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形而上学始终存在,它是西方哲学的内在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是西方哲学历史中重要的部分,是哲学家们支持、反对,但又无法完全避免的内容。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被称为“存在论形而上学”,这种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寻找现象世界如此存在的合理根据,为解释现象提供依据和理论基础。“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直接从现存的现象出发,没有对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它忽略了存在者或现象只是在一定经验、视野、观点、理论中所呈现的“现象”,缺乏绝对的、确实的客观性,因而直接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必然会导致错误,局限于固有的经验和理论,而难以获得真知。笛卡尔通过将自我的确定为思维的主体,通过直观–演绎和分析–综合方法,为寻求现象的终极本质形成了确定的知识系统,实现了从存在论形而上学到认识论形而上学的转向。
2.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内在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西方哲学的发展常常是通过对前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形而上学新形态的建构而实现的,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时期。
2.1.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哲学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形而上学》,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如果把形而上学定义为关于现象世界的最终原因的解释,那么形而上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泰勒斯时期,因为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来源于水又复归于水。
此后,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将“存在”提高到“本原”位置的哲学家,他对思想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巴门尼德之前的希腊的自然哲学,本原说是不断变化的,有时是一,有时是多。直到巴门尼德淘汰了有形的本原,本原成为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即“存在”。此时,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第一哲学的开始,形而上学的开始,本体论的开始,自然哲学也随着形而上学的兴起而不断从原哲学意蕴中分离,最终变成了另一门学问,即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具体内容的两个,一个是专门研究本体的学问,即本体论;另一是研究终极因“不动的动者” [1] 的神学。这两种理论是《形而上学》这本书的主题,也是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主要内容。所以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他的第一哲学,包括他的本体论和神学。亚里士多德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想要找到事物的动因,这个原因可以把一个原因推到更高的原因,从第三个原因推到第二个原因,推到第一个原因,最后寻找到第一个原因,即第一推动者,即“不动的动者”。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它是永恒的,是本体,是现实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在于直接从经验到现象,经过抽象,再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得到了本质、形式等概念,他把最后归纳出的产物当作是最真实的本体。
2.2.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思想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除了对古希腊哲学的继承发展,还与中世纪的哲学思想有密切的联系,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相关。在笛卡尔所处的时代,教育领域被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通过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的思想既逃不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无法忽视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中世纪的哲学是来源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二者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二者所代表的基督教哲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但都影响着中世纪乃至近代的哲学和宗教领域。
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针对怀疑主义观点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是否存在?或许你生怕回答错误。其实,如果你不存在,即绝对不可能有错误” [2]。真正含义就是说,“我怀疑,故我在”,这是怀疑论者所不能推翻、不能怀疑的真理。通过这个反驳奥古斯丁否定了怀疑论者所坚持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原则。这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如出一辙。二者都证明怀疑的主体“我”的存在,只是奥古斯丁没有把这个作为形而上学的起点。此外,笛卡尔和奥古斯丁的真理观念不同,奥古斯丁认为真理高于人的理性,而笛卡尔认为真理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被理性探寻。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对笛卡尔的影响没有奥古斯丁大,通过对二者的哲学思想的比较也很难得到联系,唯一相似的是在证明上帝存在这件事上。笛卡尔通过上帝观念的来源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是阿奎那“从运动原因证明上帝存在” [3] 和“从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 [3] 综合运用。
3.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
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处在哲学的本体论特征向认识论特征的关键转折点。他提出的“普遍怀疑”解决了传统形而上学以来的经院哲学分崩离析的矛盾状况,“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体性哲学的第一原则,他也为理性主义奠定原则,这使得笛卡尔成为名符其实的近代哲学之父。
3.1.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笛卡尔认为在哲学中有无数的冲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演绎的数学方法,因此他把建立演绎体系当作他的科学理想,这一理想在他的哲学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想建立一个演绎体系,那么需要一个完全确定而真实的前提,这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起点。他认为自己学习的思想和观念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些错误,他要对自己的知识进行检查,但在他并不清楚那些知识是错误的,那些是正确的,所以他决定通过对一些基本的东西检查来判断知识,正如笛卡尔所说“拆掉基础就必然引起大厦的其余部分随之而倒塌” [4]。
笛卡尔在认为一切都可疑的基础上对较为基础的认识进行检验审视,希望达到对认识进行清扫的目的。笛卡尔第一个怀疑的对象是人的感官,因为感官往往被当作最真实、最可靠的,是人最容易相信的认识来源,笛卡尔为了证明感官可能欺骗我们的认识,用“疯子”和“梦”举例子。疯子会对自己的身份和身体产生错误的认知,而人在梦里无法分辨自己是在虚拟的还是在现实的世界里。由此推出,通过感官所得到的认识可能是由人想象出来的,是假的。
在对感官怀疑的基础上,笛卡尔又进行了更深的探究。他认为如果感官可能会欺骗我们,那构成事物的颜色、形状、大小、数目等属性,包括广延、时间、空间等事物的属性会不会也是假的呢?为了证明他的假设,他提到了人自身具有不完满性,因为“我”是不完满的所以我会犯错。这样一来,事物的各种属性包括广延、时间、空间都变得不可信了。至此,笛卡尔对感官、物体的广延、形状、大小和数目,所处的地点、时间产生了怀疑。这样,以物体为研究对象的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甚至是算学和几何学都成为不可信了。笛卡尔用普遍怀疑的方法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扫清了障碍。
如果说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扫清了障碍,那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就是他思想的基石。笛卡尔想像阿基米德那样找到一个能够撬动世界的支点,即形而上学的基点。于是笛卡尔开始思考在普遍怀疑的情况下有什么东西是无法怀疑的?这时笛卡尔发现他在证明事物是可疑的时,会用到一个假设,即上帝骗我或者类似于上帝能力的强大的恶魔在骗我。但无论骗我的主体是什么,都无法摆脱“我”的存在。因为无论是谁在骗,都要有被骗的对象。既然“我被骗”那么“我存在”。同时,普遍怀疑真的能够怀疑一切吗?其实不然,“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是不可怀疑,一旦我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也就证明我在怀疑了。这样,对“我在怀疑”的怀疑加上之前对一切事物的怀疑,构成了一件事,那便是“我思”。这样笛卡尔确定了“我”和“我思”二者是同时存在,“我思”的存在在方法上靠前,“我”的存在在逻辑上靠前。“我思”的不可否定性证明了“我”存在,而到现在“我”的内容只是“我思”,二者是统一的。“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点,笛卡尔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
在“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笛卡尔重新整理了观念。他将观念分为两种,思维创造的观念和外在的观念。但他认为这两种观念都不是真实的,唯有上帝给予的观念才是真实的,这一真实性的前提是因为这一观念本身有相应对象的存在。笛卡尔由此分析论证了上帝观念的真实性。接着笛卡尔以原因现实性不小于结果现实性为前提,论证了广延观念的真实性。在此笛卡尔假设了上帝的无限圆满性,“我”心中确定的观念都是上帝将关于自己的观念赋予给人们的。上帝的无限圆满决定了他在道德上的至善性,因此上帝给予人的观念都是存在相对应对象的,是真实的,上帝不会把没有对象的观念给我们的,否则上帝在道德上是不完美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到此笛卡尔论证了上帝观念以及广延观念的真实性。
此外,笛卡尔把实体分为物质和精神,他认为物质是现象世界的存在,精神是思想的存在,因而他的思想又被称为实体二元论。实体二元论认为实体分为物质和精神,物质在空间和时间内存在,并遵循机械的运动规律;而精神在自身内遵从另一种因果规律,这种规律需要靠反省和领悟认识,不能像观察物质一样观察这种精神运行规律。也就是说笛卡尔认为人的形体是物质的,受机械因果规律作用,同时人还受着另一个不同因果规律的心灵指导,人的思维与行动可以不具有完全的统一性,但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决定和规划坚持某项行动,这个论断影响了整个知识界。
3.2. 笛卡尔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
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方法和原理的基础,而笛卡尔所建构起来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这个体系并不是以旧有知识体系为前提的,因此这种新方法和新知识体系必然会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产生矛盾,对传统哲学提出挑战。笛卡尔认为传统哲学的缺陷是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难以成为确定性科学知识的基础。也正是传统哲学的不确定性导致它难以成为笛卡尔的新方法论中逻辑推理的可靠前提,也不能作为一种可靠的知识来源而成为其他科学的原理基础。笛卡尔通过数学和怀疑的方法消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知识,新方法论标准的确立也使传统哲学的知识基础地位被彻底动摇。寻求真理的确定性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时代要求,理性主义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地位,开启了哲学思想的变革。
虽然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一样,致力于为现象世界寻求解释、获取确定性知识,为现象世界寻求终极原因和本原,并且将此归结为“我思”。但在笛卡尔在“我思”的基础之上否定了原有的观念和现存的知识,从而重建了整个知识体系,实现了从存在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这在哲学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影响了后世的哲学思想和整个知识界。笛卡尔强调了自身认识的绝对性,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他推动哲学进入到反思已有知识和固有观念、注重理性论证的时代。
4.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将知识体系比喻为大树,认为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具体科学则是发端于树干的树枝,形而上学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根源,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笛卡尔的哲学反映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的理性主义思潮,他们关心科学的实用价值并希望有新的哲学对科学研究进行指导。按照笛卡尔的比喻,哲学是所有知识的发端和基点,而不是对具体科学单纯的反思与总结。因为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是知识体系的树根,知识的形成以此为起点并从中吸取养分。但笛卡尔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形而上学的研究并获取真知。笛卡尔在“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哲学以寻求真知为目的,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这一转折反映了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理性主义的进步,具有深远和巨大的意义。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创立了他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体系,相比于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它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将“我思”即主体作为第一性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物质的存在、探求世界的本原,这一转折彻底批判和否定传统宗教神学,开启了认识论的时代,并将理性主义推向主流,从此哲学研究进入了以“我”为中心的时代。
其实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后世哲学家对笛卡尔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论述争论不休,因为在他的论述中存在矛盾。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将精神与物质完全区分开来,认为它们都是由上帝所创造,但却彼此独立、各自遵循不同的运行规律。换言之他认为这两个范畴是互相平行、互不干扰。那么随着而来的疑问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认识以及物质对于精神的影响的途径无法论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笛卡尔将上帝引入真理标准之中,让上帝成为精神和物质真实性的中介来协调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人类通过完满的上帝赋予的真实的观念来克服认识物质的障碍,实现对于物质的认识。同时,笛卡尔又极力倡导理性主义,主张把哲学与神学分开,希望消除神秘主义对于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干扰。此时,笛卡尔就出现了矛盾,他将世界区分为二元却又最终统一上帝这一完满的实体;相信人类通过理性主义的绝对性认识,却又将精神与物质的沟通寄希望于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