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对于我们而言,苏联的灭亡理应是一个悲剧。这个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理想——追求人类最广泛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而建立的政权,最终却因为背弃人民轰然倒塌。索尔仁尼琴为我们展示了这一令人悲怆的历史事件的侧面,这便是《古拉格群岛》。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索氏的评价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都有了较高的提升。林建华在《索尔仁尼琴:一个永远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中认为“索尔仁尼琴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古拉格群岛》。小说的创作目的就在于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它不像索尔仁尼琴早期作品中追求息事宁人,而是将骇人听闻的真公之于众……总之,《古拉格群岛》是作家在历史考查方面的杰作” [1]。
本文在这些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源流出发,结合以对古拉格的历史研究,开展了对《古拉格群岛》一书的文本分析,并且深入剖析了古拉格这一规训制度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和其所反映的深层权力结构——这个力图以奴役和压迫为本质,意图使人屈服于暴政之下的疯人岛。
2. 《古拉格群岛》的写作背景
2.1. 俄罗斯社会变迁与索尔仁尼琴其人
“索尔仁尼琴出生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他出生前的九个月,俄罗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一变化其实就是革命,《流放的灵魂》这本索尔仁尼琴的传记第一章的标题便是如此——革命之子,而索尔仁尼琴就出生在这个时候的俄罗斯。
苏维埃俄罗斯诞生了,这是出生在沙皇俄国尸体上的巨兽。不了解这个巨兽,也就不能了解索尔仁尼琴,更不能明白《古拉格群岛》的背景。“当今之世,大家都感到,俄罗斯面临着伟大的世界性任务……很久以来具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注定负有某种伟大的使命,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 [3] 毫无疑问,苏维埃的俄国是对旧俄国的颠覆,但与此同时,它又恰恰实现了俄罗斯的梦想:它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基督教的弥赛亚毫无疑问的被另一种“弥撒亚”取代了;第三罗马消逝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更胜一筹的第三国际。最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实现了每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梦想,苏维埃俄罗斯(以及之后的苏联)与先前一样,也不过是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带有无神论的全部气息的同时,又带有专制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基督教的一切气息。如别尔嘉耶夫所言,“共产主义同样有人道主义的起源,它希图为人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但结果那本应使人从剥削与暴力下获得解放的社会集体却成了人的个体的奴役者。断言社会居于个人之上,无产阶级居于工人之上,居于具体的人之上。人从过去的偶像膜拜中解放出来,又陷入新的偶像膜拜” [4]。
同样的,沙皇的专制被肃清了,新的专制接踵而至。沙皇的劳改营一改面目,化身成了苏联的古拉格。曾经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俄国革命者们,最终在俄国建立起了一套空前专制的国家体制——这便是苏联。而毫无疑问的,苏联则是旧俄国思想和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索尔仁尼琴便是在这个巨兽身体之中成长的第一代人。这位革命之子亲自见证了这个革命的国家从开始到结束的几乎全部历程,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出生,而后这个国家改名为了苏联。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像所有的那个时代幸福的苏联儿童一样平静的成长——相对于国内战争所导致的大量的战争孤儿而言,仅仅幼年丧父的索尔仁尼琴当然幸运的。在此期间,苏维埃政权对于过去诸如旧政权,教会等一切势力的清理也完成了:“苏维埃社会天翻地覆,根据斯大林的想法被重新改造了一番。”在斯大林式的高压下,一切不利于索氏这位社会主义好青年成长的不利因素都被剔除了,当然或许还有些来自家庭的和社会的残留,不过“他已经断定,他童年时代的怀疑,恐惧和疑惑是他的长辈们的反动错误所造成的——长辈们对不光彩的旧信仰的情感依附妨碍了他们。他带着青年人自信的大胆精神,拒绝了旧的传统和迷信,拥护革命所呈现出的勇敢的新世界。他通过拒绝俄罗斯东正教的异端邪说和接受共产主义的正统学说,来解决他童年时代的心理。分裂问题。”更进一步地,“我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世界将会是我们所要改造成的样子。”这是青年时代的索尔仁尼琴。那时候的他——这个文学青年,共产主义者,似乎永远想象不到之后的命运——在大学之后参加卫国战争,成为战争勇士,英勇奋战,在这之后却因为一封信件被逮捕,从光荣的红军战士变成了祖国的叛徒,就这样,索尔仁尼琴的前半生结束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索尔仁尼琴被逮捕了,另一个全新的人出现了——一个古拉格的受害者和记录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的原有的信仰在古拉格的悲惨遭遇之中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他童年旧时代的阴影——人道主义和东正教,延续下来的则是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精神。最终在死亡来临的时刻他成了一位虔诚的信徒,一个“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的作家。在《古拉格群岛》这部俄罗斯民族的作品在异国他乡出版并且被授予诺奖之后,他却被自己的祖国所驱逐,成为了一位流亡作家。
然而当他进入异国他乡,进入“自由世界”的西方后,他却又一转攻势,将攻击的对象变成了收留他的暂居之所。他曾在美国应哈佛大学之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说,他这样说到:“我不能把你们的社会作为改造我们社会的理想加以推荐……人的性格在西方弱化了,而在东方得到了强化。”对于西方世界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索尔仁尼琴大加鞭挞。一方面他对于向苏联妥协的西方世界感到不满;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存在的汹涌澎湃的现实问题的确认识得非常清晰。同样的,在演讲中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社会尽管没有书报审查和东方式的专制,但非主流和主流却区隔分明,不合主流的观点鲜有在书刊上发表或是在大学流通的机会。当他从西方回归,重新回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后,他继续锋芒毕露地针砭时弊,毫无收敛之意:“17世纪时,人们并没有现代这种屈从,冷漠,无力自卫的特征。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历代俄罗斯的统治者毫不珍惜地浪费了人民的精力,影响了人民性格的发展……” [5]。
这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无疑彰显着索氏的思想底色。在笔者看来,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立场从未改变。索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拥有着斯拉夫主义的文学家,同时有斯拉夫主义的情怀和东正教特有的“弥赛亚”精神。正因此,他才对俄罗斯民族或者说整个斯拉夫民族充满关注——这正是他对苏联和俄罗斯批评的由来。这种“弥赛亚”的精神同样使得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理解,故而他才会认真的对西方的诸多问题进行真诚地批评。
“牛犊并不比橡树软弱无力。”这是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的话,也是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写照。他化作那头顶着橡树的牛犊,顶啊顶啊,顶到苏维埃帝国的崩塌,从苏联到西方又回到俄罗斯,顶到自己终于老去。
而他也终于度过了“圣徒式的一生”。
2.2. 古拉格及其历史
从俄语的字面意义上看,古拉格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首字母缩写。“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拉格’一词不仅表示集中营当局,还表示苏联的劳动苦役犯系统本身,其形式和种类无所不包:劳动营,惩罚营,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禁营,妇女营,少儿营,临时难民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联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判,用没有取暖设施的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 [6] 对于古拉格的研究由于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和研究资料的匮乏——主要是由于苏联对于古拉格这一极不人道的经济和政治惩戒设施的隐瞒所导致的,中外对于此的研究最早的起源应该就是索氏的《古拉格群岛——文艺型调查初探》了。当然,集中营文学的源起应该算是索氏在苏联发表的第一本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解体,各种秘密的资料档案随之解密,外国学者有了更多的机会对此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像《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样的著作也被译介并且传播,中国亦开始出现一些针对该问题的专业论文。
在田方萌的《古拉格:经济理性的癌变》这篇文章中作者如此评价道:“与希特勒基于种族主义的集中营不同,古拉格是苏联当局根据工业化需要而采取的奴工制度。追求经济增长是人类的天性,然而古拉格却是经济理性的癌变。为了实现一个所谓的伟大工业化目标,它可以忽视任何人道主义价值。经济理性和政治攀力共同构建了所谓的‘命令经济’,当我们为二三十年代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所惊叹不已的时候,不要忘记它背后付出了怎样的生命代价” [7]。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富农”和“不良分子”进行流放这种极端的不人道行为就已经大规模存在,而这些行为带给人们的创伤可能比监狱和强制劳动营还要更大。整个家庭因为从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因为他们的微不足道的“繁荣”,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南部沙漠,被迫“享受”最糟糕的生活条件,过着近乎奴隶的生活,就像从工作营来的那些被拘留者一样。这是200多万农民的悲剧——数十万人死亡,家庭分裂,但那些从未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孤儿却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在那个时代为人所承认 [8]。
古拉格群岛——这个遍布在俄罗斯大地之上的群岛,首先在索罗维茨露了头,这个沙俄时期的监狱,在苏维埃时期终于又重获新生。紧接着它不断蔓延开来,为了消灭那可憎的阶级敌人,同时为了减轻充斥着犯人的监狱财政负担而“孜孜不倦”。于是,这样的劳动改造便出现了,尽管这奴隶制注定是要被淘汰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 [9] 毕竟,伴随着饥饿与痛苦的奴隶制的效率是远不如自由工作者的愉快工作的——“维持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财政的大包袱。”这个群岛,既不经济,也不改造,更不人道,却处处透漏着旧时代的农奴制的气息。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本应使人从剥削与暴力下获得解放的社会集体却成了人的个体的奴役者” [4]。
3. 《古拉格群岛》的文本分析
3.1. 《古拉格群岛》整体结构与性质——七个部分组成的“非虚构写作”
与其说本书是一本文学著作,不如说其更像一部高度纪实性的充满细节的厚重的历史纪录片。在书中,索尔仁尼琴以极尽艺术性的笔调,详尽地为我们揭露了“古拉格”的真实面目——这也决定了该书“非虚构写作”的性质。
“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10] 索氏在书中如是说到。
本书分三卷七个部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实际上,该书正是以这七个主题为核心。索氏围绕着这些主题讲述了古拉格的一系列历史史实——劳改营制度和古拉格中的悲惨事实,以及作为例证的由二百七十个人提供的口述,信件和资料所构成的真实故事,鉴于当时苏联尚未解体,做出这种“抹黑”性质的写作无疑是有着高度风险的,但他仍旧凭借着“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将其写作出来。
“非虚构写作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不能编故事。看起来这比虚构写作缺少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创造性,但它逼着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搜集信息,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正蕴含在此间。”这是美国非虚构作家彼得·海勒斯的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是这样一部饱含着真实,经由作者不断的发掘事实,充斥着古拉格苦役犯人们的血与泪的不朽作品。正如摘录在书中第二卷开头那位古楚尔族的古拉格经历者所说的那样——“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11]。
早在一九六七年,在接受捷克斯洛伐克记者的采访时,索尔仁尼琴便曾指出,自己有特别钟爱的小说形式。在其已经完成的《第一圈》和《癌症楼》中,便采用了这一形式:“一旦情节转向某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主角。由此,作者可能将对多达三十五位主角负有责任。他不会特别优待任何一位。他必须理解每一个人物,及其行为的动机” [12]。
3.2. 七条水流与“古拉格”长河
恰如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打的比方那样,整个“古拉格”毫无疑问是一条比“鄂毕河”还要浩瀚的长河。在《古拉格群岛》这部厚重的书中,它所描写的故事,仅仅是这浩瀚长河中的涓涓细流罢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只消饮一瓢水,我们就能明白整座长河的味道。这是一种“水流”与“长河”的关系:口袋式法律、刑讯使用的审判、冤案、在劳改营之前的押解行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体结构来说,正是这样一条故事的水流与长河的关系,每段故事都流进各自主题的水流之中,至于故事中的人物,这些“地位平等的意识”,则连同他们各自的涓涓细流汇入各自的主题的水流。这些水流时而分裂,时而融合,最终汇聚到到了古拉格群岛这条充满尸骸的长河,这一“统一的事件”当中。至于这条长河中的亲历者,观察者和漏网之鱼,显然便是作者本人了。
这些水流是这样流淌的,对于这条长河的监狱工业机器的部分而言,首先是“逮捕”,这是进入古拉格的唯一方式,其后是古拉格——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首先消灭富农,再之后是社会革命党人,教会的牧师和教徒,塔朗施塔德的水兵,“工业党”的工程师们,托洛茨基分子——紧接着便是有关古拉格及其逮捕的法律依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及其解释。这是水流的源头,却似乎不是开始。在这些逮捕行动之后,是“侦查”——当然是针对这些被抓来的囚犯的。这是怎样的侦察呢?刑讯,心理方法和肉体方法,目的不是真相,而是你对于“真相”的屈服和谎言的承认。随后便是这台机器之中的操作者——那些“蓝滚边”们。这水流中的鱼群,有些被水流淹没,有些成为这“思想体系”水流的傀儡,他们从水流中来来去去。将浪花送进各自最初的目的地——监室。随着水流的流淌,那个震撼人心的春天到了,“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还是古老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13] 纳粹的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被一部分人视为解放,他们背叛祖国和侵略者站在了一起,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1945年的春天来到了,随之而来的也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当然也有那些叛徒。这些人爱国者与祖国的叛徒汇聚成了另一条水流,但大赦的谣传却让这些水流有了上岸的幻想。到了下一章,作者悲惨的遭遇的第一时刻终于向我们展现开来,在这台机器之间——由三人组成的特别庭审判其命运,这个几乎只有三种选择“十年”“二十年”“枪决”没有“无罪判决”的法庭。再往后是法律,当然是法律,和根据法律逮捕的水流——不管怎样,总会有一条的不是吗?死刑和监禁——曾经被二月政府废除过的死刑和在沙皇手中放松的手段,如今成为了这部机器的齿牙,只是其中又有多少活生生的血肉呢?这血肉之水静静流淌着,汇集成了整部监狱工业这条涓涓细流——真正的长河还在后面呢。
第二部分汇入古拉格群岛的水流是群岛的“永恒的运动”。到了押解犯人的时候了,这条水流又会消化掉多少人的血肉呢?这一条什么样的水流呢?这是关于古拉格中的不幸囚犯在“群岛的港湾”——各个劳改营途中辗转的水流。拥挤的“泽克车厢”和押解队的抢劫,再到递解站掉一层皮——女性被当做商品挑选。但是,毫无疑问这只是劳改营之前的小溪流罢了。
好了,我们现在似乎要看到了主流了——这便是劳动消灭营,也就是第三条水流。这个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呢?“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的多。”这水流在革命开始时就已经随着劳动营的诞生露出端倪,至于初露海面的时刻,则是在索罗维茨群岛。这过去的修道院城堡,如今成为了新政权劳动改造的基地。血迹从水流中渗出,群岛病灶开始扩散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罗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各地的劳改营开始建立起来了,他们首先面临的第一场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灾难便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然后则是群岛的扩大。“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再加上“弄虚作假”,这便是群岛的全部支柱——群岛所能维系的基石。随后,“法西斯”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已经知道,‘法西斯’——这是目光敏锐的盗贼犯们给‘五十八条’们起的外号,颇得到长官们的支持:原来那个反革命分子的名称曾经叫的很好,可是后来不带劲了,需要一个能打中要害的恶名。” [14] 这是政治犯们的新名字,无辜者罪恶的代表。土著的生活——这有什么好说的?劳动,劳动致死,然后是女人们的苦难——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知道在极端情况下女性的命运将会怎么样。接下来是劳改营的上层杂役,概念上的阶级被苏维埃取消了,事实上的阶级却在劳改营彰明较著。政治犯的概念也取消了,替代品当然是五十八条。这些水流,慢慢流淌,最终汇聚成了这个“泽克民族”的不幸命运。
“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依然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 [15] 这是一条思想的水流。不幸的人们苦难的思想被驯服的水流。在这条水流的最后,正如索尔仁尼琴说的那样——“我把本书前面提到的所有囚犯的命运都分成了许多片断,使他们的故事服从于本书的计划——勾勒出群岛的轮廓。我避开写传记的方式;他可能太单调,照那样没完没了的写下去,会把研究的责任从作者的肩上推卸到读者的肩上。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权利在这里完整地写出几个囚犯的命运。”
接下来是水流的第五部分了,这条水流从“劳动改造营”这条水流之中分裂而来,其中的血污,却依然毫不减少。“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以及在一天之后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尽管胜利了,在劳改营中的“革命的微风”却丝毫不减。反抗的水流同样也在汇聚着力量。“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河水继续流淌,言语终究只是言语。“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可“怎么会忍受。”反抗和逃跑终究是在古拉格之中发生了:“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16] 这是象征不朽的自由和反抗的水流。这水流在滩涂之中徘徊许久,终于逃不出古拉格的命运。
第六份水流是“流放”这条水流。这水流来自沙皇俄国的传统——流放,可这种刑罚终究不能和苏维埃的严厉所相媲美——从社会革命党人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难逃一劫。恰如其所言,“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但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些之后是有关农民的水流。“农瘟”,也就是一千五万的庄稼汉,“富农”“二富农”等人总归跑不掉被流放的命运,可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呢?水流流啊流,越来越宽广,流放地也有增无已。
水流毕竟还是在流淌,刑满之后终归是释放,被劳改营释放的索尔仁尼琴遇上的便是流放的水流。这条长河曾经的暴君死了,索氏的新生活也随之展开。这是有关一位被流放的教师,即索尔仁尼琴的个人的水流。无论幸福抑或不幸,劳改营的气味还是会在这些死里逃生的水流之中留存。
长河流啊流,终于走到了它的最后部分。它是否减缓了呢?又是否在这儿断流?在这儿,门扉终于开了小缝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的一天》发表了。河流似乎有干涸的迹象,但实际上远未结束:“统治者易人,群岛依旧在。”古拉格的水流依旧在静静流淌,对于索尔仁尼琴生活的这个国度而言,这水流之中流淌的终归不是政治犯——只是被五十八条惩处的一般刑事犯罢了,毕竟这就是法律。对于苏联的法律——这条航行在古拉格水流的航船而言,他“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尽管在那时长河还远未断流,但索氏终究目睹了这群岛的消亡,苏维埃联盟这巨兽也倒塌在了本书完结的二十多年之后。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如此一个事实——本书是在极其艰难的境遇下面世的。在最初开始动笔的一九五八年,作者尚且还是一名古拉格的犯人。正如其在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本书原不应由我单独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但是能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 [17]。
既然是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之下问世,那也无怪乎整部书所显示出的“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了。
在本书在西方出版的第二年,苏联当局怒不可遏。“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索尔仁尼琴在他莫斯科的家中被捕……接下来,他先被剥夺了苏联国籍,而后被当作叛徒驱逐出了祖国。”因为这本揭露谎言的三卷本的“一口海水”,他如古希腊的哲人一般被自己的祖国所放逐。
正如索氏所说的那样:“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拉格群岛》零散和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形式恰恰是其所想要表现的核心内容。
3.3. 古拉格:苏联的“疯人船”
在福柯的阐述中之上,“疯人船”构成了被主流社会剔除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疯人构成了正常社会的边界。对于曾经的苏维埃而言,“古拉格”成为了它的疯人船,但吊诡之处在于,曾经的“古拉格”和其中被排除的犯人们,实际上并非“疯人”;反而是标榜着“正常”的苏联因为古拉格的存在,成为了世界级的异常典范。
对于索氏来说,古拉格的不幸不仅仅是时代的产物,这权力体系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要对其负起责任——这是人性的直接部分,亦或者说是“平庸的恶”。权力是一副毒剂,对于身处这权力体系的每一个人来说,他既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受害者,同样的,也是加害者。我们不仅要反思这样的权力体系,同样也要思考这永恒的人性——这是有关水流下的鱼的故事。“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 [18] 水流中的鱼不得不沿着水流前进,否则也会头破血流。哪条愚蠢的鱼不这么干呢?只需要放弃你的良知和人性,你便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不放弃当然也可以,不是还有“双重思想”这样的法宝吗?
“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便是其童年的“阴影”抑或说其在古拉格中的救赎——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精神。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是幸运的,无数无辜者在群岛中被不幸所吞噬,连痕迹都留不下来,毕竟这个群岛正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非正常规训和惩戒机构而存在。
“在若干方面,监狱必须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 [19]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 [20] 尽管对于苏维埃而言,政治犯不曾存在过,但是作为区别于一般社会犯罪的惩戒方式,古拉格和流放却一直如长河般与苏维埃伴生共存,其目的是什么呢?预防犯罪和反革命分子,可是谁又能判断谁忠于革命呢?当然,毫无疑问是上面的人来做这些,这些又是谁呢?它在1917年12月20日便成立了,首先的名字是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然后叫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后的名字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可是谁又保证自己的纯洁呢?这些“蓝滚边”们掌握了这样的权力——定义“反革命分子”或者“法西斯”的权力。这份权力以刑讯逼供为手段,无数的无辜者因此落入群岛之中——农民,俘虏,塔朗施塔德的水兵,在政治中失败的人……毫无疑问的,这是荒诞的惩戒方式,对国家而言劳改营是亏钱的,社会上的每个人却也都因此如履薄冰——谁都不想进入那条无尽苦难的河流之中。
坐在莫斯科的首长们用水流冲刷着俄罗斯民族,也将自己卷入了水流之中;在这水流之中的索尔仁尼琴却乘上这艘来自莫斯科的疯人船,成为被苏联放逐的文学家之一。
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而是一种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该权力特有的程序进行的种种组合。恰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描绘的那样:“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再加上“弄虚作假”,这便是群岛的全部支柱——群岛所能维系的基石。可是即便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苏维埃的规训手段,目标和方式无疑也是异常的。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他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21] 正如福柯在书中所叙说的那样——疯癫用自己规定了文明世界的边界,而苏维埃政权也必须在这些在被判明为罪犯的无辜者们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这是苏维埃存在的基础:革命,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专政,普遍的面包,社会主义的福利,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想。当苏联从共产主义的弥赛亚之中脱出而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主体地位之时,当苏维埃的国歌从《国际歌》被替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时,苏联的命运就已经确定了——在未来被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野心家从内部撕裂为15个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古拉格之中的“异类”,这些被拼命收拢来的名不符实的政治犯们也在用自己的人生反映着苏联政权之中的异常。索尔仁尼琴,这个古拉格里的疯癫诗人,终因此成为了苏联的良心。
4. 结语:《古拉格群岛》的启示
“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 [22] 这是雨果的一句论断,也是一个事实。“正如我已经谈过的,存在着内在的存在主义辩证法,由于它,使人道主义转化为反人道主义,人的自我确认导致人的否定……人从过去的偶像膜拜中解放出来,又陷入新的偶像膜拜。”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俄罗斯的革命从要面包与和平的口号开始,人们建立苏维埃,呼吁立宪会议,建立民主政权乃至于废除死刑;然而在这之后也伴随着劳动营乃至余粮收集制。
《古拉格群岛》给我们描述了这个国家的反人道主义的一个缩影。索尔仁尼琴确实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家们的伟大传统,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脉而来的史诗性贯穿于其中,宗教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亦贯穿于其中,同样也包括对于人性本身的诘问。当然,他也依旧在讨论着俄罗斯思想的永恒的主题:“这样,下面这个观点就成为永恒的真理:如果存在上帝和神人那么人类只是偶然地保持了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自由以及对自然与社会权力的非依赖性。这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
索尔仁尼琴又同样是开拓性的,其发苏联时期“集中营文学”之先声,引领了一代文学思潮。正如古拉格群岛的副标题“文艺性调查初探”所写的那样,古拉格群岛所显示出的纪实性,表明了其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在我看来,这样一部以长河式的,文学式的写作而成的非虚构文学——甚至堪称文学化的历史,可以称当上是当代的《伊利亚特》。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患了枯竭性的贫乏症’,而现今的书面语被他称为是‘磨光了语言’。丢失了许多人民的词汇、熟语、古斯拉夫词语和构成情感色彩的方法。为‘复现’已积累起来后又丢失的财富,索尔仁尼琴不仅编了《俄语扩展词典》,还在自己作品中试用了这本词典的材料。在每部作品中,作家都运用了很多经过改造的成语、俗语。” [23] 毫无疑问,《古拉格群岛》的语言有着出色的水准和高超的文学水平,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一座座苦难的劳改营和流放地被比拟为了俄罗斯大地之上的群岛,各种各样的政治冤案变成了“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成了“监狱工业”,“铁板下的诗篇”或者“岩石下的真理”这样的比方也堪称妙语。但是相对于语言,笔者更想要强调是索氏在书中所展现出的道义力量和反抗的精神,毕竟即便是再华丽的语言,如果没有内容和感情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在索氏澎湃的叙事和语言之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瞥见索氏的激情。这样的激情,不是冷峻的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前后比较,而是充斥着道德感情的和道义力量的批判。这是对古拉格历史的道德评判和人性评判,在其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担忧,更是对人类本身,对于苦难之中人性的反思和颂扬;对于奴性和人类丑恶,索氏毫不犹豫的将其摆在书本之中,而对于人性之中的伟大部分,那些为爱受难的妇女,坚守基督信仰的受难者,抑或是曾经的社会革命党人,索氏也毫不吝啬给予他们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至于“古拉格”这一套压迫与桎梏人性,奴役人民的体系,索氏更是用自身的行动和基于自身的道德感召对其进行彻底鞭挞。“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道义传统”成为了索氏获得诺奖的原因,他在这一点上真正继承了他的俄罗斯前辈们,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抑或托尔斯泰的文学内核——对人的真正尊重。正是基于这一点,《古拉格群岛》这部文学化的历史才能被称为伟大的作品。也正因如此,索氏才成为这样一个通过权力压迫人的,逼使人走向真正疯癫的“疯人岛”上真正的“疯癫”诗人。
“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能抵御艺术。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最终死亡。” [24] 正如索氏所说的那样——“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致谢
感谢牛同学、武同学和海同学对我的关照与呵护,感谢我的妹妹程溪灵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感谢耿海英老师对我的指导与帮助,感谢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等地的其他许许多多朋友们,让本文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