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学生、家长对教育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当前不完善的“双减”政策和学校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引起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课外补习,即影子教育中,以期能够实现自身在学校教学科目上的“补差”和“培优”。由此影子教育的相关机构数量逐年上涨,该产业也正在发展壮大,至今已规模空前。而在家庭等各种因素影响下,影子教育的出现又无形之中拉大了教育水平的差距,造成更加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近些年来,政府为完善“双减”政策,开始打击影子教育相关机构,但由于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教育不足,越来越多的学生与家长为在校成绩感到焦虑,进而更加急切地渴望获取课外补习机会从而追赶同学甚至实现“弯道超车”。由此影子教育的行业不但没有因为受限制而被影响,反而更添了市场。因此研究我国影子教育的现状,对于教育完善的意义重大。本文旨在分析我国21世纪影子教育的相关研究,探究影响我国影子教育的相关因素和影子教育产生的影响效果,同时关注影子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分析已有影子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前沿与不足,为今后研究我国影子教育提供了更清晰的帮助,也为“双减”政策提供了更加合理、有效的治理方向。
2. 影子教育的定义和衡量
“影子教育”在国外研究者中被称作“Shadow Education”或“Private Tutoring”,在国内研究者中被叫做“补习教育”、“课外补习”或者“家教”。影子教育最早由Stevenson等(1992)定义为在正规学校之外的私营机构发生且意在提升学生正规学校生涯的一种教育活动 [1]。后来Mark Bray (1999)在前者定义的基础上扩展到学生课外补习的目的、学科及性质 [2]。而在国内多数研究中,影子教育的定义与衡量和国外研究基本一致。根据潘冬冬(2020)的研究,影子教育的衡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 补充性:补习的内容是已经在学校内学习的科目;2) 私有性:企业或者个人以营利为目的,对学生个人进行补习;3) 学术性:补习的科目主要针对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类课程 [3]。
3. 我国影子教育的发展
根据潘冬冬等(2020)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影子教育迅速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1) 萌芽期(1978~1998年),校内进行课余时间的补课和聘请家庭教师盛行;2) 转变过渡期(1999~2003年),校内补课受到打击,补习机构开始兴起;3) 快速发展期(2004~2009年),补习机构迅速扩张,规模扩大,科目增加,目标群体更广,方式更多样化;4) 规范发展期(2010年至今),补习教育行业开始自律发展,同时政府颁布更多关于监管影子教育行业的政策 [3]。
4. 我国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
根据已有文献,我国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学生、家庭、社会、区域、文化和制度等六个角度出发:
4.1. 学生角度
学生是影子教育的主体对象,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动机是最直接的因素。吴梦帆等(2015)研究发现,学生参与影子教育动机中占比最大的仍然是自己的意愿,参与影子教育是学生自我竞争意识增强带来的结果 [4]。薛海平(2015)研究指出,学生的性别、成绩排名对影子教育的参与具有相关性:女生的参与率大于男生;成绩高的学生参与概率大。并且学生初中阶段参与影子教育比率高于小学阶段。在影子教育中,语文、数学、英语是学生最主要并且有意愿补习的科目 [5]。
4.2. 家庭角度
家庭对学生的成长作用不容忽视,其也影响着其孩子是否参与影子教育。王晓磊等(2018)研究反映,家庭阶层越高,对影子教育的需求就越大 [6]。同时李佳丽等(2019)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其家长让孩子参与影子教育的概率会越大 [7]。
4.3. 社会角度
学校是社会教育的主场合,学校教育也会影响学生的影子教育参与度。薛海平(2015)和彭湃(2008)的研究共同表明,重点学校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学校,尖子班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也普遍高于普通班 [5] [8]。
4.4. 区域角度
区域之间由于经济收入等水平的差异,会造成不同区域学生影子教育参与率的不同。曾满超等(2010)研究发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明显差异,使得城镇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比例较高,而农村学生由于农村缺乏课外补习机构而参与影子教育的机会较少 [9]。同样,李波(2018)和李佳丽(2018)的研究也说明了影子教育存在东西部之间的显著差异 [10] [11]。
4.5. 文化角度
陈涛等(2019)的研究表明了影子教育市场的形成来源于家庭教育需求这一家庭文化价值观,其中包括权力距离(公平感)、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偏好)、集体主义(从众心理)、短期导向(信用卡额度)等因素。家庭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特有社会文化中形成并相传,深刻影响家庭对于影子教育的选择和投入 [12]。而张薇等(2017)研究表明孔子的儒家思想将学识与社会地位和高尚品德紧密联系,在家庭、等级和教师等方面影响着影子教育的选择 [13]。
4.6. 制度角度
张薇等(2017)研究总结得出,教育资源由于教育体制缺陷所导致的不均匀分配以及中高考结果对学生的利害关系使得中国教育竞争异常地激烈,从而导致了影子教育需求量的增加。而课程改革使得学生校内学习和备考的时间减少,在校内无法保障文化类科目学习的质量,学生就不得不在校外进入补习机构增加学习的时间 [13]。
5. 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
根据已有研究,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
5.1. 正向影响
对于学生,李波(2018)的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北京市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更适合英语补习,而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更适宜进行数学补习 [10];刘冬冬等(2018)的研究结果同样发现中学生参与数学和英语补习后成绩明显提高 [14];李佳丽等(2017)研究表明虽然在农村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但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水平低的学生、非流动儿童参加影子教育获得的效益更大 [15];赵阳等(2018)的研究结果认为兴趣类影子教育对学生睡眠不产生负面影响 [16]。对于教师,郭科等(2016)研究认为声誉高的老师参加影子教育能增加社会总福利 [17];曹艳菊等(2017)和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共同反映出,影子教育不但能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也能拉近师生间关系,还能间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 [18] [19]。对于学校,李佳丽(2019)的研究表明,影子教育是农村发达地区学校教育的替代品,能弥补主流学校教育的不足问题 [20]。对于社会,李佳丽等(2017)的研究表明有效利用影子教育将能够缩小教育的不均等 [15]。
5.2. 负向影响
对于家庭,曹艳菊等(2017)和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表明影子教育增加了家庭经济开支,从而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18] [19];文军等(2018)的研究结论得出,影子教育会拉大阶层之间的差距,加剧不平等,从而致使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少,还可能会形成阶层壁垒 [21]。对于学生,李波(2018)的研究反映出北京市语文补习对于学生语文成绩的提高没有显著效果 [10];刘冬冬等(2018)的研究也表明了语文补习后没有明显的成绩提高 [14];李佳丽(2018)研究发现了西部农村地区的学生参与影子教育不但提高不了学业成绩,还会对语文成绩产生负面影响 [11];赵阳等(2018)的研究表明学术类的影子教育会影响到初中学生尤其是男生的睡眠 [16];李丹(2013)研究表明影子教育的低龄化趋势容易导致低龄学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华小菊(2020)的研究也表明影子教育给学生的课外生活增添了负担 [23]。对于教师,郭科等(2016)的研究则认为声誉低的老师参加影子教育就会降低社会总福利 [17]。对于学校,李佳丽(2019)研究表明影子教育作为城市地区的学校教育的互补品,加剧了城乡学校教育资源和校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20]。对于社会,薛海平(2015)研究得出,影子教育是城乡和阶层差距在代际间维持与传递的重要通道之一,它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还削弱了政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努力成效 [5];周春芳等(2017)的研究还得出,家庭资本投入的差距会拉大原来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农村地区间的差距,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19]。
6. 影子教育的治理对策
6.1. 国外对影子教育的治理模式
张薇(2021)研究总结得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影子教育的治理模式大致有四类:1) 自由放任:如丹麦等国将影子教育机构视为自由市场的一部分不予干预,德国等国尚未引起重视,但第三方机构行业形成了较为自律的影子教育体系;2) 侧面鼓励: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国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鼓励影子教育的自由发展;3) 治用并重: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完善了影子教育相关的法规,有着规范的政策支持;4) 强势监管:缅甸、上世纪的韩国都是对影子教育有着强硬、极端的禁令,但后来韩国也放松了要求,重新扶起影子教育的相关产业 [24]。
6.2. 我国影子教育应对的对策
众多研究表明,我国影子教育行业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其产生的弊端较为明显。对此,为了解决影子教育带来的危害,我国及时出台了双减相关政策,主要包含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通过“双减”政策的实施,培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广告基本绝迹,资本大幅撤离,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原12.4万个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原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34个,压减率为87%;“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达100%;预收费监管基本实现全覆盖,监管总额超过130亿;所有省份均已出台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较出台之前平均下降4成以上;校内普遍实现课后服务“5 + 2”全覆盖;第三方调查显示,85%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72%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90%以上学生表示学业负担有所减轻 [25]。有关我国“双减”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6.2.1. 家庭方面
甄莹(2017)研究指出,家长应当更加理性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当前阶段学习生活情况的影子教育机构,尊重孩子的补习意愿,对于应该“补差”还是“培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除此之外家长也应该关注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重视孩子成长,避免“唯成绩”和“唯学历”学习 [26]。
6.2.2. 学校方面
陈园园等(2021)和郑淑超等(2020)的研究建议,学校要强化学校主体教育功能,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均衡学校教育资源,改善课堂教学,同时承担学术性学科与素质教育的责任,开辟课后服务 [27] [28]。另外,楼世洲(2013)的研究还指出学校应该增加教师工资,严格规范在职教师在影子教育机构的工作 [29] ,促进实现教育公平。
6.2.3. 社会方面
郑淑超等(2020)和宋海生等(2018)研究中指出,避免影子教育乱象,还应当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共治和监督,引导影子教育相关机构规范化、自律化,尽快培育公益性课外辅导机构,促进成立影子教育行业协会,形成行业有效自治制度,提高影子教育行业的自治能力 [28] [30] ,楼世洲(2013)建议社会公众可以自发组织教育志愿者团体,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提供公益性帮助 [29]。
6.2.4. 制度方面
首先,宋海生等(2018)和楼世洲(2013)研究表明,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影子教育行业法规,严格市场准入,明确监管对象,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也要给予鼓励和支持,正确引导影子教育市场向规范、有效、合理的方向发展 [29] [30]。同时,陈园园等(2021)的研究表明政府还要采取免费提供补习等措施来保证低阶层学生参与影子教育的机会,减少阶层差距带来的接受影子教育的机会差异 [27] ,以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
7. 总结与建议
本文已通过分析国内外关于影子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影子教育的影响因素、效果以及治理对策,但通过比较发现,当前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影子教育的研究多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但缺少家长、教师、培训机构、学校等角度的研究,不利于全面客观分析影子教育的成因和机制。另外,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以横向比较为主,学生个人的纵向追踪调查较少,因此未能考虑到学生个体接受影子教育的前后差异,不利于全面客观分析影子教育的影响效果。除此之外,影子教育的研究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形式展开,利用了相关分析软件,有充分实证,但缺少理论性研究,理论指导不足。最后,影子教育的研究结果多元化,结论具有争议,无法一概而论影子教育的问题及对策,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影子教育不同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