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时代，王朝汉诗在吸收了唐风文化后达到了全盛期 [1] ，故而代表当时汉文学成就的敕撰汉诗文三集早已为中日学者所关注。不过，对于《文华秀丽集》中“河阳十咏”组诗的关注，据笔者管见，中国方面仅有对其诗歌体式的比较研究，以及将组诗置于“杂咏”类别下的概观论述；而日本方面虽对《文华秀丽集》的研究所见繁复，但迄今为止，关于“河阳十咏”组诗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其中，小岛宪之先生在《日本文学大系》中对此的注解可谓是权威性的解释。小岛先生指出，“河阳十咏”的出典源于晋人潘岳在任河阳县(今河南省孟县)县令时，下令满县栽花之事 [2] 。然而，就笔者对中日两国诗文中“河阳”的用典情况所作的考察而言，日本《文华秀丽集》中“河阳十咏”所使用的诗语，不仅有“河阳花”这一文学典故，实际上，其中的“河阳桥”、“故关”、“河阳别宫”等也都是被作为与“河阳”相关的一系列诗语而使用的；与之相对，中国汉诗文在吟咏与“河阳”地区相关的诗语时，却是直接使用了河阳周边古已有之的“河阳桥”、“孟津关”、“金墉城”(见图1、图2)等一系列诗语，那么，日本“河阳十咏”中所使用的“河阳桥”、“故关”和“河阳别宫”(见图3)，与中国汉诗文中所使用的上述诗语究竟有何差别？
Figure 1.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Prof. Tan Qixiang. China car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1996: p46-47).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vicinities of Heyang)
图1.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p46-47)。(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河阳县周边) [9]
Figure 2. Sixth century (August 538). The map of Jinyong Cheng war
图2. 六世纪(538年8月)金墉城争夺战时期的地图
Figure 3.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Japan (Togo Yoshida. Tokyo·Fuzambo. 1937.5.15. p33-34) (from Heian to Kamakura period. vicinities of Kyoto and Fushimi)
图3. 大日本読史地図(吉田東伍，東京・富山房，1937.5.15，p33-34) (自平安至鐮倉：京都及伏見附近) [10]
对于这一问题，中日的相关研究均未作出深入的探讨。鉴于此，笔者将在以下的内容中，对这一问题从主题的选择性和诗语的特殊性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2. “河阳花”
“河阳花”作为“河阳”典故的核心，在“河阳十咏”组诗中，嵯峨天皇就有诗云“三春二月河阳县，河阳从来富于花”，当朝第一权臣藤原冬嗣也有“河阳风土饶春色，一县千家无不花”的诗句。如果我们结合《河阳花》的诗题来看，这两首诗中对于“河阳花”典故的理解和运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直接明了的用典方式，与中国诗文中对“河阳花”的用典有何异同？对此，笔者梳理了晋潘岳以来至晚唐时期与“河阳花”典故相关的诗作。从诗句的字面来看，中国诗文中同样明确使用了“河阳花”的典故，例如卢纶的“颍阳春色似河阳，一望繁花一县香” [3] ，萧绎的“还忆河阳县，映水珊瑚开” [4] ；但在全诗对主题的构建上，可以看出中日间的巨大差异。
《文华秀丽集》中，“河阳十咏”组诗被归于“杂咏”类之首。所谓“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 [5] ，就是说此处之“杂”，不是指主题，而是指在吟咏对象指向上并无拘束。那么我们来详细解读以下两首《河阳花》的诗作：
河阳花(平安朝·嵯峨天皇) [2]
三春二月河阳县，河阳从来富于花。花落能红复能白，山岚频下万条斜。
河阳花(平安朝·藤原冬嗣) [2]
河阳风土饶春色，一县千家无不花。吹入江中如濯锦，乱飞机上夺文纱。
从上述《河阳花》的诗作来看，诗句通过对“三春二月”的季节吟咏，忠实地使用了“河阳花”的原典，从而构建了一个核心主题——“春之花”。在此，诗中把春季风物象征的“河阳花”比作“濯锦”和“文纱”，一方面丰富了“河阳花”的审美意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平安文人对“河阳花”典故里中国文人“风雅”精神的憧憬。然而，从吟咏对象上也可以看出，这两首诗作所使用的是“河阳花”这一诗语，并没有直接使用典故原型的“桃李花”，或者说作者意识中的“河阳花”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更可用以指代春花的全部，给人想象的空间，即上文所谓“杂者”。这一点上，与中国诗作中直指“桃花”与“李花”的“河阳花”是颇有差异的。例如：
白纻辞二首 其一(唐·崔国辅) [3]
洛阳梨花落如霰，河阳桃叶生复齐。坐惜玉楼春欲尽，红绵粉絮裛妆啼。
上述“河阳桃叶生复齐”的诗句就直接落笔于原典的“桃花”意象，并以“春欲尽”的诗语突出了“河阳花”的春季特点。再者，纵观中国与“河阳花”相关的诗作还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对“河阳花”的用典并不仅仅局限于春天。如下引的诗作，即卢僎在赠予河阳友人的《十月梅花书赠》中，用“南国气长春”的小阳春天气里开放的“梅花”来比拟“河阳”的“桃李花”，从而发出对自身“迁播”际遇的感怀。
十月梅花书赠(唐·卢僎) [3]
君不见巴乡气候与华别，年年十月梅花发。上苑今应雪作花，宁知此地花为雪。
自从迁播落黔巴，三见江上开新花。故园风花虚洛汭，穷峡凝雪度岁华。
花情纵似河阳好，客心倍伤边候早。春候飒惊楼上梅，霜威未落江潭草。
江水侵天去不还，楼花覆帘空坐攀。一向花前看白发，几回梦里忆红颜。
红颜白发云泥改，何异桑田移碧海。却想华年故国时，唯馀一片空心在。
空心吊影向谁陈，云台仙阁旧游人。傥知巴树连冬发，应怜南国气长春。
另外，中国文人在诗作主题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例如刘希夷在《洛川怀古》一诗中，以“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的诗句开始对历史的回想：
洛川怀古(唐·刘希夷) [3]
题注：第二十七句缺四字，第二十八句缺
萋萋春草绿，悲歌牧征马。行见白头翁，坐泣青竹下。
感叹前问之，赠予辛苦词。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
晋家都洛滨，朝廷多近臣。词赋归潘岳，繁华称季伦。
梓泽春草菲，河阳乱华飞。绿珠不可夺，白首同所归。
高楼倏冥灭，茂林久摧折。昔时歌舞台，今成狐兔穴。
人事互消亡，世路多悲伤。北邙是吾宅，东岳为吾乡。
君看北邙道，髑髅萦蔓草。芳□□□□，□□□□□。
碑茔或半存，荆棘敛幽魂。挥涕弃之去，不忍闻此言。
诗中的“词赋归潘岳”、“河阳乱华飞”，这两句无疑是对“河阳花”典故的应用，它们与“繁华称季伦”、“绿珠不可夺”同样扣住了怀古的主题。就是说，此时的“河阳花”已经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作为怀古主题的符号而存在。
再如，在韩翃的《送蓨县刘主簿楚》中，“河阳花”还被作者借以抒发“送别”之情。
送蓨县刘主簿楚(唐·韩翃) [3]
起家得事平原侯，晚出都门辞旧游。草色连绵几千里，青骊躞蹀路旁子。
花深近县宿河阳，竹映春舟渡淇水。邺下淹留佳赏新，群公旧日心相亲。
金盘晓鲙朱衣鲋，玉簟霄迎翠羽人。王程书使前期促，他日应知举鞭速。
寒水浮瓜五月时，把君衣袖长河曲。
由上述可知，作为文学典故的“河阳花”，虽然是诱发中日文人感情共鸣的常套诗语，但平安文人似乎刻意回避“桃李花”的指定，而是以“河阳花”这种更有文化内涵的诗语，写实地再现了包括桃李花在内的春天风物之美。也就是说，看似宽泛的诗语却集中表达了“感春”这一主题。而中国诗人们在用到“河阳花”的典故时，不仅在季节上有其开放性，而且在主题也呈现出多元的特色，如上所述，“河阳花”可以兴起“怀古”、“伤别”等诗情。
此外，平安文人的“河阳十咏”组诗中还另有一些乍看似乎与“河阳花”的典故并无直接关联的诗语，例如，“河阳桥”、“故关”和“河阳别宫”等。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河阳十咏”这一以“河阳”为主题的组诗中？应该如何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对此，笔者亦作了如下的考察。
3. “河阳”相关的系列诗语
“河阳十咏”组诗中，有以《河阳桥》和《故关柳》为题的诗作，另外，《水上鸥》诗中的“河阳别宫对江流”提及了“河阳别宫”，那么，组诗中涉及的这些设施与中国古地的“河阳”有何关联？
对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人问津，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首先，中国史书上明确记载，河阳县周边古代就曾有桥梁、关隘和宫城，它们被称作“河桥”、“孟津关”和“金墉城”。在中国的诗文中，这些都是与“河阳”古地密切相关的系列诗语，往往用于吟咏怀古、战争等主题，而与“河阳花”的典故并无关联。与之成对照的是，日本在嵯峨天皇时代，就将淀川这一大河流经的山崎一带拟定为日本的“河阳” [2] 。另外，笔者调查吉田东伍的《增补大日本地名辞书》中也有记载，山崎之所以得河阳的别名，是因为嵯峨天皇在山崎驿设置离宫，并御定以河阳宫之名一事 [6] ，这一带也因此被比拟为中国的河阳县。由此可以推想，“河阳十咏”组诗的叙事范围就不必限于“河阳花”的典故，其间的所有风物都可以被纳入平安文人对文学意境的构建之中。那么，“河阳十咏”组诗中对这些风物的使用，与中国诗文中的“河阳桥”、“孟津关”和“金墉城”等的创作状态有何异同呢？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3.1. “河阳桥”
“河阳十咏”组诗中有仲雄王题为《河阳桥》的诗作。为此，笔者进行了史料调查，发现吉田东伍在《增补大日本地名辞典·上方》卷中记载，早自圣武天皇726年时，就已建有“山崎桥”(如《大日本読史地図》所示)，其后因洪水之故由嵯峨天皇之父桓武天皇重建(784年) [6] 。然而在“河阳十咏”组诗中，仲雄王为何不使用日本原有的“山崎桥”，而使用“河阳桥”的诗语呢？笔者又梳理了《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卷中的相关记载，发现中国河阳县的东南方确建有“河阳桥”一处 [7] ，早自晋泰始中，“(杜)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 [8] ——后文提到的“孟津关”亦是指此处的“孟津渡”。可见此地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津，因此，“河阳桥”的军事意义作为中国诗人的共有知识背景，常被吟咏到他们的诗作当中。
横吹曲辞·后出塞五首 其二(唐·杜甫) [3]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杜甫在上面诗中，以“借问大将谁”来暗指安禄山擢为骠骑大将军的史实，从而刻画了其号令军队“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的森肃气象。
河阳桥送别(唐·柳中庸) [3]
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
柳中庸诗中的“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则是回溯了晋国杜预请修浮桥的“河阳桥”历史。
河阳桥(平安朝·仲雄王) [2]
别馆云林相映出，门南脩路有河桥。上承紫宸长拱宿，下送苍海永朝潮。
而在“河阳十咏”组诗中，显然，《河阳桥》之“桥”的诗语，与上述中国的“河阳桥”所包含的军事、战争、历史等主题完全不同，不过是与“别馆”、“云林”、“脩路”等数个风雅诗语组合，烘托出“河阳桥”的地理特征；而“紫宸”、“拱宿”、“苍海”和“永朝潮”的诗语，则体现了应制之作的溢美特征。另外，这首诗作虽然在诗语中没有使用与春天相关的具体字眼，但作为奉和诗，是与嵯峨天皇的咏春诗作的唱和，所以不言而喻，《河阳桥》自然同属于“感春”的主题。
3.2. “故关”
与“河阳桥”的情况相似，“河阳十咏”组诗中藤原冬嗣《故关柳》中的“故关”之语颇有出处。小岛先生在《日本文学大系》中注释为“古关(山崎之地存有旧关)” [2] 。《增补大日本地名辞典·上方》中则指出，“河阳十咏”组诗中所吟咏的“故关”，即指“山崎关”——“名胜志云，此地山城国南界，而有关，又是官舍，号关外院，后世指其旧迹名关户” [6] ，而这“关户”一词恰恰鲜明指出其为“关隘”，并被标记在上述日本历史地图之上。
在诗文方面，倘若忽视了“河阳十咏”组诗的统一主题，对于“故关”这一诗语则很容易理解为一般名词和泛指。笔者在上文已提及河阳桥建造的原因，即为了避孟津渡之险，而于这一险要之地设置的关隘就是所谓的“孟津关”。因此，中国“河阳”之语意义范围内的“故关”即指“孟津”古关。
“关隘”这一诗语，在中国的诗作中用于表达战争的主题，也是区分故土与异乡的分界线符号，自然，诗人们的创作主题也会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例如，李涉的《寄河阳从事杨潜》中(由于纸幅有限，仅节选所言及的诗句部分如下)：
寄河阳从事杨潜[节选] (唐·李涉) [3]
吾友从军在河上，腰佩吴钩佐飞将。偶与嵩山道士期，西寻汴水来相访。
见君颜色犹憔悴，知君未展心中事。落日驱车出孟津，高歌共叹伤心地。
……
蹭蹬疮痍今不平，干戈南北常纵横。中原膏血焦欲尽，四郊贪将犹凭陵。
不仅在诗题中点明了赠答对象“河阳从事”，还在诗句中明确了“落日驱车出孟津”的“孟津”一地，由此也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河阳县”与“孟津关”位置毗邻的关联性。另外，从其主题上来看，作者从“吾友从军”的“憔悴颜色”，回想当年“洛中欢笑争逢迎”的太平治世，再联想到如今因战争“蹭蹬疮痍今不平，干戈南北常纵横”的惨烈，表达了对战争思考的这一主题。
再如，无名氏的《折杨柳·其四》中，
折杨柳歌辞(五曲) 其四(隋·无名氏) [4]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孟津”则作为触及“乡愁”之地，抒发作者“我是虏家儿”的“异邦人”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在与“河阳”相关联的吟咏中，“孟津关”常被用于表达历史的回想或乡愁的主题。
与中国河阳的“故关”相对照，日本平安文人藤原冬嗣的《故关柳》中提及的“故关”，与其诗作的主题是怎样的关系？全诗如下：
故关柳(平安朝·藤原冬嗣) [2]
故关柝罢人烟稀。古堞荒凉余杨柳。春到尚开旧时色。看过行客几回久。
藤原冬嗣的这首《故关柳》中，通过“故关”“古堞”的字眼，透露了对“关隘”这一诗语怀古、乡愁主题的准确把握，前两句描写了历经战争后硝烟散尽的荒凉景象，后两句则以“春到”重新扣到“河阳十咏”组诗咏春的主题上，并以“旧时色”和“几回久”的对比，感伤自然的恒久与人世之无常。
因此可见，藤原冬嗣的“故关”是以“山崎关户”出发点，与“河阳故关”——“孟津关”相仿佛，使“战争”这一意象被代入到平安文人所拟定的“河阳”组诗的知识背景中，而借“故关”以“用典于无形”的吟咏方式，则使咏春的诗歌的意境更为深远。
3.3. “河阳别宫”
与上述的“用典于无形”相似，“河阳十咏”组诗中还有“河阳别宫”这一诗语的使用状态：
水上鸥(平安朝·朝野鹿取) [2]
河阳别宫对江流。不劳行往见群鸥。能知人意狎不去。或溯或沿与波游。
诗中“河阳别宫对江流”所提及的“河阳别宫”，也确实存在于平安文人所拟定的“河阳”之地，即在日本山崎一带，史上曾建有“山崎离宫”一处 [2] 。然而，据吉田先生的考察，不同于古已有之的“河阳桥”和“故关”，“山崎离宫”则是嵯峨天皇在位期间所设，并被冠以“河阳宫”的名号 [6] 。且在平安至镰仓时期的日本地图上，该离宫一直延用了“河阳宫”的名称。由此可以推断，“河阳十咏”创作之时，作者已将“山崎离宫”比拟为“河阳别宫”。那么，这种与“河阳”相关联的命名方式是否也源于中国的河阳县附近的宫城？
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中国河阳县的附近曾建有“金墉城”，即“金墉城。故洛阳城西北隅也，魏明帝筑城” [7] ；吴均在《行路难五首·其二》中也有“金墉城西合欢树，垂条照彩拂凤楼” [4] 的诗句，从侧面证明了这一古城的存在。以上文献中还记载了“永康二年，赵王伦篡位，迁惠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改曰永昌宫。其后每有废置，辄于金墉城内” [7] ，说明金墉城不再作为帝后行幸的行宫，而成为被剥夺身份的皇族的居所，这一历史变迁同样也反映在中国诗人的诗作当中：
薤露行(南北朝·张骏) [4]
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艰乱起朝庭。
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愚猾窥神器，牝鸡又晨鸣。
哲妇逞幽虐，宗祀一朝倾。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
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坰。三方风尘起，猃狁窃上京。
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
张骏在《薤露行》中的“皇道昧不明”、“牝鸡又晨鸣”，是指斥当时晋惠帝统治不当，皇后贾氏干预政事，“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则指代贾后宫廷政变后，司马伦逼惠帝让位并迁之于金墉城一事。可以看出，“金墉城”作为相关历史事件的场所，是中国诗人咏史时的常套诗语，由于这种历史的特殊意义，所以在中国诗文中，这一诗语与“河阳”自然风物并无关联性，只是作为独立的咏史诗语而被使用。
因此，前文言及的《水上鸥》中，朝野鹿取对“河阳别宫”这一诗语的使用，并非是他的偶然选用，而是当时将“山崎离宫”比拟为“河阳别宫”，已经受到了以嵯峨天皇为首的平安文人的普遍认可。如果允许进一步的大胆想象，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平安文人在他们拟定的“河阳”附近建立“河阳别宫”，本身就是对河阳县周边的金墉城这一皇家离宫在建制上的模拟？而由于中国金墉城由盛到衰的文化内涵，朝野鹿取在以所拟定的“河阳”宫城作应制之作时，则需规避这一诗语的复杂内涵，以“河阳别宫”进行掩盖，而这一举措更是直接将主题与“河阳花”的咏春意境相连接，从而使“河阳别宫”被置换为春天的风物，即所谓“用典于无形”。
4. 结语
由上述可知，平安文人将“河阳十咏”组诗创作背景的日本山崎一带，比拟成中国的河阳县，不仅写实地活用了“河阳”的核心诗语——“河阳花”，还把与“河阳”相关的一系列诗语，例如：“河阳桥”、“故关”、“河阳别宫”等，统一于“河阳十咏”组诗的“咏春”主题中。这种以“河阳”为特定指向的比拟，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组诗里中国文化氛围景观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推想，对于以嵯峨天皇为首的君臣们，中国河阳县的周边风物作为知识背景，是得到平安文人的普遍认可的。
在诗语和主题方面，“河阳十咏”组诗中所咏风物虽“杂”，但由于组诗创作本身的制约性，平安文人在使用这些与中国河阳县地理上有内在关联的诗语时，往往以“用典于无形”的手法进行创作，其主题也相对封闭；反之，中国文人在使用与“河阳”相关的“河阳桥”、“孟津关”和“金墉城”等诗语时，并未将这些诗语与“河阳花”的审美价值相结合，反而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来表达更为丰富的主题，例如：“河阳桥”的军事意义、“孟津关”的咏史倾向和“金墉城”的文化内涵等，不仅在吟咏季节上不拘束于春天，主题上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当然，笔者在对《文华秀丽集》其它作品进行调查时，也发现了关于“桃李花”、“故关”的诗作，而这些作品根据其主题的不同有着各自具体的典故指向，如“桃之夭夭”或“鸡鸣狗盗”等等，而与本文所言及的“河阳”并无相关，在此便不做赘述。最后，由于篇幅的局限，无法面面俱到“河阳十咏”的全部出典考证，这将成为今后本人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