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性视域下父母离异对子女适应性的影响探究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Divorce on Children’s Adju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摘要: 离异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引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离异问题中尤为需要重视的是离异家庭中孩子的发展和适应性问题。从过程性视域分析伴随父母离异发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个体的影响，以及个体特点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从影响机制的角度深入探索父母离异对个体的影响。今后的研究需要从建设性视角挖掘离异背后的可控和可保护因素，并采用整合的研究方法厘清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同时重视父亲在个体发展上的独特作用。

Abstract: The issue of divorce has risen to a social problem, which has aroused wid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is the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of children in divorced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e current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ccompanied by divorce. It emphasizes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By doing these we can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vorce on children.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1) explore the constructive factors which are controllable and can prot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vorce; 2) use integrated methods to clarify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3) emphasize father's rol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separated families.

1. 引言

离异家庭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离异家庭是指婚姻状态或婚姻联盟的终结，近年来，家庭离婚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而且许多离婚案例中牵扯到孩子问题(林洵怡，桑标，2008)。以美国为例，离婚率从19世纪中期的5%提高到2005年的50%左右，且在离婚事件中需要面对父母分离的儿童每年约有100多万。离婚在中国也呈现愈演愈烈趋势，据民政部发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显示，中国离婚家庭在2000年为121万对，201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415.8万对，2007~2016年十年时间，中国离婚人数累计达3062.8万对，其中北京的离婚率竟高达39%。

受到父母婚姻破裂的影响，来自离异家庭的个体表现为较差的学业，以及广泛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余欣欣，郑雪，2007；Radl, Salazar, & Cebolla-Boado, 2017)，且这一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Gähler & Palmtag, 2015)。但尽管有以上的研究证据，研究者也应该关注到，有些个体在父母离异前就已经表现出行为和学业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并不能单纯地归因为父母离异这一事件(Cherlin et al., 1991; Sun & Li, 2002)。此外，即使有些个体经历了父母离异，但是依然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Hetherington, 1999)。这就提示研究者需要关注父母离异背后对个体适应性起维持或促进作用的因素，而要挖掘这些因素研究者应以过程性的视角看待离异问题。离异是一个过程，该过程伴随着一系列家庭关系和家庭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作用于个体，个体的个人特点又如何影响对变化的觉知。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能够帮助研究者厘清离异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模式，从而为个人身心发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服务提供更多指导。

2. 离异导致的家庭关系层面的变化

2.1. 父母冲突的改变

研究发现，大概四分之三的夫妻在离异前存在严重的婚姻冲突(Wallerstein & Kelly, 1999)，更有证据表明，婚姻冲突对个体的影响超过了父母离异，能够解释个体大部分的问题行为(Xerxa et al., 2019)。同时父母冲突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适应性外，还会通过影响其他的家庭关系变量对个体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一方面，父母冲突会通过亲子关系中介对于子女的影响，导致个体更高的内化和外化问题(Braithwaite et al., 2015; Harrist & Ainslie, 1998)。另一方面，处于高冲突状态中的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会更加拒绝、严苛、缺乏温暖感(Davies et al., 2016)，这样的教养方式又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的适应性(Laurin et al., 2015)。

不过伴随着离异的发生，父母无需捆绑在一起并有了各自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冲突频率和冲突强度都会下降，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家庭中孩子的情绪状态显著好于未离异家庭中的孩子(Jekielek, 1998)。由此可见父母离异使得冲突减少，个体受到父母冲突的不良影响也随之减弱，这一影响过程甚至能够延伸到离异后父母的冲突状态中，即抚养者母亲与非抚养者父亲之间的冲突越少，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问题也越少、生活质量越高(Hanson, McLanahan, & Thomson, 1996)。所以从冲突变化的角度来看，离异对个体造成的并非是完全负面的影响，也有正性积极的因素。

2.2. 亲子关系质量的改变

离异导致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亲子关系质量变差(Amato, 2000)，而较差的亲子关系又对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Låftman & Östberg, 2006)。亲子关系质量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个体对父母离异的认知，如果个体把父母离异归咎于自身，就会处于更大的困扰中(Grych & Fincham, 1990)，并通过拒绝、疏远、不在乎等方式缓解自己被父母，尤其是被非抚养者一方抛弃的想法。另一方面离异导致个体与非抚养者沟通频率的降低，这种沟通现状决定了二者的情感交流和关系质量变差(Emery et al., 2001)。

综合以往的研究证据，离异对亲子关系质量的影响更集中体现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即离异对母子关系和母女关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会显著降低父女关系质量和父子关系质量(Lee, 2019)。尽管有研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同时也发现离异能够导致子女与父母关系质量的差异性加剧，即个体如果与一方关系较好的话，与另一方的关系会变差(Kalmijn, 2013)，这无疑对离异后通常处于非抚养者位置的父亲来说是不利因素。而且非抚养人父亲是否能够经常与孩子见面，是否能够履行一定的教养义务，这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重要影响(王永丽，俞国良，2005；Kalmijn, 2015)。以上结果提示研究者，应该思考在离异后如何维系个体与父亲的关系质量，以便从亲子关系的角度营造个体成长的有利环境。

2.3. 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

养育方式影响着个体的适应性，权威型的养育方式下，个体会有更好的学业成绩，同时有更少的问题行为，而专制型、忽视型和放纵型的教养方式下，个体会出现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Park & Bauer, 2002; Querido, Warner, & Eyberg, 2002)。父母离异对教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个体的影响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首先，离异过程会造成一段时间的婚姻动荡期，动荡的婚姻关系会加剧养育不一致，并通过教养方式影响个体的行为问题(吴莹婷等，2017)。其次，离异会导致主要抚养者母亲的养育吃力，并给个体的适应性造成负面影响，降低个体亲密关系体验(Masarik et al., 2014)。此外，离异家庭中，母亲更多展现出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父亲更多展现出放纵型的教养方式，而教养方式上的差异与母亲更多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有关，虽然一方的权威教养能够使得个体有更少的抑郁情绪和更高的自信水平，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放纵型的教养方式下个体的适应性的确较低(Campana et al., 2008)。所以对离异家庭中教养现状的了解，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离异家庭中的教养问题，从而给离异家庭中个体的发展以针对性的指导。

3. 离异导致的家庭环境层面的变化

3.1. 家庭经济收入的改变

离异后孩子的抚养权通常由母亲承担，虽然父亲会给予部分抚养费用，但母亲需要承担所有的家庭支出，这就使个体比较明显的体验到家庭经济状况的下降(Teachman & Paasch, 1994)。经济收入的变化会体现在教育投入的减少上，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的确会因为经济问题较早放弃学业，因为客观的经济状况难以支持他们安心待在家中或者继续求学(van den Berg, Kalmijn, & Leopold, 2018)。另外，家庭经济问题也会给抚养者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影响着抚养者自身的环境适应性，当抚养者面对这种改变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重压并无法很好地适应时，往往也会激化与另一方的矛盾，表达对非抚养者的不满，甚至拒绝对方见孩子，并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亲子间的沟通(Riggio & Valenzuela, 2011)。但是无法继续求学的个体更主要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的改变？还是由于本身已经存在的学业问题导致他们更早的脱离学校，而这一现象恰好在面临经济困扰的离异家庭中更为突出？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去探究这一问题。同时，经济现状对抚养者的影响是否确定会通过亲子关系影响个体的适应性，目前这一影响过程只是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也缺乏确凿的证据进行说明。经济收入的变化对个体的影响其实也可以透过离异后抚养者再婚部分体现，因为再婚能够解决单亲抚养面临的经济困境。

3.2. 离异后的家庭结构改变

关于离异后家庭结构的改变，目前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发现父母离异之后抚养者再婚与否会对个体产生差异性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与单亲家庭的孩子相比，再婚家庭孩子的内部心理问题和外部行为问题都不存在显著差异(Brown, 2004; Lansford et al., 2001)。另一方面尽管再婚能够解决离异家庭的经济困难，但是相比于完整家庭的孩子而言，个体依然会表现出较高的行为问题以及较差的亲子关系状态(Dunn et al., 1998; Hoffmann, 2006)。这就说明，家庭结构的和经济状况可能并不是影响个体的根本因素。

近来也有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应该视父亲还是母亲再婚另当别论，若母亲作为抚养者再婚，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并不会受到不良影响；若父亲作为抚养者再婚，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水平会更低，同时抑郁水平也更高(Bastaits, Pasteels, & Mortelmans, 2018)。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可能是因为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生活满意度、自尊等适应性良好的指标。不过该研究也提示我们对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应该视父母情况分别讨论，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家庭结构对个体的影响或许是个复杂的过程，今后的研究还需要扩充这方面的证据。

4.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4.1. 个体的发展阶段

离异是一个过程并伴随着一系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何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产生影响，有限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父母冲突和离婚后与父亲分离对个体的影响。虽然目前研究并没有发现父母冲突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存在差异性影响，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随年龄增长，个体对父母冲突的易感性和应对能力在协同增长，即年龄越大的个体越能够意识到父母的冲突，同时也越能更好的处理冲突对自身的影响(Grych & Fincham, 1990)。而且由于个体应对能力的发展，父母冲突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在较年长的个体中，父母冲突对个体的影响更突出地受到个体应对能力和反应方式的调节(Rhoades, 2008)，表现出更大的个体差异性，只是这种差异性同时也中和了个体的表现，弱化了年龄在其中的作用。

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年龄越大的个体，其与父亲的关系受离异的负面影响越小(Cheadle, Amato, & King, 2010)，而父子关系又直接影响着个体的适应性行为(Dunn et al., 2004)，所以年龄似乎在父子关系和个体的行为表现间起着调节作用。父母离异时个体的年龄之所以会影响到个体与父亲的关系，这与非抚养者父亲能够更好的实现对年龄较大孩子的探望有关(Stephens, 1996)，因为年龄较大的个体有更多的自主性与父亲沟通，受到母亲阻挠或不同居住地的影响较小。虽然目前缺乏对个体年龄如何调节父母离异对个体适应性行为影响的直接探讨，但是无论从父母冲突角度还是亲子关系角度，年龄较大的个体在其中表现出更强的自由意志和更差异化的自我调适方式，这种个体发展上的特点会影响到对父母离异的解读，也会关系到个体的实际表现。

4.2. 个体的性别

关于父母离异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影响，以往大多数研究表明，离异后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外部行为问题，而女孩表现出更多的内部心理问题(Spruijt et al., 2002)。但是近来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离异对于女孩的影响似乎要比男孩更加深远。具体来说，父母的冲突会导致女孩同时表现出内部心理和外部行为问题，但是对男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部行为问题上，同时在父母离异后，女孩与父亲的关系会影响到个体自身亲密关系的建立，但是这一影响在男孩身上并没有发现(Rhoades, 2008)。所以说离异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影响似乎不只表现在问题类型上，还表现在问题易感性上。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女孩对父母离异过程中的变化因素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对父母冲突、亲子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与非抚养者父亲关系的变化过多思考，且倾向于把父母婚姻的变化向自身归因，产生自责感，进而影响到自己多方面的表现。但是对于性别在父母离异和个体适应性上的调节作用，目前较为直接的研究还很有限，上述影响过程还需要今后的实证研究加以证实。

5. 总结与展望

探讨伴随父母离异产生的变化性因素，以及这些改变如何作用于个体，能够帮助研究者从作用机制的角度深入剖析父母离异对个体的影响，同时也能够把理论发现应用于实际的家庭指导。从过程性的视角来看，离异并非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变化过程。

首先，家庭冲突发生了改变，对于有严重冲突的家庭来说，离异能够让个体摆脱父母冲突，这甚至给个体带来适应性的结果。同时离异会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关系问题就是父母一方要搬离家庭，个体与父母的情感联接和受到的教养方式都会发生改变，而较弱的亲子联接和放纵型的教养方式都会对个体的适应性产生负面影响，无论是从亲子关系质量上，还是教养方式的变化上，值得注意的是非抚养者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与父亲的疏远和父亲放纵型的教养方式不利于个体的发展。其次，父母离异也伴随着家庭环境方面的改变，包括经济水平的下降以及父母再婚，但是综合目前的证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个体的影响并非根本性的，这也就提示研究者虽然客观生活条件一旦变化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它对个体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家庭成员关系这类可变性较强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更大，这也为个体如何从父母离异中避免不良影响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在关注以上变化的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关注到个体的年龄和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虽然个体的年龄、性别都调节着其他的家庭关系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但是由于已有的研究有限且研究结果并不统一，目前并没有较清晰的结论。为了离异家庭中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发展，也为了给予离异家庭更多具体的指导，今后需要增加以下方面的探讨和实践。

第一，从建设性角度思考离异家庭中个体的发展问题。以往研究大都关注父母离异带给个体的负面影响，但通过过程性视角的分析发现，无论从有关家庭关系因素的重要性上，还是从个体受年龄影响对父母离异的认知上，都给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临床工作者提供了积极看待问题的可能性。首先，对个体来说家庭关系层面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更为深远，而这些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是可控可变因素；其次，对离异家庭的建设性思考也突出体现在充满婚姻冲突的家庭中，因为此时父母离异能够让个体摆脱冲突环境，降低个体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Jekielek, 1998; Morrison & Coiro, 1999)；最后，随年龄的增长，个体受父母离异的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个体对于父母问题的认知反应和情绪感受上，纠正个体的认知和恰当的表达情绪感受也就为个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突破口。所以，今后的研究可以着重以建设性的视角挖掘父母离异对个体的影响，并从以上方面出发，重视临床和教育中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研究，为实践工作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

第二，注重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解析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同时注重对易感人群的针对性研究。对于个体年龄和性别在父母离异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目前的研究还较为有限，且结论并不统一。以性别为例，性别对个体的调节不仅体现在与非抚养者的关系上，与抚养者的关系质量也会受到性别的调节(Hakvoort et al., 2011)，同时性别的调节方式似乎也受到关注的因变量以及与父母性别的不同组合的影响，其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元分析手段整合现有的研究结果，在跨文化、跨样本的前提下提供一些综合性的研究结果。此外，有限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对女孩的影响更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父母离异导致的与父亲关系的变化对女孩有着更独特的影响(Lee, 2019)，同时通过对年龄作用的考察，可以看到随年龄发展个体认知方式和情感反应方式上的差异性加剧，而对父母离异有着不良认知的个体受离异的影响更大。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离异家庭中女孩的发展，以及人格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从而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干预的可能性。

第三，重视父亲在离异家庭中对个体的影响。离异家庭中父亲对个体的独特影响较多的反应在冲突处理和亲子关系层面。在冲突处理层面，父亲对于冲突的处理方式会关系到冲突对子女的影响，从冲突中被动撤离或无法很好地处理冲突会造成子女的问题行为(Du Rocher Schudlich & Cummings, 2003)。在亲子关系层面，经历了父母离异的个体，如果能够与非抚养者父亲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他们的问题行为也较少(Dunn et al., 2004)，甚至这种情况在母亲再婚后亦是如此(White & Gilbreth, 2001)。所以即便在离异家庭中父亲通常不占有抚养权，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对孩子的适应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今后的研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证据，以期从亲子关系角度给予离异家庭更多指导。

基金项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SZ2019100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