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亲社会行为概念
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亲社会的、利他的行为的发展和维持最近引起了研究者相当大的兴趣，亲社会行为在人的发展早期就已出现，并且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的角色。Dunfield认为，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帮助、分享和安慰，它们反映了对三种不同的消极状态的反应：工具需求、未满足的物质欲望和情感痛苦(Dunfield, 2014)。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侯玉波，2013)。
1.2. 利他行为与助人行为
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常常混为一体，“亲社会行为”一般与“援助行为”、“积极性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行为”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周宗奎，1987)。利他行为更强调助人者的动机是利他的，利他行为的定义中甚至要求助人者不能有“做好事”的想法(刘晓敏，2000)。助人行为被认为是个体自愿实施的以改善他人不利处境为目的的行为(张海形，2009)，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根据个体内部的行为动机，可以将三者之间的包含关系概括为亲社会行为 > 助人行为 > 利他行为，利他行为是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耿希峰，2010)。
1.3. 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研究
1.3.1.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模式根据亲社会行为产生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初始阶段，注意他人需要，在帮助他人之前，确定他人是否有某种需要，艾森伯格认为在这一阶段，个人因素和个人对情境的解释均会影响个体是否注意到他人的需要。第二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后，便需要决定是否实施助人行为，在紧急情况下，个体更容易受到情感驱使，可能与受助者产生同情，也可能由于个体通过移情感受到了痛苦，为了避免痛苦而助人；在非紧急情况下，个体更容易受认知因素和个人特质的影响。第三阶段，联系意图和行为阶段，有助人的意图并不等同于他(她)会实施行为，他(她)要将这种意图与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亲社会行为意图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受个人的有关能力、人与情境的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王美芳 & 庞维国，1997)。
1.3.2. 移情–利他主义假说
Batson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Batson, 1991)认为，个体的帮助行为由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移情或个人困扰(personal distress)所唤起，移情通过唤醒个体的利他动机从而实施亲社会行为，而个人困扰与利己的动机相关，个体为了摆脱痛苦而做出亲社会行为(寇彧 & 徐华女，2005)。
1.3.3. 唤醒–代价回报理论
该模式关注的核心是亲社会行为中的代价和回报问题，它将唤醒和代价回报结合起来，从另一角度解释亲社会行为机制产生的原因。认为唤醒能激发个体实施助人行为，被唤醒的助人行为并不一定会实施，而代价回报是行为的方向。该模式包括5个基本命题：被唤醒、唤醒后的归因、评价情境、实施行为或逃避、唤醒缩减(张佳楠，2015)。
2. 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
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因素有很多，心理学家力求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来寻找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方法。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大致有三类：一是情境因素，主要包括他人的存在、环境因素以及时间压力。如Latane和Darley依据纽约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的责任扩散实验，结果发现在有他人存在时，个体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还有助人时的天气情况、噪声、时间压力等均对亲社会行为有影响。二是助人者特点，在许多情况下，做出亲社会行为是会对个体自身带来损失的，但是助人者仍会选择做出这种行为，可以看出助人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亲社会行为。如无论采用阈下启动还是阈上启动，积极的人格特质的激活都会给亲社会行为带来积极影响(朱莉，2011)。三是求助者特点，求助者是否受欢迎、是否值得他人帮助以及受助者的性别均会影响亲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按照影响因素的来源，本文将新发现的影响因素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
2.1. 外在因素
2.1.1. 框架效应
有研究基于三人独裁者博弈研究发现决策情境影响独裁者的亲社会行为，独裁者在合并决策时会给第一个接受者更多金额，在两种决策框架——合并决策和分开决策下，差异显著，说明三人独裁者博弈中存在社会偏好的框架效应(苏云，2017)。根据此发现，在慈善捐助中可多采用合并决策的方式进行捐款，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2.1.2. 权力
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目前有研究表明权力会抑制亲社会行为，权力通过增加自利行为(Williams, 2014)、阻碍对他人情绪的理解(Galinsky, Magee, Inesi, & Gruenfeld, 2006)、加大人际距离以及加深对他人行为的曲解从而抑制亲社会行为。也有研究表明权力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权力通过激发个体的特质的表达，使个体的利他特质得到充分表达，情境因素对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也有影响(蔡頠，吴嵩，& 寇彧，2016)。
2.1.3. 电子游戏
现在电子游戏无处不在，有手机的地方就有电子游戏。Greitemeyer & Mügge (2014)对电子游戏对社会性后果的印象进行了元分析，共分析了98个独立的实验，共有36,965名被试，最终发现无论是暴力游戏还是亲社会游戏都对社会性后果有显著的影响，暴力游戏会增加攻击性，减少亲社会性后果，而电子游戏则相反，这些影响在实验、相关和纵向研究中均显著，表明电子游戏对社会性后果有影响，并且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Greitemeyer & Mügge, 2014)。
2.1.4. 家庭成员
丛文君曾采用改编的《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和《家庭教养方式评定量表》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进行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父母的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有正相关(丛文君，2014)。除了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亲社会行为，有研究发现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亲社会行为。Smorti等人采用同胞关系量表(Sibling Relationship Inventory, SRI)和Caprara等人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量表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情况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Smorti & Ponti, 2018)。有良好兄弟姐妹关系的人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2.2. 内在因素
2.2.1.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个体结合外部世界形成的一种主观知觉，是对自己的全方位的评价。甄月桥等人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进行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九个维度中除自我批评维度外，其余八个维度均与六种类型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帮助儿童促进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2.2.2. 情绪
Sharma采用相关研究探究大学生群体中积极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比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容易给予他人帮助(Sharma, 2015)。有研究显示，消极情绪中，悲伤情绪下个体比愤怒情绪下的个体愿意提供的帮助时间和金钱更多，说明在悲伤情绪下更容易做出亲社会的决策(杨昭宁，顾子贝，王杜娟，谭旭运，& 王晓明，2017)。
2.2.3. 自尊
有研究采用同伴评定、内隐联想测验(IAT)和自我评价测量等方法测量了被试的内隐自尊、外显自尊、内隐亲社会行为和外显亲社会行为，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内隐亲社会行为和外显亲社会行为存在分离效应，即内隐自尊和内隐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外显亲社会行为无关，外显自尊与外显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内隐亲社会行为无关(吴小琴，2009)。
2.2.4. 道德
杨继平等人(杨继平 & 王兴超，2011)通过问卷探究了道德推脱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道德推脱对利他、依从、情绪性和紧急维度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许多工作、学习等都通过网络完成，所以网络上的亲社会行为也受到研究者重视。马晓辉等人对青少年的网络道德和网络亲社会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网络道德认知和网络道德情感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网络道德越是积极越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马晓辉 & 雷雳，2011)。
2.2.5. 共情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共情和亲社会行为有关，有研究显示群体共情可使一个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更积极(何晓丽 & 谢荣慧，2018)，Sierksma等人的研究发现，相比较无共情条件，在共情条件下，个体对群体内成员和对群体外成员的帮助意愿无明显差异，而在无共情条件下，个体更愿意帮助群体内成员(Sierksma, Thijs, & Verkuyten, 2015)。
3. 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通过以上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介绍，可以提出一些培养亲社会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方法。
首先，可以培养共情的能力，共情是一种感受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提高共情能力不仅能够促进群体内的亲社会行为还可以提高对群体外的成员的亲社会行为。
其次，还要使个体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自我概念和道德观，这不仅利于个体社会性发展，更加有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最后，个体是生活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的，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父母应注意其教养方式，以情绪温暖为主，并且调控好兄弟姐妹的关系，这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可以推出更多的亲社会游戏，不提倡暴力游戏，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课题（14Y001）。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