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作为第三部门重要资源的慈善捐赠具有第一二部门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公益慈善事业的地位上升到全新高度 [1]。随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慈善主体开始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我国当前社会捐赠的主力军是企业和个人，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企业和个人分别捐赠了1218.11亿元、524.15亿元，共占捐赠总额的83.52%，是社会捐赠的主要力量 [2]。企业和个人理应是社会捐赠的基本单元，当前对社会捐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个人和企业层面，但中国与西方以个人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不同，我国有着悠久的家族文化传统，以夫妻共同决策为基础的家庭作为情感和经济的复合实体更加符合中国语境下社会捐助基本单元的概念定义 [3]。已有研究从家庭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捐赠行为进行分析，有学者从城市化水平、家庭结构、家庭收入等家庭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了家庭捐赠行为 [4]；Yen (2002)研究得出捐赠参与度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结论 [5]；周晓剑(2019)等研究了政治资本对家庭捐赠的影响 [6]。张奇林(2017)通过研究得出受家族传承的慈善环境影响，得出捐赠往往是一种内化集体决策，而非个人临时行为。
与国外相对完整和系统的调研相比，国内不仅缺少专门针对家庭捐赠的调查研究，家庭作为慈善捐赠的基本单元其在捐赠行为和捐赠意愿的作用也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本文基于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结合家庭收入类型与教育投入两种视角构建理论模型，采用Stata16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试论证不同收入类型对家庭社会捐赠变化的影响路径以及教育重视度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作用机理，探讨往期教育投入和当期教育投入变量间的关系，为家庭捐赠行为动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本文结论有助于深化当前以家庭社会捐赠行为的认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居民总体捐赠意识不强，参与率不高的现状，为落实第三次分配政策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支撑。
2. 研究假设
2.1. 家庭收入与捐赠关系
首先在家庭收支上，经济学认为支出与收入存在相关关系，慈善捐赠作为支出的一部分受收入的约束。现有的个人慈善捐赠研究表明收入与慈善捐赠存在正向关系。决策主体所占据的财富数量越高，其可用于捐赠的财物也就越多边际成本就越低，捐赠意愿也就越强烈。张进美等(2012)通过对辽宁省家庭收支情况和慈善捐赠的数据进行分析证明了二者存在强相关性 [7]。如果研究将家庭收入视为一个整体，以家庭为决策主体进行综合考量，那么其总成本就更低。
其次在收入类型上，不同收入类型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不尽相同。塞勒(1999)通过“心理账户”这一概念强调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家庭决策的重要意义。布鲁斯(2002)认为不能假设全部收入形式对慈善捐赠的影响都是相同的，人们往往愿意将自身劳动所得而非偶然所得捐献出去，福利性的收入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8]。也有学者将居民收入分为常规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认为常规性收入往往用于维护个人和家庭的存续，如果常规性收入的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过低会严重压缩消费预期和慈善捐赠等高弹性支出 [9]。结合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家庭内不同收入来源会对家庭总体社会捐助意愿产生不同效果的刺激作用，该刺激作用是通过影响家庭消费预期的间接方式对社会捐助意愿造成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农业收入、经营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工资收入四种家庭收入类型对社会捐助意愿的影响，并根据受自然因素、市场因素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大小分为两类，其一是收入稳定性的工资收入和与工资收入存在一定共性的经营收入 [10]，其二则是与其相对应包括外出务工和农业的欠稳性收入，
H1：不同类型的收入来源能够显著的影响家庭社会捐赠支出。
H2：收入来源越不稳定其社会捐赠支出越低。
2.2. 教育投入与捐赠关系
关于教育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存在多种观点，其一，有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会提升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自身财富的理性认识；其二，受到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具有获得更多财富的可能。Brown 和Ferri (2016)研究发现较高的人力资源指数会提升个人捐赠水平 [11]。其三，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预期收入，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证明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个人进行慈善捐赠的数额也会相应增加 [12]。文化资本在家庭中进行代际传递是教育再生产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教育和知识积累能够在家庭代际间传播 [13]。因此可知由不同个体组成的家庭，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会通过影响家庭预期经济收入等因素，提升家庭整体捐赠意愿，促进慈善捐赠行为 [14]。综上所述，教育对慈善捐赠的提升作用在以家庭为单位时同样适用，家庭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会对家庭总体社会捐助意愿产生正向刺激作用，该刺激是通过改变家庭人力资本质量的方式对社会捐助意愿造成影响。洪岩壁等(2014)通过分析城市居民的教育投入和差异时发现家庭藏书、补习等因素对家庭教育有显著影响，家庭藏书量可以反应出家庭的教育重视程度 [15]。本研究通过对2018年度内的教育支出费用和家庭累积藏书量对家庭当前教育重视程度和往期家庭教育重视程度进行测量，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3：家庭教育重视程度越高慈善捐赠支出越多。
假设4：往期教育重视程度会影响当期教育投入对社会捐助支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18年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全国调查数据(CFPS)。数据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三类，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其中的家庭问卷，在对关键变量缺失的数据、异常值进行剔除并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后，最终获得12,907户截面观测值。
3.2. 研究变量
3.2.1.. 模型设定
为考察家庭收入类型和教育投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1)
(2)
(3)
其中模型1以家庭本年度教育支出额edu和家庭藏书量acedu作为解释变量，模型2以家庭本年度收入来源类型incty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donat定义为家庭捐赠额。ui为残差项。
3.2.2.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捐赠额donat，具体为两部分连续变量“过去12个月社会捐助支出”和“过去十二个月给其他人经济帮助”两部分相加。利用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影响家庭捐赠的行为意愿，结合两者综合分析能较好地考察家庭捐赠意愿。
3.2.3.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主要由家庭收入类型和家庭教育重视程度构成。其中收入来源类型有：是否存在农业收入(是 = 1，否 = 0)、是否存在个体私营收入(是 = 1，否 = 0)、是否存在外出务工收入(是 = 1，否 = 0)、是否存在工资收入(是 = 1，否 = 0)。教育重视程度有：采取过去十二个月教育培训支出(edu)测量的当期教育投入和家庭藏书量(acedu)测量的往期累积教育投入。
3.2.4. 控制变量
本文将调查家庭所在地城乡分类、人情礼支出、家庭人口规模和人均家庭纯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区域差异、社会资本差异和经济收入差异导致的外生效应。
3.2.5. 交互效应模型设定
为验证假设4，本文建立交互效应模型，选择通过家庭藏书量测量的累积教育投入(acedu)设定了如下交互效应模型。
(4)
4. 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
表1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家庭捐赠意愿、教育重视程度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与我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现状基本符合，且全部数据取值范围与现实情况全部符合并未出现无法解释的取值，数据基本符合事实。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4.2. 回归结果
表2为家庭收入类型与捐赠意愿与社会捐赠意愿关系的分析结果。本文将家庭收入划分为农业收入、经营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工资收入四类，以家庭社会捐助额为被解释变量，收入来源为主要解释变量。模型选取家庭城乡类别、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人情礼支出和家庭人口规模为控制变量，可以发现除家庭人口规模外其余控制变量均对社会捐助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模型2纳入了主要的解释变量收入来源，从显著性水平中可以得知，不同收入来源对社会捐助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是否存在农业收入一项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类型中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业收入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社会捐赠意愿，外出务工的相关系数与其余两项相比明显偏低，在验证了假设2。
Table 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come type differences and family social donation activities
表2. 收入类型差异与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为家庭教育重视程度与社会捐赠意愿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本文将教育重视程度划分为当前教育投入和往期累积教育投入，分别采用本年度教育培训支出和藏书量进行测量，以家庭社会捐助额为因变量，教育投入为自变量，其余控制变量不变。根据模型3可知家庭教育投入对家庭捐助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重视教育的家庭在慈善捐助意愿上往往更加强烈，为验证往期累积教育投入对当期教育投入对社会捐赠的影响，本文在模型4中纳入了二者的交互项教育交互项eduacc，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累积教育投入会增强家庭捐赠数额，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当期教育投入对家庭社会捐赠意愿的贡献度，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受往期累积教育投入影响的捐赠行为对当期的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家庭对慈善的理解更加广泛，可能会采取参与志愿活动等非捐赠形式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导致当期教育投入贡献度的削弱，模型四的实证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4。
Table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family social donation activities
表3. 教育投入与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CFPS2018数据，对国内家庭捐赠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家庭收入类型与教育重视度对家庭慈善捐赠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从社会总体来看，一方面，家庭收入类型中相对稳定的构成部分对社会捐赠的提升存在正向的推进作用，而稳定性较差的收入类型则会对捐赠意愿产生抑制作用。其原因首先在于稳定收入能够有效增加家庭总收入，积累的物质资本能够扩大居民的弹性支出，让家庭支出更多的投入到慈善捐赠等非刚性需求之中。其次，稳定的收入能够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家庭不必保留大量收入以对抗不确定的风险，因此提升家庭社会捐赠除了要提升居民总体收入为慈善捐赠提供物质基础外，同时更要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本文也探讨了家庭教育与社会捐赠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普遍证实了接受教育能够提升居民收入，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其构成个体通过教育达成的质量提升有助于强化家庭整体慈善捐赠意愿，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家庭当期和往期的教育投入都会对家庭捐赠起到显著的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累积教育重视度替代效应的具体作用路径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此外，本文以全体家庭作为分析样本，难以考虑到不同家庭的全部特殊情况，与社会实际现状可能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本文证实了家庭收入类型和教育重视程度对慈善捐赠相关假设，以上结论对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和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对策建议。
5.1. 调节收入构成比例，稳定家庭收入预期
由研究结果可知，不同类型的家庭收入类型对居民慈善捐赠意愿有显著影响。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更多的家庭其收入来源多为稳定的劳动收入，收入来源中具有不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由于其收入预期变化较大，参与慈善捐赠的行为动机不强。非稳定收入不能显著地促进慈善捐赠额度的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居民捐助意愿。本文认为，稳定性收入对家庭捐赠的促进机制主要通过两方面体现：其一，稳定性收入能够提升家庭总体收入；其二，稳定性收入能够给予家庭较为平稳的收入预期，促进弹性支出。当前社会条件下，非工资性收入是导致居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提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同时，要注重提升劳动收入等稳定性收入在家庭总体收入的占比，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激发居民捐赠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公平。
5.2. 强化家庭慈善意识，厚植慈善文化土壤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往往是家庭而非独立的个体。虽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但当前大部分的消费依然是以家庭为支出单元。家庭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有相当大部分的资源是全部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的。应当倡导家庭慈善教育，我国古代传统倡导“积善”的基本单元就是家庭 [16]，家庭教育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其慈善伦理观的形成，塑造现代慈善意识，养成良好的捐赠习惯。
5.3. 推进慈善文化教育，发挥社会叠加效应
持续性的社会捐助是现代慈善稳步发展的关键环节，学习慈善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培育慈善文化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开展慈善文化教育。我国当前有关慈善文化的教育内容并未广泛普及到各级院校。发展慈善教育可以促进更大范围的慈善参与，青年少年学生在接受系统的慈善文化教育和参与全过程的慈善活动能够培育学生的慈善习惯，并将慈善带入到其生活中，慈善捐赠行为将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构成得以延续，促进全社会范围内，从而促进经常性的慈善行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