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M模型的农民工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认同度探究

Research on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 “Regulations on Guaranteeing Migrant Workers’ Wage Payments” Based on the SEM Model

摘要: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被限制在次属市场的农民工群体，其权益遭受侵犯的概率远高于平均。本次调查以杭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问卷17个指标进行降维得到影响农民工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认同度影响的五大影响因子；构建五大因子内部关系的SEM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影响因子间内部关系。研究发现，《条例》弥补了长期以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法律层面的缺失，其中感知有用、感知风险影响对《条例》认同度的影响程度较大。同时农民工对《条例》的整体认知度认同度有待提升，受限于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条例》的宣传推广工作还需加强；《条例》若想要进一步根治欠薪问题，则可以培养监管有效的工作格局、完善惩处有力的执法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

Abstract: Due to the binary segmentation of China’s labor market,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confined to the secondary market have a much higher probability of being violated than average. This survey takes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of Hangzhou as the survey object, and the 17 indicators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reduced in dimension to obtain fiv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cogn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the Regulations on Guaranteeing Migrant Workers’ Wage Paym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gulations); The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five factors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gulations” made up for the long-term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ge payment work, among which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risk impact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Reg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overall recogni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Regulations” by migrant workers needs to be improved. Due to the limited cultural level of migrant workers, th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the “Regulation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f the “Regulations” want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wage arrears, the It can cultivate an effective work pattern for supervision, improve a powerful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wages and remuneration.

1. 引言

建筑领域拖欠账款，由来已久、已成顽疾，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开发企业无关，施工单位将建设项目层层转包，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拖欠行为较为普遍且讨薪较难 [1]。此外，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原因还需要从资金、制度、企业、政府、农民工自身因素进行研究。其中，开发企业资金链间断、法律制度不健全、企业社会信誉缺失、政府消极处理、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重要原因 [2] [3] [4] [5]。

2020年5月1日起《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施行，弥补了长期以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法律保障层面的缺失。随着国家及社会对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的高度重视，相信农民工的权益将会进一步得到保障，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而过去文献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较杂，但是都缺乏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在相关的解决措施方面，部分学者仍然停留在理论方面，没有结合实际的情况展开探索，同时对我国解决这一难题的局限性的相关研究也比较缺乏。

本次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浙江省杭州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实施情况以及农民工对《条例》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与深入前人的研究成果。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网发布的《杭州市2021重点实施项目进度计划》和在建设网搜索杭州市主体建设得到的名单(截止到7月1号)进行汇总、筛选、整理，最终确定抽样总体为727个项目工地的所有农民工。

本项目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浙江省杭州市建筑领域《条例》实施现状及农民工态度进行调查。

2.2. 确定样本量

使用简单随机抽样中估计总体比例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n=\frac{Z_{\alpha /2}^2}{{\text{Δ}}^2}\times P\left(1-P\right)$。

$\text{Δ}$ 表示最大容许的抽样误差。 $\text{Δ}$ 值越小，所需样本量越大。我们在此次研究中取 $\text{Δ}$ 值为5%。 $\left(1-\alpha \right)$ 表示标准误差的置信水平，即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置信度越高，要求的样本量越大。一般取置信度为95%，即 $\alpha =0.05$，对应的 $z=1.96$。

在方差未知的情况下，可用样本率进行预估。样本率取 $P=0.5$ 时， $P\left(1-P\right)$ 最大，即方差取得最大值。

综上所述，取置信度为95%， $\text{Δ}$ 值为5%，对初始样本量进行计算：

$n_0=\frac{{1.96}^2}{{0.05}^2}\times 0.5\times \left(1-0.5\right)=384.16\approx 385$。

估计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80%，因此拟定抽样样本量为：

$n=385/0.8=481.25\approx 482$。

2.3. 抽样

抽样采用如图1所示三阶段配额抽样的方法：首先对根据政府类、商业类等四个种类进行分层抽样，然后根据每一层的比例抽取相应的项目种类，接着在每一个项目种类中抽取相同数量的项目，最后对每个项目根据总投资比例进行项目总样本分配，根据工种比例在每个项目中分配样本数。

Figure 1. Sampling flowchart

图1. 抽样流程图

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482份，实际回收问卷413份。

2.4. 研究对象画像分析

下面将对本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Table 1. Frequency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frequency

表1. 基本信息频数频率表

由表1可知，在本次调查中，被调查农民工中男女占比分别为91.78%和8.82%。就样本统计而言，在杭州务工的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例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年龄结构上，被调查农民工年龄在45~59岁占比最高，达到61.76%；被调查者年龄为19-30岁的占比最低，达到8.82%；被调查者年龄在31~44岁占比14.71%；被调查者年龄在60岁以上占比14.71%。此数据表明参与此次调查的杭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年龄结构多样，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文化结构上，被调查农民工中，学历为“初中”的人数占比最高，占比达到50.00%；32.35%的被调查农民工的学历为“小学”。由此可见，建筑领域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偏低，这是源于相关职业对学历的门槛要求较低。而文化水平的限制也同样成为他们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障碍，因此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岗位，难以提高自身就业的竞争力。

月收入和月消费结构上来看，农民工工资的G-S指数值为0.76，与最大值0.8接近，说明该样本的杭州市建筑领域农民工月工资分布离散程度大，反映了样本的差异性较大，证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得出的样本中，农民工月消费在“1000元以下”的人数占比为32.35%；月工资在“1001~2000元”的人数占比最高，达到55.88%；总体来看，农民工的月消费水平普遍较低，生动体现了当下农民工“高工资、低生活水平”的现状，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在特定的农民工群体中，便显得尤为重要。

工作时长结构上来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工作时长为“8~9小时”的人数比例最高，达到为41.18%，8小时工作时长以上人数比例达85.29%。可以看出农民工总体的工作时长较长。

综合本次被调查农民工的基本信息来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具有男女比例差距较大、年龄分布较为集中、文化水平较低、高工资、低生活水平和工作时长较长等特征，这与国家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相印证，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5. 认同度评价指标测量维度表修正

本项目在多维矩阵结构指标体系设计思路的指导下，阅读大量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影响农民工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认同度的测量指标。根据指标体系的确立原则，最终归纳了17个影响认同度的测量指标，并构建5个二级指标，具体见下表2。

Table 2. Measurement dimension table.

表2. 测量维度表

2.6. 信度效度检验

由于调查问卷内容对农民工来说有点复杂，问卷题目过于详细，出于科学和准确的考虑，我们对50名农民工进行了预调查，着重对量表信度效度进行分析检验。我们选择常用的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问卷的可信度，检验结果各个量表系数值都大于0.7这一最低可接受水平，因此本研究所用的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本调查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各个问题的设置都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设计的，因此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同时量表中的α系数为0.911；在效度检验中，KMO值为0.857，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为853.351，显著性水平值达到0.000，说明问卷总体信效度检验都是处于较高的可接受水平。此外，本研究对问卷的各个问题都进行了分析讨论，与《条例》具体内容紧密联系，所以保证了较好的内容效度。

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条例》认同度探究

本团队根据实地问卷调查的信息分析结果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降维得到五个影响农民工对《条例》认同度的因子(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感知风险因子、参与意愿因子自我效能因子)，再通过建立SEM模型研究因子内部的关系，最后通过建立随机森林模型对17个因子进行影响程度重要性排序。

3.1. 农民工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总体认同度的影响因子分析

3.1.1. 因子降维

本团队为探究影响农民工对《条例》总体有效度的各方面因素，在前期对一些文献挖掘 [3] [6] [7] [8] 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对《条例》的最终认可程度有影响的因子共有17个，对其进项信效度分析和因子分析，计算得到KMO值为0.897 > 0.7，变量间的偏自相关性较强；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0 < 0.01，变量间相关性较强，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61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基于以上检验，对量表3中的1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由分析可知，影响农民工对《条例》总体认同度的因子可以概括为五点：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感知风险因子、参与意愿因子和自我效能因子。

Table 3. Validity influence factor rotation orthogonal factor table

表3. 有效度影响因子旋转正交因子表

3.1.2. 影响因子效能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这五个因子的认可度普遍较高。其中感知易用因子的认可度最高，达到3.475，感知风险因子的认可度其次，为3.357。剩余因子按降序排列依次为感知有用因子、自我效能因子、参与意愿因子。

Table 4.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effect index of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recognition degree

表4. 认同度影响因子效果指数统计表

3.2. 影响因子内部关系的SEM模型构建与分析

3.2.1. SEM模型初步构建

根据以上探索性分析，降维得到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感知风险因子、参与意愿因子和自我效能因子这五个因子。本团队将这五个因子和17个具体测量指标引入《条例》有效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一定的文献研究和实际调查结果，认为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感知风险因子决定了农民工对《条例》的内容评价，会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中，感知有用因子可能会受到感知易用因子和感知风险因子的作用影响，对参与意愿因子的影响起中介作用；受限于学历以及对《条例》的了解程度等自我效能因子，可能分别影响对具体的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和感知风险因子的认可度，因此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如下的假设：

H₁：农民工感知有用因子对参与意愿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2a：农民工感知易用因子对感知有用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2b：农民工感知易用因子对参与意愿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3a：农民工感知风险因子对感知有用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3b：农民工感知风险因子对参与意愿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4a：农民工自我效能因子对感知风险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4b：农民工自我效能因子对感知有用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H_4c：农民工自我效能因子对参与意愿因子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本调查利用AMOS汇出模型路径图，建立《条例》有效度影响因素模型。初始拟合模型卡方值/自由度 = 2.745 < 3，拟合结果良好，除了GFI、NFI、RFI值未达到0.9的适配标准值外，其余指数均达到适配标准值，说明模型有效但还需进一步修正。

3.2.2. SEM模型修正及检验

进一步采用根据修正指数增加相关路径与因果路径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然后再AMOS中构建模型并运行得到结果，模型拟合结果如下表5，所以，修正后的模型各项适配度指标如下，所有指数均达到标准值，表现出较好的适配性，确定修正后的模型为最终的SEM模型。

确定最终的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

Figure 2. SEM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map of the “regulations” validity

图2. 《条例》有效度SEM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Table 5. Final model fit index table

表5. 最终模型适配度指数表

对于修正模型，AMOS输出的各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如表6所示：

Table 6. Effect table between latent variables in SEM (standardized results)

表6. SEM中各潜在变量之间的效应表(标准化结果)

结合以上模型，对于农民工视角下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总体认同度影响因素的内部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条例》认同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大小反映了某一潜变量变动引起其他潜变量变动的程度。

a) 参与意愿因子

参与意愿因子受到感知有用因子、感知易用因子、感知风险因子和自我效能因子的正向影响，其中收到感知有用因子的总效应最大，为1.491。说明《条例》要是能够追根溯源，进一步明确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自身责任；防患未然，及时预防违法欠薪事件的发生；执法必严，严格按照要求规范支付行为，农民工对《条例》的参与意愿和实施的有效度就会越高，以便真正提升农民工对《条例》的认同度。

b) 自我效能因子

自我效能因子对感知有用因子的直接影响为0.857，对感知风险的总效应为0.733。可以发现，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维权意识、对《条例》的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农民工对《条例》的关注程度。农民工通过提升对《条例》内容的了解程度后，可以有效降低对《条例》实施现状和效果风险担忧。因此，提高自我效能因子，如正确引导农民工了解到更多的《条例》相关内容，增加对其的认知程度等可以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条例》的认同度。

2) 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可以发现对潜变量影响较大的观测变量，并对各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

a) 感知有用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压实各方责任(0.743)、监控预警欠薪行为(0.801)、规范工资支付行为(0.753)和明确清偿主体(0.776)共计4观测变量中“监控预警行为”对感知有用因子的影响最大，表面在《条例》的内容中，农民工更青睐直接防止欠薪行为发生。在这些观测变量中，“明确清偿主体”和农民工对《条例》的有效度评价有着不小的影响，可见在工资收到拖欠时，尽快明确清偿的主要责任人，是解决工资拖欠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由此可见，相关《条例》内容的落实，对提高农民工对《条例》整体的认同度，有着不小的帮助。

b) 感知易用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感知易用因子的四个观测变量提供失信名单(0.658)、告示维权信息渠道(0.684)、突出法律责任(0.744)与设立应急周转金(0.644)中“突出法律责任”被认为是影响《条例》有效度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其次为“告示维权信息渠道”。《条例》的颁布，弥补了长期以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法律保障层面的缺失，这一结果，符合《条例》颁布的预期。其次，《条例》中对一些维权信息的公示要求，是的农民工维权成功的概率增加，被认为是认同度提升的重要原因。

c) 感知风险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感知风险因子的三个观测变量实施现状未知(0.818)、实施效果未知(0.768)、缺乏资金保障(0.744)中，被认为影响最大的是“实施现状未知”。《条例》的内容被感知有用或易用，不能代表其最终的实施情况，实施现状的未知性，是《条例》最后有效度的重大风险因子之一。相关部门只有在颁布政策的基础上，加大监管力度，让现状和内容相符，才能够进一步提升《条例》的有效度，从而改善农民工对《条例》的认同度。

d) 自我效能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自身的文化水平(0.907)、《条例》的认知度(0.989)、自身的维权意识(0.832)对《条例》有效度影响中，“对《条例》认知度”的程度最大。在《条例》正式实施数月后，仍有部分农民工对具体内容的认知程度处于“了解较少”甚至“不了解”的状态。政府若能够做到拓宽宣传渠道、深入农民工当中进行普及，加强宣传推广的范围和力度，《条例》的有效度就会得到改变，农民工对其总体认同度也同样会相应变化。

e) 参与意愿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愿意关注《条例》内容(0.886)、我愿意利用《条例》维权(0.923)、我愿意宣传《条例》内容(0.765)，影响力度最大的是“我愿意利用《条例》维权”。《条例》中对违法欠薪行为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使得农民工在维权道路上的成功概率大大增加，可以提升了农民工的参与意愿。由此可见，政府若能够正确引导农民工利用《条例》内容进行维权，可以有助于提高其对《条例》的认同度。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进一步明确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自身责任；防患未然，及时预防违法欠薪事件的发生；执法必严，严格按照要求规范支付行为，农民工对《条例》的参与意愿和实施的有效度就会越高，以便真正提升农民工对《条例》的认同度。

政府若能够做到拓宽宣传渠道、深入农民工当中进行普及，加强宣传推广的范围和力度，《条例》的有效度就会得到改变，农民工对其总体认同度也同样会相应变化。

农民工对《条例》认同度的提高，应当通过积极落实《条例》中的主要内容，突出其主要法律责任，保证《条例》良好的实施现状，不断提高农民工针对《条例》具体内容规定的保障率；拓宽他们被欠薪时的维权渠道，做好积极的引导工作，加大《条例》内容的宣传力度，让《条例》真正地深入到农民工群体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