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卡夫卡小说《城堡》的主人公毫无疑问是K,但在K的故事之外,叙述者竟然占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让奥尔嘉向K讲述阿玛莉亚的故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第十五章中,奥尔嘉几乎完全夺取了叙述者的话语权,同时奥尔嘉这一人物的出场的绝大部分时间即是讲述故事这一过程。由此,通过讲述话语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奥尔嘉的人物形象以及小说的创作特征。
2. 权威下的异化
在分析奥尔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卡夫卡非常喜欢且经常阅读的一本书,即克尔恺郭尔的《恐惧与颤栗》( [1] , p.325)。该书以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最亲爱的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进行有关信仰与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苏格兰作家、批评家埃德温·缪尔曾写道:
居于卡夫卡世界中心的,以及在其最不令人注目的表现之中的,乃是卡夫卡从克尔恺郭尔那里接过来的关于神的法律与人类法律的不可相通性的说教。世人是没有能力理解神的法律的,更有甚者,神的法律在世人的眼里还可能是不道德的:克尔恺郭尔的这一论点的依据是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所做的牺牲,依世人的标准来看,上帝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正。而另一方面,世人的责任是按照这种他无法理解的神的法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哪怕是他从天上得不到丝毫的帮助也得如此——这就是卡夫卡的信仰的另一面,而这正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城堡》的戏剧基础。( [2] , p.57-58)
我们知道上帝最后并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了以撒,那么从结果反推来看,上帝一开始要求亚伯拉罕献祭时是为了验证亚伯拉罕的忠心,也就是说献祭只是一种检验方式,所以从读者的角度看上帝最初关于是否要以撒的性命是不确定的。
其实,在奥尔嘉的话语中对于索尔替尼写信一事也透露过相似的观点:
比如说,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不就磨蹭掉了一些时间吗,然后呢,那时再上贵宾楼去,到了那里就会听说索尔替尼已经走了,兴许会听说他在刚把信差派出去之后就走了,这后一种情况甚至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老爷们是喜怒无常,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3] , p.196)
然而,她愿意去贵宾楼的原因却是“那种担惊受怕、害怕大祸临头的折磨我会受不了的。”( [3] , p.195)那么,奥尔嘉的言语只是为给自己愿意去贵宾楼寻找理由并隐藏自己对权威的畏惧。
再者,克尔恺郭尔认为亚伯拉罕是非常疼爱以撒的,只是在信仰这一特殊性单一个体从普遍性中脱离出来之后,亚伯拉罕已然没有选择( [1] , p.60)。如果可以,他肯定愿意牺牲自我换取以撒的性命。奥尔嘉则不然,她的话语暴露她对城堡及其官员并没有如亚伯拉罕般的信仰。假如她是亚伯拉罕,以撒或许真的会死。
阿玛莉娅侮辱信使之后,如奥尔嘉所说:“要是你想说服所有鄙视我们的人改变态度,那么这可太难了,因为这一切的根子都在城堡。”( [3] , p.202)她们一家的犯罪感确实来自城堡或者索尔替尼,但这并不是城堡或者索尔替尼施加的。事件发生后,村民们来访虽只是为了了解情况,但奥尔嘉称他们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并从此避免与她家往来。那么,可以说村民们对奥尔嘉一家的排斥是源于在她家了解到的情况,因为如若阿玛莉娅的罪行早已确定,那村民们大可不必前去询问,直接与之远离即可。“在拉康的关于无意识的理论里需要他人的概念来使话语得以成立,而在他的关于自我的理论里需要他人的概念来使主体有认同的对象。”( [4] , p.12)村民们正是看到奥尔嘉及其家人的状态才做出判断,而村民们作为他者正好进一步加强了奥尔嘉一家自我罪恶感的认同。这一切都源于奥尔嘉内心对权威的不正常心态,一种不是因为敬仰而产生的病态畏惧。
奥尔嘉之后的行为更是令人难以理解,起先是任由父亲无谓地在城堡附近大路上请求原谅,在父亲病倒后又自己采取行动前去赎罪。她想到的方法是找到被侮辱的信差以求得原谅,却也明确表示这样做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不可能有其他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与城堡能够联系上的东西都成了她赎罪的希望,她也没有对K指出他受奥尔嘉一家欢迎的原因是他手里握有一点权力作出否认。城堡这一权力机构正是由男性组成的,是男性的象征。作为女性的奥尔嘉,认为“男人总是掌握所有的具体权力”,认定自己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 [5] , p.199),也总是想要抓住男性身上所有的机会。为此,即使看不到希望她也愿意一试,甚至情愿沦为妓女。而此时作为妓女的奥尔嘉,竟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与城堡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并表示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点不后悔。“从女人方面说,性交是她对男人的一项服务;他获得快感,他应该用补偿来交换。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出售的物品,对她而言,它代表一笔资本,她被允许利用这笔资本。”( [5] , p.205)奥尔嘉此时将自己作为物品进行利益的交换。而后,奥尔嘉确定无法找到索尔替尼的信使,便想出了一个更为荒诞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弟弟巴纳巴斯去当信使来赎罪,她自己也继续委身于奴役来“打探消息”。有很多研究者将奥尔嘉比作西西弗斯,认为她想进入城堡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但他们两者之间至少有一点不同:西西弗斯是被诸神惩罚进行无效劳动的,而奥尔嘉并没有被城堡定罪,所有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主动所为。其起因也定当在于她本人,即其对权威已有一种异常的屈从,进而才有了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赎罪举动。
奥尔嘉并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敬畏之情而赎罪,反而像是为了赎罪而赎罪。从她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城堡有的并不是如神一般的信仰,而是她屈服于权威下不正常的精神状况并因此做出许多荒诞且不为人理解的行为。那么,如果她是亚伯拉罕,她应该会因为心中的惧怕而真的置以撒于死地,在她看来,重要的是对权威不假思索、绝对无理由的服从。《第二性》中提到“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 [5] , p.9)奥尔嘉正是在男权社会渲染下将自己定义为了他者,也正是“他者”这一自我身份认同让她做出种种不符合常理之事。
奥尔嘉是一个异化了的人,她对权威的思想是病态的,她所有与权威相关联的行为是不合常理的。这也在她对阿玛莉娅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作为姐姐,奥尔嘉称家里的事都由阿玛莉娅定夺,她对阿玛莉娅也存有惧怕,而这只是因为阿玛莉娅与城堡曾有过一丝联系以及她有着与城堡一般的冷峻。此外,阿玛莉娅的结局是悲惨的,她“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那么她也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级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个好处。”( [5] , p.24)
在权威的驱使下,奥尔嘉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来接近城堡,接近权威,并将之神圣化、合理化,而这一切都是被个体所压抑着的。在这种长期的内心失衡中,奥尔嘉的精神崩溃了,她因之陷入了幻想,幻想自己的妹妹拒接了索尔替尼是亵渎了权威,幻想家庭陷入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她选择了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赎罪,以求得到城堡方面的原谅。那么,她的话语的真实性也就值得怀疑。
3. 奥尔嘉的自我解构
在奥尔嘉的言语中存在着多种自我解构,诸如言行不一,前后话语内容不符等。这首先体现在奥尔嘉在提到阿玛莉娅在家中话语权的问题上。奥尔嘉明明说“阿玛莉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在家里是她说了算是好是坏全由她定夺,”( [3] , p.171)可巴纳巴斯当城堡信使一事却是阿玛莉娅完全不赞同的。事实上,奥尔嘉对巴纳巴斯当信使一事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也是多变的。巴纳巴斯当信使其实就是奥尔嘉赎罪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信使工作也是奥尔嘉以牺牲自我努力得来的。可在奥尔嘉以自己的弟弟能够成为城堡的信使而感到无比骄傲的情况下,她竟然说:“当然我不是责怪自己叫巴纳巴斯去城堡,我并没有叫他去,是他自己去的,可是也许我应该千方百计阻止他。”( [3] , p.186)这种摇摆不定、坐立不安之感也体现了奥尔嘉内心的焦虑,她既想赎罪,又不想认清自己其实是弟弟牺牲自我的助推者,由此陷入了自我对抗。再比如K明明是在到达城堡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巴纳巴斯送来的城堡的信,可奥尔嘉却偏偏说“我把巴纳巴斯催烦了,大概是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吧,他这才拿起那封信去送。”( [3] , p.181)这种太过于荒诞的时间误差感自然也不会在正常人身上出现,这里的故事时间已经是变异的。物理时间很短,但奥尔嘉的心理时间却很长,《城堡》的时间也就是矛盾的、混乱的( [6] , p.90)。
异常的思维让奥尔嘉会有着不正常的话语输出,但也正如精神病患者并不会总是处于精神异常状态一样,奥尔嘉也有思维正常的言语。但她时而合乎寻常的言语与她的行为是完全对立的。阿玛莉娅侮辱信使事件后,奥尔嘉对村民们的反应有过这么一些表述:
“人们回避我们倒还不那么严重,他们并不是因为确实相信我们家有问题才躲避我们,也许他们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大意见。”( [3] , p.208)
“话说回来,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抛开(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也不会旧事重提。”( [3] , p.210)
“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 [3] , p.212)
可见,奥尔嘉对阿玛莉娅事件还是有正确的评判的,她认识到了事件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但是所有她所做的赎罪行为全都是与之相背离,不符合常理的,比如她们选择搬出原来的家。其实在其父亲赎罪行动开始后,奥尔嘉也透露过这么一个信息:“既没有什么人告发过他,也没有人在作这方面的打算。”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进行自己的赎罪计划,即使清楚地知道“虽然我努力的方式很成问题”,也还是会认为“但我怎么说也是在为自己的家争取应有的待遇,是在继续做父亲努力想做到的事呀。”( [3] , p.225)对于自己委身于奴隶一事,她也知道他们那些云山雾罩的话没有多少是可信的,也对K道出“贵宾楼的那些佣人把我当成他们的玩物,发起狠来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这两年中我没有跟他们中哪一个人说过一句贴心话,他们讲来讲去尽是些不怀好意、胡诌瞎编、荒唐透顶的话。”( [3] , p.227)这些也还是没有阻止她写信让巴纳巴斯带给他们以请求得到他们的照顾,直到信被撕毁。另外,奥尔嘉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她“一点也不后悔。”以上论述都说明奥尔嘉的行为是对其思想的一种解构,也就是说,她的思想是正确的,但行为的不合理的,思想与行为是分裂的,这便是《城堡》的二元消解叙事。( [7] , p.109)
阿玛莉娅的故事不是别人,正是精神崩溃、自我分裂的奥尔嘉叙述的,那么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也难怪K会对奥尔嘉说:“阿玛莉娅的表现是很奇怪的,可是你对她的行为表现讲的越多,听的人就越难说她究竟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是机灵聪明呢还是愚蠢,是勇敢呢还是怯懦。”( [3] , p.200)另外,对于与城堡相关的故事,阿玛莉娅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些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有些人是靠讲这些故事吃饭的,他们也总是像你们两个这样凑到一起神聊这些事,我给你大讲特讲,你给我大吹特吹。”( [3] , p.206)阿玛莉娅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她对自己作为主人公的故事的态度不容忽视,“大讲特讲”和“大吹特吹”也正说明了阿玛莉娅对他人的讲关于她的故事是不认同的。由此可见,奥尔嘉跟K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了。
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相互矛盾且混乱,人物思想的理性与行为的荒诞严重分裂、相互解构。那么,卡夫卡描绘的人物奥尔嘉就是不完整的、病态的、异化的,其叙述方式也是混杂的、无解的,那么他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显得无意义、虚无。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城堡》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正如那些信奉神灵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倾注到祈祷里一样,卡夫卡使自己的人物都同自己的灵魂息息相通”。( [8] , p.44)或许,和文本一样,卡夫卡想表达的正是世间的矛盾、虚无以及无解,而所有的故事情节可能只是文字载体。
4. 结语
“卡夫卡的世界既不是世俗常人的世界,也不是幻想。这是一个在眼睛微微斜视下瞥见的世界,就像人们从两条腿中间或倒立着所看到的或者在一面不反映事物本相的哈哈镜中所看到的那样。”( [9] , p.89)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变异,有着无法理解的人和事,奥尔嘉正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代表,她被荒诞的世界改造,又以荒诞的行为回应这个世界。奥尔嘉的异化行为确实来自她病态的思维,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也正是这个荒诞的社会造就了奥尔嘉。卡夫卡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然后用荒诞的语言、荒诞的故事将之描摹、刻画、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