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体普遍存在文化交融的现象，并且不同民族文化与国内主流文化的融合可能会影响少数民族个体自我构念的形成和发展，我国蒙古族呈现为传统游牧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其自我构念可能会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独特性。传统的自我构念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以东西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来研究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独立型自我和互依型自我)，近年来，在人与环境互动观的影响下，Hong等人(Hong et al., 2000)基于动态建构主义，提出文化框架转换模型(cultural frameswitch, CFS)，认为个体通过内化多种文化体系，根据其所处环境中可利用的文化线索，选择更具适应性的文化知识体系，进而表现出更符合当前文化环境的自我构念。因此，已有的独立型和互依型自我构念是否适用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有待进一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是否存在一定动态性也有待验证。
本文主要从自我构念的静态及动态分类视角，总结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回顾当前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并总结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几点建议。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我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多元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问题提供深刻的理解。
2. 自我构念的概念及分类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Markus & Kitayama, 1991)。同样也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对自己的人格、情绪、信仰、行为及价值的认识和理解(Markus & Kitayama, 1991)。自我构念的建立对个体的认知、人格和情绪情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自我构念类型的研究，该领域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类视角：静态分类视角和动态分类视角。
2.1. 基于静态的分类视角
静态分类视角认为个体自我构念受个体所处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静态类型化的自我构念(Brewer & Chen, 2007; Cross et al., 2011; Markus & Kitayama, 1991)。Markus将自我构念以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文化来划分，他认为东方集体主义和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个体同时形成了不同的自我构念。一是独立型自我构念，西方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独特性，把自我看作稳定的，自主的，与他人和环境不同的实体，注重个人自身的意愿、权利和目标，具有典型的独立型自我构念；另一个是互依型自我构念，东方集体主义强调社会连接性，人们把自我看作不断受社会背景和关系定义的实体，强调调整自我去适应社会关系，努力在群体中表现出合适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互依型自我构念(Markus & Kitayama, 1991)。Kim等在Markus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自我构念类型：双文化型自我构念(高独立型，高互依型)、边缘自我构念(低独立型，低互依型)、独立型自我构念(高独立型，低互依型)、互依型自我构念(低独立型，高互依型) (Kim et al., 1996)。Cross等人突破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两维度下自我构念的划分，首次提出了关系型自我构念。关系型自我构念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将与自己相关的重要他人(父母及配偶)的亲密关系纳入自我构念之中(Cross et al., 2011)。随后Brewer等人针对关系型自我构念提出三重自我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个体自我、集体自我和关系自我，分别对应独立型自我，集体互依型自我和关系互依型自我(Brewer & Chen, 2007)。以上研究者均以静态化的分类方法将自我构念分为不同类型。
2.2. 基于动态的分类视角
动态性的自我构念分类的观点认为以静态宏观的角度对个体自我构念进行分类是不完善的(Martin & Shao, 2016)。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双文化甚至多文化个体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具备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内化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并且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特征的个体会随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能够自主选择该文化环境下的认知体系，使得自己当前的自我构念认知及行为表现更加符合该文化环境，因此双文化或多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不是静态不变的，其自我构念具有一定动态性(Dean & Gardner, 2014; Morris et al., 2015)。Hong等人(2000)基于动态性建构主义取向，提出了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该模型认为，文化构念网络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具有动态性，并受情境线索所驱动。个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线索做出与文化情境一致的反应。此模型得到了认知神经等方面的证据(Lewis, Goto, & Kong, 2008; Ma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3)。
3. 双文化个体与双语个体
3.1. 双文化个体的定义及特征
双文化个体的定义，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上的定义，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是指个体自我认为具有文化双重性的人(例如：我是双重文化者)或把个体自己同时划分到不同文化群体内的成员(例如：我是中国人，也是英国人；我是华裔英国人) (Nguyen & Benet-Martínez, 2007)。另一种是狭义上的定义，双文化个体是指接触并内化两种文化的个体，并且这两种文化体系会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思维、情感和行为(Benet-Martínez et al., 2002; Hong et al., 2000)。
3.2. 双文化个体与双语个体的差异
双文化个体不同于双语个体。双语个体是指能够熟练运用两种语言交流(包括听、说、读、写)的个体(Luna & Peracchio, 2001)。有些双语个体能够熟练掌握第二语言但并未内化第二语言的文化，这类个体称为单文化双语个体。单文化双语个体与双文化个体的区别有两点：第一，单文化双语个体自我构念不受第二文化影响。单文化双语个体(如：从未接触过墨西哥文化的安格鲁–美国人)与双文化个体(墨西哥裔美国人)相比，其第二文化与其自我认同无关联。因此，第二文化并不会对自我构念产生影响；第二，二者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复杂性不同。单文化个体只较好地掌握母语文化的知识结构，对于第二语言的文化仅学习和掌握了间接的知识片段，没有内化为完整的知识结构。因此，单文化个体文化知觉较为单一，双文化个体则具有两种文化完整的知识结构，其文化知觉更复杂和丰富(Luna et al., 2008)。所以，掌握两种语言是双文化个体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双语个体不一定是双文化个体，但双文化个体一定为双语个体(杨晓莉，刘力，&张笑笑，2010)。
4. 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
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世代生活在草原，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游牧畜牧生活，他们也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语言文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可能会深刻影响蒙古族个体的自我构念。随着我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步伐的加深，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文化融合对蒙古族个体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产生影响。除了继承和延续蒙古族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文字之外，蒙古族个体还不断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久而久之，蒙古族个体不断内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成完整的两种文化的知识体系。因此，这类长期处于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融环境下的蒙古族个体属于双文化个体的范畴。探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及发展变化的独特性成为跨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
4.1. 静态分类视角下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的研究
对自我构念的研究，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多采用问卷测量法(Brewer & Chen, 2007)或自陈测验的方法(Kashima et al., 1995)。这两种方法都基于静态自我构念的分类视角。如集体主义自我构念量表(Yamaguchi et al., 1995)、一般自我构念量表(Hardin et al., 2004)、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Cross et al., 2000)等。前人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多采用上述研究方法。武萍(2011)在研究中采用蒙文版修订后的一般构念量表来测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结果显示蒙古族大学生在独立型自我构念量表上的得分大于互依型自我构念量表的得分，这表明蒙古族大学生以独立型自我构念为主导。说明这与蒙古族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更加注重个体独立性的教育和培养。此外，蒙古族大学生在互依型自我构念下集体尊重因子得分较高，这表明在当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蒙古族大学生对主流文化即集体主义文化思想的接受程度同样较高。雷文婷(2014)采用修订后的汉语自我构念量表测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唐桂梅，2010)，结果表明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表现为独立型与互依型共存。但在独立型自我量表得分上，蒙古族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说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表现为双文化型自我构念，包含受主流文化影响具备互依型自我构念，但更偏重独立型自我构念(雷文婷，2014；七十三，何虎等，2017；武萍，2011)。
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特点研究在结果上存在一定差异。导致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测量工具对被试的适用性问题。蒙语为蒙古族个体的第一语言，如采用汉语版测量工具可能会存在语言文字启动相应文化知识结构的问题。因此，选用蒙文版自我构念量表来测量蒙古族个体的自我构念类型，结果可能更加有效；第二，研究对象的来源及区域选择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牧区蒙古族与相较于城市地区蒙古族较少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未来在进行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研究时，选取研究对象时要考虑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及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和区域来源等问题。
4.2. 动态分类视角下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研究
根据动态建构主义取向，研究者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不再是静态的，而会动态性地自主选择更加符合当前文化环境的自我构念及相应的行为表现(买热巴·买买提&吴艳红，2017；Hong et al., 2000)。基于动态性自我构念的研究视角提出文化启动实验的研究方法。因此，前人采用文化启动实验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点。研究选用材料启动将被试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启动组，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组和无启动组。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化启动条件下，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结构会随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个人主义文化启动时，蒙古族大学生更偏向独立型自我构念；在集体主义文化启动条件下，蒙古族大学生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增强，这说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具有动态性的特点(武萍，2011)。
研究者结合自传体记忆实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实验任务要求蒙语组和汉语组被试根据时间线索回忆并写下三个具体事件。蒙语组使用蒙语问卷并用蒙语作答，而汉语组使用汉语问卷并用汉语作答。实验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的语言情境会激活被试动态的自我构念(独立型–互依型)，导致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传体记忆在记忆取向(自主取向–社会取向)上产生动态变化。因此，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具有一定动态性的特点，会随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雷文婷，2014；李杰等，2017；武萍，2011；徐霄雁，永春等，2015)。同时实验结果验证了Hong基于动态建构主义所提出的文化框架转换模型(Hong et al., 2000; Hong et al., 2016)。
5. 蒙古族个体自我构念的相关研究现状
文化与自我构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通过影响自我构念的形成、结构、功能，进而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Markus & Kitayama, 1991)。前人研究发现，自我构念的类型对知觉加工有影响(Kühnen & Oyserman, 2002)。七十三等(2017)等采用文化启动范式探讨了自我构念转换时知觉加工的特点。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的自我构念可以引起被试整体–局部判断任务的变化，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被试忽视物体的背景信息加工，局部知觉任务中表现的更好；而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被试会自动加工背景信息，整体知觉任务重表现更好(七十三，何虎等，2017)。此外，研究者从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对认知的作用(何虎，李杰等，2018)。结果发现，内蒙古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均重视背景与前景物体的关系，而蒙古国大学生更加注意对前景物体的知觉。因此，文化差异影响个体的认知，这种影响可能是文化背景通过自我构念进而影响认知。文化启动与转换不仅会引起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转换，对人格特征的转换也存在相似的效应。研究者比较蒙古族和汉族两种文化启动条件下被试的大五人格特质(徐霄雁，永春等，2015)。结果发现，面对不同的文化线索时，蒙汉双文化个体会表现出当前文化情境的典型人格特征，即出现人格特征的转换效应，并且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对转换效应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脑成像技术探讨了多元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神经基础。相对于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增强了背内侧前额叶(dorsal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和腹外侧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PFC)活动，并且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和独立型自我构念分别增强了静息态下背内侧前额叶和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活动的局部一致性，说明多元文化个体在不同类型自我构念间动态转换时，其大脑默认网络的神经活动存在差异(Wang et al., 2013)。目前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特点及动态性变化的内在机制及脑成像的研究尚缺乏更多证据，后续研究者可以从文化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探索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将是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领域。
6.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探讨更多集中在问卷测量及行为研究上，未来需要结合更多技术和方法来探究其神经机制。基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为未来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实证及神经机制的研究提供可行的研究思路。
6.1. 拓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独特性与动态性的研究范围
综合以往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以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二分法(Markus & Kitayama, 1991)为基础来研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特点，从理论到研究结果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关系型自我构念的提出拓宽了自我构念的研究范围。中国是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国人又是一个讲究关系的社会，而有着不同民族文化的蒙古族个体对关系自我的加工如何？关系自我与个体自我的加工又有何差异？是否存在独立型，关系型，互依型三重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换？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动态性自我构念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独特性和发展特点，完善对于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动态性发展特点的相关研究。
6.2. 拓宽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内在机制的实证研究
基于以往研究，研究者更多从问卷测量及行为研究层面来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特点，缺乏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在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和神经生理方面的证据。一系列脑成像研究在神经水平上证实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自我构念的差异。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构念包含关系和背景，具有不同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自我构念(杨帅，黄希庭等，2012)。Chiao et al. (2009)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在背景情境加工中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表现出较强的激活；而美国被试则在一般情境中内侧前额叶激活程度较强。由此可知不同的文化不仅影响自我–他人的神经表征，而且影响自我–他人的神经表征(Chiao et al., 2009; Chiao et al., 2010)。因此，未来可结合脑成像技术来探究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自我构念的内在机制，提供其神经生理等方面的证据。首先，神经层面的拓展可结合双文化启动范式，关注蒙古族双文化个体的自我构念间的动态转换的神经机制。其次，可结合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范式，考察蒙古族双文化个体在不同参照情境下个体自我独特性的神经基础。
6.3. 拓展自我构念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认知影响的研究
自我构念作为个体心理活动的核心，会影响个体认知活动。自我构念的即时变化同时会影响个体知觉的加工。启动独立性自我构念显示局部加工优先，而启动互依型自我构念显示整体加工优先(Kühnen & Oyserman, 2002；七十三，何虎等，2017)。自我构念的瞬时转换对疼痛知觉也有不同影响，相对于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增强了疼痛刺激引发的N130幅值(汪晨波等，2013)。自我构念的启动可以调节个体认知风格并提供相应认知神经基础(刘明慧&隋洁，2012)。自我构念还影响其他认知过程，包括个体的面孔识别(Sui & Han, 2007)、记忆(Wang, 2008)、和归因(Friedman et al., 2012)等等。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文化–自我–认知”的角度拓宽自我构念对蒙古族双文化个体认知影响的研究范围。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我国处于文化融合环境中的少数民族开展自我的相关研究，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不同文化对少数民族个体自我的影响作用，为少数民族个体自我构念的独特性和发展特点提供更好的理论框架和研究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多民族融合，共同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