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三峡工程涉及湖北和重庆的21个区市县，历时十余年，从1993年10月的三峡工程施工准备期第一户移民搬迁到2009年6月最后一批移民外迁落户，最终动迁移民127万人1，工作量之大，举世瞩目。百万工程移民远离故土，接受被动安置，自身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社会生活方式、规律被强行改变，被动搬迁和陌生的安置地新生活环境让其在新生活的适应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心理接受上产生了一定障碍，此时，该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日渐产生，并逐渐被大家所关注，并且越来越受重视。
移民的成功搬迁要经历搬迁“安置”、“适应”和“完全同化”三个阶段 [1]。笔者认为搬迁安置阶段是机械性的客观具体行为，而适应阶段则是需要移民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安置地居民积极交往融合、实现从原居住地到安置地的再社会化的抽象行为，为实现第三阶段的完全同化打下坚实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移民在新环境中适应阶段的成效将直接影响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若适应效果不佳，则移民搬迁的成功度就要大打折扣，反之，其适应过程对后续其他移民搬迁适应过程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适应成果具有重要里程碑性质。目前，百万移民已经在安置地——他们的新家园逐渐适应着新的生活，正处于第二阶段——社会融合适应阶段。
距最后一批移民外迁安置已过去15年有余，但三峡移民的后续工作仍在进行，相关部门仍在就三峡移民相关问题制定相应政策、规定等。近年来，针对三峡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随着三峡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生活而逐渐减少。并且，针对三峡移民的研究，关注点多放在市内外迁，并不重视市内跨县移民问题，而忽略了因行政区划2和地理位置3等因素导致的跨省外迁距离近于市内跨县外迁的实际地理距离。并且，地域文化、方言习俗等也因物理距离的过长呈现出多样性。因此针对重庆市内跨县的“远距离”外迁移民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合研究基本被忽略了。并且，尽管研究对象的界定有所不同，但较多被讨论的一般是影响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合的因素和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标志等，其社会融合程度仅作为其影响因素和融合标志的伴随性结论，并未进行专门的讨论。那么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到底如何呢？
2. 文献综述
三峡移民属于工程移民，工程移民是指由工程建设引起的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2]、高指靠性、被动消极性 [3] 和迁移的非自愿性 [4]，非自愿性直接导致了移民安置后的社会融入主观能动性降低，可能引发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从而增加社会融合的难度。
三峡工程移民是指“因三峡工程，政府实施的就地安置或异地安置的非自愿移民，其实质是原有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和局部生产关系遭破坏后的重构和重建，以及移民个人的再社会化。” [1]。就三峡工程移民的安置方式而言，如图1所示。
相对来说，就地安置的社会融入较容易，其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活环境基本未改变，大大降低了社会融入的难度，社会融合程度高。而异地安置的社会融入则因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社会生活方式被强行改变，因搬迁行为的被动和安置地生活新环境的陌生等原因而提高了社会融入难度，社会融合程度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他客观或主观的如融合意愿、安置地居民的接纳等因素的改变而得到提高。
本文就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来表现社会“融合”的程度，因此对“融合”与“融入”概念进行界定 [1]。融入是动态过程，是特定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环境中为实现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实施的一系列由异质性向同质性转变的行为，关注过程本身。融合是静态结果，是特定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环境中实施融入行为后的结果，关注结果本身。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合即是三峡移民在安置地通过进行一系列社会融入行为来实现的社会融合的结果。笔者将从社会关系融入、社会生活融入和社会心理融入三个动态过程方面来衡量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
3. 研究方法及个案情况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三峡工程涉及市重庆市合川区的一个村的一个网格内的三峡市内跨区移民(后文称“移民”)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致力于回答“重庆市内跨县的‘远距离’外迁移民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属于描述性和解释性问题，案例描述能较好呈现移民群体进行社会融入的全部情景。笔者将D村作为研究个案进行个案分析，采用访谈法与观察法，于2018年4月分别对移民、当地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凭借自身当地居民身份及居住环境便利优势，对移民进行了观察记录。该访谈共计访谈5人次，其中村干部1人次，移民3人次，当地居民1人次，收集到D村基本情况、第四网格基本情况及移民的居住状况、生活、工作、学习情况等文本材料。本研究较少直接引用受访者的语言，多以客观性描述来陈述案例。
3.2. 个案情况
D村是重庆市合川区近郊的一个村庄，全村共1545户，3665人。全村共18户移民，分共三处，D村H花园1户，G寺4户，第四网格13户。本次研究主要针对迁来户数、人数最多的第四网格，第四网格(包括移民)共118户，328人，其中三峡移民13户，共74人，移民人数在总人数中占23%左右4。第四网格位于212国道某支公路两旁，交通便利，当地住房皆属于两层小洋楼，经济条件良好。当地人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及重庆人的特性：热情、耿直，对三峡移民友好，接纳积极性高。
3.2.1. 移民住房与住房使用情况
该区域移民为库区最后一批移民中的一部分，共13户，74人。现因子女成家或老人去世分家等原因另起房屋或城镇商品房买卖，该区域除原有统一修建的移民居所，另起2座楼房，现共14户。移民集中建房为两层小楼，外观可分辨度较当地其他楼房高，分散在安置地居民之间，成“Z”形分列212国道支公路两旁，共三种房型。(移民住房房型详见表1，住房使用情况详见表2。)
Table 1. The housing type of immigrants
表1. 移民住房房型
其中有6户相互之间无亲属关系，2户相互之间有亲属关系。除卖房搬出的移民外，所有移民在其生活稳定后均对其居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建扩建，并装修。
其中，迁出移民家庭条件较好，基本在原迁出地市区购有商品房，继续生活在原迁出地所属市区。
3.2.2. 移民关系状况
移民迁居前均是同属一个村的村民，各姓氏分别具有血缘联系，具体情况见图2。
3.2.3. 移民子女、工作、生活状况
移民家庭一般为两孩家庭，全部移民13户中仅两个独生子女家庭。刚搬迁安置到当地时，移民子女和当地居民子女一同进入学校学习，双方子女较好的融合到了一起。目前，距移民刚到当地已过去10年有余，移民子女多已参加工作或结婚生子，最小的也要面临高中毕业。除却最开始便离开的3户，其他移民均是在当地安顿下来，工作、学习、交往，发挥主观能能动性积极进行社会融入，实现社会融合。
移民生活开始之初，多数移民选择外出或在当地工厂打工，有少数移民开始尝试做瓜果蔬菜生意。随时间的推移与进城务工潮流，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移民日渐增多，不过依旧留有部分劳动力融入当地居民群体工作于当地。并且，移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然融入到当地居民中，红白喜事、日常娱乐活动、村委会组织文化活动等均有参与。
Figure 2. The kinship structure of immigrant
图2. 移民亲缘关系结构图
3.2.4. 语言差异性状况及生活方式
移民与当地居民同属于重庆，地理距离较远，因此方言呈现差异性较小的多样性，虽会因某些细微差异，造成误会，但并不会造成交流障碍。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又由于语言的工具性，语音语调未有较大改变，存在一个地方有两种口音的现象。另外，三峡移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三峡库区(涉及江流区域)搬迁至重庆内远离江河地区，并且，在生活环境骤变的情况下，生活方式不会突然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他客观及主观因素的改变而逐渐改变。
移民中的李氏，5户，是一个大家庭，十分团结，笔者认为可能是有移民搬迁签到完全陌生地方的原因，也不排除此家庭一直如此。另外，当地移民之间偶发的一次大的争吵时，一般是移民内部自行解决，或村干部介入，当地居民不过多参与，避免转移发生较严重性质的移民与当地居民不和谐的其它问题。但移民与当地居民也会因一些小问题(如，移民种的菜疑似被踩坏或被摘)而偶有摩擦。
4. 社会融合情况分析
作为重庆市内跨区县外迁移民，重庆人的身份使这个群体和当地居民具有“历史或文化上的近亲性”，为变成“我们”的一部分( [5]: p. 30)提供了便利。亦即，移民通过一系列行为，利用自身特质的便利性，融入主流社会中，身份上从“他者” [5] 转变成“我们”，实现社会同化。帕克的“同化论”5也可用来解释该现象。但移民与当地居民始终存在一定的社会差异，这会形成一条隐形的界线。因此，移民的社会融合需要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使界线模糊、可穿透，或重新构建另一种界线( [5]: p. 25)。同时，由于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原因和影响因素(如，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更加值得探讨。笔者将从社会关系融入、社会生活融入和社会心理融入三个方面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进行分析。
4.1. 社会关系融入
张广济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状态。” [6]。社会关系的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关键。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移民便能够实现对正常生活资源(如，经济资源)的获取。而社会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地缘、血缘关系起着支配作用”，而血缘关系仅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 [7]，外延过小，因此笔者选择外延更大的亲缘关系来讨论。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性以及姓氏渊源，社会关系中除了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还有一种由姓氏渊源构建起来的由“陌生人”到“熟人”的关系，笔者将其定义为类亲缘关系。下面将从地缘、亲缘、类亲缘关系三个方面来对三峡移民的社会关系融入情况进行讨论。
4.1.1. 分散型住房分布直接促进移民与当地居民地缘关系6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移民的社会关系融入
本文中“地缘关系”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非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从生活交往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这里的陌生人就是指移民与当地居民，移民远离熟悉的地域环境，已建立的地缘关系遭到破坏，被迫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来协助其社会融入。移民住房呈“Z”形分布，分列马路两旁，较好地分散在安置地居民之间，或者说是安置地居民住房围绕在其周围，形成良好的地理环境上的融入，更有利于地缘关系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算得上是现实意义上的“去疆界化” [5]，通过地理界线的打破，来打破族群界线。从实际情况来说，移民的地缘关系处理较好，平时红白喜事生日宴席均有相互邀请，并且乐于出席，邻里关系融洽，较少发生群体冲突。
4.1.2. 移民内部紧密的亲缘关系7使同群体成员成为移民群体交流的优先选择，成为了移民与安置地居民融合的障碍之一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均是来自同一个村，因此原有的亲缘关系大部分未被隔离开来，只有少部分因安置地名额限制，一家人并未完全搬至同一地域，如本研究对象中的蒲姓的两个亲兄弟、石姓的两兄弟与父母被迫搬迁至两处不同的安置地，导致骨肉分离。移民中，血缘关系被隔离的两家人一般是两处安置地各住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社会融入活动的连续性不断地被打断，这也加大了移民在当地进行社会融入的难度。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儿童需要上学，石姓兄弟的母亲搬迁至D村并常住如此。在儿童成长为青壮年后，因为外出上学务工，该户目前仅老人1人独居于此。比较明显的是，该老人与当地人的交往频率随亲人数量外出务工的增多而增多。
就亲缘关系中的姻亲关系来讲，若移民与当地居民有了姻亲联系，其社会融合程度无疑在较大程度上会增加。但是在本维度上，案例事实中，移民与当地居民并未形成姻亲关系。
4.1.3. 类亲缘关系是移民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强有效交往的纽带，并且体现着双方的融合主动性
为更好实现社会融入，人们主动创造的类亲缘关系出现了。这里的类亲缘关系是指通过具有相同姓氏的并且不具有血缘关系的由姓氏渊源构建起来的一种类似亲缘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类亲缘关系的建立使“陌生人”之间迅速建立起一定联系，有助于拉近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 [8]，促进社会融合。杨沛艳在宗族族群发展竞争研究中提出的宗族通过与其他姓氏结成兄弟，建立“拟似血缘”以壮大自身保护群体利益 [9]，这与本文的以姓氏渊源为纽带，为更好实现社会融合，快速建立移民与当地人联系的类亲缘关系有着相似之处。
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类亲缘关系的构建较有效地减轻了移民实现社会融合的难度。全村13户移民共6个姓氏，3个姓氏(含8户，李姓，陈姓，蒲姓)，均在当地建立了类亲缘关系，在这几组类亲缘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均是以当地人释放善意为起点，移民接受善意并施以正向回馈为重要关系。其余5户，除钱姓的其中一个兄弟留在当地，其他几户均很少在或几乎不在当地生活。在10余年的融入过程中，可以明显发现，进行类亲缘关系构建后的移民社会融入程度高于另外几户(后文称“后者”)。具体表现为，后者在当地居民的红白喜事与团年宴席上的缺席，或者说较少受到聚会邀请，前者情况与其相反。
需要说明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较少或并未在当地生活几户移民的搬迁安置只有第一阶段的搬迁，并未有社会融合及同化阶段，自身的社会融合自主能动性未得到发挥。因此可以说是这部分移民的社会融合是失败的。这部分移民并未参与整个社会融入阶段，后文不予讨论。
4.2. 社会生活融入
社会生活融入也称社会生活方式融入(在本文中)，而生活方式的定义也分为多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p. 369)中，“生活方式”被表述为“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具体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活方式指包括劳动生活、政治生活、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在内的人们生活活动的一切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则主要指如物质生活、闲暇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等日常生活领域。” [6]。笔者将主要从广义上劳动生产生活、政治生活、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4.2.1. 当地劳动生产生活8方式与移民迁出地的差异增大了社会生活融入的难度
劳动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是移民融入安置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4]。通过观察与访谈得知：在原迁出地，水田较多，旱地较少，并且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来源主要以果木业、渔业为主，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安置地旱地为主，多于水田，经济来源减少，主要依靠劳动力和粮食作物获取经济报酬。因此，在当地获取经济资源方式以及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到外地获取经济资源。因此，目前，在当地稳定工作生活的移民为7户，外出的占7户，各占50%。从这个方面来看，留在当地的移民都能较好实现社会融入，而外出移民的劳动生产生活则因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的远距离而削弱了社会融入程度。
4.2.2. 获得政治权利并参与政治生活是移民初步融合并安定的基础 [4]
移民搬迁到安置地后，其政治权利与义务也随着所属行政区转移而转移到安置区，但又因籍贯依然为重庆市，移民原有的部分政治关系遭到部分破坏，需要重建。根据调查发现：在生活实践中，当地居民以自身为媒介，较好地引导了移民的政治关系三峡移民的政治关系较好地被建立起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当地村干部住房与当地移民相邻，由干部牵头，增大了政治关系建立的便利性。
4.2.3. 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相似性平衡了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落差感，减少了阻碍移民社会融入的壁垒
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为对立的两个面，前者是现实意义上的客观的具体的有关人“衣、食、住、行”的实际生活，后者是思想上的抽象上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可通过物质生活来体现，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观察发现，移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当地居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无较大差异。从其日常休闲生活的正常融入来看，其社会距离与物理距离 [5] 从初阶段的较大差异随社会融入阶段过程的逐步拉近，到现阶段并不存在太大差异，从而并未形成明显社会区隔。由此，移民的精神文化在生活融入、人际交往 [10] 过程中逐渐从异质性向同质性转变，完成融入。
4.3. 社会心理融入
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必然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 [11]。并且，社会心理认同度对移民对于新环境是自我隔离还是积极融入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蓝佩嘉对家务移工的研究中就发现存在一种特殊的明显地通过行为来抵触心理融入的表现形式：“划界工作”9 (pp. 282~301)。那么移民是否有“划界生活”的前、后台之分呢？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协助与生活来往(前台)，以及通过语言与行为来体现的心理的非开放融合状态(后台)形塑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划界生活。移民的社会融合是否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呢？
在当地居民的积极接纳活动中，移民的社会融入活动比较顺利。从言语接纳层面看，搬迁之初，当地居民在谈论移民时采用“移民”来替代，而移民谈论当地居民时，也有“我们”与“他们”的说法。这类潜意识的代名词显示了双方接纳性的程度。比较典型的是，刚搬迁至D村的某四年级小学生对她尚在上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说：“如果他们欺负你，你就拿出你的‘移民证’10，然后找政府，报警，他们就会不敢欺负你了。”从孩童的言语中可以清晰地辨明移民群体对于当地居民的防备与距离。而目前，这类说法已基本不存在，当地居民谈论时，多直接使用移民姓名，移民也较少区分“我们”与“他们”，“移民证”也成为了一张蒙灰的纸。这类代名词的减少明显拉近了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这种下意识行为的改变，证明了当地居民对移民和移民对当地居民的完全接纳。从人际活动接纳层面上，当地居民与移民相互红白喜事往来，形成较良好的社会关系。并且，在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传统意义的春节期间，除了偶有移民需要回迁出地拜年，大多数移民选择在安置地度过，这直接反应了移民的积极融入，把安置地当成“家”的心理状态。如此，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协助与生活来往，心理呈现一种开放融合状态，并不如“划界生活”所形容，因此并不存在前台与后台的情况。
从上述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分析中，笔者发现，移民在当地人释放出善意时接受并回馈了善意。尽管存在着一些阻碍，但是其心理层面的融入也因当地居民的积极接纳与移民自身的积极融入而卓有成效。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重庆市内跨县的“远距离”外迁移民这个特殊群体进行了个案分析，回答了“重庆市内跨县的‘远距离’外迁移民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研究得出：第一，三峡移民通过地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类亲缘关系等的重构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并较好地利用了新构建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了较好的社会生活、心理的融合，至此，三峡移民的社会融合阶段基本完成；第二、部分移民在搬入安置地后会因自身经济条件较好而户口留在安置地的情况下，选择重新搬回迁出地或其他地区(如，子女所在地、亲戚所在地)。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针对移民搬迁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当移民具有一定经济基础时，可动员其自主移民，补偿为辅，可以适当减少(搬迁)人力资源与(移民闲置)房屋资源等资源浪费；第二，搬迁时，直系亲属应搬迁至一处，这种式更有利于其实现社会融合；第三，搬迁前应做好安置地村民思想工作，引导其积极接纳移民。
基金项目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的群体热情及其成效研究“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金号：CYS21052)。
NOTES
1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家部委和中直企业将加大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力度》。发布时间：2010-04-16。网址链接： http://www.gov.cn/jrzg/2010-04/16/content_1583358.htm。
2例如：迁出地距离行政市划边界近，且位于东边，而安置地位于该市的西边，则地理距离偏长。
3重庆别称山城，山地致使绕路，使地理实际距离往往偏长。
4数据来源：与时任大阳村村长的李某电话访谈与实地考察。
5帕克(Robert E. Park)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社会同化”所下的定义：“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个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
6地缘关系是指血源性社区边缘上的具有非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引自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人民出版社, 2016)。
7亲缘关系是指由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关系因血缘的存在而具有稳定性( [7]: p. 307)，地位稳定，环境稳定。
8劳动生产生活是人为了生存，通过劳动获得劳动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生活过程与方式。
9蓝佩嘉提出家务移工以多重模式来建构与维持社会界限、用不同方式认知与回应自身与雇主之间的社会距离，采取不同策略来架构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限。她以阶级/国族界线以及社会/空间界线等两个面向为主轴，提出了四种家务移工的工作类型：寻求恩庇、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掩饰先前背景(主动确保自尊与自我认同)，以及强调地位相似(平衡劳雇双方关系)。
10政府向每位移民发放移民身份证明，便于保障其各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