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曾巩创作有六十余篇墓志铭，在这些墓志铭中，流露出他受儒家“三不朽”价值观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即立身于道，为民立命与超越天命。首先，无论墓主为男性女性，曾巩都十分重视其道德品质；其次，曾巩为不少官吏撰写墓志铭，歌颂了为民谋利、坚持正义、官民一心的士风，体现出他为民立命的功业观；最后，在墓志铭中，曾巩重视文章写作，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对抗生命的无常，达到人生的超越。
Abstract:
Zeng Gong has created more than sixty epitaphs. In these epitaphs, his
outlook on life form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Three Immortality values is revealed: taking “Tao” as the criterion of life, car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public and holding a transcending attitude towards destiny. Firs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ubject of writing is male or female, Zeng Go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moral character. Second, Zeng Gong wrote
epitaphs for many officials, praising the morals of serving the people,
adhering to justice, and being united by the people. It reflects his view of
meritorious destiny of caring about the people’s destiny. Finally, in the
epitaph, Zeng Go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ssay writing, advocating to
fight against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hieves
the transcendence of life.
1. 引言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江西才子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其文章端正，严谨，“衍俗雅重，自成一家”，刘熙载《艺概》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 [1]。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以一个正统的儒者身份出现于北宋文坛，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家的“仁义”之道。“三不朽”作为古代士人追求个体价值的一种指向，得到儒家学者的广泛推崇，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过详细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以高尚的道德垂范后世；“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以事业功绩造福一方；“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把真知灼见传于后世。“三不朽”思想对古代士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墓志铭是对人一生的总结，“考次君世序、行己、历官、卒葬之始终” [2] “足为后法警劝之道” [2]，自然也体现在曾巩的墓志铭撰写中。
2. 立德——立身于道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宋儒重新审视儒学，理学家把道德修养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唐宋古文家，更是借文字表达对德行的追求，这点曾巩的墓志铭中也尤为突出。“家世为儒，故不业他” [2]。生活于儒风大兴时代的曾巩，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是要求自己“日夜克苦，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 [2]。曾巩明确提出“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2]，撰写墓志铭的作家要“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2]。这既是他对欧阳修的赞叹，也是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和反省。对于墓主，曾巩也有其选择标准：“士之能修其内、洁身累行者，非自好之笃，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为之见于文，使后之君子得览焉” [2]。通过一个“喜”字表达了他对墓主范端廉洁奉公，简易自守的人格的肯定，希望通过自己的记述，能“使后之君子得览”传主高尚的人格，从而有补于世道人心的教化。
曾巩在墓志铭中多描写男性墓主“立身于道”、“守身以德”的品质。其所作墓志铭的墓主多为中下层官吏，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都以儒家思想作为人生信仰，并在一生中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在为虞部郎中戚舜臣所做墓志铭中开篇提到：“余观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于节文之者，知士之出于其时者，皆世其道德，盖有以然也” [2]。儒家认为“三王”是“道统”与“文统”的肇基，以一个“世”字，阐明戚舜臣对上古道德礼法的继承，给予他政治品德的赞颂。更多时候，曾巩自觉以“孝悌忠信礼义”等标准去评判墓主的品质。为陈枢作墓志铭，先说其“事亲以孝闻”，再写其为人以义为先：“于势与利无秋毫顾计心，于义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 [2]。而在多处铭语中也表达了对墓主修身自守的赞美，如《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铭语中有：“治己伊何？维直而清。治人伊何？维简而平” [2]。《殿中丞致仕王君墓志铭》中铭语写：“养心以和，动己以直。不为世巧，安于自得” [2]。曾巩赞美他们洁身自好，乃至安贫乐道的高尚品德，即使这些墓主没有彪炳史册的功业，却为后世做出了道德操守的典范。
除此以外，曾巩还留有二十余篇女性墓志铭，在这些墓志铭中，曾巩也多溢美之词，但始终没有超出儒家道德中女性应当“宜室宜家”的范围，认为“言动不失绳墨，居族人长幼亲疏间尽其宜，事夫能尽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传者也” [2]。
3. 立功——为民立命
“立功”即建立伟业功绩，曾巩一生远离战场，与他交友或请撰墓铭的都是中下层官吏，自然没有杀伐征战、开疆拓土的功业可供记述。而对于生前曾经有过地方履历的官员，曾巩则通过描写众多具体的功绩，如治民、断狱、理财、除强等，既歌颂了墓主，又展现了他的仁政理想，贯穿始终的是曾巩鲜明的民本思想。首先是为民谋利，爱民如己，如写陈枢主政泉州时的作为：“泉州岁凶，君筑室止穷民，饥者给食，病者给医，人忘其穷。使者搜兵于闽，以益戍广西，君建言兵当搜者，父母老，或疾，至无他子，皆可听免，诏定著于令” [2]。面对荒年兵乱，陈枢尽力维护地方安定，救济贫病，阻止过度征兵，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除此之外，曾巩用大量笔墨列举数则事例称赞陈枢的政绩，强调“其为民去害兴利，若疾痛嗜欲在己” [2]。其次是坚持正义，以民为重。如记载墓主范端：“始为江都，会岁旱，张若谷为扬州，遣吏数人，与君皆出视民田，他吏还者白岁善，君还独白田实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争，乃卒是君所白” [2]。范端在众人皆“指鹿为马”的情况下，秉真直书，坚持真相。曾巩墓志铭中还有不少墓主曾在刑部或地方司法机关履职，曾巩着重描写了墓主在任上公正执法，以民为重。第三是以民为本，官民一心。曾巩还通过将范端与追求名利者对比，褒扬了他大公无私的高洁品质：“当世之时，天下之主财利者，方务于急聚敛，治民者以立声威为贤……以其故能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誉。君乃独推息民教化之义，以简易自守” [2]。而在《都员外郎曾公墓志铭》中写曾谊：“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而楚人迎哭其丧甚恸” [2]。在曾巩看来，以干求得来的“天下之誉”不值一提，只有真正得到百姓的认可才是能够流芳百世的。还有《尚书都员外郎王公墓志铭》载墓主王益：“其督赋税，未尝急贫民……以故建安人尤爱之” [2] 等等。曾巩怀着对儒家仁政理想的憧憬，渴慕这种和谐的官民关系，所载种种都可以看出其“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理想。
4. 立言——超越天命
在儒家道德中，“博学于文”是评判君子的重要条件之一。曾巩墓志铭中记述了众多墓主善于属文，并以此闻名。如写胥元衡“力学问，工为文章”，后又记述“大臣荐其文章，宜在馆阁。近臣又荐其修洁，宜任御史” [2]。在《王容季墓志铭》中，先有“少已能为文章，尤长于叙事，其所为文，出辄惊人。”最后总结到：“学足以求其内，辞足以达其外” [2]。可见在曾巩心中，立言是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的重要人生品质。
然而在墓志铭的撰写中，曾巩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他面对胥元衡的命运变迁发出感慨：“其盛衰之际如此，固所谓命者非邪？”“有命则然，其又何悲？曾巩无法解释生命的无常，将发生的一切都归怨于命。又如感叹王容季的短寿：“如此之盛，若将使之有为也；而不幸辄死，皆不得至于寿考” [2]。最鲜明的则是他在悼念其兄曾晔时的呼号：“如君之材知辨博，又其学如此，使得用其意于事，其施设必有异焉，然卒不克见于世，盖亦岂非命也夫？” [2]。在这些墓志铭中，流露出曾巩在诠释穷困、寿夭等人生不幸时，将其归之于天命的消极思想，以便更易于摆脱痛苦，走向平和。面对人生的虚无，曾巩有其消极自守的一面，但也有与之对抗的方法，那就是以文章将自己的思想精神流传下去。曾巩在为苏洵所写的哀辞中，便提到文章能使人的精神生命获得延续：“孰云命兮变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阳。维自著兮炜煌煌，在后人兮庆弥长，嗟明允兮庸何伤！” [2]。因此在世时能够立言，既是士人重要的修养与品质，更是摆脱人生无常的一道解脱剂。
5. 总结
“三不朽”作为古代重要的道德理念，是士人追求卓著功勋、完善道德的指明灯。一生坚守儒家的曾巩，不仅在墓志铭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文以贯道”的思想，也合理巧妙地处理了据实写铭，阐释儒道以及表达哀思三者之间的关系，更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可以看出其别具一格的重儒，唐宋八大家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是无可置疑的，曾巩则是其中一位深刻遵从圣人教诲的学者，他已将儒家精神融入生命思索之中。他虽然秉持儒家“仁义礼智”的精神教化，并没有脱离“三不朽”来评价人生，但又有着自己的偏重，纵观其墓志铭创作，极重视墓主的道德，选择那些可以成为后世典范的人与事；对墓主为民谋利的履历功绩施以浓墨，处处以民为本；面对人生不得志，他强调著文章以立言，以此对抗生命的无常，发挥自我价值。
其次曾巩也有听天由命的局限，在面对世事不公，人生艰难之时，他流露出了被动退守的一面。对怀才不遇者，虽强调著书立说以流传后世，但对于缘由也多将其归为无可奈何的天命。面对众多英年早逝的墓主，也以天命作为借口。一方面，曾巩受儒家的影响，借天命的权威来展现安然自得的人生态度和稳健的人生修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本质上是给无奈退守找的理由罢了。如果与曾巩人生经历相联系，也符合其站在是非争端的边缘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