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婚姻态度是个体对婚姻的主观看法，既包括个体对一般婚姻关系的普遍看法，也包括对自我婚姻的评价和期望(Braaten & Rosén, 1998; Willoughby, 2010)。以态度的范畴来定义，婚姻态度指主体根据以往经验所形成的对婚姻的意义、功能等方面的认知判断，以及在这些认知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我情感倾向和自我行为倾向(夏燕，2012)。
婚姻态度的形成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 原生家庭对主体婚姻态度的影响最为显著：相较于在完整的家庭中长大的个体，父母离异的青年容易持有反对婚姻的态度(Mcloughlin & Whitfield, 1984; Gabardi & Rosen, 1993; Kinnaird & Gerrard, 1986)或较为复杂的情感(Amato, 1988)，并且他们会担心自身的婚姻是否成功(Schwartzberg, 1981)；也有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父母的婚姻状态并不影响子女对婚姻的态度，而是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性格特征(Demo &Acock, 1988)、对父母婚姻的主观感知(Long, 1987)、家庭凝聚力(Coleman & Ganong, 1984)等原生家庭的特点对其婚姻态度的影响更为显著。2) 年龄是婚姻态度差异性的显性指标，具体表现为年龄越长者持有传统的婚姻态度，对婚姻的态度较为积极(Cherlin & Walters, 1981)，而较为年轻的一代经历了更多的父母离异(King, 1999)，因此对婚姻持较为负面的态度。3) 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婚姻态度。具备高学历的女性较易晚婚或不婚，这与他们的经济收入更有保障，以及对婚姻质量要求更高有关(Newman & 白学军，2005)。4) 作为婚姻生活的重要内容，性生活在主体婚姻态度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身为处女者会比过往有多名性伴侣者持有更加积极的婚姻态度(Salts, Seismore, Lindholm, & Smith, 1994)。5) 媒体的宣传导向影响个体的内隐婚姻态度。浪漫的爱情剧有助于观看者产生对婚姻的渴望，同时也让观看者形成对婚姻不切实际的期待(Segrin & Nabi, 2002)。6) 人文环境是婚姻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对基于承诺的婚姻容易持否定态度(Poortman & Liefbroer, 2010)；离婚高发地区的主体在成长过程中感知到婚姻的脆弱性，因此对婚姻持有不同寻常的态度(Glenn & Kramer, 1987)。
态度是一种心理倾向，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虽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一致(张红涛 & 王二平，2007)，但有研究认为，婚姻态度能有效预测婚姻行为，对婚姻持有不良信念会促使态度主体在认知加工和评估婚姻活动时出现偏见(Linda Kurtz & Derevensky, 1994)，对婚姻抱持积极态度者则因其对婚姻的正向评价容易实施婚姻行为(Clabkberg, Stolzenberg, & Waite, 1995; Sassler & Schoen, 1999)。因此，进行婚姻状态的相关研究工作，对婚姻态度的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的。
现有的婚姻态度测量工具涵盖了一般婚姻态度、婚姻目的以及婚姻期待等诸多面向，但缺少针对单身女性婚姻态度的量表。例如：Stacey和Rosén (2013)编制了包含自身婚姻目的与期待以及一般性婚姻态度的综合性量表。这些量表不限被试的婚姻状态，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国内学者贾黎斋针对已婚者编制婚姻态度问卷(Marriage attitude Scale, MAS)，涵盖了婚姻心理准备、家庭关系态度和婚姻控制态度，此量表适用于婚姻态度与婚姻质量的研究(王宇中，2011)。鉴于现有婚姻态度量表中缺乏有效评估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工具，本研究拟编制一份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量表，用以测评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为未来婚姻态度或婚姻状态的相关研究提供有效测量工具。
既有关于态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态度会影响主体心理健康，如体育态度(李嫱 & 任文芳，(2009)、锻炼态度(霍方文，2011)、金钱态度(洪雷，曹慧，& 方格，2009)影响主体心理健康，由此推测，婚姻态度是否会影响心理健康呢？既有研究认为，已婚者通过婚姻获取更多的社会融合和社会控制的资源(Mastekaasa, 1992)，婚姻赋予已婚者更多社会支持，从而已婚者较单身者心理更为健康(Gove, Style, & Hughes, 1990)，由此推测，当下成年女性的婚姻状态是否依然能显著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呢？基于此，本研究将在编制婚姻态度问卷的基础上，探究成年女性婚姻态度、婚姻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1：用于初步访谈，研究通过百度云平台(下同)向生活在北京的成年女性发放和收集开放式问卷。成年女性包括单身且无固定伴侣和已婚女性两组，两组被试各25名。有研究表明，女性最佳结婚年龄在26至29岁(刘凌 & 朱艳新，2009)，而女性在45岁以后进入婚姻的概率显著降低(刘爽 & 蔡圣晗，2015)，因此，本研究将被试的年龄限定为30~45岁(下同)，此年龄段单身-已婚的婚姻态度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样本2：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回收20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100名，已婚女性101名。
样本3：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回收401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200名，已婚女性201名，用于正式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样本4：用于婚姻状态(单身-已婚)、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探究。回收203份有效问卷，有效率99%。其中单身女性102名，已婚女性101名。
2.2. 研究工具
1)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包含必需婚姻态度、畏惧婚姻态度和理想婚姻态度。问卷中的题项以自陈方式表述，采用5级评定法，从“1”到“5”计分，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共21条题项。
2) 90项症状清单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最早由Derogatis编制于1973年，1984年由王征宇翻译成中文。量表共90个项目，涉及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习惯等多项精神症状学内容。量表采用5分评分制，常模标准是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 (单项分 ≥ 2的项目数)、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须考虑进一步筛查是否阳性。
3) 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由Diener等人编制，测量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问卷共5个题项。生活满意度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能显著预测个体的身心健康(周厚余 & 周莲英，2008)。
2.3. 研究过程
2.3.1. 问卷编制过程
本研究初始问卷的编制建立在既往研究及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之上。通过开放式问卷，发现大龄单身女性所持有的独特的婚姻态度，大部分单身被试持有理想化和自主性的婚姻态度，他们内心怀有美好却不现实的择偶标准，并且不会因择偶难度或周围人的催婚而降低自身择偶标准，而有些单身被试表示婚姻对他们来说不是人生必需的内容；还有单身被试表示对婚姻充满焦虑和畏惧的情感，而已婚被试在这些维度方面有明显相反的倾向。对收集到的婚姻态度进行梳理，发现单身-已婚在婚姻态度的差异性体现在婚姻的必需性、理想化和畏惧性和自主性四维度上，这四维度能有效区分单身与已婚女之间的差异。结合专家指导和既往研究，将初始问卷的结构拟定为必需婚姻态度、理想婚姻态度、自主性婚姻态度和畏惧婚姻态度。
初始问卷共28题项，拟定畏惧婚姻态度、必需婚姻态度、理想婚姻态度和自主婚姻态度四维度。问卷项目以自评或自陈的方式表述，采用5级评定法，从“1”到“5”计分，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种选择。将初始问卷发放至样本2，进行婚姻态度问卷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在此基础上，将正式问卷发放至样本3，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分析，获得正式问卷。
2.3.2.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4.0和Amos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初始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项目分析结果
采用临界比值法与同质性检验进行项目分析。通过高低分组对单一题项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第7题未达到显著性水平(t = 0.245, p = 0.807)；第20题的CR值未达到3 (t = 2.769, p = 0.007)，因此将第7题和第20题这两题删除。同质性检验发现第10题(r = 0.085, p = 0.001)与总分的相关太低，故将第10题删除。
3.2.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剩余25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启用主成份分析法(PCA)和斜交旋转法，Bartlett值为1351.237，df = 300，显著性水平p为0.000 (<0.001)，表明25个题项之间显著相关，取样适当性度量值KMO = 0.769，接近于0.80，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素数目设定依据以下原则：共同因素特征值大于1；碎石图中坡线突然剧升点为截点，删除坡线平坦的因素；共同因素题项数至少有3个。通过碎石图(图1)发现，从第5个共同因素后出现平坦的曲线，因此保留4个共同因素；同时，通过因子间相关矩阵发现，四因子间彼此相关非常低，因此改用正交旋转法重新进行因素提取。再次进行因子分析，发现11题与其所在共同因素内容不一致，予以删除；删除后再次进行因素提取，相继删除与所在共同因素内容不一致的19题、在两个共同因素上因素负荷均大于0.40的13题以及与所在共同因素内容不一致的15题，最后再次进行因素提取，发现剩余21条题项，因子负荷均大于0.4，各题项间内容一致，累计方差解释率48.402%。对各因素内容进行定义，因素1体现了被试对婚姻的畏惧情绪，如“一想到结婚就令我头痛”或“一想到结婚总有点莫名的焦虑，因此将其命名为畏惧婚姻观；因素22包含了题项“如果两个人相处不来，我觉得是不能结婚的”、“如果对方在性格上不符合我的标准，我觉得是不能作为结婚伴侣的”等题项，体现了被试的理想化婚姻期待，因此命名为理想婚姻观；因素3包括了如“如果此生不能结婚，人生就不美满”、“不结婚的人生我觉得不正常”等题项，体现了被试在观念上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需项目的程度，因此命名为必需婚姻观；因素4包含了如“婚姻是我自己的事，别人影响不了我”等题项，体现了被试自主决定婚姻事宜的态度，因此命名为自主婚姻观，详情请参见表1。
Figure 1. Scree Plot of marriag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图1.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碎石图
3.3.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anbach’ s Alpha系数和分半信度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658到0.731，分半系数从0.580到0.729，均达到较好的信度水平。详见表2。
Table 1. The factor loading of official marriag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of adult women
表1.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因素负荷表(n = 401)
Table 2.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mong dimensions of marriage attitude (n = 401)
表2. 婚姻态度各维度的信度检验(n = 401)
3.4. 正式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效度检验
3.4.1. 内容效度
本问卷的初测题目结合了相关文献研究、初步的简单访谈和一名教授的指导而拟定。其内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基础，并且结合了现实生活中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特征。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3.4.2. 结构效度
1) 通过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发现理想婚姻态度与自主婚姻态度之间呈中度正相关，这说明理想婚姻态度与自主婚姻态度之间具有中等水平的一致性；畏惧婚姻态度与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之间均呈较低正相关，这说明畏惧婚姻态度与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之间具有较低水平的一致性；必需婚姻态度与理想婚姻态度之间呈低度负相关，说明必需婚姻态度与理想婚姻态度具有反向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必需婚姻态度与自主婚姻态度和畏惧婚姻态度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 说明必需婚姻态度与自主婚姻态、畏惧婚姻态度为独立的婚姻态度结构。详情参见表3。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dimensions of marriage attitude
表3.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n = 401)
*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2)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如图2)，所获得的拟合指标基本都达到了统计学的要求，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所获得的各项拟合指标如表4。
Table 4. The model fit summary of CFA
表4.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总结
3.4.3. 实证效度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单身被试与已婚被试在婚姻态度的各因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单身被试在自主婚姻态度、畏惧婚姻态度和理想婚姻态度维度均显著高于已婚被试，而单身被试在必需婚姻态度上显著低于已婚被试。具体结果请参见表5。
3.5. 婚姻态度、单身-已婚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1)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畏惧婚姻态度与SCL-90总分、抑郁、精神病性、强迫性、人际关系
Figure 2. CFA model of marriage attitude
图2.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Table 5. T-test on each factor of marriage attitude between single and married
表5. 婚姻态四维度在单身-已婚之间的独立样本t检验(n = 401)
敏感等多因子(除了敌对、躯体化)均呈低度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呈低度负相关，说明畏惧婚姻态度具有心理不健康的倾向性。理想婚姻态度与躯体化和焦虑呈低度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无显著相关；自主婚姻态度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生活满意度均无显著相关；必需婚姻态度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均无显著相关，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呈低度正相关，整体而言，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和必需婚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心理异常倾向。详情请参见表6。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rriage attitude and 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表6.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2)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单身-已婚之间仅在SCL-90恐怖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 = 2.62, p < 0.05)，在其他所有SCL-90因子及生活满意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而言，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4. 讨论
4.1. 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编制
问卷在开放式问卷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备选条目库，并结合专家指导确定了初步问卷的题目；经过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形成正式问卷；进一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实证效度检验，验证了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最终得到包括4个因子、21个题项的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可作为成年女性婚姻状态、婚姻态度相关研究的有效测量工具。
单身女性在自主婚姻态度、畏惧婚姻态度和理性婚姻态度维度上均显著高于已婚被试，而在必需婚姻态度上显著低于已婚女性，说明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所持有的婚姻态度是有差异的。从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来分析，婚姻态度与婚姻状态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如下几种情况，以必需婚姻态度为例加以讨论：单身被试原本持有较低水平的必需婚姻态度，这一婚姻态度会显著降低个体进入婚姻的可能性；行为对思维和情绪产生强有力的作用(Westbrook, Kennerley, & Kirk, 2014)，所以，长期处于单身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逐渐适应单身生活方式，导致其必需性婚姻态度降低；认知、情绪、行为是相互作用的系统，长期处于单身状态可能会诱发主体逐渐适应单身状态，导致其必需婚姻态度降低，而个体对婚姻的必需性降低进一步促进主体保持单身状态。从理论上分析，这三种因果关系似乎都有可能性。
4.2. 单身-已婚、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无显著差异。有研究提出，已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到婚姻质量的显著影响(Hughes & Gove, 1981)；近些年的研究发现，社会常态、选择性因素、社会支持在个体的婚姻状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调节作用(Spiker, 2014)，因此，单身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低于已婚女性。本研究发现，除了畏惧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较低的正相关以外，其他婚姻态度维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基本没有显著相关。一项针对已婚者的研究显示积极的婚姻态度有助于主体积极应对婚姻问题，提高夫妻心理健康水平(贾黎斋，王宇中，张海涛，& 许宪伦，2012)，这说明婚姻态度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畏惧婚姻者在择偶方面持有消极态度，这可能会继发性引起其在亲密关系建立和维持中出现问题，长此以往引起主体的主观感受度下降，甚至发展出心理症状，因此，畏惧婚姻态度呈现出心理不健康倾向。其他婚姻态度因子未呈现与SCL-90之间出现显著相关，说明这些因子不具有心理异常倾向。必需婚姻者对婚姻怀有美好的期待，有研究发现，希望作为调节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机制，能显著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何露 & 朱翠英，2013)，这可能是必需婚姻者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原因。单身-已婚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基本无显著差异；婚姻态度四因子中，仅畏惧婚姻态度有心理不健康倾向，由此说明，婚姻状态不能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而个体的畏惧婚姻态度能显著预测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5. 结论
相对于Stacey和Rosén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婚姻态度问卷，成年女性婚姻态度问卷的目标人群为成年女性，旨在探查不同婚姻状态下成年女性的婚姻态度差异性，发现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在婚姻态度的必需性、理想化、自主性和畏惧性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婚姻状态(单身–已婚)的成年女性之间基本不存在心理健康的差异，成年女性的畏惧婚姻态度具有心理不健康倾向。理想婚姻态度、自主婚姻态度和必需婚姻态度与心理健康之间无显著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