel Wiseman(魏迺杰)、Paul U. Unschuld(文树德)、Giovanni Maciocia (马万里)、Peter Deadman等。
2.2. 针灸英译的学术成就
2.2.1. 学术期刊文献
通过在CNKI中文期刊进行检索(2018年1月13日)，以“针灸”和“翻译”为关键词，近30年(1987年-2017年)的相关文献共有118篇，包括期刊文章83篇、硕士论文15篇、博士论文10篇、报纸文章6篇、会议记录4篇(见图1)。
有关针灸英译的发文数量在2000年前一直较少，之后呈现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16年达到最高值(见图2)。
Figure 1. The paper types of translation of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图1. 近30年的针灸英译文献类型
Figure 2. The paper quantity of translation of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图2. 近30年的针灸英译文献数量
针灸英译研究的主要发表杂志有《中国针灸》、《中西医结合学报》、《广西中医学院学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医药报》等。针灸英译的研究集中在医学类期刊，语言类期刊较少(见图3)。
研究针灸英译较多的机构有：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针灸》杂志社等(见图4)。
2.2.2. 专著、译著、词典
针灸英译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学术论文上，还突出地表现在相关专著、译著、词典上。表1列举了国内外针灸英译方面主要的专著、译著和词典。
3. 针灸英译的研究内容
本文的重点是对近30年针灸英译文献的研究内容所涉及的主题进行分类。通过对CNKI中文期刊一
Figure 3. The publishers of translation of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图3. 近30年的针灸英译文献发表杂志
Figure 4. The institution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图4. 近30年的针灸英译研究机构
共118篇有关针灸英译的论文进行归类分析，可总结出针灸英译的五大研究方向：1) 针灸英译的研究方法、视角及范围；2) 针灸术语英译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3) 针灸英译的文化传递研究；4) 针灸学典籍翻译研究；5) 针灸学课堂与临床翻译研究。
3.1. 针灸英译的研究方法、视角及范围
针灸英译的方法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直译、意译是讨论最多且受认可度最高的翻译方法。虽然对翻译方法有很多争论，但学者们对针灸翻译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注重中国文化内涵的传播。例如黄光惠和黄涛均对“经络”一词的两种英译meridian and collateral和channel and collateral给出了自己的观点：黄光惠结合功能翻译理论，认为前者作为一种直译，能更好地保留中医针灸中对于经络命名的定点、定标、定位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更能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 [1] 。黄涛则认为名词术语的应用与学术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学术观点不同，选择的表达也会相去甚远。他建议使用者根据自己对经络的理解来
Table 1. The English books of acupunc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表1. 近30年的针灸英译专著、译著、词典
选择channel或meridian [2] ，为这一术语翻译的争论给出了开放的答案。
不同的学者研究视角各不相同，“隐喻”视角是被采用较多的一种。秦国丽从概念隐喻视角探讨了针刺手法术语的英译。蒋继彪则从该角度探讨了腧穴名称的英译。前者分析了《针灸手法图解》(汉英对照)中使用的五种翻译方法，认为在翻译针刺术语时应首先考虑直译法，针刺手法中与西医对应的词汇可考虑借用西语，这样有利于原文与译文的隐喻意象的一致性 [3] 。后者认为腧穴的翻译应增加直译和意译，以更好地把握腧穴名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4] 。除了隐喻视角，学者们的研究角度还包括：同一性原则视角 [5] 、适应与选择论视角 [6]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 [7] 、目的论视角 [8] 等。
针灸学的英译研究涵盖经络、穴位、刺法灸法等针灸学的各方面内容，从侧面反映出针灸学的英译研究已较为成熟全面，在中医英译中算得上研究较为深入的板块。在针灸学的各板块中，穴位的英译研究占到了主体，文献数量远超其他板块。这反映出针灸的最终着眼点在于人体的各个穴位，对各穴位内涵的准确翻译是关系到针灸传播的重要问题。有关针灸穴位的英译方法，李照国认为针灸穴位在早期传播过程中采用代码的形式，后增加了音译。但现在人们逐渐尝试在采用代码和音译穴位名称的同时，逐渐对其增加直译和意译，尤以直译为主 [9] 。杨方林对李照国以直译为主的穴位翻译提出质疑，他提倡“辨穴施译”，主张采用直译法、音译 + 直译法、直译 + 释义法、意译+释义法等多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应对不同的穴位翻译需求 [10] 。除了对“中医”针灸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医学，如壮医也受到了关注和研究。蒙洁琼根据壮医针灸的取穴特点及命名规律，详细地分析了其英译方法和策略 [11] ，对壮医针灸穴位的翻译做了十分详实的归纳和总结，补充了少数民族医学研究的空白，为壮医针灸疗法的传播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 针灸术语英译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
制定标准可以提高一个学科的学术成熟度，而针灸的标准化离不开针灸英译标准化这项重要工程。针灸术语英译标准化不仅是针灸现代化、国际化的需要，也是针灸教育、科研、临床发展的基础。
针灸的翻译与传播一直受到国际各组织的关注，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WFAMS)、美国国家针灸及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NCCAOM)、全美中医药学会(ATCMA)、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等。1982年美国国家针灸及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成立，对美国中医师、针灸师进行资格考试和认证。1987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为促进世界针灸界之间的了解和合作、进一步发展针灸医学、不断提高针灸医学在世界卫生保健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许多努力。198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了“针刺术语标准化国际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有关14经脉、361经穴、奇经八脉、48奇穴和头针等方面的代号、汉字名称、汉语拼音、经络流往、经穴位置等标准，这次会议对中医针灸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具有里程碑意义。1991年，经过十年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公布了2批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国际针灸命名推荐标准》 (日内瓦)和《国际针灸命名标准》(修订版，马尼拉)，采用了“国际代码 + 汉字 + 汉语拼音”的方式对针灸穴位的英文名进行了统一。WHO所颁布的标准化方案对针灸穴位命名的统一以及促进针灸在国际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并未得到很好的推行，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针灸经穴翻译完善性的争议。2007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西太区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对针灸术语再次进行了收录，有关经络学说的术语有43条。2008年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发布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国际标准》，有关经络学说的术语收录了87条，有关针灸用具、针刺手法、特定穴的名称的术语有147条。
除了国际组织的关注，国内的组织机构、专家学者也一直为针灸英译的标准化努力。1990年，我国制定了针灸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经穴部位》，世界上开展针灸教育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使用的针灸教材，在经穴定位上大多采用了这一标准。2013年我国颁布了国家标准《针灸学通用术语》(GB/T30232-2013)。针对这一标准，赵雅平肯定了其对针灸术语统一的贡献，并对其中刺法灸法部分所运用的英译方法进行了归类分析；同时，她还指出这一标准在刺法灸法术语英译方面存在的不足，为国家标准的进一步修订提供了参考 [12] 。徐晖从标准化工作的方法和内容的角度出发，介绍了针灸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的原则、程序和内容等，将术语标准化工作细化呈现，并指出针灸名词术语的标准化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强调了规范化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3] 。阙红玲通过分析和总结不同的针灸术语英译方法所体现的对中医文化的保留，强调了术语标准的建立应当注重中医文化内涵 [14] 。通过统计相关研究数量，国内有关针灸英译的国际标准化研究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居多。其他中医药类大学和非中医药类大学研究较少。这与政治、经济、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北京和上海有国际标准化的研究基地，国际组织与高校的合作促进了针灸英译标准化研究的发展。
3.3. 针灸英译的文化传递研究
针灸理论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针灸学中的经络腧穴学。十二经络名称分别与阴阳以及人体脏腑相关联；腧穴的命名则是古人在生产、生活中对星象学说、神话传说、音律八卦等的不断归纳和总结。因此，针灸的英译不仅要用西方人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翻译，还要考虑在翻译中保留中医文化。
梁忠宝、朱函亭、黄光惠和张金金 [15] [16] [17] [18] 均认为经穴名称的英译应增加其文化内涵的翻译，黄光惠和张金金主张在WHO术语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或意译，更好地促进针灸穴名文化内涵的传播。王磊对经络理论的重要术语“属”和“络”的英译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在不同的语境中应根据这两个词的不同内涵来决定译文；对于具有中医文化特色的术语，他提倡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保持其中蕴含的文化含义 [19] 。蒋继彪讨论隐喻视角下腧穴的翻译应增加直译和意译，以更好地把握腧穴名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4] 。吴江莹强调了跨文化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中医院校在针灸英语课程的设置方面完全滞后于对外交流的需求 [20] 。董睿从中西文化一致、文化部分一致和文化空缺三个方面讨论针灸术语的英译，根据文化重叠程度将针灸英译进行了归类 [21] 。
在针灸英译文化传递方面，李经蕴等人并不倡导对针灸穴位名称进行意译。他们认为，1991年WHO制定的针灸穴位名称标准化方案统一采用汉语拼音附加国际代码的方式来翻译针灸穴位，这一方案有简洁、易记、科学的特点。针灸穴位的命名非常复杂，在意译的过程中极容易出现错误，反而会误导和影响外国读者的理解。因此他们提倡淡化甚至放弃针灸穴位的文化内涵的翻译 [22] 。
3.4. 针灸学典籍翻译研究
针灸经典语言凝练，蕴意丰富，针灸典籍的翻译和翻译研究都是十分不易的工程。李照国曾对17世纪以来西方出版的中医针灸的书籍进行了分类，并指出“西方人所翻译的中医针灸典籍”数量少但能客观系统地介绍针灸理论体系，这些翻译后的针灸典籍对西方人正确、全面地了解和学习针灸有很大帮助。李照国还提到了《素问》、《灵枢》、《难经》、《针灸大成》的较早西译本，指出《灵枢》专论针灸，翻译起来较《素问》容易 [23] 。
程珂通过对程莘农、Deadman、Maciocia等经络译文的深入分析和对比，提出对《灵枢·经脉》篇经脉循行的翻译宗旨应该是忠实原文，准确描述原文的经脉循行路线和所经过的脏腑器官 [24] 。李宏德对李照国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一书进行了综合叙述和评价，对书中《针灸穴位名称国际标准化的回顾、展望与反思》一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即针灸穴位的翻译经历了代码–音译–意译的过程；穴位翻译应多法并举，因时制宜 [25] 。王晴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吴氏父子和李照国翻译《黄帝内经灵枢》的两个译本，指出多维适应选择论有利于宏观指导中医英译的发展方向 [26] 。黄光惠对《实用英文中医辞典》中的针灸英译进行了评析，指出其主要翻译策略是直译为主、音译为辅，意译做补充。他还提出该辞典中针灸经穴名翻译缺乏统一和错误翻译的现象，并详细归类分析了错误翻译的原因，对针灸经穴翻译国际标准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27] 。
针灸经典的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还是对针灸理论理解的问题。与其他有关针灸英译的研究相比，针灸典籍翻译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针灸典籍的翻译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对针灸经典理论内容的理解，对针灸知识的中英文传播都具有促进作用。
3.5. 针灸学课堂与临床翻译研究
针灸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任何有关针灸的研究都是为了最终应用到实际的治疗过程中，针灸英译的终极目的也是将针灸通过课堂或临床教学传播出去。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教学，以传授针灸学基本知识、夯实学习者的针灸理论能力为目的，翻译内容较为固定，有利于译员提前准备；临床教学授课地点和授课内容不固定，因而往往翻译的准确度和全面性会降低。如何提高针灸课堂及临床翻译的效果，也是针灸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李伟红通过在针灸临床为留学生带教，总结出针灸的翻译难在大量的专业词汇，需经常记忆和归类。由于医院日常门诊繁忙，语言环境复杂，临床翻译应迅速准确、简洁明了；译员应主动积极和医生、患者及学生沟通，必要时充当带教医师的作用。所有这些总结均是经验之谈，将针灸临床翻译实践总结并上升到理论 [28] 。关燕婷则指出：由于针灸临床教学与课堂教学相比环境嘈杂、随机性大，翻译教学往往是“打无准备之战”，因此临床翻译应在保持和尊重原有意思的前提下，对凌乱零散的教学内容加以整合和筛选，对可能有利于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内容适当地加以提问探讨，辅助带教医生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二次教学”的作用 [29] 。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临床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提高针灸临床翻译和教学质量有着极大的意义。王磊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经络腧穴学》双语课程的习题集建设进行了介绍和分析，重点阐述了习题集建设中由于穴位采用国际通用翻译方法、术语中异词同义等带来的问题，以及名词解释题的词汇考察的取舍问题 [30] 。王磊通过习题集建设问题的探讨，将针灸知识在教学和传播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细节性困难具体呈现，为其他中医院校的双语课程和习题建设提供了很好地借鉴。
4. 针灸英译研究的思考
针灸英译的研究主体多样、研究方向全面、研究成果丰硕，但针灸英译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针灸英译缺乏认可度高的标准；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针灸术语的英译虽已经有了很高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但多种标准之间存在不统一、多样化的现象。各专家学者虽然都为针灸英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正如中医翻译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 [31] 一样，针灸英译的理论研究也依旧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二，针灸英译的研究较为注重中医文化的传达，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两种极端现象：一是为了强调中医文化内涵，翻译时较少顾及语言的可读性，导致西方的针灸学习者和爱好者对针灸学知识感到困惑甚至是误解；另一种现象是为了通俗易懂，简单地采用音译或直译，导致中医内涵传达上的缺失。如何既用西方人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翻译，又最大限度确保在翻译中保留中医文化，是针灸英译乃至中医英译研究的永恒主题。
第三，如今，虽然各中医院校都不同程度地设有国际交流中心、外语院系，有些还开设了针灸推拿英语专业，但结合笔者自身在医院和中医院校参与针灸对外交流和教学的情况看1，针灸英译不管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交流上都还处于供不应求、质不达标的阶段。培养既懂针灸，又有良好翻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社会和各高校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第四，有关针灸课堂和临床翻译的研究文献十分稀少。课堂和临床翻译是最具有实用性、对翻译交际能力要求最高的活动。如果能有更多相关的文献将针灸翻译实践上升到理论，将有利于指导今后更多的实践。
第五，通过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笔者发现有关中医英译的研究综述较多，但有关针灸英译的综述类文章较少，这与针灸翻译学科的独特性有关。加强对针灸英译的宏观把握和总结，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5. 结语
对针灸英译文献历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今针灸的英译工作提供历史范本和指导，提高英译质量，从而推动针灸的对外传播和发展。纵观近30年的针灸英译情况，相关研究数量和质量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注重广度和深度。针灸英译研究涉及翻译技巧、标准化翻译、跨文化翻译、典籍翻译、课堂与临床翻译等方方面面，呈现出一派较活跃的景象。这表明针灸的对外传播需求越来越大，这一需求推动着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快加深对针灸英译的研究。
但正如王银泉所述，中医翻译依旧是“一个被中医界、外语界、翻译界边缘化的孤岛”，针灸英译就更是“孤岛”中艰难发展的一小块部分 [32] 。如何更好地将针灸学知识传播给世人，惠及更多的医患和普通百姓，是针灸翻译研究者不断的追求。
参考文献
NOTES
1笔者曾担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第284期国际针灸班的助教，并多次参与学校各附属医院针灸科的临床翻译工作，与针灸医师、教师和外国针灸爱好者有诸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