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恋爱与婚姻是一种基本且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二者的形成既是源于人类的天性，同时又受到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美好的爱情与理想的婚姻是人们在个体与社会层面亘古不变的追求，对于刚步入成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大学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建立并逐步走向稳定的关键阶段，是寻求并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时期(林崇德，2009)，其中恋爱关系则是大学生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有研究表明在恋爱关系中满意度高的大学生，能够更长久地维持恋爱关系，并在恋爱关系中提升自我获得感和价值感(李韵，张璟，胡竹菁，周双珠，2019)。而恋爱关系不理想，尤其是经历了恋爱挫折与冲突的大学生，其学业和生活质量都受到了较大影响(裴玲燕，2022)。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和网络的迅速发展，21世纪出生的“00后”们更早地接触了移动通讯与网络，更深地受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在思想和人格上都表现出与“90后”、“80后”不同的群体特征。据研究访谈，当代大学生恋爱相对于之前的大学生呈现出恋情提前化的现象，加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逐渐常态化等诸多不可控事件的影响，现当代大学生婚恋观有了较大的变化(马皓苓&李德显，2022)。因此，有必要面向当代大学生就婚恋观及相关问题进行调研以期反映疫情常态化下大学生婚恋观的变化状况，找到影响现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重要因素，并为大学生婚恋观的引导和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2. 分析疫情常态化下学生婚恋观的变化
为了客观、全面地分析描述大学生群体的恋爱特点，揭示当前大学生恋爱这一常见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和潜在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本研究在广泛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自编调查问卷，从恋爱观中的恋爱动机、恋爱途径、恋爱观、择偶观、婚前性行为等多方面综合调查了大学生恋爱现状并探讨了婚恋相关问题。本问卷为匿名填写，共收集50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符合条件的问卷共481份，有效率95.63%，问卷对象集中在四川省成都市，涵盖大一至大四的高校本科学生，其中以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生居多。本问卷背景资料考察了被试性别(男生占28.90%，女生占71.10%)、年级(大一39.09%，大二29.11%，大三12.68%，大四19.13%)、户籍来源(城镇37.21%、农村62.79%)、填写问卷时的感情状况等基本信息，见表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respondents
表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表
2.1. 大学生恋爱现状与特征
2.1.1. 恋爱普遍化、低年级化
本文调查数据显示，大一年级已有23.94%的学生处于恋爱状态，随着年级比例逐渐增长，大四学生恋爱中学生比列达47.83%。大学生身心发展日趋成熟，大学环境相对自由开放，时间相对充裕，且来自长辈和老师的监管力度相对减弱，大学生恋爱的群体现象更加普遍化(杨艳玲，2007)，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恋爱普遍呈现出低年级化的趋势(张永歌，潘彩彩，杨洪，刘燚，2022)。这种情感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特定的人生阶段，共同学习的环境中形成的，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感情。在本问卷调查结果中，在回答“怎样会开始一段恋爱时”即恋爱动机时，被选择频率由高到低的答案依次为：“看对眼，有好感”(71.73%)，“TA对我很好，有被感动到”(49.69%)，“时间充裕，没有压力，想玩”(17.05%)，“孤独寂寞，需要亲密关系”(12.27%)，“陌生环境，需要陪伴与照顾”(11.43%)，见图1，从主观角度出发而言，大学阶段伴随着个体逐渐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大学生的身心、自主意识发展更趋于成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已逐步成型并趋于稳定，对婚恋对象也初具判断力，但其择偶标准仍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因此其婚恋动机来源是多样化的，有的还是相对幼稚、不成熟的(如时间充裕，没有压力，想玩”、“陌生环境，需要陪伴与照顾”)，从客观因素出发，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不同个体，虽有差异但也具有许多共性，大部分处在同一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相近，对于低年级同学，初入校园，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创造了同学间建立友谊、亲密关系的外在条件，据调查，有部分学生的恋爱始于大一新生入校后，某大一同学在访谈中提到，“在军训和学校活动开展后，很多人都谈恋爱了”(访谈对象A同学)。在适应新学习、生活模式的关键时期，个体之间尚且缺乏相互了解的时间基础，仅由于陌生环境的孤独感与认识初期的新鲜感而仓促开启了恋爱模式，这种建立在动态适应阶段的恋情关系本身因“根基不牢”即容易破裂，除此之外，还压缩减少了在人际交往、学业上的时间和精力，又由于该时期的恋爱一般是大学生正式开始的第一段亲密关系，继而可能对个人恋爱观的塑造、未来的几年大学生涯产生重要影响(魏晓娟，2021)。
由于疫情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在校大学生的疫情管理、防控措施，当代大学生的生活范围基本被限制在校园内部，低年级以通识课程为主，学生所学习的课程内容有较多同一性，在学习上具有更多共同话题，而时间又相对充裕，学生具备更加深入了解彼此的条件，情愫的产生与亲密关系的建立也就有了更多可能性。高年级的同学人格基本独立，也适应了大学的生活模式，三观趋于稳定，且随着年龄逐渐靠近社会期望年龄(Haberecht, Schnuerer, Gaertner, John, & Freyer-Adam, 2015)，其内部与外部的婚恋压力都在慢慢增大，对婚恋的规划也由此更加具体、清晰。
Figure 1. The motivation of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图1. 怎样会让你开始一段恋爱
2.1.2. 恋爱途径多元化、虚拟化
当下的恋爱途径也十分多元，针对目前较为主流的几种恋爱途径进行调研后，结果显示“校园自由恋爱”(占93.35%)为大学生最主要的恋爱途径，随后的“网络恋爱，通过社交软件相亲”、“社交场所(酒吧、音乐节、旅游等)”、“父母亲戚介绍、相亲”等分别以54.26%、47.61%、39.92%的比例占据其他主导途径，其中“其他”中补充的恋爱途径有：“高中时认识的”、“青梅竹马”等，见图2。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所言：“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社会性要求人需要通过与人沟通以满足其基本的社交需求，近年来，因为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迭代，各种传感器遍布生活各方面，网络软件数量指数级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间接化、虚拟化，在蓬勃发展的电子信息时代，人与人的心灵距离却更显疏远，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让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成为普遍现象，出入不少公共场所均需要佩戴口罩，进一步限制了人与人的实体交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个体更容易产生对关系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情感的表达与宣泄的需要并未得到满足，因此当代青年的社交需求开始从线下向线上进行转化。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和网络用户的主要构成部分，对网络新型社交的认可度更高，也愿意在网络社交上投入时间，对网恋的包容度与支持度逐年升高(李一菲&陈宗海，2019)，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少同学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纷纷登陆相关论坛、贴吧等，一些学生经由网络认识后就“预先”开始谈起了恋爱(生龙曲珍&罗西陆，2020)。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选择“父母亲戚介绍、相亲”和“网络恋爱、通过各种社交软件认识”的女性比例分别为44.44%和57.89%，均明显高于对应的男性比例(分别为28.78%和45.32%)，从侧面说明女性对相亲的接受度略大于男性，并且可能由于传统思维中女性在恋爱过程中的被动、矜持的刻板印象，女性更愿意在虚拟的、匿名的网络世界寻找其理想配偶，一个经常使用网络交友软件并有一次网络恋爱经历的同学B说：“太主动的话，就会让自己的喜欢贬值了，但网络上的形象是虚拟的，会更大胆一点，也不会影响到现实生活。”
社交软件、直播软件、相亲交友软件应运而生让网络社交市场规模指数迅速扩大，但需要注意，大学生在成年初期缺少人生阅历，涉世未深，尚未透彻明白网络社交活动的利弊，对网络交友警惕性较低，易隔着屏幕相信他人，陷入感情则更加丧失辨别能力，一旦这种“低戒心”被不法分子利用，会给一些网络诈骗提供机会，事实上，近两年来网恋被骗，艳照威胁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在大学生之间通过法律普及、提倡和引导健康科学上网，理性交友是必要的(赵敏&甘颖琦，2022)。
Figure 2. Means of love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图2. 疫情常态化下的恋爱途径
2.1.3. 择偶标准理想化与恋爱现实性并存
本文对当代大学生在婚恋关系中的底线即“在婚恋关系中所不能容忍之处”进行了调研，其中被普遍大学生高频选择的答案是：“对感情不忠”(高达91.06%以上)显著超过其他选项：“不会关心照顾情绪”(约51.77%)，“缺乏上进心”(约50.52%)，“未来发展规划不一致”(约41.37%)“前期了解不足，后发觉不合适”(约42.20%)，足见感情的忠贞在当代大学生处理婚恋关系中有着不容被侵犯的神圣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选项中，“异地，距离问题”，“未来规划发展不一致”的答案比例在一至四年级间呈现出递增趋势，可能原因是成年早期大学生对恋爱的美好憧憬过于理想以及思想相对较为幼稚，从而缺乏对现实因素的考量以及感情中实际问题的思考，在高年级阶段，大学生即将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继续学业深造或是步入社会就业的重要抉择，以及更重的家庭压力和更高的社会期望，他们需要兼顾学习、加强自身技能培养，以使自己成为合格的研究型人才或实用型人才，此时大学生对待婚恋关系的态度更为现实客观、具体审慎，婚恋观更加成熟，
在理想配偶特质的各选项中，大一到大四学生普遍认为“三观正”是他们择偶标准中最重要的因素(占比83.58%)，“值得信任”(75.68%)和“有责任感”(59.67%)仅次于“三观正”，同时53.22%以上的大学生认为“情绪稳定”是他们选择伴侣的重要参考条件。接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情绪稳定”、“精神陪伴”是择偶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大学生恋爱更注重精神品质、内在修养、兴趣爱好的匹配，与之相对的外在，如外貌、身材等，在择偶选择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且随着年级的增长逐渐退位至相对次要的位置(见图3，选择“颜值高”、“身材好”的答案比例随着年级增长而减少，其中身材好比例最低)，由此可见，在接受高等教育与个体心智成熟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逐渐将择偶的标准重心从外在转移到内在，从娱乐性恋爱转变为成熟的恋爱，更多考虑三观共性、精神契合程度与情绪体验价值。
Figure 4.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in standards of ideal spouse
图4. 造成择偶标准变化的原因
在谈到“造成择偶标准变化的原因”时，74.01%的学生选择“个人思想成熟”，40.96%的学生选择“恋爱经历”，这凸显出大学生能够理性清晰的认识恋爱，同时，见图4，选择“文化程度”(占比51.56%)、“经济压力”(占比44.28%)两项的人数约占总人数的一半，大四学生选择“经济压力增大”选项比例最高，占大四总人数的52.17%，这说明实用主义在大学生恋爱中倾向明显。“社会风气”(占比37.01%)、“压力增大”(占比27.44%)、“时间安排”(占比26.82%)和“数字媒体”(占比16.22%)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择偶标准，说明大学生的择偶标准，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动态变化。对于新冠疫情，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76%的学生认为新冠疫情造成自身择偶标准的变化，说明疫情进入常态化后，由于当地的防疫措施得当，学生已逐渐适应疫情对学业和生活的影响，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改变。
2.1.4. 恋爱综合消费行为存在认知与行动偏差
Figure 5.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biases in love consumption
图5. 恋爱消费中认知与行为偏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文化不断地发展，物质条件不断丰富，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地改变而改变。在当前信息快速传播的社会环境下，商品的买卖途径更加多样，各类咨询、社交软件充当着信息媒介的同时也在成为商品宣传和售卖的平台，有的直接通过用户广告植入，有的是借助网络“大V”“公知”等粉丝效应进行产品宣传，但其产品质量尚待考证，产品效应也有被夸大的嫌疑，部分大学生由于对信息的辨别能力较差和对外部影响的抵制力较低，更易产生冲动消费的念头。在还没有形成良好消费观的时候，恋爱消费行为可能会助长攀比之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在大学生群体中流行，虽然本次调研的大部分同学认为恋爱中感情基础更重要，或是感情基础和物质基础同等重要，但据魏晓娟等调查发现有14.8%的大学生愿意为了物质条件放弃情感喜好，让恋爱本质的“爱”被物化、变质，以多数情侣会在特殊节日时互送对方礼物为例，有调查发现，月生活费在1500元左右，其中恋爱支出为301~600元的大学生在大学生恋爱消费群体中的占比最大，高达42.9%，在为对方购买礼物时，选择价位区间在200~500元之间的人数最多，达到总体比例的48.3%，甚至有些男大学生会给女朋友买名贵奢侈品。
在针对恋爱消费观的调查中，有87.73%的同学认为“恋爱中双方都应量力而行不给对方太多压力”和5.82%的同学认为“恋爱应坚持勤俭节约”，只有5.61%的同学认为“恋爱时多花点钱没有关系”。在谈到消费压力时，有超过63.00%的同学认为恋爱会导致生活紧张，见图5，在张晗、高真(当代大学生恋爱消费行为研究)等人的调查中更发现近90%的大学生认为在恋爱中存在消费压力，这种由于自身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的不匹配让当代大学生在恋爱综合消费中呈现出一种认知与行为的不匹配，大部分大学生一方面处于逐渐走向独立的阶段，但又不具备稳定收入，形成了其主观认知中希望在恋爱中理性消费的观念，但实际的恋爱消费行为则可能会与其认知不符，甚至导致超前消费，在面临解决恋爱消费问题时，大学生可能会通过向父母寻求资金、向朋友借款或在花呗、京东白条等网络平台贷款的方式获得恋爱基金，长期以往，大学生的恋爱消费压力间接地转移为其家庭生活压力的一部分(张晗，高真，郑媛，刘燕，刘笑雨，2022)。
2.1.5. 恋爱态度总体积极向上，但也存在恋爱消极与游戏性
在谈论恋爱与婚姻的关系时，47.61%的学生认为恋爱应该以结婚为目的，44.49%的学生赞同恋爱不一定要结婚，2.91%的学生选择恋爱只是游戏，见表2，可见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恋爱与婚姻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同学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恋爱与婚姻割裂，容易导致大学生忽视恋爱过程中所包含的责任与道德(刘啸天，2021)。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恋爱应以结婚为目的的比例在高年级中明显高于其他年级，可以看出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自我意识发展的成熟和完善，能够更加正确地处理爱情与学业的关系，心理更加成熟。虽然大学生恋爱中存在恋爱消极和游戏性的错误价值观，注重恋爱过程，轻视恋爱结果，但整体上看大学生的恋爱态度积极向上。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and marriage
表2. 恋爱与婚姻的关系
理想的爱情应当是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需要时间投资与感情成本，更需要理解、信任、包容和责任等品质。新时代大学生，受到思想思潮的影响，接受的文化更加多元，无论是对亲密关系持有“恋爱不一定要结婚”还是“恋爱应以结婚为目的”，婚恋教育课程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知爱情婚姻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还应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功利性、工具性、娱乐性等错误恋爱动机引发的不良后果甚至是人生悲剧。
而对于“毕业即失恋”的舆论观点，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毕业与分手没有直接关系，婚恋前景并不呈现悲观但也并非对爱情盲目自信，其余学生承认毕业即失恋的现象存在，但在态度上呈现两极分化，见图6：一者对自己的恋爱抱积极态度，并不认为自己的恋情会因毕业而终止，二者则认为自己的恋情很有可能也难免“毕业即失恋”的结果。
Figure 6. Survey of views on “graduation is breakup”
图6. 对于“毕业即分手”的观点调查
2.1.6. 大学生恋爱更加考虑现实因素
结合表3，感情和物质基础在大学生婚恋观的重要程度，从总体上看，55.51%的大学生认为感情基础和物质基础同等重要，35.97%大学生更注重感情基础，恋爱比较纯粹，只有8.52%的同学认为物质基础更重要，其中大四学生选择“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年级，可以判断，伴随年级升高，教育教学体制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过程中逐渐实现个人从学生到工作者的角色转变，也不断促进个人思想的成熟，学生不仅需要思考学业，更需要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重塑三观，改变作为客体的物质世界。因此，物质作为生活的基础以日渐具体的形式被考虑在作为人生重要组成的婚恋关系中。此外，在遭遇疫情这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外贸行业、旅游业、交通业、娱乐消费行业广受打击，不少企业裁员降薪，中小型企业破产数目逐年递增，2021年八月至2020年八月破产企业案件数目为80,360件，同比增长99.74%，2022年八月至2021年八月破产企业案件数目为107,190，同比增长33.39%，足以说明疫情背景下动荡的经济形势，并且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教育部，2022)。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持续，就业市场用人需求还存在不确定性，部分中小企业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其中有不少本科生也因为就业难而选择继续深造，提升学历，进一步致使考研报考人数持续走高，2021年有457万人报考研究生(相较去年激增80万) (姜丽丽，2022)。由于学业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不断增加，使得当代大学生不得不将物质基础、地理位置、恋爱双方的发展方向综合考虑到未来规划之中，更加理性看待婚恋关系并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上思考双方是否具备步入婚姻殿堂、共同生活的能力。
Table 3.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al and material basis in marriage and love from college students’ views
表3. 感情和物质基础在大学生婚恋观的重要程度
2.1.7. 性爱道德观中呈现性别差异
爱情与性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这种原始欲望的驱动，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性在一方面是一种本能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受到道德、伦理的外在约束和自尊、自爱的内在约束，对成年初期的大学生，性还带上了一种敏感、神秘的色彩，而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率一直是较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社会呈现的性文化在近些年来更多样、对性行为的包容度也在上升(李娟&杨洁，2018)。这些现象都对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在对婚前同居的态度上，调查对象选择“支持，可以避免婚后生活不和谐”的有32.64%，“持保留态度”的有43.24%，选择“不支持，比较保守，没有能力承担”的占24.12%，其中，以调查对象的恋爱状态为自变量，考察其对婚前同居的支持度，发现，正处于恋爱中的学生(占总体学生的32.02%)占“支持，可以避免婚后生活不和谐”的43.31%，该数据也符合当代大学生在“爱与性的关系”中“先爱后性”的主导观点，并且选择“支持，可以避免婚后生活不和谐”的男性比例为38.13%，该选项整体女性占比为30.41%，可见男性的性观念更加开放，但与之对结婚对象无性经历的高期盼值相悖，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大学男生对自我要求与婚恋对象在性行为方面要求的不一致性。
婚前性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接受度在逐渐升高，但性教育与性行为知识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在杨梅琴、叶慧、江剑平等研究中，有10.3%的大学生其本人或性伴侣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有超过三成的大学生对大学生意外怀孕导致的人工流产现象持宽容或漠视态度，认为这类现象能够被理解，且属于个人自由(杨梅琴，叶慧，江剑平，2016)。故在性知识普及以及生殖健康教育方面有必要对大学生科普科学避孕、人流等与性行为密切相关的知识，从而让大学生谨慎对待婚前性行为并充分认识到性行为中对应的责任(张芹，2021)。
2.2. 大学生婚姻观现状与特征
2.2.1. 婚姻自主性增强
婚姻是爱情与性的理想结合。有相关研究证实，原生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的恋爱效能和恋爱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在家庭水平层面的情感交流、介入程度都对大学生恋爱的效能有重要影响(耿仲男，2022)。父母作为构成家庭的基础角色，其婚姻状况对子女的婚恋观的塑造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其婚姻质量也会间接影响到孩子的婚恋价值取向(Cunningham & Thornton, 2006)。父母关系长期不合，如出现争吵不休、分居、暴力等负面婚姻行为时，会对家庭氛围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并容易让该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缺失安全感，针对此现象我们考察了调查对象的父母婚姻状况、父母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程度以及子女是否会采纳父母对婚恋的建议等方面的情况。考察父母婚姻状况对调查对象择偶观的影响时，设置的四个选项“无影响”、“影响较小”、“影响较大”、“非常影响”，返回数据见表4：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arital status on the survey respondents’ view of ideal spouse selection
表4. 父母婚姻状况对调查对象择偶观的影响
其中父母婚姻关系不合或婚姻破裂(除“初婚”外)的调查对象选择“非常影响”的比例为14.68%，接近于父母婚姻生活相对和谐(即“初婚”)的对象认为非常影响自己择偶观的两倍(7.80%)，同时结合调查对象对婚姻和恋爱的关系时，父母婚姻关系不合或婚姻破裂的调查对象选择“恋爱只是游戏”的比例为5.50%，也高于父母婚姻生活相对和谐的调查对象选择该选项的比例(2.15%)，其中将调查对象的性别作为自变量，考察父母婚姻状况对子女择偶观的影响发现，在答案为“影响较大”、“非常影响”选项中，女性调查对象是主要组成部分，见图7，提示了，父母婚姻状况可能会对家庭中的女儿择偶观、婚恋观影响更大，因此有必要在婚姻关系不和谐时多对子女进行更多的沟通交流，给予更多的心理关注。
Figure 7.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arital status on their children’s view of choosing ideal spouse selection
图7. 父母婚姻状况对子女择偶观的影响
但随着子女在生理、心理上的成长、接受教育并受到学校、社会影响，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弱化，与之相对的是其婚恋自主性的不断增强，调查结果显示，无论父母婚姻是否和谐，在考虑婚恋是否采纳父母建议时，有91.06%的同学选择了“参考父母意见，自己衡量决定”，进一步说明大学生在婚恋中，会将父母意见作为参考，但更会自己决定婚恋，将婚恋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更强的主观意愿与独立性(李雪钱，2018)。
爱情与婚姻以爱为根本联结，又存在不同之处。婚姻意味着多重的社会身份和对应的责任，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传统社会赋予婚姻的根本价值在于传宗接代、养育子女、赡养双方父母，在现代社会的工作体制改革与经济、认知发展进程中，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主义理念不再是当代青年选择结婚的目的，他们更在乎婚姻是否是两情相悦而成，更关注个人的安全感、幸福感、价值感是否能够达到要求，即结婚是一种联结个体成为以家庭为社会单元的形式，但家庭的成立并不代表婚姻双方的个体性被剥夺，具有更强的婚姻自主性，这点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体现较为明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当代女性对传统婚姻中贤良淑慧，相夫教子形象的拒绝，如前所述，受到个体社会平等意识、体化思潮、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影响，当代女大学生群体的婚姻观念有更多自由化、自主化、独立化的趋势“我不希望在婚姻中丧失自我，把我变成一种工具，那样的婚姻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访谈对象同学C (一大二女生)如是说。“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育小孩，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另一访谈对象同学D (一大三女生)说，据研究显示中国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成普遍趋势，本次调查中在关于生育意愿的题目中，有38.30%的女生选择“不想要(小孩)”，而男生选择该选项的只有19.42%，这种较为普遍的不婚不育的观点也在不断挑战传统的婚姻观念，当提到对近年来结婚率逐渐降低，离婚率逐渐上升的现象有何看法时，35.64%的人认为是“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加清晰的追求与规划”，有33.27%的人认为“现代年轻人越来越浮躁，对婚姻不够重视”，还有26.73%的人认为“思想比较开放，能更勇敢的选择”，见图8，在补充答案中主要有：“经济、社会压力增大”，“疫情让人的距离变得更疏远”“近两年由于疫情难找到工作，没有收入不敢结婚”，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对婚姻的思考较为深入，对离婚率的包容度也在上升，并且疫情常态化下的大学生逐渐意识到婚姻相比于恋爱更加实际，更需要具备一定物质条件，并且其婚恋观也间接受到了疫情常态化的影响，而略显消极。
Figure 8.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rising divorce rate
图8. 对离婚率越来越高这一社会现象的思考
2.2.2. 婚姻角色观
受传统的社会文化影响，生育不仅是婚姻部分价值所在，也是人生命历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同时面临群体的认可、家庭的期望以及处于老有所养的考虑，生孩子成为大多数婚姻的必选项。问卷调查中对于“生孩子”的看法，整体来说，男性和女性都害怕生育所带来的心理、经济、社会责任、家庭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女性表达更为强烈的“恐育”情绪(穆光宗，2020)，见图9。对男性而言，他们的压力来自在社会塑造的理想父亲的形象，年轻男性觉得自己既要挣钱养家，又要思考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对女性而言，生育的压力来自很多方面：一是担心生产本身会给她们的身心造成创伤，其中包括担心“产后抑郁”，担心生产过程中和产后的身体状况会受到损伤，以及身体的康复。其次，由于受传统的男女分工方式的影响，女性在照顾子女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母职惩罚”、“丧偶式养育”等新闻频频出现，导致她们在养育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此外，很多女性被调查者认为生育会对她们的工作产生消极的影响，结婚后的女性会面临工作和家庭的角色冲突，而生育，势必会占用她们的正常工作时间，并为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也会影响她们的职业生涯。此外，很多年轻的女性认为，在求职和晋升过程中，婚姻和生育都会让她们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会对她们产生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影响到她们的自我价值。
Figure 9. How to perceive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newborns
图9. 如何看待新生儿减少这一社会现象
3. 当代大学生婚恋观既结合传统又具现代意义，择偶标准疫情前后无明显差异
婚恋价值观贯穿大学生的恋爱与婚姻，研究表明，大学生婚恋观整体具有平衡性，不存在年级差异。我国当前大学生的婚恋观价值主流与疫情前并无太大差别，总体健康且积极向上，符合社会主流婚恋价值观，虽然大学生们的婚恋观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观念，但却具有很多现代意义，矛盾且辩证统一(《青少年价值观测评指标体系模型研究》课题组&王东，2011)。
大学生的恋爱动机较为纯粹但恋爱行为不具备较强的责任感，择偶标准理想化、自我中心化与追求感情的纯洁同步，恋爱途径上未脱离传统又与现代交织，恋爱中的责任感与婚前性行为的包容程度相冲突。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年龄、阅历等因素的增加，大学生们的婚恋观更具现实主义倾向。
1) 择偶标准相较疫情前大体一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主流婚恋意识特别是择偶标准与疫情前宋晶、杜园春、肖平华等人的研究大体一致：大学生的总体婚恋观受到个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影响，也受到外界社会风气、道德准则以及物质条件的影响，大学生恋爱趋于普遍化、多元化，追求自由恋爱，恋爱更加务实，择偶眼光更加长远，更多看重对方的潜力与内涵(宋晶，2018)。而本文在调查中也发现，对于理想配偶特质，超过八成的学生认为“三观正”是他们择偶标准中最重要的因素，“值得信任”、“有责任感”、“情绪稳定”也是他们选择伴侣的重要参考条件。可以看出疫情前后大学生的择偶标准与疫情之前大体一致(杜园春&肖平华，2022)。
2) 懒婚现象使得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结婚平均年龄日渐增长。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从各地来看，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成为普遍趋势。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突破新低(陈镕，2021年结婚登记创36年新低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民政部，2022))。究其原因有四：一是婚姻观念的转变，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更加重视婚姻的自主选择和生活质量，更加便利的生活也让大学生们对恋爱的渴望度降低，懒婚现象加剧(张庆华，2018)。本文调查显示“非常想谈恋爱”的人数只占9.78%，持有“还好，现阶段遇到合适的会考虑”观点的人数比例高达59.63%。对于恋爱与婚姻的关系，大学生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不认为结婚是恋爱的唯一归宿。二是激烈的社会竞争、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让大学生们没有时间经营恋爱，更不用说婚姻。三是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继续考研、读博，接受教育的年限延长，尤其是女性群体，恋爱与结婚年龄自然就推迟了。四是结婚成本的不断增高，住房、彩礼等现实因素导致很多适婚大学生不敢结婚、结不起婚。
3) 当代大学生恋爱心理压力增大。田林、魏丽颖等采用大学生恋爱心理压力源量表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其恋爱心理压力处于高压水平，且明显受到经济条件，家庭收入，接触频率等方面的影响(田林&魏丽颖，2021)，这类现象一方面，由于人才供给量持续增长，叠加疫情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线下求职向线上求职转化，竞争更加激烈，毕业生求职前景空前严峻(毛宇飞&曾湘泉，2022)，2019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约为80.1%，截止至2020年六月，该数据仅为16.6%，确定就业人数下降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岳昌君&邱文琪，2022)，求职压力空前增大，恋爱消费的压力随之增大，对于达到现代婚姻所要求物质条件的难度也继续增大，但毕业生就业压力在随着国家相继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会逐渐回暖，并在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规模的增大下逐步得到缓解(马晔风&蔡跃洲，2022)，届时大学生对待婚恋的态度可能也会更加乐观。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慢就业”趋势也间接促使继续学业压力增大(尤其对本科生而言)，加上对部分疫情发生地区高度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让不少大学生接受封校管控、隔离、网络教学等，减少了与人的沟通途径和诸多社交活动，长期管控易使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出现异常，产生负性情绪，如易怒、疑病、焦虑、抑郁等(贾俊飞，2021)，并且处于恋爱关系中以及失恋的大学生更容易表现出焦虑状态(江永燕等，2021)，此时更应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状况，积极引导，建设好心理预防机制(闵娟娟，2021)。由于疫情管控，交通出行以及娱乐、旅行等活动普遍受到限制，减少了情侣间面对面地实体交流的机会，让处于恋爱状态中的大学生被迫经历“异地恋”，更多借助网络媒体作为沟通中介进行恋爱，将面对面沟通转换为文本信息或电话，但受限于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丰富性，交流中容易造成歧义、误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生恋爱满意度(高秀秀，2020)。
4. 展望呼吁
本文所用数据是基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虽然在数据、抽样上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但就实际来说，本文观点受校园文化差异或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一定地域局限性。
本文提倡从自我、家庭、学校和社会四方协同，互相结合、由内而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提倡当代的大学生重视自我提升，先自爱而后爱人，注重恋爱过程，不要过度追求物质；呼吁家庭加强对子女的婚恋观引导，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消费观、性爱观；建议学校开展心理咨询，开展相关课程或把婚恋观的树立融入思政教育，加强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提倡社会加强婚姻道德观意识的舆论建设，注重网络社交环境的监管，控制和抵御不正当性行为，提升社会整体责任和道德意识。
致谢
感谢成都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教学骨干提升计划、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线上线下混合式示范课程《物理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物理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核心通识课程《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成都中医药大学辅导员工作室：“导引未来”协同育人工作室等建设项目的支持。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风传承行动”2022年度学风涵养工作室——“科学教育树新风”人才摇篮工作室(XFCC2022ZZ002-046)；成都中医药大学2021年度校级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ZLGC202143)。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