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由于有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加之是山城，1940~1946年陪都重庆的水灾，呈现出时间的连续性、灾荒发生的频繁性和空间分布广泛性的特点，给农业生产和城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学界对之关注较少，从新闻报纸的角度对水灾救济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拟从当时国共两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角度，对陪都时期重庆的水灾救济进行论析。
2.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陪都重庆水灾灾况的报道
抗战时期的频繁水灾对重庆城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当时国统区重要宣传媒介的新闻报纸《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积极地关注水灾及其救济。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媒介和传播信息的“喉舌”——《新华日报》，不仅关注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而且积极关注民生问题——《新华日报》以第一时间在《简讯》栏目中及时报道灾况。当然，在灾情的报道上，由于陪都重庆的水灾及救济直接关系到重庆的社会稳定，也关乎政权的民心问题，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也给予及时报道。
2.1. 对水灾中民众伤亡的报道
重庆是山城，瞬时性爆发式的山洪灾害蓄积的能量极大，短时间内就能造成人口的较大伤亡，与此同时，大洪水也能冲走居住江边的民众。《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此进行了及时报道。1941年9月1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连日大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9日发生水灾惨剧，冲倒房屋多栋，财产损失约40余万元，受灾百余户，死5人，伤10余人” [1]。1941年9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两日阴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9日发生水灾惨剧，冲倒房屋多栋、死五人、伤十余人” [2]。1946年7月上旬，重庆连日大雨，8日上午9时，大井巷十三号墙壁年久失修，适逢雨后突然倒塌，压死在此处摆纸烟摊的杜先红(男)、行路人奶妈徐素珍、女孩万亚男、陈淑元(女)等六人，张仁兴(男)重伤 [3]。1946年7月9日的《中央日报》报道：“璧山空前水灾，死亡百余人，财产损失2亿元以上，是璧山设治以来最惨痛的一次水灾 [4]”。
2.2. 洪水造成民众财产的巨大损失
水灾酿成的财产损失，第一个方面就是民众的房屋与私人财产。首先，洪灾对沿江的城乡居民造成巨大的损失。
请看重庆市第十区第三保被遭水灾居民调查表1，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对此，《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也给予及时报道。1941年7月1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十二日下午四时，重庆大雨倾覆，历数小时之久，大河(长江)灾民受灾严重” [5]。1941年8月5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不结实之贫民住宅、作豪雨下牺牲者，倾毁很多。风化石之防空洞，有多处因山石被雨冲刷崩坏，洞口堵塞” [6]。1941年9月10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渝市连日闷热，乃8日晚起大雨倾盆，至9日午后，平地积水盈尺，江水暴涨，市内曾被冲毁房屋若干栋，幸均未伤人。……两路口社会服务站对面人行道又塌一段” [7]。
其次，水灾影响粮食生产，酿成粮食减产，《新华日报》进行了相关的报道。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重庆大河(长江)两岸的不用说，成熟的未割的稻子连根被冲走了 [8]。与《新华日报》报道水灾造成的粮食减产不同，《中央日报》在报道水灾对重庆城乡民众造成财产危害的同时，描述了重庆大雨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1941年7月26日的《中央日报》在关于重庆水灾的危害报道后，紧接着谈了与粮食生产的问题：雨水充足，晚稻及杂粮雨量再增，亦无损失 [9]。1941年8月5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四日晨豪雨，使秋收又多一层保障，农夫大乐，米粮消耗者也大乐 [6]”。
2.3. 水灾袭击城乡，使民众陷入困境，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
首先，大水灾造成轮船封航、机场被淹，影响民众的日常出行。重庆及附近的巴县、江北、北碚溪河众多。一般都有桥梁或渡口，保持交通顺畅，但在洪水发生时期，桥梁会被冲垮、冲坏，渡口处会因流速过大，影响安全，采取封渡措施，于是交通断绝，影响民众的日常出行。1941年7月26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渝市郊连日大雨，长江及嘉陵江江水陡涨，上游各定期航轮，都临时停运 [10]”。同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朝天门水位二十五日晨已经达到61.9尺，下午还在续涨中。珊瑚坝飞机场均已没水中，洪流涛涛，波涛澎湃。据有经验者谈，水面最大流速，每秒约达3米。按本月川江水面最大流速，每秒均在一米以下，上流水激滩险，开往泸州、江津等地汽轮，25日晨多于启航至九龙滩一带即行折回…… [9]。1945年8月29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日来江水猛涨，……本市各县轮渡，也因水流
Table 1. A survey of tenth districts, third guarantees and flood victims in Chongqing
表1. 重庆市第十区第三保被遭水灾居民调查表
湍急，昨天整天停航，望龙门缆车也因临江停车台被水淹没，暂告停航” [11]。1946年6月27日、29日的《中央日报》连续报道重庆水灾对重庆交通造成的影响：“江流湍急，小轮无法行驶，除野猫溪线外轮渡均告停航，今日北碚、合川、长寿、涪陵各线，亦因水涨而无船开出。……28日，水位增高，昨已超过六丈一尺，午后仍在续涨中，小轮木轮现已无法行驶 [12]。是年7月7日的《中央日报》再报道：“因江水位上涨达83尺，仍在续涨，各线小轮均已停开 [13]”。
其次，水灾使民众流离失所，四处迁徙。1945年8月14日的《新华日报》曾报道：“前天下午，大河(长江)江水暴涨，重庆南岸海棠溪街道大部被水淹没，一时沿江难民、穷人所居棚户尽被洪水冲垮，数百人流离失所，情况甚为凄惨” [14]。1945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此次嘉陵江江水暴涨，水势之大，据当地居民称，是十多年所未有。沿河市旧房屋，都被淹没，受灾居民约一千多家，这些灾民大多数是贫民，很多成为无家可归，家产都被大水冲去” [15]。1945年9月5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重庆街头已经出现许多因水灾逃亡城市的农民，他们扶老搀幼，向人乞钱，其状甚惨” [16]。1946年7月9日的《新华日报》对于水灾的描述更能体现水灾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码头淹了，棚口拆了，将近十万的穷苦市民，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17]。由于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国民政府正忙于庆祝抗战胜利活动以及还都南京的活动等大事，加之水灾造成的重庆灾民流离失所直接影响政府形象，故该时段的《中央日报》没有对水灾造成的灾民流离失所进行报道。
《中央日报》在报道重庆水灾对重庆民众财产损害的同时，也不忘“幽默”地报道重庆民众面对水灾的淡定心理。1941年8月5日的《中央日报》也报道：“四日晨豪雨，……渝市到处可见小型瀑布、沟渠水溢、妇女们总动员洗衣，空袭时每担水价值4元甚至8元的挑水夫，睹状只有皱眉头。小孩们大活跃，多洗足冒雨嬉玩。某小朋友说：“天晴在洞里避暑，下雨天在洞里划船，硬是要得” [6]。
3.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重庆水灾救济的呼吁和救济报道
面对水灾对重庆城乡民众的打击，《新华日报》还积极呼吁政府和民众筹集物资救灾，并对如何有效救灾提出建议，并及时报道政府的救灾。
3.1.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水灾救济的呼吁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不仅关注水灾的危害，而且还积极呼吁政府和民众投入救灾，包括筹集物资，发放灾款和救济物质，安顿灾民住宿等。1945年8月28日，重庆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第二天的《新华日报》就呼吁政府和民众救灾：“昨晚，嘉陵江的水暴涨起来……这些人遭了水灾，一天不下力，一天就没有饭吃。他们靠挑、搬盐巴、汽油等为生，现在不但房子被淹了，而且立即就没有饭吃。……我们总以为灾民应该得到相当的救济，但是保甲长就连问也不问一声，究竟损失多大，灾民多少，应该赶快要求当局救济。不救济，这些下力的苦工，有啥本事渡过这么严重的灾难呢？” [18] 《中央日报》也呼吁政府积极救灾。1946年7月10日的《中央日报》报道：“前日两江水位暴涨，沿岸房屋财产淹没殆尽，现江水渐退，一般灾民又纷纷迁回旧屋栖身，咸盼主管当局加以救济 [19]”。
3.2. 《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对政府救济水灾措施的报道
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水灾救济措施、成效进行了积极报道，以宣传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关心民生、积极救灾，在民众当中树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面形象。1941年9月14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两日阴雨、山洪暴发，青木关于9日发生水灾惨剧……教部已经联合青木关个机关团体成立水灾救济处，灾民无归宿者，收容于实验民教馆，暂时救济办法，除由教部垫款交由民教馆为灾民购备两餐干饭外，并由振济委员会派员前往发放急振及伤亡抚恤等费，计共发一万余元，另息、中国童军总会及教部妇女工作队，已出动为灾民募集衣服。又讯本市复兴关至新桥及九龙坡二公路，连日经豪雨冲刷，沿路石桥及路基被冲坏多处，交通一度阻塞，经市工务局员夫满夜抢修，十三日晨已全部修复” [1]。1941年10月2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成渝公路土湾一带，前以大雨坍塌，往来交通中断，经四川公路局成渝公路改善工程处派工修理，已于一日起照常通车，来往车辆可不再绕道行驶 [20]。1946年6月30日的《中央日报》再报道：“连日大雨，沿江棚户，损失奇重。渝市府宣示体恤额，已饬社会局立即援例妥商赈济办法” [21]。1940年5月7日的《新华日报》曾经报道：“本市临江门马路七星坎之人行道，日前因大雨坍倒，曾压毁百余户，死伤数十人，赈济委员会当时得讯后，除派员慰问外，并立即令饬难民总站妥为救济” [22]。
4. 报纸与水灾救济的建议和监督
《新华日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报纸，主要的作用是监督政府的水灾救济，并对国民政府在水灾救济中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监督和督促救灾，以促进救灾效果的提高。相比较而言，《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官方报纸，在水灾救济的建议、监督和批判方面要做得少一些，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它也不太可能揭露水灾救济中的不足和弊端。
4.1. 《新华日报》与水灾救济建议
针对水灾特点，《新华日报》从政策、资金、灾民安置和就业等方面提出了水灾救济的建议。1946年5月27日，《新华日报》以“靠水棚户搬哪里好？往年惯例急需改变——向市政当局的一个建议”为题进行报道：“……建议市政当局替这些灾民想个长久的办法，八道门水码头，其中临江门、南纪门附近就有比较宽敞的空地或山坡，可由政府在这些地方加工平出广大可用之地基，同时在两岸其他各码头附近拨出一部分公地，有计划地安插他们，政府准备大量席子、木板给棚户借用。经常派医生在这些地方去注射预防针，按期进行身体检查” [23]。1946年7月1日的《新华日报》提出救灾建议 [24] ：“……码头附近的空地是有的，为什么不许他们自由搭棚？我们主张政府应迅速在南纪门、朝天门附近空地中划出棚户住地，不收他们租金押金及房捐，他们是迫切需要救济的”。该年7月10日的《新华日报》对于如何救济棚户水灾灾民再提建议：“救济棚户问题的重点是吃和住的问题。住的问题，他们自己不能解决，政府应该采取给他们划住地的方法来解决。吃的问题其实应该在水灾期间由政府按情形拨发足够的食米分配给他们，并给他们低利贷款。政府如能迅速举办低利贷款，每户灾民贷款数万元，等水退后交还，才真正有助于灾民” [25]。
4.2. 《新华日报》对水灾救济的批判与督促
灾害救济要靠人来执行，由于国民党吏治的腐败，救济官员官僚化，灾害救济出现多种人为性弊端，工作搪塞责任，缺乏责任感，救济过程中贪污腐化、假公济私等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新华日报》进行了批判和揭露。1945年9月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报纸上登过救济灾民的消息，现在是第二次遭灾了，救济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得到？况且1000元的救济，即便得到也没有啥子用处。我们希望能为我们提供临时住的地方，给我们提供几天伙食，我们自己实在没有法子度过这一次灾难” [26]。在农贷问题上，1945年2月20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办理贷款的农会的组长，由保长兼任。他们是农民贷款的固定保证人。为了贷得到款，农民常常须用茶酒鸡蛋以“慰劳”组长，真正急待救济或孤苦无靠的是得不到的” [27]。1946年7月22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本月初，本市横遭水灾，灾民十万，当时报纸登载说社会局将拨专款二千万元救济。可是直到现在还无影无踪。二十日，市参议会上，曾有人问社会局徐局长灾民救济到底怎么样了，徐局长答复说：“那些受灾棚户，原来政府规定不准他们住在洪水线下，可是他们硬是住在那里，如果现在救济他们，便等于奖励犯法。……不但不救灾，还要给灾民加上种种罪名，到底是何居心？如果局长真的认为洪水线下住不得人，请问局方什么时候替这些灾民拨出过房子，划定过位置，办过一件可以使他们免于水灾的事情？希望社会局不要和灾民为难，认真地救济他们” [28]。对于救灾中存在的问题，与《新华日报》敢于揭露和批判不同的是，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不仅很少对救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而且还极力为政府辩解。1946年7月7日的《中央日报》报道：“渝市近日天雨连续，由菜园坝至牛角沱沿江一带棚户，以地势低下连续水灾。据社会局调查，受灾棚户，皆系位于洪水线下之违规建筑。故该局未有赈济” [29]。
综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重庆水灾比较频繁，此时的报纸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重要宣传喉舌——《新华日报》，作为非官方媒体，其不仅关注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而且关注大后方的社会，关注大后方民众的生活疾苦，与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在水灾灾况报道、救济灾民的呼吁上着力，而且主动在救灾监督和建议方面都做出了努力，而《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则在灾况宣传和政府救灾措施和成效上下功夫，以在民众中树立政府积极救灾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