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7

摘要: 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居民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性别和年收入情况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其他个体人口特征仍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因素，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为有效促进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和推动居民自治有序发展，应发挥社区内生组织作用，提升社会网络紧密程度；拓展社区公共空间，促进社区社会交往；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提高社区社会信任。

Abstract: Active and effectiv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utonomy. Based on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7,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rust in social capital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urban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cept for gender and annual income, other individu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till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network,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trus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China’s urban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effectively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aut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play the role of community endogenous organizations to improve the tightness of social network, expand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o promote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ultivate community public spirit to enhance community social trust.

1.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强调“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在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进程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积极的居民社区参与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居民的内在潜力与才能，而且有助于提升居民自主处理社区事务的能力，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的有序发展。然而，我国目前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率普遍不高，对社区公共事务呈现出冷漠的状态。国内学界为此也进行了大量关于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聚焦于居民社区参与意愿薄弱的原因探讨；二是围绕促进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不同理论视角的分析；三是关注基层政策的执行对推动居民社区参与的作用机理。既有研究丰富了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但是缺乏社区内生性的资本对于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深入探索。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深入分析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的可持续发展。

2. 理论分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最早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其所属的社会网络中来理解，资源可以从大家熟悉并公认的关系网络中获得 [1]。随后，科尔曼、林南等学者又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逐渐地充实了社会资本的内涵。而罗伯特·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阐释，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之间通过互惠、合作的方式来产生信任从而提高社会的效率 [2]，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当前，国内学界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在集体行动、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黎明、王惠(2016)的研究得出，社区网络资源越丰富，居民社区参与程度越高 [3]。陈升、卢雅灵(2021)的研究得出，“熟人”关系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整合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公众选择参与集体行动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 [4]。社会资本理论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常的交往与互动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并且对于集体的参与行为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三个维度，以此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

3. 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有效样本总量为12,582份，其问卷是以户口登记状况对居民的城乡属性进行区分。由于本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因此剔除“农业户口、军籍、没有户口和其他”的样本。根据对相应变量的分析，剔除个别极端异常值，将“不知道”和“拒绝回答”设定为缺失值后，最终纳入分析的城市居民样本数量为5781份。

3.2. 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由于居委会与居民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更为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体现着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的关心程度。因此，本研究将居民的居委会选举投票视为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该变量来源于问卷中“上次居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一题。本研究将“没有投票资格”、“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观测值设定为系统缺失值，并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至此，被解释变量“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可视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公式如下：

$\ln \frac{p_i}{1-p_i}={\beta }_0+{\beta }_1{x}_1+{\beta }_2{x}_2+\cdots +{\beta }_n{x}_n$

其中， $p_i$ 表示城市居民参加居委会选举投票的概率， $1-p_i$ 表示城市居民未参加居委会选举投票的概率。 ${\beta }_0$ 为常数项， ${\beta }_i\left(i=1,2,3,4,\cdots ,n\right)$ 为变量系数， $x_1,\cdots ,x_n$ 表示本研究的各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

3.3. 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是社会资本，依据上文的分析，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三个维度，以此分析社会资本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社会网络维度选取受访者参加休闲团体、体育团体或文化团体组织活动的频繁程度作为衡量指标，社会交往维度选取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作为衡量指标，社会信任维度选取是否同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程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最高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和年收入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由表1可知，城市居民参加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均值为0.4350未及受访人数的一半，其整体社区参与的水平较低。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ssignment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赋值说明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应用Stata16.0软件对影响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共建立4个模型来逐步分析，其回归结果详见表2。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2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网络变量，体现社会网络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3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交往变量，体现社会交往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4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信任变量，体现社会信任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

在个体人口特征方面，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和年收入情况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年龄、最高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居民与政治面貌为非党员的居民相比，其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要高出26.3%。已婚的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要比未婚的居民高21.8%。然而最高教育程度呈现负向显著关系，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对社区居民自治的认知越为深刻，而现实的基层民主政治状况与其理想的状态存在较大的差距， [5] 于是便不参与居委会的选举投票。

Table 2.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resident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表2. 居民社区参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p < 0.01、p < 0.05、p <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社会网络方面，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社会网络关系越密切，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越高。社会网络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空间使用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联系， [6]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意愿的高低与能力的强弱都与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城市社区中，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呈现的是弱连接的状态，这种弱连接主要是指居民因居住在同一生活空间或是相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纽带。居民在这层纽带的维系下，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信息，其开放性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互惠互助，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因此，居民参加休闲团体、体育团体或文化团体等组织活动的频率越高，其社会网络关系就会越为紧密，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就越大。

在社会交往方面，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变量中的邻里社交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便会增加8.4%，即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率越高，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越高。日常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居民情感上的需求，增强其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从而促使居民关心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然而与邻里社交相比，居民与朋友之间的社交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居民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会使居民的注意力更加聚焦于社区外部，削弱了居民对于自身所在社区的关注度，进而降低了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并共同探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几率。

在社会信任方面，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变量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社会信任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便会提高11.2%，即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参与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几率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能够冲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壁垒，促进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融合， [7] 从而形成能够包容异质信息、资源与想法的场域。社区居民之间若是拥有高度的信任，他们便会主动分享各自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源,在社区公共空间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接受不同的意见和质疑。而高度的信任关系又会进一步激发其公共精神，促使居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主动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居民自治的有序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社会网络、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社会网络关系越密切，居民因同一生活空间或相同兴趣爱好形成的纽带就会越强，促进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社区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率越高，越容易满足不同居民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提升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居民的公共精神，促使居民开始关心社区公共利益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探讨之中。除了性别和年收入情况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

5.2. 建议

1) 发挥社区内生组织作用，提升社会网络紧密程度。社区内生型的团体和组织与居民的联系较为直接和紧密。不同类型的社区内生型团体和组织可以开展例如书法评比、歌咏大赛、健康知识竞赛等等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居民公共娱乐、文化教育、体育健身等社区公共生活，而且可以提升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更为紧密。社区社会网络关系越为紧密，居民对于社区的公共责任意识也会更为强烈，进而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实践。

2) 拓展社区公共空间，促进社区社会交往。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互动与联系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的规模与辐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当前城市居民主要以线下交往的方式进行互动，当地政府可以设立改善社区空间的专项拨款，完善社区设施建设和物理环境，促进居民在公共空间下的交谈。此外，社区的线上平台同样可以为居民提供有效交往的空间。因此，社区可以积极开发微信公众号、微博、小树洞等线上沟通平台以延伸社区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更多表达真实想法与诉求的机会，进一步推动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并在潜移默化中投入到社区治理实务之中。

3) 培育社区公共精神，提高社区社会信任。帕特南指出，公民产生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积极参与的行为必须具有公共精神 [8]。公共精神的培育可以从社区内隐的传统公共文化着手，通过挖掘社区内部的公共性元素和历史人文，可以营造更具特色和更为和谐的社区氛围，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居民的公共精神得到激发，其对于社区的责任感便会增强。当居民带着这份共同的责任感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之中，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也会得到巩固与加强，从而进一步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超大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实践路径研究(20KY0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