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此外,特别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对于生态这一问题场域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界中就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增加。但是,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是否存在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争议。面对这些争议,我们需要从文本中进一步厘清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无论是其显性的或是隐性的,我们都需要加以进一步言说。从学理上进行这些争议的厘清和内容的呈现,不仅可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代内涵,也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2. 有与无: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之争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其是耗尽了马克思一生心血的不朽著作——《资本论》——是否存在“理论空场”争议不断。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不管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学界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确存在着生态文明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并没有存在于专门撰写的著作中。但是,关于《资本论》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国内外学者各持己见。
就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的确存在生态文明思想。比如,福斯特、岛崎隆等人对于马克思理论著作中的生态思想持肯定态度。福斯特(J. B. Foster)不仅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态极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 [1],而且,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 [2]。日本学者岛崎隆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本来就带有‘绿色’的一面” [3],“马克思确实有着丰富的环境思想” [3]。
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持否定态度。比如,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在马克思身上“无法找到多少对包含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 [4]。奥康纳(James O’Connor)则明确指出“《资本论》并不包含一种自然和生态学理论” [5]。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资本论》“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 [6]。
在上述论争下,我国学者也对《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作出了进一步探析和研究。比如,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韦建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时,坚持社会视角和自然视角的统一,既周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同时科学地揭示了这两种关系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联系” [7]。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哲学、经济学家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而且是生态学家” [8]。哈尔滨工业大学解保军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生态学家,尤其是人类生态学家,是社会生态学家” [9]。陈凡和杜秀娟在其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越是出现或突发生态危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学价值” [10] 就愈发凸显。除上述持肯定态度外,国内学者对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持否定态度的几乎很少。
从上述分析可以指认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存在着生态文明的争论,国内外学者在其理论研究上也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只要愿意在其著作中进行文本的深度耕犁,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关于马克思生态文明的思想火花。只不过这些点滴火花是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内嵌于《资本论》中的。
3. 显与隐: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伟大著作。蕴含在其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呈现着,这需要我们走进《资本论》,走进这一思想宝库中去探寻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文本的深度研读,我们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显性样态呈现出的理论主要包括: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以隐性样态呈现出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即“自然自由”和“人的自由”思想。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一显一隐的方式,马克思将《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意蕴凸显出来。
(一)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与自然生产力理论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以及自然生产力理论以显性样态呈现于马克思所写作的《资本论》当中。仔细研读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与土地之间出现裂缝,这种裂缝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工业与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阐述了以下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取利润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这导致了对大工业与大规模农业的不断追求,以及大量工人与土地的需求;因此人与土地的分离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前提与最终结果,这种分离切断了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使二者都从属于资本;当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被资本所中介后,人与土地、社会与自然的整体性就会出现所谓的“裂缝”,此时,“物质变换裂缝”就不可避免的显现了。从理论的一般意义来看,“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既不是“环境生态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强调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类间双向关系的生态文明思想,这对于当代社会中和谐处理人类与社会“物质关系”具有良好现实启思。
循环经济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循环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如下四重作用。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当生产者能够自觉的将工厂排泄物、废料等再次使用时,对于河流、湖泊的污染便相对减少,从而缓解生态破坏程度。其次,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马克思提到:“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11]。再次,发展循环经济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短缺状况。在谈到废棉在生产过程中充当原料再次使用时,马克思认为这种废棉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损失。最后,马克思强调通过机器的改良作用可以在社会生产中添加动力,从而促进生态进步。“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 [12]。马克思重视废弃物的二次使用,指认出“废料”“废棉”等可以经过循环加工或使用或后产生额外的生态效应,在这样的分析中也进一步明确了其循环经济思想,而这一思想在当下语境中对应的即是循环经济思想,对于发展生态和促进生态文明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自然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突出了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论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马克思说:“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 [13]。但是对于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马克思指出这二者皆是有限的:“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 [14]。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获得高额利润而过度地剥削自然力,实质上就是剥削地球的躯体和人类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 [15]。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自然生产力亦或是社会生产力,它们都作为生产力,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面对自然力这一稀缺资源,必须合理地、可持续地加以利用,从而更好地引导生态文明建设。
(二) 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
不同于上述显性样态,其隐性样态同样存在于或者说内嵌于《资本论》中。这一隐形样态所包含的理论包括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
经济危机理论。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一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阐明资本的趋利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成,从而透视出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16]。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贫困,无止境的发展生产力,不择手段地提高生产力,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和谐。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样的危机不仅仅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生态领域。基于这一隐性表达,马克思向我们展现出其保护生态环境、预防生态危机的思想。
阶级斗争理论。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二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的言说语境之中,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轴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是阶级关系中的一种,它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根源是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冲突。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17]。事实上,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经济剩余的斗争,只要社会生产还不足以让全社会共享,阶级斗争就不会消失。如此一来,在不断争夺经济剩余之时,人们往往利用工具等外部手段谋取自己所需,不自觉的对整个自然界产生破坏,从而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阶级斗争带来了远不止发生在工厂层面上的围绕着公司利益关切的政治较量。……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以不同的途径与形式参与到抗拒由大片生态系统的被占领与私有化构成的广泛性统治与控制形式以及相应的解放潜能的活动之中” [18]。事实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内嵌于《资本论》中的隐性线索之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内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容。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三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和充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在此基础上,他描绘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的美好画卷,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将成为应然状态。在谈到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会处于何种关系时,马克思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9] 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是人们自由、自觉地进行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是存在两个向度的,即“自然自由”和“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自然界获得了“解放”,摆脱了被人们“控制”地状态,此时的自然界是一种“纯”自然,不受外界污染的自然。与此同时,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思想觉悟程度极高,自觉意识最大化,人们不再从自然界中盲目汲取资源,从而将自然界以其原本该有的状态释放出来。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20]。这里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资本论》的理论假设,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社会产品也是归公共所有的,而个人劳动力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是真正自由的。由此,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规律合理地加以调节,从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由上所讨论的可以看出,在《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马克思正式通过显性与隐性逻辑来进一步阐述其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独特的写作范式同样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4. 破与立: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审视
通过上述争论及其显隐内容的探讨,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和体会到马克思《资本论》这部经典之作的生态意蕴及其理论魅力。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砥砺奋进,但是,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也愈加突显,尤其是需要破除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错误思想。此外,那种将马克思《资本论》整部著作解读为“纯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观点也需要加以破除。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萃取其生态精华,有利于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引领,树立生态榜样。
(一) 破“片面解读”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在《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当中,除了生态文明思想的争论,还存在“片面解读论”。具体来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属性定位存在分歧。一般认为,《资本论》无疑是一部辉煌的经济学著作,这可以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章节内容中得出结论。但是,不能因为肯定《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性质, 而忽视、甚至否定这部经典著作的哲学性质。从哲学层面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旨归仍然是寻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类自由。尽管是以“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微小元素来开始其阐述的。我们认为,《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能仅仅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中发现有关经济学的范畴就想当然认为这部经典之作就是“纯经济学著作”,也不能仅仅片面认为是一部“纯哲学著作”。我们的态度是,全面把握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运用历史思维看待事物,以联系、发展、辩证的方法去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破除对于《资本论》的单一理论性质,破除单一性和孤立性。
(二) 破“生态中心主义”论,立生态系统观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理论分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激烈争论中,逐渐演化出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学说根基,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并把生态保护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以反人道主义和降低人类尊严的方式,通过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 [21]。这一“生态中心主义仅从人类意识、道德层面来讨论自然危机产生的根源和矛盾,倡导人改变自身定位,以大自然为中心,这其实是环境决定论” [22]。在我们看来,对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这一观点,我们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都应当加以摒弃和破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生活,树立生态系统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在摒弃“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概念下,创新性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体系,不断践行生态民生观、生态法制观、生态红线观、生态安全观及绿色发展观,以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视域建构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动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民生化、科学化,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三) 于破与立中,启发生态文明建设理路
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不能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脱节,而生态文明的建设既离不开理论指导,也离不开实际践行。为此,我们需要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的争论中破除“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思想,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生态系统观。反观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意蕴及旨趣,无不是在这种破和立中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平衡了外部自然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错误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破处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破除了西方民粹主义的错误思想。在破除错误思想或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方案,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的样态。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朝着更加高质量的发展既不能缺少思想和理论错误思想的破除,亦不能缺少实践中错误思想的破除,只有在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中,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5.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仍未过时,其理论魅力、思想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旧得到彰显。尽管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生态文明思想仍被学者们争论,但我们能够在争论中进一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并进一步审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