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明治、大正至昭和时代前期为止，大批日本人怀着各种目的涌入中国，并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张明杰根据撰写者身份将来华日本人概分为八大类：官僚或政治家；学者及记者、编辑；作家或艺术家；教习及留学人员；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实业家或商人；宗教界人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 [1]。
管见所及，国内研究多聚焦于汉学家、作家等，而对宗教界人士的游记关注甚少，相关资料的阙如或不足是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本文挖掘并立足于新史料——来马琢道的《苏浙见闻录》(1913，以下简称《见闻录》)展开研究。《见闻录》对苏浙地区佛迹胜地有详细记述，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是一部管窥中国佛教现状的重要史料，也是了解其时苏浙地区现状的一方绝好材料。
2. 中国之行及成书
来马琢道(1877~1964)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是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1900年晋升浅草曹洞宗万隆寺住持，历任曹洞宗宗会议长、宗务院教学部长、庶务部长、顾问等宗内重要职位，并担任日朝亲善协会会长、日本传教青年传道会干事等，晚年任大本善永平寺(曹洞宗本山、曹洞宗传法中心)西堂一职。其毕生致力于宗政及宗教学的振兴，著有《曹洞宗全书》《禅门宝鉴》《各宗高僧传》等。来马曾于1913年巡访中国江浙一带的寺庙古迹，《见闻录》便是其此次赴华考察之记录。
1913年，正是清朝灭亡，中国刚刚迈入北洋政府统治的初期，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与此同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奏效，国力日渐强盛，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日本积极开发到中国的海陆交通，此外铁路、邮电、航空亦空前发展，大大促进了旅游业，为各阶层来华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宗教界人士，来马来华与当时日本的佛教境遇密切相关。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打着“祭政一致”的旗号实施神道国教化、神佛分离政策，将神道作为国教。此后，社会上推波助澜，“废佛毁释”流行一时。日本著名佛教学者辻善之助指出，因为“废佛毁释”，造成了“寺院财产丧失，领地被没收，檀家制度被破坏，佛像等圣物被损坏” [2]。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同时也为了适应明治时期对佛教的高压政策，日本佛教界主动与政府政策相呼应，走出国门，名为海外传教，实则是响应政府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1870年代日本净土真宗的东本愿寺在上海开设别院即是显著例子。佛教与政治势力结合的势头至明治时期结束的1912年达到顶峰。是年2月，佛教决议：“吾等要发挥各教教义，扶助皇运，谋求国民道德的逐步振兴” [3]，表明了忠实于绝对主义天皇制立宪政体下的政治权利的基本立场。
1913年3月12日来马开启了其游华之旅。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从宗教家的立场出发，探索中国的价值所在” [4] (笔者译，下同)，其中重中之重则是巡礼天童寺。他感慨：“与中国通航以来的数十年间，像我这般缺乏时间与素养的人，竟有向国人汇报一衣带水的邻国之机遇，这岂不是日本宗教界的耻辱？” [4] 一行人乘坐日本邮船公司的宫崎丸从横滨出发，同行有画家神木鸥津和自慰庵来马道雄大师。15日驶离神户港，16日至马关，17日至门司，19日上午约9时抵达上海。之后依次巡访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宁波的寺院及名胜古迹，最后又返回到上海，于4月13日乘坐佐渡丸离开中国，15日清晨到达门司港，17日抵达神户，20日抵达四日市，21日进入横滨，历时43日。
《见闻录》由《苏浙巡访谈》《天童育王及普陀参拜谈》《苏浙巡访一日一信》《参观余谈》等组成。《苏浙巡访一日一信》是日记体，游华期间每日书信一封，发送给日本京都日刊《中外日报》并连载；其他绝大部分内容应佛教青年传道协会、上宫教会、曹洞宗大学之邀做了演讲。因此，《见闻录》无疑为当时的日本人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视窗。此外，书中附有大量写真和插图，涵盖山川景物、古寺遗迹、市镇建筑、人物写真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遗存，并在查阅大量书籍的基础上制作了苏浙各地的平面缩略图。因此，本书不仅是一本旅游指南，亦是珍贵史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 苏浙寺庙巡礼
《见闻录》的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而重在对佛教遗迹的考察、研究，作者也呼吁后来的有志之士来华做进一步详实的考察。中日佛教交流源远流长，“日本的佛教要追溯至一千几百年前，至少甚至三四百年前，其根本的观念都源自中国……尤其是我所属的禅宗与其他宗教不同，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了中国禅宗。” [4] 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来马“希望亲自去中国视察，面见当地高僧，朝圣寺院古迹，搜集研究资料的夙愿由来已久” [4]。
据《见闻录》所载，来马此行巡访的寺院约计四十所左右，涉及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宁波，含括灵隐山、三天竺、净慈寺、慧日峰、雷峰塔、寒山寺、虎丘、报恩寺、北寺塔、瑞光寺、灵谷寺、毗卢寺、报恩寺、招宝山、普陀山、天童山、育王山等。对于每座寺院的伽蓝诸堂、历史沿革、著名高僧、历史典故、现状等一一道来，记录详实。
对于日本佛教学习者而言，特别是宋朝以后的佛教学习者，在听到杭州或西湖时，便会按捺不住朝圣的渴望。来马游览了西湖附近的雷峰塔、净慈寺等，发现建于吴越时期的历史悠久者甚多，但如今只是遗迹，均为清朝重建已然无法满足访古游客的渴望。昔日得朝廷悉心保护的净慈寺原本庙宇恢弘，如今仅存一栋正殿及道路的台阶，佛像破败不堪。作者在寺内欲图考证“如净禅师墓塔”，但寺内僧人对此含混不知，令作者不免对寺僧的素养产生怀疑。西湖周边的虎跑寺、圣果寺、广化寺等亦或建或毁，或于倭寇之乱中被焚，旧迹难寻，衰败不堪。
而说到南京，自古其名便已传至日本，“南朝四百八十寺”更是勾起作者深深的怀想。但眼前的南京，由于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三年，且战乱不断，已然繁华不再，当地寺院也未受到悉心保护。最令人痛惜的则是报恩寺，曾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琉璃塔因太平天国运动而损毁殆尽，现今只剩塔顶的露盘铸件置于池边。来马不得不感慨南京“似乎只是给人提供怀古的素材罢了，总觉得与预期相去甚远”。这不免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等怀着美好的憧憬与幻想来到江南，却被眼前颓败的现实所击倒的描写产生互文性的效果，可以说这是近代日本人看中国的一种共通的心理路径。
在诸多寺院中，来马对宁波的天童山、普陀山的描述颇为浓墨重彩，因此书中另立《天童育王及普陀参拜谈》。参拜天童寺是来马的夙愿。这不得不提天童寺与日本佛教间的渊源。历代来天童寺参修的日僧达32人之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宋代的荣西、道元，以及明代的雪舟。其中，道元禅师是来马所属的曹洞宗的开山祖师，曾拜天童寺方丈如净座下，修习曹洞宗禅法。随侍三年后，回到日本主持修建永平寺，永平寺从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传法中心，天童寺遂被奉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来马尊崇道元禅师可从其著作《道元禅师支那游历史迹》《道元禅师传的新研究》《道元禅师的一生》中窥见一斑。如此一来，其此行的首要目的——天童寺巡礼，便在情理之中。为朝圣天童寺，来马特地准备了三台相机，并穿上了颇有仪式感的白衣，尽表虔诚之意。来马对于天童寺的外景如是描写：“天王殿没有顶棚，建筑恢弘，面阔十几间，纵深十间有余，后方是佛殿，从天王殿拾级而上，十级台阶处是宏伟的殿宇，面阔二十间，种植着两株大松树，枝繁叶茂，愈显堂宇庄严。” [4] “尤其是屋顶没有屋脊，直接瓦葺，十分特别。如此宏大之伽蓝，既无屋脊也无兽头瓦，建筑方法真是不同寻常！法堂正面未供奉佛像，保留着演法堂的原型。”“伽蓝恢弘，佛像、法器亦与之相配，着实宏大。” [4] 可见，对于天童，来马偏向积极正面的评价。来马对天童寺的现任住持净心大师也有细致描写。“年约五十有余，看上去举止、见识不凡，能堪大任。即便笔谈，回复也颇为敏捷。来马拿出日文书籍，他光看汉字便能领悟意思，且精通古文。” [4]
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或遭受巨大山洪的侵袭，或因法难，或因当时政府的指示，被剥夺保护，加上火灾、倭寇之乱，几多沧桑、几多变迁。因此，来马一行未在天童寺觅得道元禅师之遗迹。不由得伫立天童，怀古抚今，泪水潸然。
普陀山亦与日本颇有渊源。据日本《元亨释书》第十六卷中记载：传说日本僧人惠锷从北方五台山得观音灵像欲带回日本，从宁波乘船途径普陀岛时船忽然停滞无法前进，遂将各种物件丢至陆上或抛进海里，然而，船仍纹丝不动。最终，惠锷法师将观音像搬上此岛，船又能如常开动了。惠锷法师认为这必定是观世音菩萨想留在此地之故，遂奉此岛为观音灵地。遗憾的是普陀山屡遭日本倭寇侵袭，全数化为灰烬。来马一行未在此处觅得惠锷遗迹，也未能拜谒其灵像。来马不禁痛感“可以说开山的是日本人，将之付之一炬的也是日本人” [4]。
总体而言，来马心怀憧憬寻觅中华遗迹，但所见多是破败颓废、衰弱不堪的佛教现实。此外，因为革命事件，官员征用寺院或没收寺院财产，以致大部分寺院不堪重负，令作者倍生遗憾；寺院内窃贼之多令作者瞠目结舌，对书漠不关心、不读教义经典的愚僧及乞僧也不得不令作者唏嘘不已。尤其是堂堂的普陀山方丈在款待来马一行的餐桌上揩鼻涕、抠鼻屎、掸鼻涕的举止令来马食欲大减这一事实，也成为一种隐喻，指涉了“憧憬”、“幻想”中的中国佛教在“颓败”的“现实”面前的坍塌。
4. 来马所见中国之其他
《见闻录》除关注佛教古迹外，对苏浙一带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国民性格等亦多有涉及，展现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实况。
文中对中国的度量衡问题有详细记述：“十枚十钱(即一角)银币并非一元，而是一圆，一圆十三钱或十五钱才相当于大洋一元。买六十钱的东西，拿出一元银币，会找五十几钱的零钱；买一元的东西拿出十枚十钱的银币尚不足够，类似这样，大银币叫大洋，小银币叫小洋，买东西时务必要留意‘这是大洋五十钱，还是小洋五十钱？’因此，倘若请人垫付的话，之后结算时特别费事，相较于买东西，结账更耗费时间。这种滑稽的事情经常上演，令人头疼。” [4] 每一种货币都承载着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货币也呈现多元化特征。
除上文所说的佛教衰退外，中国画道也逐渐走向没落。文中借画家神木鸥津的言论，对中日两国画道没落之势的相异点进行了分析。中国注重物质、经济，贱卖珍品或注重大家画作，而忽视不知名的佳作；日本则盲目崇信名人鉴赏，即便该名人不是画道专家，也为其点评马首是瞻，由是导致画道衰落。此外来马对中国人为了眼前小利，舍旧弃新，对文物、古董不加珍惜的事实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深感惋惜。
对于交通工具的关心，可谓是旅行者特有的嗜好。文章屡屡提及火车、马车、轮船、房船、轿子。镇江开往南京的火车尤为奢华，由英国人所设计，里面的头等车厢装潢精美、服务周全，提供英语、日语服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所乘坐的三等车室，尤其是依靠苦力步行的轿子，这体现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平等的境遇。这一点在上海的城内外体现得淋漓尽致，城内如百花园，干净整洁，城外却臭秽不堪。来马等人看到这一幕后深感日本不能像中国般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要发愤图强，抵抗西方的入侵。
来马在“考察中国的困难”部分，列出了考察中国的三大困难。一是中国地名变迁之频繁，二是大件行李的搬运与水，三是中国人的卫生问题。对于中国不洁的指摘，来马并非日本第一人，这在内藤湖南、芥川龙之介等笔下亦有互文性书写。最令作者诧异的是中国的露天厕所。文中所描绘的厕所，类似日本的檐廊，前置一根粗木材，从中开出直径一尺五寸左右的半月形洞穴，两手抓住木材，两腿蹲在木材上，如此朝后大小便，下方埋着一个直径五、六尺的大缸。此外中国国名、地名、寺名的种种变迁带来的研究不便，由此而引发来马对中国统一的担忧。“语言是最基础的，但同为中国人却使用英语或日语交流，理论上虽说是同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却难以认同。……但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旧国，且该国人民之间语言不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组织的观念。” [4] 面对中国国民的人心不统一，不由得替中国担心起来“中国人有真心打仗的能力吗？有真心议论国家问题的能力吗？有真心振兴国家的意愿吗？真是令人怀疑……总之，中国的境遇令人同情。但是，在其尚未觉醒之时，其他国家是否会放任不管，我不知道。” [4] 进而透漏出由日本引领中国的野心来。
相较于蔑华论一派，来马更希望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同情之心，避免西洋人居高临下的傲慢之态。“一言以蔽之，中国比日本落后约三十年，中国正在日本曾经的道路上，龃龉前行。”作者坚信中国国民只要接受教育，可以取得跟日本同样的进步。因此日本人应当肩负起引导中国的责任。读者可以窥见来马的“情意恳切”，“勿把中国人当傻瓜，我们的事业才会顺利开展，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们当正当地解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了解中国的国家。” [4]
准确地说，来马的主张属于“兴亚论”一派。即主张为了抵御欧美列强的侵略，亚洲各民族应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这与日本近代史上的“脱亚论”、“侵略论”虽有不同，但共同点是日本因文明开化而自负，对于其周围的“未开”“半开”的各国显示了优越感，欲图侵略的本质并未改变。对于在欧美列强的攻势面前日益虚弱的邻国深感不安，既想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近邻，又欲与近邻协同抑制西方的扩张，特别是深受汉学熏陶、自觉到自己的精神支柱有赖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政者、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则更多地倾向于主动接近中国 [5]。因此，来马此行虽并非日本国公派，但在帝国主义事业影响下，其对国家有着极为强烈的自发性使命感，对中国的观察与认识终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狭隘。
5. 结语
通过对日本代表性的佛教人物的分析，可以管窥其时日本人认识中国路径的一个侧面。来马琢道作为一介禅僧，对中国古代佛教文化深怀憧憬，但面对破败不堪的伽蓝，荡然无存的遗迹，无学无识的僧侣，中国的神圣地位轰然倒塌。为日本前来中国寻求布教机会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能。而其所见中国语言不统一，环境卫生差，画道衰落，国民素质低下等为日本引领中国的野心提供了借口。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憧憬与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时出现在其游记中，因而游记所反映的中国观是复杂的、分裂的、矛盾的。这是近现代日本人来华旅行时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感受，是近现代中日国力逆转后的必然现象。即便是宗教者，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政治意识色彩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不过，今天我们也应该在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辩证地看待这些文献，在批判的同时，还应积极加以利用。在内忧外患交织、局势动荡不安的民国初期，我国寺庙史迹、文物等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且多惨遭破坏，甚至有的荡然无存，这为今天的遗产保护提供了警醒。当然，近代日本僧侣无论初衷如何，其涉华调查及其文献，都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有关联，这一点需要明确。
基金项目
本课题受“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日本旅华游记中的江南文化记忆研究”的资助，课题编号：2017SJB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