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秋收起义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方针”的中国化
1.1. 马克思主义有关暴力革命的思想
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和教训，最终得到一条结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可避免。1845年，恩格斯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通过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从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 [1] 的结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规律，说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在阶级被消灭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 [2]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3]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
1.2. 八七会议“暴力革命方针”的提出
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时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飘摇不定，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八七会议。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暴力革命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切中要害地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批评了中共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对农民问题的忽视，提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要做农民运动的领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 [4] 。《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提出，中共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利用秋收时节农村中阶级斗争最为激烈这一时机，“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4] 。同时，会议要求工人阶级也要注意武装，“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 [4] 。八七会议实际上确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为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主要方面就是领导这场斗争。
1.3. 秋收起义与八七会议“暴力革命方针”的实施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一同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重组了省委。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改组后召开首次会议具体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党内一般普遍认为要依靠工农发动武装起义，军事斗争起次要作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从现在开始，党应该“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5] 。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为能够抓着全部的农民，地主的土地必须被没收交给他们。在起义口号问题上，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高于一切”，坚决放弃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扛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在起义的区域问题上，毛泽东通过仔细分析主客观条件，主张放弃全省范围内起义，只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经过多次讨论，毛泽东的主张终于在8月30日的湖南省委会议上获得通过。然而，起义目标仍然是准备进攻长沙，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
9月9日，震惊国内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主要由部分军队官兵和数量庞大的工农武装组成，公开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人湖南省，联合在平江、浏阳地区起义的农民，准备攻取长沙。虽然起义军曾经占领过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是由于敌对势力远远大于起义军，其武器装备也更加优良，反观工农革命军，虽然更热情高涨，但是采取分兵进攻导致兵力分散，而又对敌情不甚了解，缺乏实际的作战经验，以及一些指挥员指挥失当等，几路起义军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挫折。因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被迫提前结束。
2. 秋收起义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道路”的中国化
2.1. 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随着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壮举的出现，以及对当时欧洲历次出现城市暴动的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的首要进攻的方向是城市，在城市把工人组织起来武装起义是最根本原则。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运用和发展，他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领导俄罗斯率先突破，成功地创造了一条首先在城市领导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城市为中心，建立城市战略基地，从城市到农村，武装夺取政权，取得人民解放的胜利的“暴力革命道路”。
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布尔什维克党根据武装掌握在人民手里，没有外力压迫人民的局势，曾希望通过宣传党的政策，消除孟什维克的影响，从而赢得苏维埃中的多数的支持，实现所有政权归到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镇压革命，革命报刊被封闭，党被宣布为非法等等，不得不终止执行。为了回应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了，布尔什维克党被迫在1917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1917年10月25日(俄历)，停泊在彼得格勒港湾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随后工人武装部队向冬宫进攻，并成功逮捕了临时政府的13名部长。24小时后，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委员会主席。
2.2. 秋收起义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始
起义部队在遭到严重的挫折受，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仍然没有放弃进攻长沙的想法。任弼时作为中央全权代表来到湖南督催执行原定暴动计划，而湖南省委内部，时任书记彭公达也是坚持在省内开展第二次暴动，起义军第一师师长余洒渡等也都是主张攻克浏阳后进击长沙。10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通过深刻分析当时敌人强大、我方弱小的局面，指出在敌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城市的形势下，我们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只能是一条失败之路；相反的，敌人在乡村力量则弱小许多，我们必须把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之中，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和扩展革命力量。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和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并最终为会议通过，成为秋收起义从失败走向井冈山胜利的关键。
文家市前敌委员会结束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找到了战略基地，从而逐步开创了党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转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紧要”的关键时期创建的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转移的成功典范，在中国农村扛起了中国革命的光辉旗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之路。引兵井冈山这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2.3. 两条不同革命道路的区别
中心城市工人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道路”。这是暴力革命的两个典型案例，但这两条道路在基本内涵、斗争形式、发展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1) 在工作重心问题上的区别。从经济关系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充分发展，城市在国家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农村则依赖于城市存在，从而体现在阶级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集中在大城市，无产阶级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城市，等待时机成熟，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经济关系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使得广大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单独存在，加上半殖民地的中国是由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国共产党只能深入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 在主力军问题上的区别。以城市为中心夺取政权的道路依靠的主要力量必定是工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以城市为基点，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累并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壮大革命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争取城市其他劳动阶级和广大农村中的农民的支持，夺取国家政权。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无疑是革命的领导者，但是由于中国的阶级是一个中间小两头大的结构，从而工人数量上只是少数，而农村中广大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革命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必然是农民问题。因此，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力量源泉和政权基础。
3) 在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上的区别。城市中心道路依靠的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和时机成熟的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利用议会斗争，领导和组织工会，教育和引导工人群众，开展政治和经济上的罢工，积累革命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合法的组织形式，进行不流血的、非战争的斗争形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必须依靠革命军队，其他民众组织和民众斗争是来配合战争的。
4) 在革命发展的进程问题上的区别。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胜利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民斗志。革命迅速发展到全国，呈现排山倒海之势，影响到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从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逐步都建立来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则是立足农村，在农村发展革命力量，在农民建立革命政权，逐步呈现广大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最终实现全国的农村包围全国的城市，即用枪杆子现在农村区域建立一个个区域性政权，然后把分散的红色政权结合起来，最后建立全国政权。
3. 历史的反思
3.1. 秋收起义的史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其主要领导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夺权道路，特别强调首先进攻中心城市，依靠工人暴动夺取政权，以中心城市为立足点，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历史用事实证明，这种“城市中心论”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国情的，在此指导下的武装起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
中共中央指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也是以进攻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在遭到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更加重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坚决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最终改进攻长沙为向偏远农村进攻，首先在农村寻找突破口，扎根其中，建立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的立足点，从而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出发点。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等人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带领部队走上的一条在农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必要的退却和正确的进攻的正确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
3.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近代以来，在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能够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第一位的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6] 。在从历史到未来的关键节点上，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必将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