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智能终端大众化，互联网成为新的舆论阵地和教育载体，势必给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当前，随着微博、微信的产生、发声和扩散，对传统思政教育的媒体话语权、组织结构及传播内容产生了突破效应。同时，互联网裂变式的传播模式更加凸显主导与个体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身处价值多元环境更易溢出负导效应。要增强思政教育工作的时代感和实效性，高校应对传播学规律进行创新性应用，增强主流发声，强化“首因效应”，培育网络“意见领袖”，进行合力引导；在做好“引导人”的同时，也要做好“把关人”，健全“微”监管手段和方式，增强流程管控，让思政教育置于框架之内。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lligent terminals,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ew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and educational carrier, which will inevitably bring tremendous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at present, with the generation, vocalization and spread of Weibo and WeChat, the media discourse pow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ntent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ve had a breakthrough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fission-type communication model highlights the conflict between dominant and individual ideologies, and it is more likely to overflow negative effects in a multi-value environment.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tim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pply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to the laws of communication, enhance mainstream voices, strengthen the “first cause effect”, foster network “opinion leaders”, conduct joint efforts, and guide people well. While doing a good job of “guiding people”, we must also do a good job of “gatekeepers”, improve the means and methods of “micro” supervision, and strengthen proces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o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ll be placed within the framework.
1. 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对于高校思想环境而言，“立德树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谓之“时”；“互联网突破了课堂、高校、求知的传统边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谓之“事”；“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1] ，谓之“势”。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媒介的“微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对教育领域，尤其是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深刻的影响。高校应厘清“微时代”内涵，推动思政教育传统优势和“微时代”背景下“微”媒体高度融合互动，创新教育多元主体下的交流模式，掌握“微”话语，开展“微”思想引导，强化“微”手段管理，才能打造有温度、有广度和有深度的“微教育”平台，构建健康有序的“微传播”教育生态环境。
2. “微教育”在思政教育场域中的优势特质
2.1. 受众层面：颠覆既往“长尾理论”，对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突破
“媒体就是个发声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到话语权问题。话语权肇始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他眼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依次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2] 。从话语和权力两者的关系出发，话语权主要是通过话语来实现控制和影响的权力。而之所以是“权力”而非“权利”，强调的就是话语的“权力”，在福柯看来，话语权并非是人能否说话，而是话语背后隐藏的权力博弈，话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权力的映像。在高校思政教育的语境下，话语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主导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命脉所在。
媒体作为话语传播的重要主体，是话语权能否得以实现的有效载体。尼尔·波兹曼强调：“媒介是一种隐喻，是一种‘隐藏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3] 。自媒体作为新媒介的技术性存在，不仅从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也极容易成为各种权力的角逐主场，对于媒介和权力的共生关系，麦克卢汉说到，“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的结构”。当前，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微媒体”风靡大学校园，作为网络原住民，“95”后的大学生成为其深度使用群体，“媒介化”“小微化”俨然成为高校思政教育新语境。在这种新的教育语境下，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不再符合既往“长尾理论”。传统的信息生产严格遵循“二八定律”，“微时代”所形成的亚文化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数量上，“80%”的公众作为信息的发布源头，和所有的小众的传播行为累加起来，形成一个比传统的主流市场更大的信息源，而这些处于长尾上的需求，又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这恰恰是主流思想无法匹敌的 [4] 。在需求曲线上，原来长长的尾巴基本成为了主体，甚至说是不存在了，每个传播者都是集信息接受、发布、参与和引导为一身，话语模式从“独白”转变为“对话”，模糊了原本的主客体的界限。对高校而言，教育双方平等地享有海量信息，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不再是单方面的被动接受，而成为和教师一样的“协同主体”。“人人都是麦克风”，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思想，相对于传统思政话语的内容泛化，在此环境渲染下的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空间，以往以信息不对称而取得的教育的主导性话语权正在逐步锐减。
2.2. 传播内容：实现“全部在场”，对于传统教育氛围的纠偏
媒介的形式总是影响和改变人们之间交往方式，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总是改变社会交往结构和形态。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传播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已成为现代公民生存、发展的重要伙伴” [5] 。在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下，“章节目”式教学体系拉大了学生与教材的距离，固定了教学的内容和范式，导致思政教育“上天”有余，“入地”不足，很难动态地与学生的需求合拍，强行推送也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
而现代网络技术和手段，带来了如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延伸，造成了戴维·哈维所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现象，导致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的现象出现 [6] ，人类的交流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在日益发生巨变。我们所触碰到的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存在，更是一种以信息为标识的崭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赋予社会交往更新的技术条件和媒介形式，彰显了多样化的主体间互动关系和交往场域的社会性生态空间。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7] 。这种新型网络社会交往场域，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不是真实在场，而是以虚拟符号实现意义在场，形成了“人–符号”隐喻的起点，这也逐步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身份，促使网络媒介与人逐步融为一体，产生出“虚拟主体”，正所谓自媒体的语境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隐喻。在这种隐喻的环境中，“无时不网，无处不网”，其“实时”交互服务极大地缩短了信息的采集、核实和发布的时间，信息以“P2P”的形式“秒传”，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的传播维度，完成了对传统媒体的传播程序的历史性颠覆和革新。尤其是随着微信、微博、网络视频和MOOCs等开始成为当下“微教育”重要载体，在无形之中消解传统高校的思政教育时空圈囿，拓宽思政教育载体的空间。传统思政教育传播的“围墙”阻碍也在慢慢坍塌，教育资源的共享提供了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途径，甚至是分散在各地的学生，通过自媒体都可以根据各自需求，零距离接触名校课程，随时随地都能学。与传统媒介相比，学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发展主动地将信息从“网”中拉出来，并平等地参与到讨论信息的过程中去，思想政治教育变得随时随地可以互动。
2.3. 体系内部：形成全新的“科层制”，对于传统教育角色的更新
科层交往场域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组织的结构化力量与社会关系形态的延伸，具有严密的等级性。在韦伯的层级制中，“权威”作为三大原则之首，要保持管理者在组织内部具有合理合法的权威，实行等级制是最佳的方法，这也就是说，每个管理层都有自己的合法权威，信息的流动及掌握信息量的多少与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正相关。在教育社会学视阈下，教育同样受到社会决定和制约，具有正式性、制度化和等级关系的显著特征，教育的主体必须要发挥教育的主导作用。囿于技术的限制，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各个教育载体大多都独立开展教育活动，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和交叉，导致信息传播的相对闭塞，由此也导致了各个教育主体在彼此制造的“圈”中，凭借特殊的身份来对学生进行自上而下的不平等的思想灌输，他们可以单向决定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时间地点及内容数量。
而在“微教育”环境中，教育的非权力因素逐渐取代权力因素，教育的主客体逐步被淡化，并呈现多元化趋势。教育过程也越来越注重平等交流和双向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信息传播结构媒体格局。在新的格局里，因信息的扁平化所构建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取代了原来垂直的金字塔结构，用户制造热点，推动口碑，发动聚集，引起注意，造成围观，他们既是受众，也是媒体，他们既分享内容，也制造内容、传播内容，他们即是自媒体也是组织，在网络空间形成一种“无组织的组织”的力量，这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 [8] ，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却具有强大的组织性和意志力，没有具体的组织人员，却又有统一的行为模式，不同的主体处于不同网络端口以平等姿态处于同一场域，形成相互探讨的教育格局。这一切看似平等，实则不然，在网络场域中，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的个体交流意愿、反映利益诉求，当达到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时，进而结成利益群体，形成新的“科层”。在这个新的层级中，面对信息洪流的席卷，当信息供给量超过了个人自主处置和分析信息能力时，那些能够有效“解读信息”且获得足够“粉丝”的新行为体，诸如微博大“V”“主播”“答主”及知名微信公众号等，他们深谙传播规律，凭借话语专业性和权威性形成累积优势，进而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这些新的“权力中心”通过网络双向交互式与多元融合的传播方式，对多元化、差别化的舆论进行整合，形成了观点鲜明的圈层网络。这种分层很容易驱动受教育方根据利益诉求点对号入座，进行分化或者重组，进而形成不同的层级，这种层级是非正式的，与社会组织结构无关，但却对传统的教育角色进行了更新。
3. “微教育”在思政教育场域中的短板和缺陷
3.1. 宏观而言，主导与个体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尤其是在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能否根据时代特征和发展需求，做好此项工作，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主流意识作为社会文化的中枢，具有强大的价值引导力和共识凝聚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占据统治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尤其是随着“两微一端”的风起云涌，一个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格局正在重新建构。在这个新的格局里，各种意识形态激烈交锋、暗流涌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助于互联网裂变式的传播模式进行肆意输出、角力和碰撞，严重侵蚀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使主流意识形态防不胜防。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阵地和前沿哨所，基于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意愿，一直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在“微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以“微主题”形式呈现，海量的信息，多元的价值观念的交融碰撞正在打破传统的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的一致性。在这种非动态平衡的教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逐步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开始出现失语、失踪、失声的不良倾向。随着主导与个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加剧，削弱了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和深度反思能力，他们很容易忽视甚至是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对主流价值观念产生曲解，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逐步陷入“塔西佗陷阱”。在这场冲突中，博弈双方依据现实的利益诉求，选择性地提供和择取教育信息，以实现自身教育利益最大化。当受教育方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力降低时，也会陷入另外一种困境，即“圈层化”，因价值观而聚合，以兴趣点而分众。在各种“圈”中，多元价值观念横行，但因设置了准入要求，思政工作者难以及时捕获学生的真实思想动态，信息的壁垒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从而陷入信息交互困境。所以说，在全新的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中，如何能够顶得住、打得赢，创新性地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牢牢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是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一大课题。
3.2. 个体而言，身处价值多元环境更易溢出负导效应
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限制，其传播的即时性和隐匿性消解了传统的传播空间和权威话语。通过网络遮蔽和身份隐匿，自媒体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卷入让·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虚拟真实”，甚至是曼纽尔·卡斯特强调的“真实虚拟”的漩涡之中，在这种“真”与“虚”之间的暧昧含混中 [9] ，当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起来时，人性的自律和他律就很容易出现“真空地带”，内生的“圈子文化”，又在消解着“德”的主导性，原有的道德体系已很难时刻框定大学生的实践行为，随着“圈子”量的增加和影响域的扩散，不断衍生舆论危机。加之话语权的开放性和流变性，信息传播的“零门槛”为纷繁多杂的价值观侵入打开方便之门。大学生作为自我意识高扬的“易感人群”，正处于“三观”建立的关键期，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各种矛盾交织，思想文化交流激烈碰撞，极易盲目跟风追随而导致价值偏离和行为失范，如在越来越多的虚假、色情及黑恶新闻报道中，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微博、微信等“微媒介”宣泄“义愤”情绪；社会的底线在降低，如大学生群体中热衷的“人肉搜索”、“隐私曝光”等，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自媒体负导效应，即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在对负面信息进行传播宣传或者伦理批判时，本身所奉行的“去道德化”失范行为，进行“失实”报道，结果导致道德被双重否定等负面现象层生，在评论时养成愤世嫉俗和法不责众的心态，其道德和合理性遭到了遗忘。拉扎斯菲尔德也曾提出大众媒体的“麻醉性”负面效应，在这场信息主导权的舆论博弈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强化其对真实信息的辨识，调整受教育者的行为规范，也在客观上考量着“微教育”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效力。
4. 高校思想政治“微教育”对传播学规律的创新性应用
一是增强主流发声，强化“首因效应”。按照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谁掌握了话语权，就掌握了意识形态主导权，要主动占领宣传思想阵地，掌控思想政治教育的“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在话语权的博弈中实现正和博弈，就要增强主流发声，强化“首因效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钦斯早在1957年就以实验证明了“首因效应”的存在，就是强调信息的时效度。思想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同样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具有时代性和时效性，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10] 。在“微时代”背景下，信息瞬息万变，“微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更容易使现实中的公共讨论遵循“霍布斯法则”，即谁的声音最大，活动最频繁，谁就能成为主导者。由此，高校的思政教育者必须把握思政信息的时效度，先声夺人，主动抢占网上舆论制高点。在传播内容方面，要突出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性，尤其是在突然事件、热点问题、学术讨论中要充分展现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理性研判，让释放的教育信息难以抗拒，就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流行引爆中的“附着力因素法则”强调的那样，“在适当的情况下，总存在一种简单的信息包装方法，使信息变得令人难以抗拒” [11] ，以此不断树立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在传播方式上，要主动设置议程，抢占舆论阵地。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的“议程设置理论”证实了李普曼的“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论断，该理论认为，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大众媒介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受众对某个议题的态度和行为，但是它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高校思政工作者在关注思政教育的前沿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主动设置与大学生需求相符合的教育议程，并不断更新，使得教育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正如杜威所指，“教育即生活”。要及时高效地捕捉议程设置的最佳时机，争取舆论的主导权，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在热点形成的初期就迅速设置教育议题，置于官微、校园主页、公众号等显眼位置，保持话语强势，不断扩大主流声音的影响域，占据话语传播的“制高点”。
二是增强引导合力，培育网络“意见领袖”。人的回归是思政教育话语体系改革的论域基点，关心人的利益诉求、引导人的生活实践是思政教育最终的旨归。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对于这一点，杜威坚持，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使个人特征和社会目的和价值协调起来的问题” [12] ，如何协调，就要增强引导力，做好“引导人”。在这里，首先要强调就是引导不是强制，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话语交往要求形成一种自由、宽松和平等的话语关系，双方在无任何强制条件下，才具有真诚的交往意愿，思政教育才能有效进行。思政教育要想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引导的方式和内容都要符合学生的需求，如关注微观叙事，大量使用“微言微语”，重构话语方式，从传统自说自话的模式向平等、自由的双向互动模式转变，从文本表层语言结构向人本语言实践研究转向，增强信息的粘合度和话语的亲和力，任何“灌而不疏”“疏而不灌”都不是引导者的真实意图。
此外，引导更不是迎合，亲和力绝对不是迎合力，要避免亲和力的异化，不能一味地为了迎合学生，演变成“网红”“段子手”。在“微时代”，教育者“教什么”似乎不再重要，相似的信息获取途径使得教育者难以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持续保持传统思政教育的“信息占有者”地位，进而难以对教育对象进行知识性的教导。所以，引导教育对象如何自主开展学习，养成良好的信息筛选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并付诸实践这才是引导的真实目的所在。在这个引导过程中，要学会“借力”，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意见领袖”或称为“舆论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在信息传递中存在着两级传播的环节，大众传播并不是将观念信息直截了当地传播给一般受众，而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由意见领袖转达给那些活跃度不够的大众” [13] 。虽然拉扎斯菲尔德所处的时代，互联网并未问世，但是他所研究的“意见领袖”与互联网场域中的“意见领袖”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虚拟网络中的活跃的信息提供者和观点表达者，因“非功利性”和公允性使其深受“粉丝”追捧。他们在各自的网络场域内具有较高的威望和话语影响力，犹如军中统帅，运筹帷幄、呼风唤雨，推动舆论的生成与演化，可以说，网络场域的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都与他们正相关。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意见领袖”，他们作为连接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重要桥梁，可以真实地将学生的所思所想及时地反馈给学校。由此，高校要提升思政工作的传播力和引导力，就必须要注重对意见领袖的培育和引导。除了发挥思政工作者的专长，自己勇当“微教育”平台的“意见领袖”，给予“微”思想教化引导外，学校内部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通的知名“博主”、微信公众号创办者及学生骨干，都是“意见领袖”的重点关注和培育对象。高校应将其培育成专业网络发言人和评论员，形成思政教育“微”队伍，利用同辈认同心理做好网络沟通和化解矛盾的工作，进行网络舆论引导和控制。
三是增强流程管控，实现多环节“把关”。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借用微博、微信等媒介开展“微教育”，学生利用“微平台”进行自我意见的表达，但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拘无束，网络空间并非监管的真空地带，尤其是在虚拟网络空前发达的当今社会，要加强网络舆情的监管和研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 [14] 。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运行安全这两大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的“微教育”管理中格外醒目，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做好引导人的同时，也要做好“把关人”，健全“微”监管手段和方式，让思政教育置于框架之内。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中率先注意到传播中的“把关人”理论，在解释“把关”一词意思的时候说：“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者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 [15] 。教育是系统化培养人、塑造人的实践活动，思政工作者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守门人”，要实现网络内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微时代”视阈下传播的特性和媒介环境已然决定对舆论进行流程监管的定位不再是以“堵”“截”“删”等传统方式湮灭负面信息的传播途径，而是通过对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进行全程监管，对错误的思潮进行及时的回击和防控，防止泛滥，从而达到营造“立德树人”的“舆论场”的目的。
在传播的载体上，要建立可信、可管、可控的思政“微教育”网络新阵地，不断规范“微平台”的监管秩序。在学校现有的官微、官博、门户信息网等基础之上，根据学生的心理诉求和教育期许，搭建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网络思政教育矩阵，并加强矩阵中各媒介的互联互动。结合“微平台”的技术特质，制定有针对性的条例规章，如实行实名认证，发表评论制度、自动封号等，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网络并非无界限、无责任。此外，“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网络新技术不是洪水猛兽，为避免陷入“信息孤岛”，思政工作者还应主动融入到学生关注度高、使用频繁的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圈子”中去，加强与其直接交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缩小信息壁垒，更直接地掌控学生思想动态和回应诉求，增强教育的阐释力。在自建和他建“圈子”进行互动和“融合”的进程中，树立问题导向，善于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态动态调研，及时连续地进行跟踪监测，深入挖掘和研究数据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对于监测到的各种不良信息，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要及时发现并处理，确保“微”媒体始终弘扬主旋律。
基金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2017~2019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加强“两微一端”应用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DS2017C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