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平台上的道德缺失现象行为也日益严重,网络攻击行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例。网络攻击行为由于其高匿名性、虚拟性和传播迅速性相较于传统攻击行为危害更大、控制更难(梁含雨,蒋怀滨,庹安写,2022)。研究表明,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会受到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胡阳等,2014; Kim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9);而网络攻击的实施者通过网络释放自己的攻击本能,不仅损害了网络世界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还可能引发其现实生活中的交际问题(Chen et al., 2018; Chu et al., 2018)。互联网在当代大学生中的普及率极高,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曾实施过或者遭受过网络攻击行为(金童林,2018)。因此,探讨大学生出现网络攻击行为的原因及发生机制是目前网络心理学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内研究者针对道德推脱与攻击行为、网络偏差行为等不道德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发现道德推脱与此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冯莹莹,程淑华,2022; Wang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6;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道德推脱可以定义为,个体通过各种认知策略对自身行为进行重新解释,使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或贬低不道德行为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而避免情感上的自我谴责,减少对受害者痛苦感知的行为(Bandura, 1999)。因此,具有高道德推脱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个体的道德行为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Bandura (1986)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种,一是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一是道德主体的内部机制。而Blasi (1980)最早开始从事对道德认同的研究,他认为道德认同体现了个人道德体系与自我认同的统合一致,即个体认可和接受社会传递的道德规范和标准,从而将道德观念融入自我认同中。个体首先在道德认同的基础上对自我责任进行判断,在形成了道德判断后才会选择是否实施道德行为(Aquino et al., 2009)。因此,道德认同在个体在将道德判断付诸行动之间起了重要作用。杨继平等人的研究认为,个体在实施网络偏差行为时并非受到来自道德推脱或道德认同单方面的影响,而是两者交互作用的影响(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
前人研究发现,无论在传统的攻击行为或是网络攻击行为中都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郑清等,2016;倪林英,2005; Wang et al., 2016);同样有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道德推脱水平也有着明显的差异(Barriga et al., 2001;朱晓伟等,2019)。道德同一性理论认为,个体对心理边界外群体的反应更消极,而对内群体人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关怀(王兴超,杨继平,2013)。由于女性更易受到网络环境的负面影响,相较于男性呈现出更多的自我防御,因此男性的网络道德关注群体可能比女性大,因而道德认同的机制对网络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通过综合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发现,以往研究主要存在三点不足:首先,前人研究较多的关注道德推脱对网络偏差行为与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但网络攻击行为的外延比网络偏差行为与攻击行为更窄,道德推脱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验证;其次,已有研究更多关注道德推脱对网络攻击行为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而对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的研究较少;在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认为道德机制对网络攻击行为的产生有着较大影响,所以本研究将道德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最后,有大量研究表明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显著,但以往的研究中并未过多考虑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1) 道德推脱与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 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和网络攻击行为之间起了中介作用;3) 道德推脱对网络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及其中介过程都会受到性别的调节(如图1所示)。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current research
图1. 本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网络投放问卷的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回收问卷共370份,将部分存在缺答漏答、随机作答等情况的问卷进行筛除之后,最终符合要求的问卷为322份(有效率87.1%)。被试均为在读大学生,其中大一55人(17.1%),大二65人(20.2%),大三71人(22.0%),大四131人(40.7%);其中女生201人(62.7%),男生121人(37.3%)。
2.2. 测量工具
2.2.1.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Caprara等人(2009)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问卷按照道德推脱机制划分了八个因子,每个因子各四题共计三十二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分数与道德推脱水平正相关。原版问卷的α系数为0.92;相关研究的结果显示,该问卷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同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王兴超,杨继平,2010)。在本研究中,总α系数为0.93,八个因子的α系数介于0.65~0.79之间。
2.2.2. 道德认同问卷
采用Aquino和Reed (2002)编制的道德认同问卷。问卷由内隐和外显两个因子组成,共有十个项目。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点计分,分数与道德认同水平正相关。原版问卷的α系数为0.77;相关研究显示,该问卷在我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杨继平等,2010)。本研究中外显道维度的α系数为0.79,内隐维度α系数为0.69,总α系数为0.78。
2.2.3. 网络攻击问卷
采用赵锋和高文斌(2012)编制的网络攻击问卷,问卷由关系与外显攻击两个维度组成,共十五个项目。问卷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越可能实施网络攻击行为。原版问卷的α系数为0.86 (赵锋,高文斌,2012);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93,关系攻击的α系数为0.87,外显攻击的α系数为0.88。
2.3.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1.0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Hayes (2013)编制的PROCESS 3.3对调节和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并结合Bootstrap法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温忠麟,叶宝娟,201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积解释了65.30%的变异(共13个);其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比为28.25%,未达到40%的常用标准,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见表1。首先,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男生(M = 38.56, SD = 6.08)在道德认同上与女生(M = 37.80, SD = 7.59)不存在明显的差异(t = 0.93, p > 0.05);男生的网络攻击行为(M = 20.95, SD = 8.48)显著多于女生(M = 17.48, SD = 4.22) (t = −4.20, p < 0.001);男生的道德推脱水平(M = 69.45, SD = 21.82)明显高于女生(M = 64.81, SD = 17.38) (t = −1.99, p < 0.05)。其次,从表1中可以得出:道德认同与道德推脱与网络攻击行为显著负相关,与其子维度之间也呈负相关;道德推脱与外显攻击和关系攻击两个维度间呈正相关,与网络攻击行为显著正相关。此外,由于年级与研究变量显著相关,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矩阵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采用Hayes (2013)开发的PROCESS Model 4进行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对网络攻击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效果显著(β = 0.59, p < 0.001);加入道德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后,道德推脱依旧与网络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β = 0.52, p < 0.001),因此假设1成立。道德推脱显著负向预测道德认同,道德认同与网络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因此,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表明这一中介效应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6],中介效应为(0.09),占总效应(0.62)的12.91%,假设2成立。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表2. 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
3.4. 性别的调节作用检验
对性别变量进行虚拟化处理,对其余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年级作为控制变量。采用PROCESS Model 15进行分析,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和前、后半路径(温忠麟,叶宝娟,2014)。结果如表3所示,道德推脱与性别的交互项对道德认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性别在道德推脱对道德认同的影响中没有起到调节作用;道德认同与性别的交互项对网络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表明性别在道德认同对网络攻击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即调节了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此外,道德推脱与性别的交互项对网络攻击行为的预测同样作用显著,说明性别调节了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综上,假设3成立。
根据Hayes (2015)的研究,通过Index的指标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在道德推脱、道德认同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这一模型中,INDEX = 0.15,Bootstrap检验95% CI为[0.03, 0.30],区间不包括0,因此效应显著,即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其中男生组的中介效应为0.18,95% CI为[0.07, 0.33];女生组的中介效应为0.03,95% CI为[0.01, 0.07],说明中介作用对男生组的影响较大。
为了说明性别的具体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分别考察性别的两条调节路径。图2表示性别在道德推脱和网络攻击行为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两组的道德推脱水平均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攻击;在低道德推脱水平下,不同性别的网络攻击行为差异不大,而高道德推脱水平下男生的网络攻击行为(β = 1.23, t = 9.16, p < 0.001)多于女生(β = 0.81, t = 13.37, p < 0.001),这表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男生容易产生更多的网络攻击行为。图3表示性别在道德认同和网络攻击行为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道德认同对于男生的网络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强于女生。具体而言,在高道德认同水平的条件下,男女生的网络攻击行为差异不大;但在低道德认同水平的条件下,道德认同对男生网络攻击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1.16, t = −7. 70, p < 0. 001)强于女性(β = −0.68, t = −9.96, p < 0.001),即道德认同水平低的男生更容易实施网络攻击行为。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表3. 道德认同的中介效应
注:a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 0,男生 = 1。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online aggressive
图2. 性别在道德推脱和网络攻击行为间的调节效应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on moral identity and online aggressive
图3. 性别在道德认同和网络攻击行为间的调节效应
4. 讨论
4.1. 道德推脱与网络攻击的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道德推脱水平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水平与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符合以往研究的结论(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郑清等,2016)。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会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标准。为了避免自我谴责,个体倾向按照与其自我道德标准相符合的方式行事,并抑制个体实施违反自身道德标准的行为(Bandura, 1986)。由于推脱机制的作用,道德推脱水平高的个体会对自身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重新解释,使之合乎情理,从而降低因此产生的内疚、罪恶感,进而削弱因攻击他人产生自我谴责情绪与对受害者的同情心,可能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Orue & Calvete, 2019)。此外,由于网络环境具有高虚拟性、高匿名性,社会道德标准在网络环境中不易传递,容易导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减弱、自我道德要求降低、道德推脱水平增高,因而表现出更多的网络攻击行为(金童林等,2018)。
4.2. 道德认同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道德认同在道德推脱对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道德认同水平越高代表道德特质在个体的自我认同中占据的位置越重要,因而越不可能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此外,个体的理想自我形象与现实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会受到道德认同的影响(Mulder & Aquino, 2013),而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会对个体的现实自我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道德认同水平越高,进行网络攻击行为所造成的现实与理想自我形象的差距就会越大,心理压力也越大,而为了避免差距和压力过大,道德水平高的大学生实施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
本研究就道德推脱和道德认同如何共同对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起作用的机制进行了阐述,本研究认为:高道德推脱水平与低道德认同水平会增加大学生实施网络攻击的可能,因此如果想要对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应当因此降低道德推脱水平、提高道德认同水平,从而规范大学生的上网行为;此外,由于社会的竞争压力愈大,大学生的重心更多放在提升综合素养与专业能力上,因此可能忽视了道德培养的重要性,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高校心理工作者及管理工作者的重视。
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性别组中,道德推脱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得到了先前研究的支持(郑清等,2016)。男生拥有更高的道德推脱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实施了失德行为之后,男生相较于女生更不易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导致道德推脱水平的升高(杨继平,王兴超,2012)。本研究还对性别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性别调节了道德推脱的直接影响与道德认同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即在道德推脱水平的上升与道德认同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男性网络攻击水平的变化比女性更为显著,这表明道德推脱水平高的男生容易产生更多的网络攻击行为。
不同性别关于攻击行为持有不同的道德原则(杨继平,王兴超,2013)。男性进行判断时多依据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但攻击行为更多地涉及人际关系而较少涉及公正等原则,因而在面对网络攻击时,男性秉持公平的原则对削弱道德推脱机制的影响较小,因而也不利于遏制网络攻击行为的产生;而女性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多为关怀取向,由于攻击行为或多或少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基于此女生进行网络攻击的可能性更低(孙丽君等,2017)。此外,相比女性,男性对网络的态度更加积极,对网络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更得心应手,而女性则更多地使用网络进行社交。由于在获取和传达网络信息上处于主导位置,男性的网络自我效能感更强(刘勤学,陈武,周宗奎,2015),因而实施网络攻击对男性自我概念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小,所以更容易产生网络攻击行为;而女性对使用网络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更为敏感,也更容易受到不良网络人际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使缺乏社会道德线索,自我调节机制依旧会被激活,从而维持较高的道德认同水平,参与网络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更低。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补充:第一,本研究采取横断研究,研究结果难以简单地进行推论,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纵向研究来获得系统的、连续性的资料。第二,本研究采用自评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网络攻击问卷中涉及造谣、抹黑他人之类的负面行为,被试可能会因其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而不能诚实作答,进而影响结果的真实性,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其他方式收集数据以进一步增强数据的可靠性或者进行实验室研究。第三,本研究的问卷通过网络发布,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受被试作答态度的影响大,此外由于网络的匿名性,难以保证被试人口学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未来的研究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现场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