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是英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首部小说，获英国惠特布雷最佳首作奖。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作者将主人公珍妮特所处的空间与童话空间并行，在封闭的现实空间中打开了新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差异：现实空间里，珍妮特最终还是回到家乡，回到了那个压迫她信奉五旬节教派的养母身边，而在她所创造的新的空间里，珍妮特离开了魔法师与城堡后，又离开了“对世界不存质疑”的村庄，造船航海，去寻找“很远的地方”的“美丽的城市”。
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对这种文学文本中空间的创造与想象十分有解读力，据此，本文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作为理论依据，对《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如何描写和创造几类空间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作者如何以空间维度为核心，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生产融合在一起，借以表达其作为少数性向者在父权社会、宗教规训中摆脱桎梏、冲破禁锢，寻找自我、建构自我的过程。
2. 空间批评理论
20世纪后半期，西方政治及知识领域的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转向”特点，空间批评理论就是在这次转向中提出的一种空间理论，它的出现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 [1]。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首位提出“空间转向”的理论家，强调社会的空间化分析批判意识，在肯定空间的社会政治蕴含的基础上，他建构了一个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种空间构成的空间模型，分别与“感知”(perceived)、“构想”(conceived)和“实际”(lived)相对应。列斐伏尔指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其中，物质空间是传统空间学科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直接的、可感的；精神空间则是一种被概念化的空间，其核心是对空间的知识建构，是在第一个物质空间的基础上构想而产生的空间，换句话说，精神空间是对物质空间的表征；而社会空间区别于前两类空间又包含了前两类空间，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空间是充满想象的空间 [2]。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传统的物质空间、建构的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正好都能得到体现，恰能按照其生成样式逐一分析。
3. 物质空间的限制与出逃——摆脱家庭、宗教对个人的桎梏
3.1. 被限制的空间——家、教会
小说中，珍妮特的养父母信奉五旬节，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不同，珍妮特的养母在家里的地位比其养父高得多，家庭事务大多都由珍妮特的养母决定，这其中也包括珍妮特的教育问题。养母拒绝送珍妮特去学校，认为珍妮特在家按照她的方式接受她的教育即可。按养母对珍妮特的规划，小珍妮特应该从小呆在家中或教会中，通过研读《圣经》完成教育，珍妮特不用去学校上课念书，成年后只需成为一名传教士，然后远赴非洲去传教，替养母完成传教的愿望。尽管小珍妮特对学校充满好奇，“我对学校很好奇，因为母亲总管它叫‘孽生地’。我不懂那是什么，但我知道肯定和违背自然的激情一样是坏东西。‘他们会引你走上歧途。’这是我得到的唯一解释” [3]，但是养母依然不肯送珍妮特去学校，直到政府发现此事，“一只鼓鼓的棕色信封从信箱口‘扑通’一声掉进了家里。我母亲以为这是参加了在镇公所里举办的‘治愈伤患布道会’的人写来的感谢信。她把信封撕开，脸色一变。‘是什么？’我问她。‘是关于你的。’‘关于我的什么？’‘我必须送你去学校。’” [3]，这都证明了养母的企图，她企图通过将小珍妮特禁锢在家和教会这两个物质空间中，达到对小珍妮特精神空间的控制，从而让珍妮特走上养母所期待的传教士之路。小珍妮特在家中接受养母的宗教启蒙这段时间里，曾对法语产生过兴趣，但养母仍然拒绝教小珍妮特法语，“我请求母亲教我法语，但她立刻拉下脸，说她不可以” [3]，后来珍妮特才知道，原来养母年轻时曾与一位法国男人发生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这在养母心中，是“差点儿让我沉沦”的事，与“违背自然的激情”并无二致。自己年轻时因为与法国男人发生过感情，便不允许女儿学习法语，她对珍妮特物质空间的控制可见一斑。
在珍妮特自我意识尚未觉醒之前，她已然察觉到了养母对自己物质空间的禁锢，这一点可以从小珍妮特物质空间中的一些无意识的反抗中发现，比如小珍妮特觉得只有呆在厕所才舒服，并且宁愿呆在厕所也不想回家，“我在厕所里思考这一切。……‘你快点儿回来，上个厕所用不了那么久。’但那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 [3]。这里所谓的“唯一可去的地方”实际上只短暂地存在过，因为那段时间养母在家里搭建后门口的卫浴间，因此他们需要到户外上厕所。但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几乎也可以看作珍妮特在被物质空间禁锢后的第一次反叛。
随着珍妮特自我意识的觉醒，她的同性恋取向开始出现苗头，养母在第一次发现珍妮特的同性恋苗头后，伙同教会众人，将珍妮特所在房间，“‘这期间，别让她离家半步，也别给她吃食。她需要耗尽精力，知道魔鬼离去，才能重获她自己的精气神儿。’母亲点头，点头，点头，然后把我锁在房间里。她倒是给了我一条毯子，却拧走了电灯泡” [3]，养母和教会众人，企图通过断水断粮的方式，“改变”珍妮特的取向。两天后，当牧师和老教友们再次来到珍妮特家时，珍妮特对他们说“我要忏悔”，但实际上珍妮特的忏悔是假的，她只是“想尽快摆脱这档子事，而且，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3]。珍妮特在摆脱这种境地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她当时的“恋人”梅兰妮，去“亲吻她，亲吻她，直至我俩热汗淋漓，泪水涟涟，紧紧相拥不分彼此” [3]，在这之后，珍妮特得了腺热。讽刺的是，牧师认为这场腺热是“上帝宽恕了你，既往不咎” [3]。尽管牧师说上帝宽恕了珍妮特，但珍妮特的养母却无法宽恕，养母“在我浑身发抖躺在客厅的时候，带了一把细齿梳子去了我房间，翻出所有信件、所有卡片、所以私人日记，然后夜里去后院把它们烧光” [3]，在珍妮特的心里，这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让养母为珍妮特建立起的物质空间开始有了裂痕、开始破碎，“墙是庇护，也是限制。墙的本质注定了墙终将倾颓。吹响自己的号角，你会看墙四壁倒塌” [3]。
3.2. 物质空间的破碎——珍妮特被迫离家、教会解体
在经历了两次对珍妮特性取向的围剿，仍然没能改变珍妮特的同性恋倾向后，养母将珍妮特赶出了家，“母亲要我搬出去住，牧师和大部分教友都支持她，反正她是这么说的。我让她恶心难受，我玷污了这个家，也把邪恶带进了教堂” [3]，养母无法忍受自己的家中、神圣的教会中有这样异类的存在，“‘你必须离开，’她说，‘我的家里不能有魔鬼。’……‘我没有别的去处。’我为自己申辩，跟着她走进厨房。‘魔鬼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她丢出这么一句话，把我推出门外” [3]。尽管珍妮特是被养母驱赶出家和教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珍妮特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认同的加深，长久以来禁锢珍妮特的两个物质空间终于破碎。珍妮特通过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不断坚持，主动或被动地争取到了解放，脱离了家庭、教会对她的禁锢。脱离这份控制与桎梏后，她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先后开过冰激凌售卖车、在殡仪馆给死者化妆、在精神病院做护工，“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她没有退路，不能回头” [3]。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结尾，教会这个物质空间也解体了，当成年后的珍妮特回到家乡后，“协会已经解散了，莫克姆旅店发生了贪污腐败事件，伯恩牧师痛心疾首。原来，为感化渔民儿筹集的善款被秘书挪用，拿去偿还自己的赌债了；我母亲挣到的会费资金和售卖宗教用品所得的盈利都被他拿去偿付太太——他那早已分居疏远的原配——的生活费了。真正和他同居的是她的情人” [3]，而莫克姆旅店那边，“公共卫生部门组织的某项卫生检查说那儿的汤里掺水，毛巾也没洗干净。那地方已破残失修，被勒令彻底整顿，否则直接关门大吉。这就够糟了。偏巧，我母亲又在《通灵周报》上发现一则启事，‘莫克姆最知名的灵媒’可以向刚刚丧亲的人提供招魂服务……我母亲气坏了，当即挥笔写了一篇长长的檄文，揭露了这等不忠不信的邪行……” [3]。尽管教会的解体与珍妮特无关，但在小镇上盛极一时的教会最终以如此惨淡的方式分崩离析，也预示着珍妮特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空间对她的禁锢。
4. 精神空间的禁锢与叛离——逃离社会、宗教对同性恋者的摒弃与规约
精神空间的核心是概念化，强调被“构想” [4]，也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精神空间指涵盖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的空间。
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珍妮特精神空间所受到的禁锢与压迫，以及自我觉醒后的反叛，路线上大体与物质空间一致，这符合上述关于精神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空间的论证，也就是说，它可以看作被设想和构建出来作为“真实的空间”来研究。
4.1. 养母试图控制珍妮特的精神空间
如上文所论述的，养母通过将珍妮特禁锢在家中、约束在教会内以实现对珍妮特物质空间的约束，又通过将珍妮特锁在房间、赶出家门等方式不断挤压珍妮特的物质空间以期使珍妮特的同性恋特质消失，但珍妮特不断成长，不断地建构自我，最终使得她离开了压迫她的物质空间，“吹响自己的号角……看墙四壁倒塌”。精神空间里，珍妮特也受到了家庭、教会对她的禁锢，但这种禁锢在精神空间中是以一种能被抽象、被概念化的方式出现的。
这种抽象、概念化的方式在《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中有多处体现，比如养母对《简·爱》结局的篡改。在珍妮特被送去学校之前，养母在家中教育珍妮特所用的材料除了《圣经》就是《简·爱》。令人遗憾的是，养母篡改了《简·爱》的结局，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小珍妮特，简·爱最终与罗切斯特先生分道扬镳，嫁给了传教士圣约翰，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给珍妮特的精神空间烙上枷锁，像是在说，结局必须得是传教士！“除了圣经，她最喜欢的书就是《简·爱》，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一遍一遍地念给我听。那时我还不识字，却知道读到哪里就要翻书页。后来，我识字了，加上好奇，便决定自己读一遍。有点像是怀旧的朝圣。结果，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我在图书馆最里头的角落里发现，简·爱根本没有嫁给圣约翰，而是跑回去找罗切斯特先生了。那感觉，就像我翻箱倒柜找扑克牌时突然发现了自己的领养文件一样，在那之后，我再没玩过纸牌，也再没看一眼《简·爱》” [3]。
4.2. 教会“圣灵”说试图控制信教人的精神空间
在教会中，牧师们鼓吹“圣灵说”，试图通过“圣灵说”控制新教人的精神空间。“来自斯托克波特的芬奇牧师。他是魔鬼方面的专家，布了一次骇人听闻的道，讲的是被魔鬼附身有多容易。……芬奇牧师说，被附身的人常有不可自制的暴怒倾向，还会突然爆发出狂野大笑，而且一直、一直都非常狡猾” [3]。书中有一段非常荒诞的描写，珍妮特七岁那年因病失聪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养母没有发现，而牧师却声称珍妮特的表现是“圣灵”附身，“礼拜日，牧师告诉所有人，圣灵充溢我身心。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他都在谈论我，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 [3]，直到“不够圣洁”的裘波莉小姐发现小珍妮特并将她带到医院。在医院，尽管姊妹教友们发现小珍妮特是耳聋而非“圣灵”附身，她们只是“扭回头，再次凝视合唱乐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3]。包括养母在内的教会信众们，将牧师的话奉为上帝的旨意，即使现实与牧师声称的内容相矛盾，她们也能选择性无视，只相信教会让她们相信的。这让从小熟读圣经等教义的珍妮特开始产生困惑，对教会所筑的精神空间开始产生质疑。
4.3. 自我精神空间的建立：同性恋意识觉醒
而珍妮特精神空间最大的裂痕来自于她自我意识的出现、同性恋意识的觉醒。
珍妮特逐渐对性别产生了自己的认识，她梦到了自己的婚礼，在梦中，“我的新婚丈夫转过身来面对我，而在这当口会有无数可能性。有时候他是个盲人，有时候是头猪” [3]，以至于当邻居家的女人说“她嫁了一头猪。我问她为什么要嫁给猪，她回答我说，‘当你发现他是头猪，一切就都太晚了。’”时，珍妮特觉得“太对了。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在现实中发现了我在梦中发现的事情。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头猪” [3]。这时起，珍妮特对男人的认知开始出现这类不堪的印象，“从那之后，我总是留心观察他。很难发现他其实是猪。他很聪明，但两只眼睛挨得很近，皮肤是亮粉色的。我试着想象他不穿衣服的样子。可怕。我认识的其他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经营邮局的那个男人是个秃头，秃得锃亮，一双肥手都塞不进糖罐” [3]，对男女之事也开始有了感知，“我绕了远路，就为了躲开那一对一对的男女。他们发出的声音很滑稽，听起来很痛苦，女孩总是被男孩狠狠积压在墙壁上” [3]。
与此同时，珍妮特开始能欣赏同性的美，“她朝我微笑，猫眼般漂亮的灰眼睛闪烁着笑意”；她第一次与同性产生情愫，“她久久地抚摸我的头发，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那感觉就像是在水里沉溺。然后，我有点害怕了，但又控制不住自己。胃里好像有东西在蠕动。我的身体里有一只大章鱼” [3]；第一次对同性谈起爱，“我们手忙脚乱地离开厨房，我还站在台阶上吻了她一下。‘我爱你，几乎和爱上帝一样多。’我笑了” [3]。这些对女性美的欣赏、同性之间的情愫与爱的发生都成了珍妮特逃脱精神空间束缚的最有力的原因与动力。
无论是对男性形象的认知——猪、丑陋，对男女之情的感受——滑稽、痛苦，还是对同性情愫的感知——沉溺、爱，这都是珍妮特精神空间开始瓦解的迹象。除了养母施加的控制外，教会内以及社会上呈现出的对同性恋者普遍的摈弃，使得珍妮特的精神空间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封锁、被控制的状态下。这些迹象的出现使得精神空间出现裂痕，而这些裂痕附在珍妮特的精神空间内，不断对世俗的规约发起挑战，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宗教、社会带给同性恋者的规训，不断挑战规则、不断颠覆宗教话语的权力，以致这些裂痕不断扩大，直至将这道隐形的枷锁彻底打破，使珍妮特能突破精神空间的桎梏，摆脱父权社会、宗教话语带来的镣铐，踏上寻找自我的旅途。
5. 社会空间的桎梏与颠覆——构建极具象征意义的童话空间
列斐伏尔的第三个空间，即社会空间更强调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强调开放性与想象力，是囊括想象之产物在内的空间，例如象征、隐喻及乌托邦等等 [1]。《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一书对出现了大量对圣经和经典童话寓言的戏仿，在故事主人公珍妮特逐渐长大的故事线中，间或穿插了三个故事：一是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的童话故事，二是柏士浮爵士寻找圣杯的神话故事，三是魔法师的学徒的故事，这正是各种想象的空间的集合，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不谋而合，使得他的空间本体论在这个维度上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分析温特森建构出的三个社会空间之前，《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书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巧思。小说一共八章，每一章的章节名刚好与《旧约》的前八章一一对应，每一章都与其原章节有共通性。如，第二章名为“出埃及”，《圣经》中的“出埃及”讲的是以色列人摆脱压迫逃出埃及的故事，小说中的“出埃及”则讲了一个主人公离开家庭开始上学给故事。又如，第五章名为“申命记”，《旧约》中的“申命记”讲的是上帝命令摩西重述十诫，而小说中的“申命记”则用了很短的篇幅戏仿了一段上帝居高临下的声音 [5]。这种颠覆的写法为这本书建构其庞大的社会空间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石，这个基石附着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脉络中最深刻的基督教信仰之中，为小说离经叛道式的戏仿与改写增加了一层经典、权威的意味，模糊了现实与神话的界限，使得书中三个社会空间极具象征意义。
5.1. 第一个社会空间——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
第一个社会空间出现在第三章“利未记”中。《圣经》中的利未记详细记录了许多律法与原则，小说中这一章则描写了养母的教条以及福音教会的教规。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一个追求完美妻子的王子的故事来构建的。王子召集谋士花费三年寻找“完美的王妃”未果后，写了一部书《关于完美的神圣奥秘》，文中三个章节分别是“完美的哲学”“完美的不可能性”以及“我们需要创建充满完美事务的世界” [3]，通过这三章，王子对于完美的解释如同中世纪版宗教结构般严密且“毫无瑕疵” [3]。后来，王子终于找到了他想要寻找的完美的女子，但女子却称自己并不是“毫无瑕疵”的。由于女子是“完美”的但却不是“毫无瑕疵”的，这破坏了王子书中的逻辑，于是王子及其谋士斥责女子为异教徒，并将女子斩首。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王子所著的《关于完美的神圣奥秘》实际上是对父权社会的影射，是父权社会对于完美女性的想象。而王子将女子斩首则隐含着男权话语对女性意识的剥夺，其背后的逻辑是：符合男权社会中普遍认为的完美的才可以存在，那么同性恋者这种不完美的因素就该被剔除。另外，王子对于完美的追求，也暗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苛求，即没有主体性的、没有欲望的、没有自己的意愿的、忠贞的，才是完美的；一旦有了主体性、有了欲望、有了自己的意愿、不忠贞了，就不是完美的，而这种不完美被暗示需要被剔除。这个社会空间的出现，是物质空间中的小珍妮特第一次对福音教会产生怀疑后产生的，因为布道者对完美的解释让小珍妮特觉得自己的自由意志被剥夺了，由此产生怀疑，进而孕育出这个社会空间。这与社会空间中，温特森通过描写王子对完美的追求来讽刺现实世界中父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剥夺是一致的。而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这种单一的、集权的话语刚好是迫害珍妮特前两类空间的根本来源。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关于社会空间区别于前两类空间又包含前两类空间的论述，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5.2. 第二个社会空间——柏士浮骑士寻找圣杯
第二个社会空间出现在最后两章“士师记”与“路得记”中。“士师记”主要讲述了珍妮特因为同性恋倾向再次被曝光，与教会和养母决裂；“路得记”则主要讲述了珍妮特离家出走后的打工生活。这两章的主线内容是珍妮特对教会、养母的反抗，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抗争。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柏士浮爵士寻找圣杯的故事来构建的。柏士浮爵士寻找圣杯的故事分别嵌入了最后两章，讲的是他离开亚瑟王的王宫去寻找圣杯的历程。在整个历程中，柏士浮爵士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圣杯，在他无法确认十分忧伤之时，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亚瑟王的王宫，“在那里，他曾是最得宠的骑士” [3]，他梦到“亚瑟王坐在宽宽的石阶上，双手抱着头。柏士浮骑士双膝跪下，紧紧拥住他的王，可他的王成了一颗爬满常春藤的树” [3]。故事的最后，柏士浮爵士来到了一座城堡，他“可以谈论圣杯，却不能谈起自己追寻圣杯的原因。他曾在转瞬即逝的幻象中目睹完美的英雄业绩，完美的和平。他渴望再度见证那幻象，期望那能令他身心安定。他是个渴望田园生活的勇士” [3]。这个社会空间也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有很强的关联性。社会空间中柏士浮爵士离开王宫，对应的是物质空间中珍妮特离开家；社会空间中寻找圣杯的过程，对应的是精神空间中珍妮特寻找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过程；社会空间中柏士浮爵士梦到亚瑟王、渴望田园生活，则暗示了物质空间中珍妮特回到了母亲身边。小说中，该社会空间的出现紧跟在珍妮特为自己同性恋身份开始抗争之后，是为赢得身份认同与女性主体性地位而创造的，因为圣杯几乎可以看作一种隐喻，是性别取向与女性主体性的象征。
5.3. 第三个社会空间——魔法师的学徒
第三个社会空间出现在最后一章“路得记”中。小说中的“路得记”讲的是珍妮特最终决定离家出走后，不得已在外四处打工讨生活。珍妮特靠着卖冰激凌、在殡仪馆上班，甚至在精神病院做护工为生，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珍妮特寻找自我的过程。而这个社会空间是通过魔法师的学徒这一童话故事构建的。在最后一章的开头，作者构建了一个魔法的世界，魔法世界中的珍妮特离家出走后，在一个魔法森林里迷了路，魔法师找到她，并通过一个游戏猜对了珍妮特的名字，并借此获得了命名她的权利，从而将珍妮特变成了他的学徒和女儿，因为，“命名，意味着权力” [3]。珍妮特被魔法师带回城堡后，开始学习魔法并学会使用魔法帮助村民，有趣的是珍妮特在学会魔法的过程中逐渐忘了自己是怎么来到城堡的。后来，珍妮特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而被她的魔法师父亲驱逐。被驱逐后，珍妮特失去了魔法，来到一座村庄。尽管村民们都很淳朴和善，但珍妮特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她“想要谈论世界的本质” [3]，而不是像村民们“对世界不存质疑” [3]。于是珍妮特学造船、学航海，踏上了寻找“美丽的城市”的路，尽管“身边唯有海水”，但“她没有退路，不能回头” [3]。该社会空间可以说是珍妮特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际遇的最形象的象征：魔法师将珍妮特带回城堡，实际上是将珍妮特带到了父权社会，城堡即时一个父权社会；魔法师获得命名珍妮特的权利，将魔法师作为城堡也就是父权社会的象征，而“命名，意味着权力”影射的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权力的剥夺；珍妮特开始使用魔法并逐渐忘记自己如何来到城堡，是指被父权社会的话语同化，并沦为了其传播的工具；爱上一个男人即遭到驱逐，是物质空间中珍妮特爱上同性被教会、母亲视为异类、魔鬼的象征；逃离后无法在村庄安定，只能在海上航行寻找自己的归处，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中珍妮特作为少数性向者不被社会认同、没有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因此，该社会空间成为最具有列斐伏尔乌托邦空间应有之义的空间，它将性别、身份、话语权、主体性集于一个空间，是整本小说中，最完整、最有象征性的一个社会空间。
珍妮特·温特森通过三个童话故事构建了三个社会空间，这三个社会空间与珍妮特在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中所受的压迫与所作的反抗脉络一致，正如列斐伏尔理论中所明确的一样，温特森通过想象、象征等手段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及社会空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展现了主人公珍妮特在被宗教禁锢、被父权社会压迫、被社会的教条与规约束缚后，突破物质空间的枷锁、挣脱精神空间的牢笼、追求社会空间乌托邦式的自由的一生。
6. 结语
小说中现实与虚构并行，多种文类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构建出了奇妙而多样的空间。本文以空间本体论为理论指导，对小说中三类空间作出分析，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对小说主人公被限制、被禁锢、被束缚的物质空间及精神空间的描写，揭露了少数性向者在父权社会与宗教规约中被摈弃、被桎梏的现实，通过创造三个充满想象与象征的社会空间，展示了小说主人公作为少数性向者如何在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全方位的禁锢中，奋起反抗，追求女性主体地位、捍卫女性自由意志、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