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众所周知，蒙古族布鲁运动是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在新时代的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等，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立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记忆了蒙古族布鲁运动的产生、项目特点、文化价值等等并展望了蒙古族布鲁运动的美好发展前景。最后得出：蒙古族布鲁运动是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发展至今有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它的传承与发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之伟大进程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Mongolian Bulu sport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Mongolian sports. 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roduction, life and cultural life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materials, field research,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t remembers the emergenc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value, etc. of the Mongolian Bulu Mov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trong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looks forward to Mongolia bright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lu movement.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ngolian Bulu sport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sport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my country. It has a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since its development.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in the process of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mmunity and the great process of national unity.
1. 引言
“要倍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光荣传统和‘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回顾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和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历史佳话，阐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 [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意识遵循 [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在于不断满足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蒙古族民俗文化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历来是蒙古族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举措之一。记忆与发展蒙古族布鲁运动是多渠道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方法之一。
2. 布鲁游艺的起源
布鲁(ᠪᠢᠯᠠᠭᠤ) [3]，蒙古语，汉意为棒的意思，它是蒙古族用于狩猎、放牧用的器具和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同时人们又把布鲁作为一项锻炼身体的体育活动。布鲁来源于蒙古族祖先的一种狩猎武器，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成为蒙古族人民的狩猎工具和御敌防身的武器之一。在草原上蒙古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但狩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也曾是蒙古族先民维持生活必要的经济形式之一。畜牧业成为蒙古族生活的主要依靠后，狩猎作为衣食来源的一种补充和必要的护身措施始终不曾放弃。蒙古族的狩猎工具除马匹、猎犬、弓箭、猎刀、扎枪、套索、猎夹等工具以及后来使用的火枪外，还有一种传统工具——布鲁，此为蒙古游牧民族特有的锤击和投掷猎物的击器。
原始的布鲁用野生的山花榆木或其根部制成。头部弯曲，外形好像一短柄的镰刀。由于用途和形状不同，布鲁可分为：吉如根布鲁、图固立嘎布鲁、海雅木拉布鲁、杭嘎布鲁和恩根布鲁。吉如根布鲁(ᠵᠢᠷᠤᠬᠡᠨᠪᠢᠯᠠᠭᠤ)的弯弧的一端以皮条或牛筋条连接铜或铁制成心状实心铜锤或铁锤，这种布鲁头可灵活摆动，锤击力很强，使用时一般不离手，除了投掷使用以外，也可骑马追逐大型野兽，在马背上卯足力气向下锤击，也可当作战武器使用；图固立嘎布鲁是将铅溶化后浇铸造在木制布鲁的头部顶端，并把铅削成花纹或光滑面，专门用于击打小动物而用；海雅木拉布鲁(ᠬᠠᠶᠠᠮᠠᠯᠪᠢᠯᠠᠭᠤ)是用弯扇形“山花榆”木头或根部做成，头部扁宽5~6厘米，厚约1.5~2厘米，边沿呈圆形，具有滑翔性能，这种木质的布鲁坚硬、不怕摔打、不裂不折，用于击打地面跑动的猎物和空中飞行的鸟类，也可作掷远训练；杭嘎布鲁全部是木制的，是专门为训练用的；恩根布鲁是将铅铸件固定在弯形布鲁头部，用于击打小动物或日常掷准训练。布鲁比赛可一般分为掷远和掷准两项。布鲁投准又分为骑马投准和徒走投准两种。
中华民族使用投掷抛击类狩猎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最初的原始形态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如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千多个石球，石球直径最大的为10厘米以上，最小的在5厘米以下。另外在山西襄汾丁村，陕西蓝田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大量此类石球。有专家根据民族学资料推测，比较小的石球可用作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大的可能是一种投掷武器。在内蒙古新石器时代诸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很多大小石球、石弹丸如赤峰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遗址。后来人们掌握了钻孔和磨制的技术，便在石球中间钻孔装置木柄，使其更加便于使用。如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石球。这种的执柄锤击器的出现，即为延长手臂的一种创造。另外，这种头重尾轻的猎具能保持击打时用力的平衡和重心的集中，不仅适于近距离的拼击，亦可抛出击打猎物。为了增强杀伤力，有些器首便制成多角、多齿状。在我国中原和北方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现过这种中间带孔的石棍棒头，其形状有环形、圆形、多角形、多瘤形等。殷商时称之为“殳”，此当为布鲁等击器的始祖。据民族学调查材料所知，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仍有使用这种各具形态的石棍棒头作为狩猎武器。而使用未钻孔的石球借助强索飞石抛击猎物或作为放牧工具，也被我国承传下来，至今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藏族牧民还多有使用这种抛石索，他们称之为“古朵”，平时习惯性地系在腰带上。在甘肃、内蒙古西部的蒙古牧民中也有用此抛石索作为放牧和护牧防兽工具，只是大都转变为一种娱乐工具了。这种抛石索一般约为2米长的绳索，中间连接一块较宽的布条或软皮条，作为置放石球的部位。使用时将绳索的一端勾套在右手食指上，石球裹放在中间的布条或软皮条上,另端绳梢握在右手里,在头顶上加力旋转几圈，然后对准目标将握在右手里的绳梢一放，石球便射向前方，射程最远可达二百多米远。在1904年江孜抗英战斗中，藏族同胞曾使用过这种“飞石索”，英军称其为长眼睛的神石。可见其投石之远和准确度。商周之后，除了石质棍棒头外，又出现了青铜质棍棒头，它们较之后石质棍棒头更为精致美观。如内蒙古博物馆藏的几件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匈奴使用的青铜棍棒头，其形制均为中间有孔的扁圆体，其一，高4.1厘米，孔内径2.1厘米，表面附有稀疏的瘤状小乳突；其二，高3厘米，孔内径2.2厘米，表面有12个螺旋形乳突；其三，高1.5厘米，孔内径1.7厘米，表面凸出12个蒺藜状锥形角。同一时期还有一种实心的近似球形铜锤，通高5厘米，直径3.3厘米，器表均匀分布五个半球形乳突，乳突周围饰有规则的菱形纹，锤上另附一弧形穿钮，为穿系绳索投击之用。这种投掷抛击器物亦称“流星锤”，当为石器时代“飞石索”和“绊兽索”转化而来。这种青铜棍棒头和流星锤质地坚硬而耐用，不仅用于狩猎，征战时也作锤击和抛击类兵器使用。尤其是呈放射状凸齿的铜质棍棒头更能增强拼击时的击杀力。除了铜棍棒头外，还有铁质棍棒头，此为后来辽代较多见。这些石、铜、铁质的棍棒头和流传于今天的布鲁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铜铁冶炼技术的提高，刺激了兵器的进化发展。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建立，又使得某些兵器增加了礼仪的性能，从而带有执柄的棍棒头除了用作狩猎工具和兵器外，还演化为一种礼仪用器。出现于周代的“周殳”与殷商时期的“殳”已完全不同，整体变为一种修长的杖属击器类兵器，同时作仪仗用具。而作为执柄的锤击器并没有绝迹，汉唐时期的锤、挝等槌击器即为此物。辽宋以后，又被称之为骨朵。它又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其性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作用有三：其一，作兵器用具。如周纬编著的《中国兵器史稿》载：“蒺藜、蒜头原系兵器，汉时以敌汉军。”在《沂南古画像石墓》的西晋石刻画中，骑兵导引手执的短柄圆首锤击器，可说明此物为作战兵器使用。辽代时，这种带柄的圆首击器“骨朵”是作为常备武器而使用的，在《辽史·兵卫志》和辽墓壁画中均可看到，如哲盟奈林稿辽墓壁画中手持沙袋骨朵的契丹人。元代时，骨朵继续作兵器使用，成宗为“铁木耳之孙巴白耳，亦系一代之雄，巴白耳战士所用兵器最堪注意者，厥为夏西帕耳之瓜锤。”其二，作卤薄仪仗类器具。这种带柄圆首击器，至少从东汉初年开始，就列入宫廷的餐薄仪仗中作仪卫用具，一直延续至唐、宋、辽、金、元、明、清。如宋代皇帝出行，亦有执擎骨朵的禁卫军随驾。辽金时期，骨朵多作军仗，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的东陵壁画上，契丹战士除佩有刀、箭类武器，还手执有蒜头、骨朵；文官则手持沙袋形(圆形)骨朵。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中的契丹贵族出行，归来图壁画中的仪仗行列，也有随从手扶和肩荷骨朵的场面。金代皇帝、皇后、王妃等出行，也有近侍导从手执骨朵。元代亦如此。至明清两代，骨朵几乎完全变成卤薄仪仗中的用具。其三，作杖击类刑具，此多见于契丹人。“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此足以说明铁骨朵为辽代刑具之一。征诸史籍，《焚椒录》记载，当辽道宗皇帝宣懿皇后的诬案构成时，“上(道宗)怒甚。因以铁骨朵击后，后几至殒……”此例说明，上层统治阶级犯罪，同样要用铁骨朵击打惩之。另外在辽壁画中也可看到这种骨朵作为刑具的真实画面。其四，作杀牲用具，在《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石刻画中有一幅庖厨图，其画面为一人脚踩牛之鼻索，双手执一短柄圆锤，对准牛脑门作用力挥击状；牛之身后有一人用力拽着捆绑牛前蹄的绳索，旁边还置放一把刀和一个大盆。从画面可以看出，此二庖丁欲将牛击昏后，再用刀刺进牛身之要害部位，放血使其毙命。纵观这种棍棒头到骨朵的发展脉络，其由实用性发展到礼仪性，其首端骨朵也逐渐由大变小，蒺藜状凸也逐渐平缓，演变为瓜棱或蒜头状，附有乳钉的器首也变为平缓的球状体，质地由石质发展为铜、铁、银、水晶等。到明代后，骨朵的捶击性能完全消失，专属礼仪器具之用。清代早期继续沿用这种仪仗用具，至清中晚期后就不再使用。于是，这种礼仪仗具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在内蒙古草原上，这种原始的抛击类狩猎用具历经几千年，屡经变化，始终以其实用功能为广大游牧民族所使用，在火枪没有进入内蒙古草原时，布鲁和弓箭、猎刀一样通常是蒙古族男子携带的狩猎、防身用武器。男孩子七、八岁时，就开始练习投掷布鲁，至十几岁时，投掷的准确性就很高了，即可随父辈出行狩猎。布鲁的锤击力很强，可击打狼、狐狸、黄羊、野兔、猞猁、獾子、獭等动物。出猎时，猎人发现猎物后，立刻撒狗追咬，同时策马追去当猎狗发现猎物后，猎手往往冲至跟前，抬手一棒击倒。若猎物在急速奔跑之中，猎手便张弓射箭或投掷布鲁，将其击毙或击昏后捕获猎物。有经验的猎手在猎狼时，先追赶一阵，当它气力不支时，便飞马擦过狼的身边，故意让狼咬住自己蒙古袍的下摆，在这一瞬间，猎人猛然迎面一棒击中狼的鼻梁，将其击毙。随着时代的发展，清代中晚期以来，火枪渐渐传入蒙古草原，布鲁这种猎具便使用不甚普遍了，除了作为护牧工具打狼外，偶尔也打狐狸、野兔等作为一种娱乐活动。至今，随着蒙古族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草原上大部分地区狼害逐渐减少，各种野生动物也稀有出现，而布鲁这种传统的狩猎工具并没有被时代所遗弃，在草原上每年举行的那达幕(娱乐)大会的活动中，就有投掷布鲁的比赛。其中有投准和投远两种项目，投准比赛为每人投三次，击中者再进行一轮比赛，最后以得分多少评定名次；投远比赛，主要以投掷距离的远近定名次。由此，新一代的投掷能手层出不衰。虽然时过境迁，布鲁的性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健身娱乐器具在蒙古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它的承传沿用，使后人对先辈骑马抛击布鲁的狩猎生涯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永远保持着犹新的记忆。
3. 布鲁游艺的发展
在古代布鲁是蒙古族狩猎活动不可或缺的狩猎器具，也是护身御敌的重要武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古代狩猎器具之一的布鲁也不例外，随着发展和革新。新式的布鲁和旧石器时代的布鲁相比，不再是一根直棒子，而是一弯曲的多用途的器棒。人们不但把它用在狩猎和自卫上，而且用它投掷、投准，锻炼身体，为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务。布鲁这种草原游艺项目与其他投掷的体育器械机器相比，至今还保留着本来的重要作用和使用价值。比如标枪古时候也是狩猎工具和兵器，今天，人们只用在体育场上，早已失去了它的本来的作用。到清朝末期，虽然有些地方开始用沙枪狩猎，但传统的狩猎工具布鲁还在广大蒙古族牧民中广泛使用。在狩猎场上投掷技术好的猎手比持枪者优先命中猎物。人们在多年使用粗制布鲁的过程中，对它进行改造更新，把棒子的一头圈成弯曲状来使用，这是最初布鲁的形成，据一些年长者讲，这样的布鲁就比原来的直棒子好使用多了，这对以后布鲁的发展革新改造奠定了基础，后来，又对布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装、完善。如用金属装饰在布鲁头部，加强了布鲁动力和冲击力。并把地对“把儿”部，及其他部位均进行了改制装修，改制后的布鲁，掷出的转动力，运行速度、运行动时的平衡以及命中率都提高了。布鲁这项运动大体分为掷远和掷准这两项，它属田径的投掷类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吉林省的前郭旗，辽宁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最为流行。近几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蒙族高中体育教学中设有布鲁课；尤为突出的是通辽市库伦旗三家子镇达林宝力格嘎查的宋氏嘎扎家族经几世流传至今，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古老传统的游艺项目，不仅保留了布鲁的原有历史特征，而且还有新的研究和创新。1982年9月，嘎扎家族的贺什格、齐林、金山、德勒黑四人光荣地参加了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掷远和投准的表演，四人都突破掷远百米大关，贺什格创造了131.50米的最好成绩，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中外记者争相来采访、摄影，并摄制了电视纪录短片。对推动布鲁活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为了普及和促进民族体育项目布鲁运动的发展，1990年内蒙古自治区体委委派通辽市(原哲里木盟)库伦旗体委研制标准化的竞技布鲁。当时的库伦旗是国家的贫困旗县，对体育的投入严重不足，更谈不上拿出充足的经费搞体育器材研发工作，先后用木材、硬塑料、胶合板、玻璃钢等四种材料制成的布鲁进行实验，实验场地的反复变换，不同技术投掷人员的参与，从布鲁的出手角度，在空中飞行的运行轨迹，稳定性，旋转速度以及第二阶段飞越的上升与落地前各种姿态等技术数据。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试验、再修改、再实验，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从无数次的失败终于走向了成功。经过一年多的研制，最后从四种材质的产品中选择了胶合板(进口五合板)制成了掷远、掷准两种标准、规范化的500克新型、现代“飞马牌”蒙古竞赛布鲁。经过区内外民族体育运动方面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的鉴定，“飞马”牌布鲁获准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运动会(包括那达幕大会)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竞赛和表演指定专用器材，填补了我国民族体育专用器材的空白。
4. 布鲁游艺的特点
4.1. 布鲁运动展现蒙古族的民族性
蒙古族在其产生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俗人情，形成了语言、性格、民族气质等构成的传统文化特征。蒙古族体育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的，在丰收和收获猎物时，都要进行各种传统体育比赛活动。
4.2. 布鲁运动体现着蒙古族的原始性
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在游牧生活中有着原始部落组织。以打猎获得食物；用布鲁打猎的好猎手，不打窝兔子，故意让兔子起跑后再把它打倒。有时猎狗将要咬到兔子时，猎人的布鲁能干净利落地把兔子从狗嘴里打出去。猎野鸡也是等它飞到一定高度后打落下来。
4.3. 布鲁运动的地域性衬托着蒙古族的独特性
蒙古游艺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综合体现，许多体育项目为蒙古族所有，如赛马、搏克、射箭、布鲁、蒙古象棋等。它们只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活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布鲁运动的开展充分体现该项运动的群众性，更能接地气。布鲁这一体育活动产生于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生存实践中，倍受群众喜爱，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其它项目运动一样，布鲁运动的娱乐性也不可忽视。
4.4. 布鲁活动往往在文化娱乐之中，使草原游艺具有鲜明的娱乐性质
布鲁狩猎、打准是生产劳动之余进行的游戏活动，又是体育活的手段，具有健身性、娱乐性和趣味性。这些活动不但能增加人的体质，而且人身心愉悦，得到美的享受；还有，布鲁运动也讲究技巧性。在布鲁竞赛活动中，无论是在掷准还是掷远运动中，选手投掷布鲁的技巧性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选手成绩的好和差，尤其是现代标准化500克的布鲁在技巧性方面要求的就十分明显。
5. 发展布鲁运动的策略
5.1. 濒危的布鲁
以蒙古族民间体育项目布鲁曾经的兴盛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为例，该旗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蒙古族布鲁如今已处于濒危的境地，亟待发展与保护。显然，布鲁产生于游牧时代，是狩猎的工具，曾是草原先民御敌和打猎的武器。据上述，布鲁为问号状变形木棒，下坠以心状石块或铁块，骑马追逐野兽时打出去，击中猎物。这种原始的狩猎方法，被后来的弓箭所代替，布鲁逐渐演化成为蒙古族人民锻炼身体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民族体育项目。布鲁曾经是草原上那达幕大会必有的娱乐项目，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娱乐项目日益增多，人们对布鲁的兴趣逐渐减弱，群众自发组织的布鲁竞赛已寥寥无几，更是年轻一代懂得布鲁的人逐渐减少了，沉迷于电子产品，游走于歌厅者越来越多了。上世纪50年代还风靡当地的布鲁运动如今的传承人已屈指可数，特别是近年来后继乏人的现象愈发明显。目前，布鲁运动不仅没有专业选手和教练，而且会打布鲁的人年龄都在50岁以上。同时，投入经费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布鲁运动的生存发展。目前，将蒙古族布鲁运动申报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挖掘布鲁文化。
5.2. 关于保护发展的思考
首先，要更新观念不断学习。布鲁是蒙古族体育运动项目之一，它不仅是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的纽带，同时，也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发展特色经济、文化的一项具有潜力的资源。因此，不仅是当地政府部门还是民营企业，更是布鲁爱好者应该扶持这一运动的开展，探讨一条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建立科学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其次，加大对布鲁运动项目的整理、开发与应用。以保持原有的民族风格特色的基础上，又要引导其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娱乐需求，加快民族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进程；还有，加强对布鲁运动技术和理论的研究和指导，不断提高布鲁运动的运动技术水平和观赏性，挖掘它的经济价值，以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导向，重视对其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的科学探索，使布鲁项目由潜在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财富；最后，大力推进布鲁项目运动人才培养的进程，不论是教练员，还是选手的优秀人才匮乏，无法形成广泛的普及，制约了布鲁运动的发展与提高，因此，应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加快体育人才的培养，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与当地民委、教育、文化部门等密切协作，开办各类培训班、学习班，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从而培养一批既熟悉民族体育运动，又懂市场经营的体育人才，为发展民族体育做出贡献。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JJS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