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凝视”作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被书写和理论化 [1]。凝视(gaze)有别于强调认知、理性、逻各斯等传统视觉理论的观看(look)，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中，发掘出欲望、快感、观影机制等系列的观点，成为文化研究及当代电影理论的重要概念 [2]。简言之，凝视在当代社会中不再只是感官维度上的观看行为，而更多强调的是受多重关系影响下所建构出来的“反凝视”行为，其中还裹挟着凝视主客体间权利、欲望、身份的施压。关于凝视理论的运用，萨特作为开端，拉康与福柯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与延伸。
观众在观看影片、阅读片名《非常嫌疑犯》时，便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凝视主体去凝视演员表演的内容，或者身处影片凝视主体(警察)的位置一起审讯凝视客体(非常嫌疑犯)。而这些都是自为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自我意识。之后拉康打破这种惯性思考，在萨特注视理论的基础上继续为“他者”的凝视辩护，指出凝视客体并非总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他者”，反而会占据主体地位，并对凝视主体进行反凝视 [3]。倘若说拉康的凝视是建立在主体欲望异化的基础上，是双向度的循环往复，那么福柯的凝视则是通过“权力的眼睛”实现“监视”，从而达到主体控制客体的单向度模式 [4]。福柯主要通过分析医院、监狱的建筑结构，来展现凝视中“监视”的独特内涵。接下来本文将主要基于以上两者的凝视理论，分析电影《非常嫌疑犯》中医院、警察局作为载体的“凝视”属性以及凝视主体与“他者”之间凝视关系的转向。
2. 建筑空间下权力凝视的隐现
福柯的多部学术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均揭示了在凝视空间的权力隐现，尤其集中于监狱、医院、学校等社会空间，展现出不同建筑结构中所隐现的权力涵义。在其语境中，权力凝视是通过可见与不可见的游戏布施的。在医学凝视当中，“不可见性是权力未能刺透的场域，而可见性则意味着裸露于权力的监视之下 [5]。”在监狱凝视中，可见性意味着“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可持续的可见状态”，不可见性则意味着权力的隐形存在。 [6] 接下来本文第一部分将基于福柯的权力凝视理论，集中于影片中出现的核心建筑结构——警察局和医院两大凝视空间，分析可见空间结构中隐含权力的运作。
英国监狱改革的提倡者边沁曾提出全景敞视建筑的监狱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矗立着一座瞭望塔，塔上有一扇环形窗户，便于监管犯人。犯人们隔着一段距离围绕着瞭望塔四周，每个人都有分隔开来的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扇窗户，一扇面对外界，阳光可以照射进来，另一扇面向瞭望塔，瞭望塔中的监督者可以透过光线来监视犯人们的日常情况。福柯认为环形监狱模式一改传统的黑暗地牢并引入了光线，因为“阳光和看守者的目光可以对囚禁者进行更有效的捕获 [7]。”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看，但不能主动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6]。
在审讯室中，警员分别审讯了麦克马钠斯(McManus)、芬斯特(Fenster)、托德·霍克尼(Todd Hockney)、基顿(Keaton)、金特(Kint)五人。直射的顶光将五人上半身清晰地展露出来，而身旁警员的脸部却被摄像头刻意截出。在中心亮四周暗的环境中，嫌疑犯被看的同时却无法看清审讯者。审讯者与嫌疑犯之间一坐一站、一高一低的位置形成强烈的支配关系，在这种单向度的环境中建构出了新的秩序——自拘。关押处不同以往的黑暗地牢，外围的光线可以透过玻璃照射进来，特殊材质的玻璃可以让警员看清嫌疑犯的行为，但他们却看不清外面的情况，形成“被一群智障监视”的支配关系。细细观察，玻璃上镶嵌的条条网格，将嫌疑犯犹如“动物”般囚禁在“牢笼”内，任由监视者观看。在指认室中，审讯者处于观众观看的视角，主动成为凝视主体。观看窗的框定、强光灯的照射让指认场面景观化，仿佛是凝视主体在观看一部“电影”，相应地五人被动地成为凝视的对象——凝视客体。警员们把“银幕”上被看的对象纳入自己的好奇欲和操控欲中，“银幕”上移动的耀眼光亮与周边黑暗的极端对比让整个凝视的过程产生眩晕感，从而有助于催生单独窥视的幻觉。以上通过福柯关于“全景敞式建筑”理论，揭示出警察局凝视空间的凝视属性。
福柯在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中重点分析关于医学的目视，他指出医院最终的广泛建立则确保了对病患的权力凝视已然构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目光空间，“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了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 [5]。”医院是可见的空间，并已经完全被整合进社会空间，它取代了以前个人知觉、家庭救助和居家治疗的固定医疗形式，建立起一整套融入政治思考和社会意图的医疗制度和法则。“在这个体系中，带有福利性质的医院将接受资助，上门就诊的贫苦病人变成自己考察疾病、积累科学真理的对象，穷人用坦露的身体、暴露自己的疾病来换取治疗。在这个模式中，病人成为临床医学考察象，成为携带着权力——知识编码的医学凝视的观看对象 [8]。”
《非常嫌疑犯》讲述的是一艘货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佩雷拉港爆炸，联邦调查局特工杰克·贝尔(Jack Baer)与海关总署戴夫·库扬(Dave Kujan)即刻展开调查。贝尔立刻前往郡立医院询问全身烧伤的匈牙利人，库扬前往地方检察院询问坡子金特，影片在这两处审讯对话中展开故事。在郡立医院，贝尔与其他医护者包围在病床旁，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到刚刚恢复意识的匈牙利人身上，像观察“标本”一样地询问伤者。匈牙利人不断重复着“凯泽·索兹(Keyser Soze)”，创伤回忆性的语言重复，加以语言不通，伤者只能服从，却不能与医生形成对话。医生与伤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等关系，医生因其专业化的知识和政治性的身份享有“凝视”伤者的权力。因此病房也成为一个权力凝视的可见空间，在这里，伤者被展示、被观察、被暴露于各种目光之下，而不再有任何的隐匿性与私密性，彻底成为凝视对象。在影片外的现实世界，人们仍然赞颂医院是治病救人的神圣朝地，是一个合法的、独立的“看”的场所，病人永远将自己生命的希望寄存于医生，自甘成为医生凝视的客体。
3. 凝视主客体间身份的从属关系
从源于古希腊的视觉中心主义观念到视界政体观念，逐渐奠定了凝视中的被看“他者”处在对主体的从属地位。视界政体的观念，来源于马丁·杰的研究颇多，显示了一种视觉的政治学思维。所谓“视界政体”，就是指“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思维下，视对象的在场与清楚呈现或者说对象的可见性为唯一可靠的参照，以类推的方式将视觉中心的等级二分延伸到认知活动以外的其他领域，从而在可见与不可见、看与被看的辩证法中确立起一个严密的有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主动与受动的二分体系，并以类推的方式将这二分体系运用于社会和文化实践领域使其建制化 [9]。”两分法体系的构建终将导致主体优胜于客体的倾斜性，形成不平等的压迫关系。接下来本文第二部分主要从人物身份角度出发，寻找影片中凝视主客体之间存在的从属关系。
3.1. 审讯者与被审讯者
在具有优越感、强势感的警察主体看来，“我是警察，是正义的象征，疑犯是低贱的，我终将会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名，将他们制服”。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基于自身强权的代表建构出低劣的疑犯“他者”，笔者清楚地认识到警察与疑犯之间的不对等和压迫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感知，而是社会语境中造成的疑犯“他者”的从属地位。
影片伊始，六个月前麦克马钠斯、芬斯特、托德·霍克尼、基顿、金特五人被警察局作为卡车抢劫案的疑犯逮捕审讯，故事也在被冠以正义战胜邪恶的头衔中展开，这样的绝对认知差异更加强化了凝视双方的对立和压迫。五人在被认作疑犯进行逮捕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双方肢体动作的明显差异，警察均为动作的施作者，处于空间位置的上方，疑犯均为受作者，处于下方。影片中最为明显的是，芬斯特在被逮捕时，双手举起的动作将自己完全展露出来。在餐厅库扬强制喊停基顿与客人的交谈，此时导演给予仰拍画面，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库扬处于俯视视点，目光充满不屑，同时海关探长的阶级身份也让库扬作为凝视主体的地位更加牢固。在警察局办公室审问金特时，库扬坐在办公桌上洋洋得意地俯看金特，与拘谨的疑犯金特相比，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恰恰呈现出审讯者(警察)与被审讯者(疑犯)之间的从属关系。
3.2. 施救者与被救者
本文第二部分基于福柯的凝视理论分析医院呈现出的凝视属性，在这个合法合理的观看空间中，施救者与被救者之间的从属关系被无形中认定。整个治疗过程中，医生都享有绝对的主动权。由于病症的判断与治疗方案的制定只能靠医生定论，病人只能听从于医生，因此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便一目了然。医院标志着一个合法的观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疾病与身体不仅被暴露，还被展示——因为医院不仅承担着被救治的功能，它还是教学的场所 [5]。疾病原是私人事情，但现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身体却被打开并变成可视的空间，甚至成为教学场所，供更多人围观。医生治疗病人的过程更被认为是经验积累的过程，病人成为医生考察的对象，成为医学凝视的对象。
影片另一个悬念侦破发生在郡立医院，联邦调查局特工杰克·贝尔负责询问案发幸存者现场情况，并根据幸存者口述进行罪犯的人物画像。在病房中，幸存者匈牙利人首先是作为医护者凝视他者存在，他像标本一样躺在病床，时刻需要医护者观察身体情况。其次是作为可以帮助特工贝尔调查真相的凝视他者存在，从进医院开始，抽烟、不戴口罩，贝尔所有行为都是想当然将自己作为凝视主体，对待他人也是使用支配性语言，“快去办”、“能闭嘴吗？我在讲话”，将所有人视为自为世界的客体。作为重要案件的证人，匈牙利人的说词在一开始就因为语言不通而不被关注，当他讲述时，医护者自顾讨论伤者身体情况，贝尔自顾联系专业人员帮忙。每一方都沉浸在自为的主体世界中，却不知在他人看来自己是“他者”般的存在。
3.3. 设计者与被设计者
影片最后揭秘金特为案件元凶，最不起眼的人物却是故事的设计者，在被凝视的同时也在凝视着“他者”。金特为了从圣佩罗港货轮爆炸案中脱身，开始将视线集中于因卡车抢劫案而被逮捕的五人，并且将自己以不可靠的跛子身份隐藏其中。影片主要展现出两个时空：一是警员调查案件的现实时空，二是金特叙述出的虚拟时空。在被编造出的时空里，金特是谎言的缔造者、故事的设计者，疑犯剩余四人是被设计者，成为他达成目的的“工具”。同时库扬审讯他时，他利用库扬对基顿的私心，顺利将矛头引向基顿为自己脱身。
4. “他者”的流变——凝视客体对凝视主体的反抗
在原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视界政体中，人们始终将自己置于能动的位置，永远从自我的视角出发凝视他者，久而久之便造成关系的不对等。现如今，人们也开始对此进行反思，探索消解凝视中权力控制的策略。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域中尤其常见。凝视主客体之间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从属关系，而是可流动的动态辩证呈现。来自客体的凝视他者也可以进行反凝视，对已有的视界政体进行颠覆。胡克斯坚持认为，“那种企图压制我们/黑人的注视权力的做法只能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想要注视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叛逆的渴望、一种对立的注视。我们通过勇敢无畏的注视而大胆宣告：‘我们不仅要注视，而且要通过注视改变现实 [10]。’”意义非同凡响，但反凝视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注视关系颠倒，而是不存在中心化的主体和“他者”化的客体，消解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否则只会陷入凝视的无限循环。当然，以上只是关于凝视主客体间关系的理想预设。接下来本文第三部分主要基于拉康的凝视理论阐述凝视他者(金特)对主体(库扬)的反抗过程。
拉康认为“凝视”分为两种，一种是眼睛，一种是凝视——客体a的凝视。在眼睛这一层，拉康结合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论述，建构出处在“幻象”中被遮蔽的主体，眼睛自动屏蔽了客体a的凝视 [3]。在凝视这一层，拉康强调“他者”的凝视，使得凝视他者一跃成为可与主体抗衡甚至可以反抗主体的力量。金特是如何一步步对凝视主体库扬进行反凝视的呢？笔者主要从两人的台词以及位置关系，来分析他们之间凝视关系的变化。审讯一开始，库扬不同寻常地坐在办公桌上，两个人位置一高一低，就已说明库扬自动将自己作为凝视主体，通过权力的凝视去逼问金特说出实情。影片中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凝视，第一次镜头仰拍，展现库扬的凝视目光，“我比你聪明，我会查出我想知道的事，我会从你这里下手，不管你喜欢与否”，自恋式优越感与急切想要客体主动说出全部实情的欲望在第一次凝视中充分体现。第二次镜头俯拍，展现出金特反凝视的目光，也就在此时“他者”金特对主体库扬开始进行反抗凝视。先是利用库扬对基顿的不满激发他内心的愤怒，让其失去理智，此时库扬会受情绪的影响，“眼睛自动屏蔽了客体a的凝视”，便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然被“他者”金特凝视。其次，金特所叙述的故事完全是在按照库扬的自恋意识进行编造，故意让基顿成为凶手，自己则退居成为观察者，满足了库扬心中查明真相的优越感。最后，当库扬沉浸在自己的优越感、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以为是的聪明时，镜头聚焦到金特嘴角，强忍的笑意，那是他顺利扭转凝视关系的暗号，暗示他达成目的！
5. 结语
作为文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凝视”理论在不断被丰富。福柯将“凝视”视为裹挟着强权与欲望的观看方式，并且重点分析了精神病院、监狱、医院等凝视空间中“权力凝视”的表现。拉康认为“眼睛”与“凝视”是分裂的，单纯从看者的主体地位去观看客体的方式只是“眼睛”，而“凝视”行为不再是主体单一的“观看”，也包含“他者”的反凝视，是双向度的“观看”行为。本文主要基于“凝视”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电影《非常嫌疑犯》的文本分析：第一部分主要根据福柯的凝视理论，展现影片中核心建筑空间——监狱与医院中“权力凝视”的呈现。第二、三部分则基于拉康所提出的“反凝视”理论，分析影片中金特与库扬之间凝视关系的转向。关于“凝视”理论研究的反思，并不是单纯将凝视他者置于主体位置，而是彻底颠覆主客体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取消两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否则只会陷入凝视的无限循环中。探索凝视主客体的流变将是处理凝视关系的重要一步，因此本文以影片《非常嫌疑犯》为文本，呈现出影片中凝视关系由从属转向反抗的过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