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和战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梯姆·奥布莱恩运用他参加越南战争的亲身经历以及对于文学的深刻研究，创造出一系列的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战争文学，例如《如果我死在战区》、《追寻卡西艾托》以及《林中之湖》等。《他们所携带之物》作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半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于文本与现实和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对于奥布莱恩而言，整部作品的“不确定性”的关键在于越战中的美国士兵的精神层面上的“不确定性 [1]”。一方面，对于炮弹经历中自我身份放逐的心理创伤以及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越战老兵对于回归家园和回归社会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在越战老兵战后回归美国时，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经遭遇永久的流放，他们无法回归战前的自我身份和将面临精神上的“无家可归 [2]”。因此，奥布莱恩认为一个真正的战争故事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他们所携带之物》的写作目的也不只是战争叙事或创伤叙事，而是让“放逐”后的美国士兵找到心理上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认同 [3]，同时通过创伤写作叙事，使得士兵们的认同危机得以缓解，使得士兵们在接受越南战争的事实后生存下去，使得越战不只是美国历史当中的一种文学符号和集体无意识，而是被承认和被铭记的历史。
2. 流亡的美国士兵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家园”意识的坍塌
爱德华·萨伊德认为“流放存在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它处于与旧的系统半牵连半脱离的位置。它一方面是怀旧和伤感的，另一方面是模仿的能手，并偷偷地放逐 [4]”。从萨伊德对于放逐的定义来看，放逐者是处于一种“阈限空间 [2]”，既没有被彻底地流放也没有被完全的接纳，而是在一种第三空间游离。“在奥布莱恩1978年出版的《追寻卡西艾托》中，主人公坦言自己参战的主要原因是怕被流放和失去熟悉的人的尊重，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 [5]”。在《他们所携带之物》“雷尼河畔”章节中，主人公梯姆在面对战争的恐惧准备逃往加拿大。讽刺的是，梯姆对于被群体流亡的恐惧最终驱使他参战。对于梯姆而言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参战将面临越南战争的非道德性和拒绝参战将面临着美国群众的“单一爱国情怀”所引发的责难。在他周围甚至没有人去帮助他做决定，所有人认为战争的必要性只是在于消灭共产主义，并且若有人反对战争就是叛国贼。在这套居高临下的非道德主义的理念下，强加于人的态度使他与国家、社会、朋友甚至家人疏离。因此，“流亡不仅意味着流亡者要远离熟悉的故土、母语、家庭和特殊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意味着他将处于社会行为准则与自身截然不同的人群中，不断与新环境相冲突，永远无家可归 [6]”。参战这一行为举动，表层意义上是梯姆对于流亡恐惧下的选择，而实际上对于被迫参战转变了梯姆对于流亡的认知，他被美国的社会道德认知所流放。梯姆认识到，这种流放是无止尽的，不能被任何的逃离或是回归所根治。身份认同可理解为个人或群体在差异性“文化空间”对于同一性的追求或者是建构过程。而“文化空间 [7]”则及具有隔绝性和封闭性，又具有安全性和庇护性。在《他们所携带之物》中，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梯姆而言的“文化空间”或是“家园”。在越战之前，它是梯姆能够表达个性、建立自我认同和保持身份价值观的一种场所。而在美国发动越战之后，梯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文化位移 [8]”的生存空间里，并且感受到了自我与生存的群体空间的差异和自我意识的特殊存在。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论，梯姆在群体文化的映衬下，成为了“文化空间”的他者。而在集体无意识的强制下参加越战，梯姆感受到了与“文化空间”的强行剥离而引发的内心焦虑，这是因为“梯姆过去的身份认同的连贯性被打断，他失去了曾经适应和已然认同的文化空间，发现自身与过去的“我”身份异化，无法形成对于家园和家的系统认知 [9]”。在小说同名章节“他们携带之物”中，作者描述了士兵所携带的各种物品，除了有军用装备(披风、双筒望远镜、定量配给品、镇静剂等)，还有一些个人的物品和部分物品的由来，例如Mitchell Sanders带了避孕套，Norman Bowker带了一本日记，Rat Kiley带了一本喜剧书，Kiowa带了一本圣经，而Jimmy Cross则带了他心爱女孩的照片。一方面，这些物品代表了每个士兵在炮弹战场中身份迷失下的自我身份建构，“他们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物品的重量，而是生命的重量” [8] 。在“炮弹休克症”弥漫的越南战争中，每个士兵已经丧失了自我身份的认知，他们需要寻找与过去的联系来重构自我的身份，而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故乡的隐喻表达。他们把故乡看作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精神家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遂于个体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10] 。而这些美国士兵穿越国界，从而割断了与家人、朋友以及祖国的联系，他们的生存空间、语言以及文化都发生了错位，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疏离、孤独与困惑，而对于Jimmy Cross而言，Martha已经不只是心爱的女孩，她也隐喻了回归像梦中像Martha那样纯洁而宁静的家乡，美国泽西海岸。讽刺的是，Jimmy Cross浪漫的幻想与危险混沌的越南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Ted Lavender的意外死亡后，Jimmy Cross发现由逃亡越战意识所产生的归家的浪漫幻想是无法应对越战中的迫切情况的，因此他烧毁了Martha的照片，也破灭了对于回归家园的幻想。在“如何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3] 中，在Bob Kiley 写给死去战友Curt Lemon姐姐的信中，用自认为感人的话语描述了Curt Lemon是一个多么好的士兵和伙伴，希望得到她一点点的理解、敬意和同情，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对于士兵而言，战争的价值感和荣誉感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连社会的基本认同感和理解都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迷茫。对于越南的美国士兵而言，故乡美国不仅是难以被理解和认同的主流社会，而且也象征在在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仍可以回归的心灵栖息地。可悲的是，这些越南士兵在故乡的主流文化中变成了一个受压制的边缘自我，他们原以为可以在故土美国获得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却在另一层面陷入了对身份认同和“家园意识”破碎的双重危机和焦虑中。
3. “越南”的双重意义：逃亡者的流放地和归家者的“理想家园”
在《他们所携带之物》中，美国作为越南战争中士兵的故乡，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也可以是一个特定地域空间里的政治实体，或者是一个文化纽带连接起来的共同体。而对于那些寻根需求、返回家园的流亡者而言，回乡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当越战老兵重回家园，却发现原本熟悉的环境变得无比陌生，这迫使他们面对一种“诡异 [7]”的心理体验。弗洛伊德认为，诡异并非源自于陌生之物，而是遭受压抑的过去熟悉之物“非自愿的重现”。诡异感就是人们不得不面对创伤性过去时所产生的心里感觉。越南战场曾经作为这些士兵远离故土的流放地，作为士兵经历生死流血，以及自我身份认同丧失之地，却对于归家后的美国士兵而言，成为了精神上的家园和永恒的归宿。
对于奥布莱恩而言，对于流放的认知是多维度的，包括地理层面、精神层面和叙述层面。在《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中，萨伊德认为“流亡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自我与其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 [11]”。在地理空间层面，越南作为一个阈限空间，使得美国士兵的生存空间、语言以及文化都发生了错位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流放。而在越战老兵归国后，与战后地美国社会难以融入，不仅在梦中无数次回归越南战场，而在“重访故地”中，主人公梯姆带着女儿重返了当时越南战场，重返了Kiowa去世的地方，以及重现了梯姆杀死的越南士兵的情境。对于梯姆而言，越南战场的回归就如同回归了自己的理想家园一样，充斥着无法逃离的炮弹经历，无法忘却的战友情谊和萦绕终身的精神创伤。而这一切对梯姆而言是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部分，因此对于越南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家欲望 [12]”。“家园”是人们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和与社会保持同一性的共同体。家园不仅是一个阈限空间，而是具有社会性象征意义的空间，代表着一种文化和政治身份。而作为“理想家园”的越南也不再是地域局限下的越南，而是一种心理层面和叙述层面的目的地，是一个高度理想化了的身心归属地和一个可以提供情感依托和缓解政治身份的想象空间 [13] 。因此，越南既是美国士兵的流放之地，也是创伤后的士兵们永恒的“理想家园”。
“越南”作为一个阈限空间，对于战后的美国士兵而言，是一个心理创伤的疗愈之乡，在越南安放着战争中死去的战友，铭记着不堪的历史和他们所背负的最沉重的东西。而美国本土对于越南战争的态度战前战后的巨大转变，再一次使得流亡的美国士兵无家可归。战前整个民族对于发动战争的热情无比高涨，单一的爱国情怀认为消灭共产主义义不容辞，认为战场时可以实现英雄梦想的地方。而在这些士兵到达越南战场时，尤其在经历“美莱大屠杀”后对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充满了质疑，战争同时也摧毁了这些年轻人的幻想。在美国战败后，引发了整个民族对于美国文化的怀疑和对越战的集体遗忘。战后美国士兵的个人记忆与官方历史之间发生了巨大冲突，萦绕他们终生的炮弹经历导致的心理创伤，他们死去的战友的身份，甚至是他们自身的身份认知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感。“官方历史代表着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者将历史叙述强加给被压迫经历的时候，也把统治者的经历和对社会的阐释嫁给受压迫群众，使得他们的痛苦历史无法得到书写 [14] 。在“话说勇气”中，Norman Bowker在战场中目睹Kiowa的死在一片排泄物区，感受到了无尽的脆弱和无力感。无论是战争中还是战后，Kiowa死亡的场景不断地在他脑海中闪现。Bowker记忆的无尽循环一方面是创伤复原时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又是矛盾的自我否定。在整个民族对于越南老兵的遗忘与个人记忆不断重复的矛盾中，最后通过自杀来逃避并不熟悉和恐惧的环境。这些越战老兵的状态与荷马在《奥德赛》中的回乡状态不谋而合。在经历艰难险阻的奥德修斯在回到故乡时却又陷入了另一种新的失落。故乡虽然接纳了他，但是他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陌生，无人愿意倾听和关注他经历的一切，以至于奥德修斯在故乡哭泣，追问自己究竟在何方？尽管回到了地理层面上的故乡，但是流亡地经历已经转化了他们自我的身份认知，家乡的人也对于他们的经历呈现缺席的状态。他们既无法理解身边的陌生人和逝去的故土，同时也被环境所不理解，成为环境下的他者。流亡者在新环境追求有所属，然而最终无所属，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方式‘自救’来恢复自我认知，‘讲述’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 [15]”。
尽管在奥布莱恩看来，流亡后的任何永远的回归是不可能的，他的作品仍然旨在以多重方式回归到“理想的家园”越南，无论是多么转瞬易逝还是动荡不安。“越南”在《他们携带之物》中已经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拥有疏远和回归的双重身份。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1]”，通过文学作品小说的形式以及感知的印象，战争的不可言说性被从未历经战争的读者所感知。奥布莱恩对于越战小说性的解释，通过奥布莱恩作为一个叙事者和隐含作者的可信度而变得更加真实。即使Barthes宣称后现代小说中作家的死亡和读者的诞生，但是奥布莱恩通过同名主人公使得作者再生的写作策略，让表现出创伤的作者取得了读者的信任。“奥布莱恩承担了讲述正确故事的责任去处理文化和历史暴行下的越南战争，并且奥布莱恩的作品也面对着讲述真实故事的伦理道德，因此取得读者的信任对于受创伤的作者是十分必要的 [16]”。而越南战争的真相体现在每一个故事的讲述中，“真相就像一个渐近线无限逼近，但又永远不会抵达 [5]”。这也因此解释了“越南”作为一个美国士兵心中无限接近的“理想的家园”。一方面，越南是整个真相的见证场所，是越南老兵身份重构的重要场所，因此也成为了小说展开的中心场所。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讲述故事的方法再现越南战场的真相。在《他们所携带之物》中，作者对于Kiowa、Curt Lemon甚至是梯姆亲手杀死的越南士兵的细节描写的十分详尽。这使得不在场的读者能够亲身经历“越南”的一切，从而在美国士兵“理想的家园”中，对他们的身份进行重新认知和接纳。
4. 结论
《他们所携带之物》的写作目的也不只是战争叙事或创伤叙事，而是让“放逐”后的美国士兵找到心理上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认同，同时通过创伤写作叙事，使得士兵们的认同危机得以缓解，从而使士兵们在接受越南战争的事实后生存下去，使得越战不只是美国历史当中的一种文学符号和集体无意识，而是被承认和被铭记的历史。因此，作为隐喻身份下的“越南”，既是美国士兵自我身份混乱的流亡之地，也是他们身份重构的共同体。对于越南士兵而言，“越南绝不是一个栖息的天堂，绝不是那个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得知的天堂。或许恰恰因为是这个原因，它才是一个天堂。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