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扬弃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过程也是马克思与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 [1], p. 265)进行清算的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要与形而上学相决裂，是因为这一思想体系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自身的致命缺陷并陷入了无法克服的思想困境，进而也落后于历史时代的发展，无力解决时代问题。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的最新发展，扬起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2. 形而上学的思想困境
当青年马克思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实践中，立刻便发现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与现实的分裂。正是“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等“《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政治评论让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传承下来的理论信仰发生了动摇：“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2], p. 1)令人苦恼的疑惑出现了：法和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理性化身，反映了“普遍利益”的实体—竟然为非理性的物质利益关系所支配。就是在这样的审视中，马克思开启了对自己旧的世界观的清算，从而渐渐地与黑格尔所完成的形而上学分道扬镳。
2.1. 形而上学体系的溃烂
黑格尔哲学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整个德国思想界普遍面临的困难。马克思认为，在德国实际上的落后与分裂面前，一切形而上学体系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第一，整个德国的形而上学都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范围。无论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实体”，还是施蒂纳的“唯一者”，都不过是黑格尔的范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或其变种。他们瓦解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但他们的批判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反对的哲学基地。他们沉浸在天国的批判中，在宗教的领域中满足他们一劳永逸地否定一切的幻想。
第二，德国哲学不仅没有超越黑格尔，还将一切现实的问题都倒退回了抽象观念的领域。“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 [3], p. 515)于是，一切世俗的问题都被德国的“神学家”们变成了宗教的问题，一切的束缚都变成了宗教的束缚，似乎人从天国中解放出来之后，便可以从人世间解放出来了。这些德国的“神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3], p. 516)
第三，德国形而上学在本质上反映出的是观念相较于现实发展的落后。“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 [3], p. 510)面对着德国在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现实状况，作为德国民族精神骄傲的哲学却是那么软弱无力地同“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它们只能迎合在幻想中萎靡消沉的小市民的口味，而根本无法使德国从陈腐的旧秩序中摆脱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当哲学沉浸在幻想中的解放而忘却了它在人世间的使命，当哲学仅仅只是停留于对腐朽的现实世界的观念反映而不对其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哲学所独具的形而上的超越性本质也就不复存在了。面对这样的形而上学，“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 [3], p. 113)它越是指责宗教的虚伪，就越是自欺欺人地掩盖自己的贫乏；它越是激烈地用词句来反对词句，就越是保守地维护产生这些词句的现实世界；它越是批判宗教，也就越是使自己成为宗教。
2.2. “现实的人”在形而上学中的缺位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归结为这样的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3], p. 11)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同样适用于具有宗教性质的形而上学。
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普遍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的人”的漠视：
一方面，对于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认为他们普遍排斥作为主体的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物主义哲学将人视为对客体纯粹性的威胁，将主体的要素视为客体的对立物。虽然唯物主义最初承认感性是可靠的并将其作为一切知识的来源，然而，感性渐渐“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它同纯粹精神一样开始远离人、漠视人，“它以理智之物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发展了理智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人们既不能想象一个完全无对象的主体，也不能想象一个无主体的对象，没有人存在的纯粹的物质世界，甚至比纯精神的王国更加虚无缥缈。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的权威，他将感性视为“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即取消一切中介环节的直观，这种直观的结构排斥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联，也即是能动的实践。实践环节的取消意味着人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取消了，同时也意味着人在其所创造而又为其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主体–客体”的统一性被取消了，人实际上被抽象地理解为了自然界的一个非主体的要素。
另一方面，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家，马克思认为他们同样没有赋予人应有的地位。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人的活动片面地成为了纯粹精神的活动或纯粹为精神所决定的活动。人或者是抽象地设定了整个世界，或者是成为了“自我意识的人”( [3], p. 357)，成为了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中介环节。因而，“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3], p. 499)因此，唯心主义无法为“现实的人”找到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而也就把人的关系与人相剥离了。唯心主义哲学将最高理念的实现诉诸于理念自身，人和人的历史不过是理念实现的手段，只有理念自身才是目的。在形而上学所构建的世界中，人为凌驾于其上的异己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因而，在理念或者是纯粹物质居于高位的世界观中，人或者是被敌视的，或者是被遗忘的。
因而，旧的形而上学，无论它采取哪一种历史形态，都没有完全规避这样的问题：人还未在场，就已经退位。人的缺位让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变成了一种无主体性的超越性，或者是主体被异化的超越性，因而也使得形而上学走向了歧途。形而上学之为形而上学，就在于从超越感性的、变动不居的现象层面来关照和把握现实。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形而上学，并不是要消解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倾向，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要在人的意义上实现形而上学的理想，实现“绝对精神”，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 [4], pp. 34-40)
2.3. 历史在形而上学中的缺失
形而上学之所以出现人的缺位，是因为无论它的唯物主义形态，还是唯心主义的形态，都不能把人理解为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结果。任何事物都是在关系中成为它自身，人也是在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中成为人的。这是形而上学自身矛盾的必然结果。
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在运动不定的“多”中把握住静止不变的“一”，要在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寻找一个由以发生的固定本质，要为自由的最终实现寻找终极的栖身之所，因此，形而上学总要追溯到一个最高的终点，寻找到一个终极的绝对存在，这个存在可以是理念、上帝、物质、自然，或者绝对精神。这一终极的本原或最高的存在派生出整个世界的过程，取代了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历史过程，取代了人类各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成为了人们思想中的历史。
结果，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或者被同化为同一个理念实现的过程，从而被取消了质的差异，或者被描述为精神达到自我意识的环节，从而走向了封闭和终结。无论哪一种方式，历史的性质都被最终取消了。然而，“现实的人”的存在条件奠基于人的全部历史活动过程的基础之上，没有历史的要素也就无法正确地理解革命的实践，从而无法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的全部关系。旧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或者没有历史的因素，或者即使有历史的因素，也无法将之贯彻到底。因此，旧形而上学的矛盾是它的前提与它自身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自己的体系内无论如何得不到真正的克服，是因为它还未真正触及到现实的人的历史，就必须要首先超越历史，它所诉诸的永恒性原来竟是没有历史性的永恒性。
形而上学无力完成对自身的批判，它无法实现对自身彻底的反思，因而它也无法寻找到一个所谓永恒性的前提。形而上学所实现的只是抽象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 [5], p. 50)。历史的前提只能产生于现实的人的世界中，而不能产生于精神幻想的云端上。因此，马克思在清算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3. 形而上学的时代局限
形而上学反映了人类理性的超越性的追求和倾向，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超越的、批判的、否定的思想，然而遗憾的是，它仅仅只能停留于成为一种倾向。它只是用具体的范畴抽象地描述了现实的世界和精神的运动，却没有为自身的实现开辟现实的道路，它只是人们狭隘封闭的现实生活在哲学家头脑中的狭隘封闭的反映，却没有对现实以及自身的狭隘封闭的反思。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是深入的。马克思不仅仅从形而上学自身的理论矛盾中对它予以反思，也同样从历史的角度反思了这一思想体系，从而系统全面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局限性。
3.1. 狭隘的物质关系造成了形而上学狭隘的视角
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3], p. 525)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于现实的物质过程的反映。
第一，形而上学之所以抽象地理解人，是因为“现实的人”本身就处在狭隘的不自由的发展中。形而上学之所以取消人类发展的阶段，是因为现实的人的发展本身就是极其缓慢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把人置于神秘的异己力量之下，是因为现实的人本身就在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威压之下呻吟。
第二，“现实的人”之所以狭隘片面地发展，是因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是狭隘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3], p. 520)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人们在狭小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孤立的生产导致了他们之间狭隘的生产关系，使得人既处在不发达的社会关系之中，同时又处在对人的依赖关系之中。一方面，人必须在对他人的依存中才能生存，而另一方面，人又在这种与他人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发展中感受到无法摆脱的异己的物质力量。人们不仅仅要为个人的特殊利益而生产，同时还要为他们的依存关系的普遍利益，即共同体的利益而生产。
一方面，这种狭隘的关系将人封闭在自己自然形成的分工内，发展着人自己的狭隘本质。以至于当人无法突破自然形成的活动范围时，“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3], p. 537)另一方面，人在进行劳动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分裂，生产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于是，异化的劳动创造着异化的人的本质。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3], p. 607)当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还处处受到自然界的限制，从而狭隘地发展着自己内部的交往时，个人还只能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6], p. 5)，而无法成为历史上独立的存在物，这时意识摆脱世界而构造出的纯粹的“形而上学”让象征着自然力量的上帝高踞于王座。当人类生产的力量转化为人对于自然界的征服的力量，当人的关系的扩大化以社会产品的普遍交往为桥梁发展起来之后，当人的关系渐渐发展为物的关系，并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发展起了人的相对独立性之后，“个人主义原理”便出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实体”开始与代表着个别性的“主体”相结合，虽然此时人的关系还被扼杀在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实体”、“自我意识”之中，但是它已经呼之欲出了。
3.2. 政治国家的分裂暴露出形而上学的实质
物质生产关系上的局限性自然也反映到政治国家的层面，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为什么会破产。
一方面，狭隘的物质关系导致社会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化力量。正是这种异化以及对这种异化的不自觉的反抗，构成了人类社会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近代形而上学体系在黑格尔那里的完成，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个阶段已经悄然开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3], p. 541)表面上克服了宗教统治的现代国家，并没有让人摆脱异己的社会力量，反而将这种力量积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国家并没有真正克服使人们被受压迫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分裂，并将这种分裂发展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政治国家在掩饰物质层面的异化关系的同时，必须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政治国家没有成为形而上学家心目中的自由理念的最终实现，而是成为了为人们世俗的私人财产关系，即市民社会领域服务的机器。借助于国家这个虚幻而又庞大的共同体，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领域内进行着现实而又激烈的压迫与争斗。现代国家中的人，被二元化为抽象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和直接的私人生活领域中的“个人”。他们用政治共同体中的法和权力维护着私人领域的财产，或者合理合法地侵占他人的财产。“公平”、“正义”、“自由”、“安全”都成为了同一个神的奴婢，这个唯一的神就是金钱。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被“犹太精神”( [3], p. 55)压迫着，也即是被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的金钱拜物教压迫着。而随着这一金钱拜物教逐渐发展为资本拜物教，每一个市民社会中的人都成为了形而上学者，迷信着虚幻的资本逻辑。资本家并不是用货币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而仅仅只是用口头的许诺和一纸协议就凭空地占有了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并从中抽取极其可怜的一部分支付给工人。造成工人阶级被压迫状况的，不仅是生产资料的被剥夺，更是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迷信。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立足于形而上学的虚幻的基地上，他们对于自己无前提批判地寻找到的理念的信仰，就如同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信仰，如同犹太人对于金钱的信仰，如同现代人对资本的信仰一样。
马克思就这样打碎了形而上学的迷梦：“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3], p. 525)形而上学家们头脑中的意识也是人们物质生活关系的必然升华物，它随同人类落后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狭隘的交往关系而产生，也要随着人类逐渐发展的生产力和日益扩大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而走向灭亡。当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从萌芽状态中成长起来，形而上学也将会在超越和扬弃自身中真正地实现自己。
3.3. 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呼唤新哲学的诞生
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是克服狭隘的物质关系和分裂的政治国家的现实物质力量。
第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给历史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如果说黑格尔哲学反映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也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那么它当然不能代表人的最后解放。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统治的历史结果是自身分裂的政治国家，是个人在与共同体的分离中所受到的新的束缚和新的苦难，是造成人的全面丧失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 [3], p. 543)因而，形而上学的立脚点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代。形而上学对自身的扬弃只能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的扬弃，“形而上学的革命何以可能”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 [7], pp. 5-15)。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是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的阶级，是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 无产阶级自身存在的条件也就是造成他们非存在的条件，因此他们要想作为人而生存，就必须消灭自身存在的一切条件，也即是要彻底消灭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然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 无产阶级作为人的解放的革命力量还没有从潜在变成现实，无产阶级还尚未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而在马克思之前，工人只是为了工资同资产阶级进行着分散的经济斗争，还尚未为了整个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联合起来的政治斗争。
第二，无产阶级所反映的人类的新前景构成了新哲学的立足点。只有当旧社会的庞大躯体中生长出新社会的胚胎，当彻底扬弃异化的物质力量成为自为的阶级的力量，哲学革命的发生才有了自己的现实基础。“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3], p. 502)只有当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产生出可以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现实的个人”，从而克服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对立的物质力量，形而上学才能克服自身的批评性与封闭性的矛盾，从而为抽象理念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革命道路。
旧哲学所立足的时代主题是资产阶级对一切封建的生产关系及观念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对一切有阶级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观念的革命。“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2], p. 3)因此，要求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提出超越自己时代性的问题无疑是一种苛责，它的历史使命在它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之后就已经光荣完成，而它自身不可克服的批判性与封闭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体系的崩塌则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因而这一壮烈的牺牲燃尽了它最后的历史价值。
对阶级的彻底消灭与人的解放的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扬弃旧形而上学的新哲学的时代主题。哲学必须这样提出自己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 [3], p. 262)哲学必须这样解答时代的问题：“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3], p. 17)因而，围绕着“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马克思开启了对人的解放的前提批判，从而完成了对一切旧形而上学的前提批判；他开始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建构，从而完成了对早期哲学信仰的清算。
4. 形而上学的前提批判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也发现了这些问题对于哲学的新要求，这一要求与时代的变革是密切一致的。马克思认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3], p. 543)因而，哲学只有扬弃一切导致自身非历史性的和非时代性的前提，从而使自己重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成为代替旧社会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正如社会革命要推翻它所存在的私有制前提才能建立起新社会的基础一般，这场哲学的革命只有通过对自身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完成。
4.1. “现实的人”成为建构新哲学的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3], p. 46)形而上学却从一开始就使得人的世界与人相分离。形而上学从现象的世界中抽离出一个凌驾于其上的理念的世界并使二者相互对立。不仅如此，它还要在理念的世界里，即是要在纯粹观念的领域里反过来为现象的世界寻找到本质的根据。无论这一绝对的理念是“物质”范畴还是“精神”范畴，它都是抽象的。
首先，黑格尔把现实的世界头足倒置，他没有把世界理解为人的世界，他“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 [3], p. 357)
其次，费尔巴哈虽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把宗教的本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但他仍然是抽象的。费尔巴哈并没有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人，没有从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没有从人构建出来又为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他把使得人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 [3], p. 499)，从而将现实的人与他所谓的自然的人相对立。
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超越首先在于他克服了人的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离，而之所以能够克服这一分离，是因为马克思首先发现了“现实的人”这一范畴。这一范畴并不属于纯粹现象界的领域，也不属于纯粹形而上的理念世界的领域，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真正地从不断运动着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那个永恒不变的前提，这一前提不是某个抽象的范畴，而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3], p. 519)人类历史从它的起点发展至今，全部的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形而上学，都无一不起源于人的产生、维持和发展生命的物质活动。“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8], p. 1002)，这是最为坚固的客观事实，不为迄今为止的任何历史条件所动摇。
因此，“现实的人”这一范畴，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是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的超越与回归的统一，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在这一范畴中，包含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全部能动的要素，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全部历史的生成过程，同时也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因而它也是能动与受动，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马克思正是用“现实的人”的范畴实现了现象界与理念世界的统一，他对于形而上学的否定不是简单地回归到现象的世界，而是在一个高于形而上学的位阶上扬起了形而上学，从而为他的新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地基。
4.2. 唯物主义辩证法成为构建新哲学的方法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发现了人们物质关系的领域与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等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现了生产力对人们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开创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超越了“现存的人”，从而在人的历史生成过程中发现了作为世界革命的最终力量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开辟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而为辩证法注入了不竭的生命力。
黑格尔的辩证法将绝对精神外化的原点设定为一个除自身外什么都没有的“存在”，在经过了一系列从一个范畴内产生另一个范畴的外化运动后，上升为了具体的总体，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了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建立起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在历史中运动的体系。应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具备了批判的形式，然而，“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 [3], p. 201)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没有实现对历史真正的批判。
马克思将辩证法的原点设定为“现实的人”，这一范畴便是黑格尔逻辑学中最初的“存在”范畴，虽然它作为最原初的范畴在内容上还只是“无”，但是它已经潜在地包含了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现实的人”的下一个环节，就是从它自身出发的、使得它得以成立人的生命活动，也即是人类创造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劳动”，这一环节反而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存在前提，“劳动”在与“现实的人”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中派生出第三个环节，即劳动中的“交往”，从而进一步产生“分工”、“所有制”、“私有财产”、“阶级”等等一系列的范畴。历史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呈现出了它本来的发展径路，历史的规律被马克思解释了出来。( [7], pp. 28-39)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3], p. 27)所有飘荡在历史上空的疑云都被解开了，一切神秘的玄想和诡异的神物都找到了自己在俗世中的存在。
正是因为基于透视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超越了现存的人和一切存在过的人，并超越了一切社会形态的局限，振聋发聩地指出，以对抗形式呈现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社会形态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5], p. 3)。只有当把否定私有制作为自己的原则，从而代表一切的阶级关系解体的那个阶级“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使得不受人所控制的社会力量为人所支配，才能使得社会的生产过程成为人的自觉的活动，而这一切都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突破地域性的交往为基本的物质前提。这一物质前提的的实现则要以突破现存的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前提。因而，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汇合为了同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成为了无产阶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4.3. 改变世界成为新哲学的价值旨趣
形而上学对自身的迷信并不能实现它最终的幻想，正如迷信金钱的人绝不能幻想实现人的自由。因而，人的解放，绝不能诉诸在人之外的异己对象，而必须由人本身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扬弃便是要通过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的物质力量来实现形而上学的理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哲学进入人类的实践过程，也即是进入人类活动的历史。因此，扬弃形而上学而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哲学，就是为历史服务的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 p. 502)
如果哲学家仅仅停留于把解释世界作为自己的问题，而不关心改变世界的问题，那么，当哲学家们问“世界是什么”以及“认识何以可能”时，他们就只能把一切现存的状况当作既定的和永恒的前提承认下来，作为自己解释世界的出发点。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导致了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顶多只能达到对历史的某一个断面的认识，再加上人类以生产劳动为主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被排除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了，因而即使是对历史的某一个断面的认识，也是抽象的，似乎当下的一切条件都不是历史的而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
“现实的人”对世界所进行的“批判”是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而哲学家的批判却只存在于他们思辨的头脑中，存在于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个形而上的云端之上。因此，仅仅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哲学不能掌握群众，从而也不可能转化为“批判的武器”。然而，历史的发展所需要的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5], p. 220)，马克思心目中的哲学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 [5], p. 220)。
解释世界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哲学家的问题并不是解释世界。一旦哲学家将解释世界的问题转变为改变世界的问题，转变为“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自身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继黑格尔将辩证法引入形而上学，马克思更彻底地用辩证法扬弃了形而上学；继费尔巴哈发现了形而上学的宗教本质，马克思更彻底地发现了宗教的世俗本质；继德国古典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完结，马克思开启了形而上学革命的篇章。从此之后，哲学不再是脱离人类历史的哲学，而是在历史之中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理论不再是脱离实践的理论，而是作为实践的前提与结果的理论；哲学家的问题不再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
因此，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作为其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实践的哲学就是进入历史的哲学，就是从此岸世界达到彼岸世界的桥梁，就是使得现实与思想趋于一致的思想，就是必然被群众掌握而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彻底的理论。实践哲学必然实现的“形而上”的理想，就是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在现实的人中的统一，就是让人的关系回归于人本身，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人的解放。实践哲学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革命的批判活动，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就是消灭私有制。
正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拯救了形而上学，他将形而上学对于自由的诉求化作了现实的人的解放，并开创了自己的新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