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时，有澳门的研究指出，澳门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属于比较好的情况，且有良性的竞争关系，大部分师生关系正向着亲密型的师生关系发展(蔡鸿辉，2012)，可见澳门中学生在2012年时，师生关系可能有较好的水平。然而，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量计划(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指出，澳门中学生幸福感低于OECD的平均值，显示澳门中学生的幸福感偏低(Schleicher, 2018)。因此，澳门政府于2021年推行《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提及老师应与学生建立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幸福感(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2021)，另外，澳门政府在第28/2020号行政法规宣布，老师应因应学生的评核结果为学生改进教学、调整课程、进行深化或补救教学等(澳门印务局，2020)，显示澳门政府在近年的教育政策推动上，除了关注师生关系的发展，也关注评量与教学、课程的连结。然而，有关各项政策推动下，多年后的今天，澳门目前的师生关系又会是怎样的？不同背景下的澳门中学生的师生关系会否有显著不同呢？对于有关问题，研究者仍不清楚。因此展开本研究，探讨澳门师生关系的现况，及不同背景下的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差异情形，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背景资料
问卷背景资料共有11题，分别有性别、年龄、年级、家庭状况、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来源、父亲的工作状况、母亲的工作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各背景资料之分组，兹述如下表1。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groups
表1. 背景资料组别之摘要表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1.2. 师生关系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师生关系量表」，参考了林欣缘(2021)的量表，定出本研究中师生关系的四个层面，分别是「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和「情感交流」。「学习指导」是指学生所感受到老师对其的课业指导，经预试后题目有7题；「生活关怀」是指学生所感受到老师日常对其生活上的关怀，经预试后题目有6题；「亲近信任」是指学生与老师之间亲近信任的情形，经预试后题目有5题；「情感交流」是指学生与老师之间在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动，经预试后题目有7题。量表采用四点式量表的方式，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受访者累加分数越高，表示其师生关系越好；累加分数越低，即表示其师生关系越差。量表预试结果如下：项目分析显示，各题与总分之相关系数介乎0.635~0.857 (p < 0.01)；分层面个别进行因素分析法显示，四个层面之解释变异量分别为65.159%、69.859%、73.202%、69.799%，各题的因素负荷量均在0.743或以上；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四个层面之Cronbach’s Alpha系数值分别为0.909、0.912、0.904和0.927，而整份量表之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972。因此，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
2.2. 取样
本研究之研究对象为澳门中学生，先向他们派发电子问卷，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的形式在澳门十间学校进行抽样，共收得305份有效问卷。
2.3. 研究假设
依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与问题，研究假设有两个：1) 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平均分数与它的中位分数具有显著差异；2) 不同背景的澳门中学生的师生关系有显著差异。
2.4.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一样本T检验(One Sample T-Test)来检验研究假设1，以了解师生关系之现况；亦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 Sample T-Test)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One-Way ANOVA)来检验研究假设2，以了解不同背景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差异情形。
针对研究假设1，研究采用单一样本T检验。首先确定检定值(Test Variables)，本研究之量表为一份四点式量表，因此中位数为2.5，而量表之题目数为25题，因此师生关系量表之中位分数为62.5，检定值为62.5；分层面中，「学习指导」和「情感交流」之题目数均为7题，因此两个分层面之中位分数为17.5，检定值为17.5；「生活关怀」之题目数为6题，中位分数为15，检定值为15；「亲近信任」之题目数为5题，中位分数为12.5，检定值为12.5。当实施单一样本T检验时，虚无假设机率少于5% (p < 0.05)时，显示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平均分数与师生关系之中位分数有显著差异，反之，当虚无假设机率大于5% (p > 0.05)时，显示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平均分数与师生关系之中位分数没有显著差异。
针对研究假设2，若背景资料之组别为两组，选用独立样本T检验，当虚无假设机率少于5% (p < 0.05)时，则两组在分数上有显着差异。相反，当虚无假设机率大于5% (p > 0.05)时，则两组在分数上就没有显著差异。若背景资料之组别为三组或以上，选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首先进行变异数同质性检定，会出现两个情况，分别是虚无假设机率少于5% (p < 0.05)和虚无假设机率大于5% (p > 0.05)。情况一：在变异数同质性检定中，虚无假设机率少于5% (p < 0.05)时，须选用平均值等式稳健检定中的「Welch法」。如果「Welch法」的渐近分布F值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时，代表各组中最少有两组在分数上具有显著差异，这时需要采用「Games-Howell」进行事后检定，如果「Welch法」的渐近分布F值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时，则背景资料在分数上就没有显著差异，不需要进行事后检定。情况二：在变异数同质性检定中，虚无假设机率大于5% (p > 0.05)时，须选用「变异数分析」。如果「变异数分析」中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p < 0.05)时，代表各组中最少有两组在分数上具有显著差异，这时需要采用「LSD」进行事后检定，如果「变异数分析」中的F值未达显著水平(p > 0.05)时，则背景资料在分数上没有显著差异，不需要进行事后检定。
3. 研究结果
3.1. 现况分析
从师生关系量表的单一样本T检验的统计结果显示：「整体师生关系」的平均分为69.30分，t值为9.252，p < 0.001，统计达到显著，高于「整体师生关系」中位分数的62.5分，显示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整体师生关系」处于较高水平，即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师生关系较好；从各向度的得分看，「学习指导」的平均分为20.52分，t值为14.955，p < 0.001，统计达到显著，高于「学习指导」中位分数的17.5分，显示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学习指导」处于较高水平，即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学习指导」较好；「生活关怀」的平均分为17.10分，t值为10.022，p < 0.001，统计达到显著，高于「生活关怀」中位分数的15分，显示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生活关怀」处于较高水平，即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生活关怀」较好；「亲近信任」的平均分为13.53分，t值为5.636，p < 0.001，高于「亲近信任」中位分数的12.5分，显示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亲近信任」处于较高水平，即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亲近信任」较好；「情感交流」的平均分为18.15分，t值为2.556，p < 0.001，统计达到显著，高于「情感交流」中位分数的17.5分，显示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情感交流」处于较高水平，即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情感交流」较好。
综上所述，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整体师生关系」情况较好。在分向度中，澳门中学生感受到的「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和「情感交流」情况也都较好。相关数据如表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Macao
表2. 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现况分析表
注：***p < 0.001；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不同背景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之差异分析
本部分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法来验证研究假设2。在统计上发现: 在11个背景中，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家庭状况」、「家庭结构」、「经济来源」、「母亲的工作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等八个背景，在澳门中学生的「整体师生关系」及其四个向度「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情感交流」里均没有显著差异。而「父亲的教育程度」、「母亲的教育程度」和「父亲的工作状况」等三个背景，在澳门中学生的「整体师生关系」或其四个向度「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情感交流」中，均出现最少一个向度达到显著差异。研究假设2部分成立，现将不同背景在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的差异情形，兹述如下：
3.2.1. 「父亲的教育程度」在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的差异分析
从表3得知，「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整体师生关系」的F值分别为0.951、1.055、1.941、2.119，p > 0.05，统计未达显著水平，即不同父亲教育程度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整体师生关系」里是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情感交流」的F值为3.016，p < 0.05，统计达到显著水平，即不同父亲教育程度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有显著差异。经过LSD事后比较发现，父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中学生比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的中学生高2.248分，父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中学生比父亲教育程度为「中学」的中学生高2.213分，父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中学生比父亲教育程度为「学士」的中学生高2.166分，这显示父亲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中学生，他们所感受到的「情感交流」就可能比较高。
Table 3. Differenc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thers’ education levels
表3. 不同父亲教育程度的中学生在师生关系的差异
注：*p < 0.05；资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2. 「母亲的教育程度」在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的差异分析
从表4得知，「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整体师生关系」的F值分别为1.010、0.394、1.692、1.641，p > 0.05，统计未达显著水平，即不同母亲教育程度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整体师生关系」里是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情感交流」的F值为2.958，p < 0.05，统计达到显著水平，即不同母亲教育程度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有显著差异。经过LSD事后比较发现，母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中学生比母亲教育程度为「中学」的中学生高2.172分，母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中学生比母亲教育程度为「学士」的中学生高1.938分，这显示母亲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中学生，他们所感受到的「情感交流」就可能比较高。
Table 4. Differenc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mothers’ education levels
表4. 不同母亲教育程度的中学生在师生关系的差异
注：*p < 0.05；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3. 「父亲的工作状况」在澳门中学生师生关系的差异分析
从表5得知，「学习指导」、「生活关怀」、「情感交流」的F值分别为1.565、1.697、1.852，p > 0.05，统计未达显著水平，即不同父亲工作状况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学习指导」、「生活关怀」、「情感交流」里是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亲近信任」的F值为3.187，p < 0.05，统计达到显著水平，即不同父亲工作状况的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亲近信任」有显著差异。经过Games-Howell事后比较发现，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全职」的中学生比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兼职或未就业」的中学生高1.995分，这显示当父亲工作状况为全职的中学生，他们所感受到的「亲近信任」可能比父亲工作状况为兼职或未就业的中学生好。
「整体师生关系」的F值为3.102，p < 0.05，统计达到显著水平，即不同父亲工作状况的澳门中学生在「整体师生关系」有显著差异。经过LSD事后比较发现，父亲工作状况为「不轮班全职」的中学生比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兼职或未就业」的中学生高6.309分，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全职」的中学生比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兼职或未就业」的中学生高5.870分，这显示当父亲工作状况越稳定的中学生，他们在「整体师生关系」上就可能越好。
Table 5. Differences i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thers’ working conditions
表5. 不同父亲的工作状况的中学生在师生关系的差异
注：*p < 0.05；资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 综合讨论
4.1. 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澳门中学生的「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情感交流」和「整体师生关系」的平均分均显著大于中位数，显示澳门中学生在师生关系及其各个向度都处于较好的程度；有研究显示，台中市的中学生在师生关系上处于较好的程度(林欣缘，2021)，两个研究结果较为相似，证明澳门、台中市的中学生所知觉的师生关系上处于较好的程度。在过往曾有一些以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显示，澳门师生关系也属于较好的水平，其中「高影响高接近型」的学生有接近百分之四十人，即以老师为主，但师生关系保持合作和紧密的学生有接近百分之四十人，显示澳门在过往的师生关系也达较好的水平(曾玛莉，2012)。另外，2021年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推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当中政策提到要老师提升学生的幸福感，同时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2021)。在本来有较好的师生关系下，加上澳门政府推出的政策加持后，澳门老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可能因此呈现较好的状况。
本研究发现，父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上显著高于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中学和学士的学生，显示了父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上比父亲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中学和学士的学生较好。本研究亦发现，母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上显著高于母亲教育程度为「中学」和「学士」的学生，显示了母亲教育程度为「硕士或以上」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上比母亲教育程度为「中学」和「学士」的学生较好。有研究显示，父亲的社经地位会影响子女的师生关系，父亲的社经地位高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上比父亲的社经地位低的学生好(林映青，2017)。而社经地位的计算与教育程度有关，故父亲教育程度可能也是影响学生师生关系的因素。且外，在生态系统理论中指出，父母均是子女的微系统，子女均会受父亲和母亲的影响(杨智如，2021)，因此在父亲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子女的师生关系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程度可能也会影响子女的师生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工作状况为「不轮班全职」和「需轮班全职」的学生在「整体师生关系」上显著高于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兼职或未就业」的学生，且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全职」的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亲近信任」上显著高于父亲工作状况为「需轮班兼职或未就业」的学生，因此，研究显示了父亲工作状况越稳定的中学生，所感受的一些师生关系可能较好，也显示需轮班兼职、没有稳定工作、未就业的父亲，其子女感受的一些师生关系可能比较差。有研究显示，需轮班工作者在家庭冲突点比不需轮班工作者的高，而这些冲突点可能会影响其亲子关系(黄文卉，2016)，亦有研究显示，亲子关系与师生关系有显著的正相关(古碧莲，2008)，因此工作状况可能是影响学生师生关系的因素。
4.2. 研究限制
4.2.1. 抽样
本研究中，仅以滚雪球方式抽取305个样本，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同质性，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结果未必可以推论到全部学校也有类似的结果。
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来实施，因此在统计结果上的解释会存在困难，只可以用文献作推论解释。因此，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有关的质性研究。
4.3. 建议
本研究显示了澳门师生关系有良好的水平；父母的教育程度如果比较低，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情感交流」也较差；父亲的工作状况如果倾向是轮班的兼职或未就业，学生在师生关系中的「亲近信任」也会比较差。以上尤其说明，上述不利的背景可能是造成学生处于低师生关系的危险背景因素。因此，提出以下的建议供政府、学校参考，内容如下：
4.3.1. 政府
政府应该要持续和积极推广师生关系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也可以邀请不同学校进行交流，了解老师与学生建立师生关系上遇到的问题，互相分享成功的经验，帮助学校提升师生关系。
4.3.2. 学校
老师应该主动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特别注重低社经学生的状况。老师可以透过「学习指导」、「生活关怀」、「亲近信任」和「情感交流」等方面与学生建立师生关系，例如在课堂给予机会学生回答问题或发问；多与学生沟通，主动关心他们的需要，适当时给予学生一些支持和鼓励；在处理学生问题时，要守保密的原则；在学生有好的表现时，给予正增强学生，具体地赞扬学生做得好的地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