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凡是发达国家的合作社都非常健康地发展；而我国的合作社几经周折，至今也未获得很健康的发展——全国号称193万家合作社，被质疑为“空壳社”、“僵尸社”、“假冒社”不在少数。中西方合作社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合作社文化土壤存在较大差异。
合作社如树木生长一般的萌芽、发展与成熟的历史中，为其源源不断提供养分的是厚重的文化土壤。合作文化土壤对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性可从中西方合作社发展成果的差异中体现，中西方理论研究与合作实践截然不同的是：西方合作社在合作法典保障下，其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一两百年都没有变；而我国由于无合作法典保障和合作文化土壤，合作社基本功能经常被各种主张所左右。中西方合作社发展经验证明，长期来看，对合作社发展前景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劳动生产力，亦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不因社会历史演变而腐朽的思想文化。厚植合作文化土壤，使合作社组织根枝粗壮，只要持之以恒地对其护理和创新，丰富合作文化内涵，就能持续为合作社发展提供动力能源，使合作社社会地位更高，经济能力更强，为农民致富提供更多途径。
中外学术界长期忽视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土壤研究，我国涉及合作社文化的研究论文极少，而且多是谈合作社内部的文化建设——相当于“企业文化”，目前把合作社文化视为合作社生存与发展土壤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本文试图对此做比较全面的比较研究。
2. 文献综述：中西方关于“合作社文化”的研究
2.1. 国外研究综述
2.1.1. 关于合作社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合作社文化作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支柱力量，有着这种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资源。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欧文、傅立叶等早期合作思想的探索者从“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启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土壤中挖掘并总结出自己关于创建合作经济组织的思想主张，为合作社文化的萌芽提供社会历史基础。Harris & Stefanson (1996)、Boehkje (2004)等学者从社会组织制度层面研究农业合作社的特征，他们认为作为合作社文化内核的合作社组织制度决定着合作社的具体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影响着合作社员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同时合作社员在生产与生活中思想和经验交汇的结晶形成合作社文化最质朴的社会文化基础 [1]。
2.1.2. 关于合作社文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西方学者在合作社初办时，强调要综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坚持其本质属性，重点发挥其社会功能。但随着合作社的发展，股份因素逐渐融入其中，西方学者更多地重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甚至将其视为独立的企业。较多当代西方学者研究合作社在逐利经营中形成的合作社文化为其自身带来的经济效益。Levay (1983) and Condon (1987)用企业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合作社产生的原因及税收问题 [2] ，Eilers and Hanf (1999)用代理理论研究合作社的最优契约设计；Staatz (1983) and Sexton (1984)用博弈论研究合作社组织框架；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Sexton (1990)研究了空间竞争模型及均衡，Feinerman Falkovitz (1991)研究了总福利最大化，Chol and Feinerman (1993)研究了成员同质化；Zusman (1992)用契约理论建立合作社企业的集体选择模型，Vercammen，Fulton and Hyde (1996)用新古典理论构造非均衡价格系统模型等 [3]。西方学者在经济学领域揭示了合作社文化对合作社经济效益的影响，为西方合作社的现代发展奠定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
2.1.3. 关于合作社文化具有的人文意义
Cook (1995)认为合作社是农民在水深火热的底层社会里自愿建成的一种“应急”社会组织，而农民们自强不息的这种人文气息深深地烙印在不断丰富并流传的合作社文化里 [4]。Fulton (1995)认为合作社文化来源于根植在合作社这一特殊组织中的集体主义元素，合作社文化发展的土壤也在于此，在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里，合作社的发展会受到巨大阻碍，合作社文化也将受巨大冲击 [5]。对于合作组织而言，影响其长久发展的并不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累积财富，而应是在人类文明的土壤中萌发出的合作社文化，它能在合作社员们思想的认可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它在促进合作社创新发展中所具有的深远的人文意义。
2.2. 国内研究综述
2.2.1. 合作社文化对合作社社会地位的影响
林毅夫(1994)认为，农业合作制是政策性的社会制度，合作社在社会中的地位偏向于公办企业，其公众影响力更依赖于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6]；黄祖辉(2000)认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合作社有社会存在的必要性，而农耕文明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合作社经营的保障 [7]；王志钱(2011)系统论述了合作社文化的建设途径，认为合作社文化的健全完善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社会地位，保障农民权益 [8]。
2.2.2. 从经济学价值看合作社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作用
张晓山(2002)认为，合作社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它的规模经营形式，专业化、组织化的农业集体经营，不仅使合作社本身保持强大活力，还能为农民规避市场交易风险，使其收入稳步增加 [9]；白仲尧(2002)以我国供销合作社的实例分析入手研究合作社文化的经济学价值，认为合作社文化在合作社的发展中起着另一种生产力的作用 [10]。缪建平(2006)认为，合作社在经济学上的价值体现在它使农民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拥有一定的农产品定价权，使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提高，这在无形中使得合作社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传播，增加影响力 [11]。
2.2.3. 从文化内涵看合作社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作用
徐旭初(2009)着重从合作社组织环境与合作社文化印象、文化内核之间的矛盾研究文化内涵对合作社组织建设的作用，认为在现代社会，合作社文化依旧是使合作社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12]；孙亚范(2003)从文化内涵角度研究现代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认为合作社文化对现代合作组织的内在推动力不足，政府应完善促进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法令 [13]；刘永建(2010)深刻研究了合作社文化内涵对农民合作社建设的促进作用，认为合作文化即可外在地影响农民合作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地位，又可内在地加强农民对合作社的认同感，提高其工作热情 [14]。
2.3. 述评：研究进展与缺陷
2.3.1. 研究的进展
通过研究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力，特别是文化元素的积极作用，中西方学者认识到合作社文化的重要性。中外学者或从社会人文环境入手，或运用各种经济学方法，深入研究了合作社文化的传播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合作社文化对提高合作社的经营效益与社会地位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3.2. 存在的不足
从综述中西方学者对合作社文化研究的情况看，学者们多是研究合作社文化在合作社建设成长过程中所起的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作用，很少有学者研究合作社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渊源的联系，即研究合作社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文化土壤。研究合作社的文化土壤的必要性就如研究植物生长的土地质量的必要性，而这一角度下的研究文献还不足。
3. 合作社文化及对实践的影响
3.1. 合作社存在的文化土壤
“合作”现象很早就已出现在人类群体生活中，原始狩猎、国家通商、邻里互助等都在不同方面体现着“合作”。合作社最初由农民、低收入工人等这一类生活困苦的社会底层群体自发建立，底层人群传承的人类最质朴的文化成为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土壤，从而合作社本身承载着人类珍贵的文化成果。
1) 合作社承载着原始协作文化。所谓原始协作文化，是指原始社会时代，人类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发联合协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协作文化。原始协作文化并不单指原始人类协作生存的文化成果，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范畴，它不仅包含着最初的采摘、狩猎、分配等生存技能文化，还包含着纪实、祭祀等原始民俗与原始制度文化，更外延出最早的最粗糙的农耕文明。合作社最初是生存环境艰苦，生产能力低下的弱势集群自发组织而成，合作社文化也在合作社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型，这一过程恰似原始协作文化的形成过程在另一个时间环境下的演绎，同时又升华和发展了这种协作文化。
2) 合作社承载着中古大同文化。所谓中古大同文化，是指中国古时诸子时代儒家学派的代表文化思想。大同思想旨在构建一个人权平等，物产均分的社会，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大同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集儒家文化之大成，描绘了最早自由平等的社会架构。合作社从初建到成熟，始终坚持着自愿自由、平等平均等原则，同时又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建设路径不断向共产社会前进，体现了我国古代大同文化的精髓，是大同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具现。
3) 合作社承载着西方团体文化。西方的历史发展使得西方社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独特的团体文化，团体文化的社会氛围区别于我国的“熟人”社会，它最基本的特点在于组成团体的若干人以共同认可的契约规范生活行为。西方的团体文化包含着西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文化成果，因为团体中的人也是传承西方文化的人。合作社在西方国家的发展顺应着团体文化的传承，而在此环境下组织的合作社也带上了团体文化的特点，突出体现在其完善的法典保障体系上。
合作社的出现是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包含着许多前人的智慧成果，凝结着中西方优秀的文化内涵。现代合作社已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实力越发强大，合作社已能给予社员共享时代文化的机会。
3.2. 合作社文化的内涵
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存繁衍不断发展而来，记录着人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一种高深层次的精神认可，而合作社文化是在合作社的萌芽、发展、成熟过程中酝酿、产生并逐渐成型。从合作社雏形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到完善的庞大组织国际合作社联盟，合作社组建的原则、制度和模式等不断丰富，并成为合作社文化的重要拼图。一种文化的内涵在人们思考天地变化，体悟人间百态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合作社成员组建合作社的方式，工作内容，劳动过程等都是合作社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合作社文化中最重要的内涵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元素是其独特的所有制形式，即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权与集体使用权并存的产权形式，这种形式是合作社员改变原有贫困生活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合作社文化是社会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化成果，马克思说合作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点”，合作社文化的形成与丰富是合作社不断前进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力量。
3.3. 合作社文化差异对合作社实践的影响
合作社文化会因合作社所处地区的不同而受当地人文因素的影响产生差异。合作社文化寓于历代辛勤劳作的合作社成员们，他们的组织形式，劳作方式，公认准则等不断充实丰富合作社文化，同时也使得合作社文化随着合作社员们地缘、亲缘等差异而各具特色。合作社文化的差异对合作社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中西方合作社因各自文化的影响，发展情况各不相同。
从地缘因素看，西方国家相对而言大多地广人稀，人均可用地面积较大，受其传统土地资源管理文化的影响，西方合作社能较快集中可用地，使合作社顺利健康发展；而我国人口众多而可用地少，人均土地资源不足，受传统小农用地文化的影响，我国合作社聚集土地困难，合作社难以快速扩大规模，打开市场，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多因土地问题而难有较大成果。
从情缘亲疏因素看，西方国家合作社受陌生人社会文化的影响，陌生人之间讲法律，合作社的运作以契约来维系，只要有一份大家都认可并都愿意共同遵守的契约，一群不认识的人就可以组建合作社，如德国农业合作社强调合作社原则，注重规范的审计准则；而中国的合作社受熟人社会文化影响，熟人之间讲人情，合作社的运作以人们的信任来维系，这份信任来源于人与人的熟知，因而中国的合作社多是熟人结伴组建。
此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又有不同。东南亚国家多数国土面积小而人口数量大，其土地资源利用的文化多表现为集中分配使用，因而如韩国、日本等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了独特的大农协模式的合作社，集合整个国家的农民共同完成生产任务。
可见，社会文化土壤是决定合作社成长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合作社文化的差异会从根本上影响合作社的实践效果。
4. 中西方合作社文化的渊源与特征比较
4.1. 中西方合作社文化的渊源不同
西方合作社文化的渊源。西方合作社创建较早，早在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代表学者圣西门、傅立叶及欧文就已提出粗略的合作思想，傅立叶和欧文更把自己关于合作社的构想付诸实践，分别以“法朗吉”与“合作公社”作为基层实验组织。从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出现开始，西方合作社文化逐步形成，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合作社文化得以传播到西方底层民众的生活里，对他们而言，合作社不再是陌生概念，合作社更易于成功运作。而在欧文等学者的合作思想问世之前，16世纪初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提出他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在这个名为“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人们自由平等，物产充足，并自发协作生产生活物品，这个社会把初始的合作思想之光照耀向西方世界。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还是欧文等学者的合作思想，都与西方社会特有的本土文化密切相关。在合作思想先驱们不懈努力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文化以社会最朴素的人文文化为渊源，并在社会文明土壤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托马斯·莫尔是在考察了英国穷苦人民的艰难生活实情以后，发挥自己的才学构想出“乌托邦”这等美好世界，他的思想里显现着西方国家的文化风貌，而西方合作社文化的形成也在这里打下了基础。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等合作理论成果以及西方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实践都为西方合作文化的成熟添砖加瓦，而西方合作社文化的真正渊源则是西方社会经过年代变迁传承下来的本土社会团体文化 [15]。
中国合作社文化的渊源。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的成立借鉴了西方合作社的经验，但中国本土合作社的发展繁荣依然离不开几千年传统乡土文化土壤的影响。胡钧、胡千之以及薛仙舟等我国早期的合作思想者虽引入西方的合作思想，但我国社会人文环境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合作社在我国文化的孕育下发展道路也与西方合作社存在差异，并形成其独有的特点。例如薛仙舟在民国时期以西方合作社经验创建合作社，他提倡消费合作，主张实行合作共和制度，建立全国性合作社，设立合作训练院与合作银行。薛仙舟的合作思想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为核心内容，他希望通过对人们进行合作工作训练使合作社理念传播到中国大地，但这一时期中国还未有系统的合作社文化，大多数百姓不知合作社为何物，导致合作社工作处处碰壁，未能取得成功。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合”的文化，日常的邻里互助，邻村协助；农耕文明的看天农作，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生活方式，都体现着中国合作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境界 [16]。中国的合作依靠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来维系，这种信任又需要一定时间的互相了解，达到知根知底才能长久维持合作的关系。而除了乡土质朴的合作文化外，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伊始，亦有多位大思想家提出“合”的思想，并以儒家的“大同”思想最为突出，经历朝代更替，“大同”思想汇同古代合作思想精华融入纯朴的中国乡土文化，为中国合作社生存与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合作社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刘少奇与邓子恢等老一辈共产党领导人合作理论的融入，中国的合作社文化既有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也吸收了西方合作社的组织制度与原则，融合的中西方合作文化精华部分成为中国合作社文化形成与传承的渊源。
4.2. 中西方合作社文化的特征比较
西方合作社文化在长期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形成其鲜明的本土特征。中国合作社文化由合作社在乡土之间几经波折发展而来，浓厚复杂的文化渊源使中国的合作社文化内涵更丰富，更具中国特色。
4.2.1. 因不同人际关系而显示的不同特征
西方合作社体现出陌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西方国家的团体组织可由一群陌生人根据契约建成，“天人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使西方人更相信个体的力量，人与人处理事务会按既定流程完成，而非用人情、用关系解决。西方合作社生存和发展于西方的基层社会中，陌生人社会文化自然成为西方合作社文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合作社体现出较浓厚的熟人情结。中国乡土社会中发生的合作之事多是在熟人之间进行，中国的合作经济组织亦多是互相熟识的人联合组成，在实验与发展生产、供销和信用等合作社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合作社文化自然而然地带有中国乡土特有的浓厚熟人情结的特征。
4.2.2. 对合作社不同的规制保护和约束
西方各国的合作社都有严谨的法典条约保护和约束。西方合作社在合作法典保障下，其本质属性和发展方向一两百年都没有变，这是其长期健康发展的成功经验。严谨的合作法典来源于西方合作思想先贤们的实践经验总结，同时也与西方国家传统的团体契约文化分不开。西方合作社协作达成来源于社员之间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则以合作社法典规定的契约条例来维系。西方国家传统的团体契约文化使得西方合作社文化带有严谨的合作法典条约的特征。
中国的合作社至今还没有合作社法典保护和约束。从新中国成立早期至今，我国的合作社在借鉴国外合作社创办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本土资源发展，在探索中前行，但发展过程几经波折，发展成果不尽如人意。从西方合作社的发展经验看，这是我国至今没有专业严谨完善的合作社法典保驾护航的结果。合作社法的不完善，使得合作社没有风险保护，合作社发展方式没有约束，导致我国合作社或失败或异化成其他经济组织。
4.2.3. 合作社原则稳定性的不同特征。
西方合作社的合作原则比较稳定和规范。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开始，西方合作社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完善有利于合作社员的合作社原则，以保障日常生产和生活顺利进行。到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借鉴英国罗虚戴尔合作原则确定了新的国际合作社七项原则，使得合作社原则深深融入西方合作社文化中。
中国合作社的合作原则比较突出阶段性特征。与西方完善的合作法典与原则不同，中国自古就有法外容情的惯例。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合作社原则比较突出政治与社会功能的阶段性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村面临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转折，因而合作社原则既体现出较浓厚的中国乡土人文风情，又有比较突出经济功能的阶段性特征。
4.2.4. 受基本制度影响而显示的不同特征。
西方合作社受资本主义制度影响而显示的特征。成长于西方浓厚的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西方合作社不可避免地带上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逐利色彩，它在发展趋向成熟时由于融入股份因素，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凸显，而这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因为来自企业的压力极大。生存的环境决定了西方合作社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特色。
中国合作社受社会主义制度影响而显示的特征。中国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家合作思想的指导下得以真正快速发展，而在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风向标指引下发展的合作社亦牢牢遵守社会主义准则，自然而然地带有社会主义制度特征。
5. 中西方合作社与本土文化的联系与冲突比较
5.1. 中西方合作社与本土文化的联系
西方国家有着充足的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文化土壤，合作社的组织方式穿插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一两百年来，西方合作社发展态势良好，发展潜力十足，这与西方合作社和西方本土文化的密切联系分不开。中国合作社经历过新中国建国初期艰难时代的试验摸索，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水平较低，低收入水平人口基数较大，但民间建设合作社的人口资源反而更足。中国民间乡土文化与传统历史文化氛围浓厚，合作社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其本身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联系。
5.1.1. 合作社文化与社会人际交流文化联系的差异
西方合作社文化与西方国家团体文化的联系。西方国家的本土社会文化是一种团体文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就像捆木柴，每个独立人就像一根根干柴，用一根结实的绳子就可以把它们牢牢地绑在一起，而这根绳子表现为团体中人们自愿遵守的一纸公约。西方合作社的组织方式恰类似这种团体组织，合作社员对物质资料所有制的确立过程与团体文化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的团体文化为西方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垒积起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中国合作社与中国乡土差序文化的联系。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脉络交织成庞大的关系网，每个人自生下来开始就以自身为起点与多数人产生或近或远、或亲或疏的人际关系。中国的合作社正是在这种乡土差序文化的渲染中建立起来，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目标均会受到差序文化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合作社与本土文化缔结起了紧密联系 [17]。
5.1.2. 合作社文化与社会传统思想文化联系的差异
西方合作社文化与西方国家信用精神的联系。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合作社员共同签订的契约都是信用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工作合同的签订，银行票据的兑换等事件的达成都需要以信用为前提。西方社会的团体契约文化体现着浓厚的信用精神，西方合作社文化正因融入了这种精神，才得以让西方合作运动高涨，西方农业合作社发展态势高度繁荣。西方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股份公司成立的基础，股份公司的组织方式与规模化的大企业文化给西方国家的劳苦民众提供了组建合作社的启示。
中国合作社与中国传统合作思想的联系。中国的合作社得以在民间推广，不单需要共产党领导人合作理论的指导，还有赖于民间传承悠久的中国古代传统合作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多是由乡间的邻里乡亲组织建立起来，深受中国传统“合”之思想熏陶的乡民们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力量。中国合作社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中国合作社文化的孕育，都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联系相关 [18]。
5.2. 中西方合作社与本土文化冲突的差异
西方合作社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在西方国家，合作社文化的核心在于“合作社”本身的定义、制度、原则与本质属性等要素，在“合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这一组织的是“自由”、“自愿”、“平等”以及“平均”等词汇。在西方国家，与“合作”一词格格不入的是西方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西方国家多次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变换，资本主义文化已经根植在西方本土文化中。资本主义文化的外在表现多是“利益最大”、“私有制”以及“剥削”等，虽然资本主义文化中也有合作元素，比如企业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形式的“合作”与合作社的“合作”因所有制不同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西方合作社与其本土文化的主要冲突是西方合作社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亦是合作制与私有制的本质冲突。
中国合作社文化与熟人文化的冲突。在中国，合作社的高水平发展需要以坚守合作社本质属性为基础，以合作社社会-政治功能为核心合理发挥合作社社会、政治与经济功能的作用。中国合作社的建设需要在实际国情、地情的基础上，运用科学先进的合作理论来指导实践。从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毛泽东、刘少奇以及邓子恢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理论，都主张在坚守合作制的前提下，以正确的合作社原则维持合作社快速发展的轨道，并保持合作社的活力与生命力。中西方合作社的发展经验表明，要把合作社发展壮大，需要完善的合作法典保障合作制的地位，避免合作社被改造成官办企业或是股份公司。以合作制为规范的合作组织与中国乡土熟人组织关系相互冲突，不相互熟识的人群在组织中难以维持长久的信任关系，导致许多合作社生产与分配工作遭到阻碍，合作社日常活动难以顺利开展，这是中国合作社缺乏肥沃合作社文化土壤的表现。
传承几千年的乡土民俗文化已成为农民群众的心理习惯，熟人情结的存在使我国农民不能快速接受合作社文化。熟人文化与合作文化的不融洽对中国合作社工作的开展带来巨大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借鉴前苏联合作社经验并结合新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合作理论，并以此指导农村开展合作社运动。毛泽东积极领导农村合作社工作，使其稳步发展，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把合作社的产、供、销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互助组、初级社及高级社的创建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曾一度高涨，但因后来合作社发展方针、制度等出现失误，农业合作运动失败。农民没有实现富裕，还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这使不少农民对合作社产生消极预期，甚至“谈合色变”。这正说明了合作社文化土壤没有根植在中国农村，缺少合作文化的熏陶，中国老百姓不知合作社的运作规则与发展方向，只是机械地跟着政府章程走，没有明确预期，合作社发展没有活力，最后多走向失败 [19]。
6. 中西方文化对合作社发展作用的原因与机理比较
6.1. 中西方文化对合作社发展作用的原因
在西方国家，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后盾主要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文化。从西方合作社的萌芽、实验、发展再到繁荣的历史来看，决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核心要素并不是物质生产资料和财富等，而是融入思想、文化等多重元素后形成的复杂生产力。文化在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而西方本土的团体文化对西方合作社的作用亦有着深层原因。在中国，人们生活在各自的熟人圈子里，浓厚的熟人文化却没有为合作社的发展奠定肥沃的文化土壤。但我国却也有运作成功的合作社，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我国合作社生存的基础，差序文化对合作社的发展起作用有其内在原因。
6.1.1. 文化与组织的适应性原因不同
组织方式契合使西方文化促进其合作社发展。西方社会，无论是家庭之间还是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均需要严谨的契约来保障，团体文化的特色也在于此，而西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与这一文化特色刚好契合，这是团体文化助推西方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村发展的需要使我国文化促进合作社发展。我国农村传承着传统的差序文化，乡邻互助是乡村文化里的合作因子。建立合作社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新农村发展的需要使中国特色的合作文化对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6.1.2. 社会发展的促进性原因不同
财富层级的存在使西方文化促进其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的产生来源于西方社会富人团体对穷人团体的排挤与压榨，两大利益团体财富的差异使穷人团体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生存空间与生存物资的紧缺激发了穷人团体共同创造财富的强大欲望。所以，财富层级存在的差异是西方合作社文化催生后与团体文化相互作用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国文化促进合作社发展。从组织形式看，合作制与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文化的熟人关系有冲突，然而中国合作社活动要有熟人合伙才能有效进行。建立合作社是助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合作社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方向上愿意为合作社的发展奉献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动力下，差序文化对中国合作社起到了推动作用。
6.1.3. 人文因素的诱发性原因不同
个人发展的觉悟使西方文化促进其合作社发展。深受西方社会团体文化熏陶的合作社员有自身发展的需要与觉悟，合作社的发展也为合作组织工人们的个人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团体中的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这使西方团体文化与合作社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加深了团体文化对合作社文化的影响。
农民群众自强求富的愿望使我国文化促进合作社发展。合作社是农民群众为了协作自力更生，走出贫困，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建立的集体组织。在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民也有着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愿望与权力，合作社为农民实现愿望提供了坚实平台。可见，农民群众自强求富的愿望是中国乡土差序文化对合作社发展产生作用的重要诱因。
6.2. 中西方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在西方国家，合作社的成功发展得益于西方社会充足的合作文化土壤，在社会、人以及文化的动力作用下，西方合作社遵循合作社的发展规律，坚守合作社本质属性，随着时间演变逐渐强大。当然西方合作社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受到部分本土文化的阻力，但在西方坚强的合作文化土壤后盾下，最终成长了起来。图1表示西方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Figure 1.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Western social culture i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图1. 西方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
在中国，合作社的组建相比西方起步较晚，合作社文化土壤深度亦相对不足，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自古以来多有与合作相关的活动发生，合作思想的种子早已种植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虽然中国乡土熟人社会关系的特性会形成一定阻力影响合作社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但中国文化的与时俱进和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望会成为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巨大动力。图2表示中国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Figure 2.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图2. 中国社会文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7. 中西方文化对合作社作用的经典实例比较
7.1. 西方文化对合作社作用的经典实例：德国农业合作社
德国农业合作社是西方国家成立较早的合作组织，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长久的发展岁月里，德国农业合作社充分吸收了西方本土文化精华，并在合作社的长期活动中总结有用经验补充西方合作文化内涵，为其自身发展厚植了合作文化土壤，为以后扩大规模与完善业务打好基础。
德国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德国第一个合作社创立于1864年，由德国合作社先驱莱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主持完成，意在解救生活困苦的农民大众。莱夫艾森成立合作社的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德国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群体遭受债务、饥饿与低收入等多重压力，生存的欲望使这些并非熟识的人加入到合作社的建设中。自此以后，合作思想逐渐在德国社会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播面越来越广。而后又受西方合作文化的影响，德国合作社越发强大，二战时期曾遭受希特勒政权的严重破坏，二战结束后，仍能在国家机构和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下恢复生机。1948年在德国成立的莱夫艾森协会对当代德国农业合作社影响深远，协会的成立，使从事不同业务的合作社联合成一个大型同盟，便于促进德国合作社建设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还能吸引更多社会组织的资金物资扶持，同时对协会内各合作社起到监督和保护作用。到今天，德国合作社协会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大型组织，对德国的国家实力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0]。
德国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德国有自己的合作社法，德国合作社的成立必须遵守合作社法的相关条例。根据德国合作社法典的规定，德国农民成立合作社首先要经过本地区审计师协会审计通过，再到当地的地方法院注册登记后才能正式运营。德国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与股份公司相似，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等管理机构，各机构成员由合作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德国新合作社法规定，地方合作社最少由三名成员组成，地方合作社因此数量逐渐增多。一个地区的多个地方合作社组成德国地区合作社联合会，全国的合作社共同组成德国大合作社联盟，国家、地区与地方的三级合作组织构成德国农业合作社协会这个庞大的组织，它既帮助德国农民脱贫致富，又促进德国经济发展；它承载着德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合作文化对合作社成立、规范与壮大的巨大影响力，阐释了合作社文化在合作社成功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德国合作社中基本功能的体现。早在1867年，德国就已出台《合作社法》，德国地方合作社严格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建立。德国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必须按照自愿互助，自主管理，自负盈亏，公正平等等原则建立，合作社的业务目标是帮助农民完成农产品的收购、加工与销售等农事工作。德国合作社成立初期坚守了合作社本质属性，并以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为主导进行运作。德国合作社有严格的审计制度，合作社成立前需要审计师检验资格，合作社运营期间定期对业务成果进行审计，并以政府与法律共同保障审计工作顺利进行。德国合作的组织结构近似于股份公司，在其合作社本质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了盈利能力。德国合作社的审计与企业式经营是合作社政治与经济功能的体现，政治与经济功能的合理作用使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不被掩盖，这是德国合作社成功发展壮大的基础，也侧面体现西方深厚的合作文化土壤对合作社的滋养增加了合作社发展的潜力。
7.2. 中国文化对合作社作用的经典实例：塘约“村社合一”合作社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村社合一”的合作社充分体现着中国乡土文化与合作社的联系，在这里，村子与合作社成为一体，村民即是合作社成员。塘约合作社由一个村子的熟人联合组成，中国的乡土差序文化与合作社文化交织融合，共同促进合作社建设完善，从而在短时间内快速推动了村级经济社会的发展。
塘约村合作社组建历程。塘约村“村社一体”的计生协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12月底，实际于2015年初正式运作。合作社最初由塘约村包括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及现任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在内的11位村民组织成立，意在摆脱2014年6月大洪灾的严重后果以及该村多年以来的贫困境况，而这11位村民成为了现今合作社的组织机构成员，其中两位是村党委干部，六位是合作社理事，其余三位则是合作社监事。合作社组建之初，由于资金少，基础较薄弱，村民们不信任合作社，因而不愿意拿出自家的土地入股。最初的11位合作社成员只能拿出自己家的田地，并用贷款资金流转部分村民的土地，建立起一定规模的蔬菜种植基地。幸运的是，合作社第一期的种植就取得了巨大利润。村民们看到合作社的成功，纷纷以自己家的田地入股合作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世人看到了取得巨大成功的塘约特色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典范模式。
塘约合作社收入分配方式。现下的塘约村，整个村集体就是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合作社社员。村民入股在合作社的土地，根据地质不同，可以获得不同收入。劣地每年每亩可获得300元收入；好地每年每亩可获得500元收入；好田第一年每亩可获得700元收入，第二年若合作社营利增加，收入可增加至750元，以此类推第三年可增至800元，预计最高可增至1000元。每年合作社的经营利润根据“3-3-4”的比例进行红利分配。其中3份归于村集体，用作村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分归于合作社，用作合作社种植基地资金；4份归于农民，成为农民的收入。村民还可以给合作社打工，每天80元工资。这是塘约村民现在可以获得的三重收入。另外，为避免搭便车现象，合作社会根据实际情况给六个种植基地定产量计划，超过既定产量的种植区，负责的农民可获得额外收入。若因自然灾害影响产量，则农民不需负亏损责任。
塘约合作社体现的合作社基本功能。塘约合作社集中了塘约村的土地，使种植规模化，使农民联合一体化，提高了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也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民的收入比之自主种植销售时大大增加。塘约合作社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使村民摆脱贫困，让村民富裕起来，种植基地的规划亦是牟利的目的居多，但是合作社始终坚守利益归集体的原则不动摇，这是它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塘约合作社坚守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深刻体现了合作社的社会与经济功能，且合作社里合作与股份共生共存，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如塘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所说，塘约合作社最大的作用，是集中村民的土地，防止村民卖地，用更多的土地，在合作制的管理下，创造更大的价值。塘约合作社的成功不仅体现着合作社社会、经济基本功能的作用，更体现着中国乡土文化带给合作社发展的巨大动力。
塘约合作社未来发展前途展望。经过几年努力发展，塘约合作社已取得相当可观的规模效益。合作社名下成立了旅游、建筑和水务公司支持全村以后的规划发展。塘约村计划下一步引入高新技术，建立生态农业基地，蔬菜大棚采用监控技术，精确培植优质蔬菜。此外，塘约村计划在资金技术条件允许时，以塘约村为中心，周边六村联动，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合作社，推广塘约经验。
8. 文化因素对合作社发展所起作用的综合分析
8.1. 综合比较分析：社会文化差异对合作制实现程度有重要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择其要点，综合比较文化因素对合作社发展所起作用。
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al culture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表1. 中西方社会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从表1对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与由此引发的中西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可以初步看出，合作制与西方社会本土文化有较多相近之处，合作制能较快被西方民众接受，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社更能健康发展。但在我国，合作制与熟人文化多有不谐之处，合作制不能顺利推广，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多受阻碍。中西方社会文化对合作社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和阻碍作用，从文化促进作用的角度看，对西方合作社起推动作用的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团体文化，而对我国合作社起推动作用的是古代“合”文化；从文化阻碍作用的角度看，对西方合作社起阻碍作用的是西方社会衍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而对我国合作社起阻碍作用的是我国社会传统的熟人文化。正因合作社文化与西方陌生人社会的团体文化更贴近，西方民众能更容易接受合作社文化，甚至使之融入自己生活成为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西方国家的合作社能自然地健康发展。但合作社文化与我国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老百姓需要较长时间地磨合，合作社在我国的发展道路也需要长时期的摸索，我国社会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阻力较大，合作社不能顺利发展。另外，我国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基础是传统文化中的合作思想，缺乏成熟的合作社文化，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底蕴不足。
8.2. 特殊因素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特质对合作制发展的影响
8.2.1. 熟人互助是我国合作社发展的重要纽带
近些年来，我国部分合作社发展已小有成效，如温州“三位一体”合作社与塘约“村社一体”合作社等取得较大成功的合作社更是广为人知。这其中固然有我国传统合作思想的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熟人互助习惯的影响。我国是人情社会，在我国农村，穷人会向比自己富有的熟人寻求帮助，先富起来的人一般也会带着熟识的人一起发展。乡村农民多是保守、怕担风险的小生产者，穷的人会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靠拢。富有的人有学习更多致富知识的意识，受熟人文化的影响，他们会组织熟人一起致富，这是目前我国合作社成功的主要路径。可见，合作社的组织方式要合乎我国文化特点，才能使合作社的发展顺利取得成功。
8.2.2. 小农经济思维习惯对我国合作社发展有阻碍作用
前文曾述，我国有历史悠久的“合”之文化，大同思想更是历经朝代更替传承不息，到今天普通百姓亦能知晓。然而我国的合作社还是没有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社那般发展壮大。直至当下，大多数合作社仍旧不温不火。可以看出，合作社文化没有对我国合作社的发展起到太大作用，除了因为合作制与熟人文化的冲突以外，我国几千年封建文明遗留下来并根植在农村的小农经济思维习惯亦阻碍了“合”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促进作用。农民是组建合作社的基础，然而小农思想却使合作制的构建受挫，不完善的合作制导致合作社不能健康地成长壮大。
8.2.3. 合作社文化教育不足是制约我国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学习国外成功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合作社发展仍旧一波三折，这是合作社文化教育不完善的表现。我国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农民群众，中间包括学术界的学者与学生，对合作社创办的具体流程与运作细节，发展方向与组织章程等了解得不够透彻。指导合作社组建工作的官员没有全面的合作社知识，制定不出详细的合作社组织计划，亦不能向农民传授合作社工作的相关知识；对合作社认识不足的农民不知合作社前路在何处，摸索前进的成本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正统合作社发展失败，留下来的多是“伪”合作社。
9. 厚植文化土壤：新时期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工程
9.1. 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源泉
中国发展迈入新时期，各方面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合作社的发展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路子走得是否准确，是否能长远，指导方针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经过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们实践检验证明的，科学先进的，符合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能指引中国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理论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路途中，中国合作社的发展亦应坚定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指导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应在我国广泛传播，使民众深入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强大作用，为中国合作社事业奠定准确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与发展方向同样重要的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就像一艘航行大海的轮船，除了要有明确的航行方向，还要有充足的动力才能使轮船顺利驶向彼岸。中国从来不缺合作社发展的文化底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强大后援，是中国合作社工作者最美味的精神食粮。要使中国合作社不偏离本质属性，不被西化，就应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丰富中国合作社文化内涵，使中国独特的合作文化厚植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让合作社文化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得到传承发扬。
9.2. 以我国本土合作文化为“体”，以西方外来合作文化为“用”
新中国合作社建设发展的几十年历史中，经历多次变革整改，最后的结果多因为合作社的政治或经济功能的强势主导而使合作社本身发生异变，全国各地的合作社多以失败告终。到而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应该有真正强大的合作社出现。中国合作社迟迟走不出自己的强大之路，这是合作社文化土壤不够肥沃厚实的表现。西方合作社在一两百年的运动中汲取西方国家文化精华，堆积了深厚的合作文化土壤。我国合作社仍在困境中不断成长，有必要学习西方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方法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合作社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全面学习西方经验，应以我国孕育于几千年古文明的合作文化为主体，借用西方外来合作文化的精华，找到中外合作文化合理结合的平衡方式，使我国合作文化不断汲取养分，为我国合作社发展补足动力。
9.3. 以合作社教育培训为手段，以示范合作社为典型引路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从来不是依靠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区域人群就能做到的，只因人的生命有穷尽之时而文化却可以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而保持活力，甚至变得更富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代代传承，才在历经几千年岁月后，依然惊艳全世界。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是教育，中国合作社文化要发展，要积累更深厚的底蕴，就应加强合作社教育培训力度，选择良好的合作社教育培训手段，把合作社文化教育分成不同阶段分别引入不同层次学校的课程中，培养更多优秀的专业合作社人才，使中国合作社文化传承不绝。
教育手段作用在人的因素上使得合作社文化得到传承与发扬，而要使中国合作社文化内涵更为丰满，就应以我国示范合作社为典型引路。我国成功的合作社典范如浙江温州“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河北内丘供销合作社与贵州塘约“村社一体”合作社等无一不是我国淳朴的农民在艰难困苦中不懈探索实践取得成功的体现，这些成功的合作经验，合作社中凝结的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我国乡土文化精华，都是厚植我国合作社文化土壤不可或缺的珍贵要素。
9.4. 全面调动合作文化资源，厚植中国特色合作文化土壤
中国合作文化在传承的同时，应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相比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积累的合作文化土壤，中国的合作文化土壤还不够厚重，而薄土层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当前中国合作文化的发展方向应是全面调动各种合作文化资源，包括中外传统文化的合作成分，中国民间人民的合作经验，各民族民俗活动的合作成分等等，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人的精神传承，只要适合中国发展道路，都应海纳百川，融入中国合作文化，使其精义更加博大。同时中国合作文化也应具有与时俱进这一特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合作社应走好中国道路，中国合作文化应汲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为中国未来合作社发展厚植中国特色的合作文化土壤，使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走出贫穷，自立自强的基础源泉。
9.5. 以合作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合作社支持政策为导向
合作制度是合作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制度的确立使合作文化土壤积累与合作文化发挥作用都有了强大支柱。纵观西方诸国成功的合作社，其共同经验之一是一两百年坚持以合作法典为基础制定的合作制度对合作社工作的保障。中国合作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过繁荣，经历过倒闭，经历过整改与转型，也经历过综合模式的创新。但直到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出现能影响到全国的大型合作社，从这里可基本看出我国合作文化土壤依旧浅薄，完善的合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厚植中国特色合作文化土壤，提高合作社发展水平，应以合作制度建设完善为前提。
合作社在发展初期一般实力较为薄弱，这时一定的政府支持必不可少。中国合作社经过几十年发展，虽已在摸索中有所成长亦有所创新，但其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都还较低，合作文化基础仍旧不足。中国合作社关乎“三农”问题的解决，亦有助于精准脱贫，政府有必要制定有效政策扶持合作社发展。同时，中国合作文化的孕育与成长过程中，吸收了中外文化精华，中外杂糅的合作社文化构建应以我国政府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为导向，充分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农村发展思想，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第二次飞跃”的主张，以及习近平等领导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思想，使中国合作文化的发展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致，为新时期我国合作社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功能内涵、演进逻辑及创新发展》 [16BJL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