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禹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虽然关于“大禹”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但“大禹传说”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诸多学科有着崇高的地位。“大禹”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更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精神。“大禹传说”作为一种民间故事，其流传历经千年，流传的故事版本也不断变化。本文通过对“大禹治水”的动态研究，揭示了“大禹”文化的变化发展历程，凸显了“大禹传说”研究的深刻意义。
Abstract:
The legend of Great Yu Taming the Floods is widely known in China and has a long histor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mysteries about Great Yu, studies about him possessed a lofty place in archaeology,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mythology. Great Yu represents the spirits of arduous struggle, hard work and braveness. As a folktale, the story of Great Yu has been repeatedly to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the story has been rearranged all the time. Through a dynam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Great Yu,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Great Yu culture and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studying Great Yu.
1. 引言
自古就有“禹兴于西羌”的说法，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被大家所熟知。历经各朝各代，大禹传说有一个发生、流变、定型的变化过程。
2. 大禹治水的历史地域变迁
詹子庆教授 [1] 认为，《尚书·禹贡》中对大禹治水的范围描述的尤为详尽。由于《尚书》为儒家“五经”之一，因此，该书中的治水范围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其他文献的区域则变化颇多。顾颉刚认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 [2] 。大禹是治水的主角，他的传说更是维系中华文明和中华土地的纽带，即使中华版图变迁，他的影响力仍然不间断地流传着。先秦时期，大禹治水的范围由黄河中上游向下游地区不断变化并随之扩大。后来，又向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发展。《墨子》中记录的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如山西、河南等地。这些地区又与《诗经》中的大禹甸山的传说相呼应。由此，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周王朝及其主要的诸侯活动的地区最为活跃。《孟子》中两次提到了关于大禹治水：“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渚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有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将《孟子》与《墨子》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大禹治水的地域已经扩大到全国的范围，不再集中于周王朝和其诸侯国的活跃范围。在当时，南方被逐渐开发，疆土扩展，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一步扩大，也将这些新开发的区域并入大禹治水的区域中。汉代，随着大一统的到来，疆域极度扩张，南北文化频繁交流和融合，贾谊《新书·修政语上》记载“大禹……，……，……登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泗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在贾谊的认知中，大禹的成绩，不仅仅是疏导涝灾，而是使得全国的水路得以畅通，他的贡献被扩大，这与大家对大禹的崇拜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随着人类的迁移，版图的扩大，大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后来《禹贡》的地位不断上升，被奉为“古今地理志之祖”，并逐渐发展成为后世讨论大禹治水路径的主要依据。后世学者论起大禹治水也多以此所记录的作为最终依据。虽然传说大禹治水足迹遍布全国，但关于大禹传说起源地有四点佐证：一为大禹生于石纽；二为大禹娶涂山氏；三为大禹东别岷江；四为巫山神女神话，由此亦可以认为大禹治水的历史始于羌。许多历史学家也认可“禹兴于西羌”的说法，如段渝先生认为，大禹出生于岷江上游地区的事实有历史文献，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资料为证，“可谓信而有征”，也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源头放在羌区。
3. 封建时期经典文献与民间叙事中“大禹”地位的历史演变
大禹的传说来源于先民对先夏时期历史的记忆。古代每一时期的叙述者都认为自己所叙述的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是真实的，而当时的接受者很少对大禹传说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是因为双方共同的民族认同感，默认了“大禹”的历史地位。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录了大量大禹治水传说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还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的基本面貌，为我们研究当时人们对待大禹的态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水经注·江水》记载：“大江又东，左得侯台水口，讲浦也，大江右得龙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对虎江。又洲北有龙巢，地名也。昔禹南济江，黄龙夹舟，舟人五色无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养民，生，性也；死命也。何忧龙哉?’，于是二龙弥鳞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去名矣。”《水经注·沔水》记录了禹在太湖治水：“太湖之东，吴国西十八里，有岞山。俗说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进近吴。又东及西南有两小山，皆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牵山也” [3] 。那些明显来自于民间传说的词如“虎洲”，“龙巢”等更给大禹传说来源于神话传说添加辅证。由此也证明了大禹传说在当时的普遍性，被当作史事记载流传。同时，“鲧腹生禹”，“御龙开河”，“化熊治水”等这些神奇的传说反映了先民从原始角度下认识的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表达包括了真实的历史记忆，同样也包含了那些幻想出来的奇幻情节，共同构成大禹传说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历史的推进流传千古，并不断变化，形成不同的版本，却共同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对于“大禹传说”和“大禹”的态度。而后，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大禹成为了一位具有传奇性质的帝王。讲述者不断地将各种符合社会功名心理的美好品德加注在他的身上，使其不断完美、完善，使“大禹传说”成为带有历史追忆性质的故事，更使大禹成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帝王。庞大的记叙体系，汇集了各种流传的关于“大禹”的故事，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禹文化”。
4. 近代研究中“大禹”历史地位的转变
研究表明，大禹真正进入系统的学术研究视野是在20世纪初期的“疑古”潮时期。20世纪初，人们开始引进西方文学里的神话学，来研究本土的神话传说。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辩派”的学者就提出对以大禹传说为代表的一系列传说各时期的记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累层历史观”的说法。顾颉刚先生在1923年4月《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中提到：“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他最先是怎么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以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有敷土的样子，所以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该说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轰动一时。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禹是有迹可循、证据确凿的君王，我们不能用神话的角度去揣摩他。顾颉刚先生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又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提出：“禹不是周民的祖先而被周族所称，不是商族的祖先而亦被商族所称，他的神话是普遍的，唯有天神才能如此……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灶神。”正式提出了大禹为神话传说人物的这样一种说法。1939年6月，丁山先生在《禹平水土本事考》一文中提出“禹为山川之神，即为山川之神……其神格为雨神，因祷雨山川故事，乃演为山川之主。”1950年，丁山先生在专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再次对大禹传说进行考证，在“洪水传说”中明确表示大禹是古代“辟地”的大神。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新鲜的血液加入研究大禹文化的队伍中来，许多新颖的观点被提出，使得大禹传说的研究空间被极大的拓展开来，进入21世纪以后，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如上博楚简《子羔》、《容成氏》等，给理清大禹传说提供了有力依据。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看法是：大禹是一位贤明帝王，同时也是夏王朝家天下的开辟者，大禹也一直被当作帝王的典范被社会加以推崇和被人们歌颂。
5. 大禹传说的存在意义和文学意义
第一，大禹精神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对封建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普通民众的底层生活都存在着巨大影响，各国家和民族的神话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家和该民族的独特性，能够更深刻的解读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第二，大禹神话是我们民族的根，换句话说，研究这些传说就是研究其流传进程和内里包含的文化底蕴。所以总的来说，研究大禹文化有助于人们更好的了解民族精神，更好的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丢失了神话，那我们无论到哪里，都是一场道德灾难。中国在上世纪经历了太多磨难，作为一个多民族栖息的国家，我们更不能丢失灵魂，丢失民族精神。第三，大禹传说的内涵丰富多样，不仅涉及到了神话学还涉及到了文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内容，并且在上个世纪对大禹的研究中更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新方面，新元素的加入，大禹传说也呈现遍地开花的美好结果。
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于他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变化的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他第一时期如何，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真的” [4] 。大禹作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也反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大禹出于西羌，所以他不仅是华夏文化向西传播的结果，也是不同地区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华夏共同意识的河流。大禹传说对历史发展的研究和古代神话文学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当前人们传承大禹精神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求共同生存，求团结发展的民族精神，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民族使命。
6. 结束语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大禹传说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的学者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对同样问题的解释也存在差异。常金仓先生曾说：“在不少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仍是史前的政治领袖和文化人物，而在原始信仰领域一直杂厕于神鬼妖怪之中，或者他们自身就是非人的怪物。”由于传说在历史变迁中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甚至艺术学家、宗教学家的改造和扩充，使得其中的许多情节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将传说还原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去梳理，才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大禹传说，综合各种学科，突破单一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全面地认识大禹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