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指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总体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Diener, 1984)。高中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主观幸福感不仅影响高中生的心理发展和世界观的形成(夏福豪，2022)，影响其家庭的温馨美满，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张冲，2011)，也与社会的和谐进步息息相关。学生有幸福，才有家庭的其乐融融，才有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才有社会的昌盛繁荣。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RD)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对象横向或纵向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体验到愤怒和不满等负性情绪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熊猛，叶一舵，2016)。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不仅与个体的特征有关，社会比较也会强烈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Carrieri, 2012)。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分别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和积极的影响(Elena, Alexandra, & Ana, 2017)。而相对剥夺感的核心是社会比较，当个体与他人比较时感到自己处于弱势，并且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梁岳，2020)。高中生中有这样的一类群体，他们担任学生干部，或成绩优异、或有体育特长、或能歌善舞……一般深得老师喜爱，而其他非此类群体的学生处在“别人家的孩子”的环境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社会比较。相较于担任学生干部的群体，非学生干部群体会因主观的弱势体验，更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学生干部群体则不易因产生相对剥夺感而体验到不幸福。
综合以上，本研究以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于2022年11月28日到12月2日选取甘肃省天水市某高中的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问卷550份，经过筛选得到有效问卷544份，回收率98.90%。其中，男生273人(50.2%)，女生271人(49.8%)；独生子女28名(5.1%)，非独生子女516名(94.9%)；农村382名(70.2%)，城镇162名(29.8%)；有家长陪读的高一中学生93名(17.1%)，无家长陪读的高一中学生451名(82.9%)；学生干部87名(16.0%)，非学生干部457名(84.0%)。平均年龄15.28 ± 0.6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国人幸福感量表
采用简化版中国人幸福感量表(朱雨墨，2019)，该量表共计20个条目。每个条目由程度不同的四种陈述语构成，从负向到正向依次记0分，1分，2分，3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主观幸福感越强。国内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邢占军等，200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3。
2.2.2. 相对剥夺感量表
采用田云龙(2019)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该量表以认知情感双维结构模型为理论基础，分为认知相对剥夺感量表和情感相对剥夺感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5个条目，共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2。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高一学生的自陈，因此在分析之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是36.83%，小于临界标准40%，由此可知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熊红星等，2012)。
3. 研究结果
3.1. 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与差异分析检验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1. 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与差异分析检验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高一学生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描述统计量及其在控制变量上的差异性见表1。以学生性别为自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显著(t = 2.053, p < 0.05)，男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生。以学生干部为自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t = −2.296, p < 0.05)和主观幸福感(t = 2.062, p < 0.05)均差异显著，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低于非学生干部，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学生干部。而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在是否独生子女、常住地和是否有家人陪读3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对性别这个变量进行了控制。
3.2. 相对剥夺感、主观幸福感与控制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注：男生 = 1，女生 = 2；学生干部 = 1，非学生干部 = 0。
本研究主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 = −0.09, p = 0.041)。是否学生干部与相对剥夺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10, p = 0.022)，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 = −0.09, p = 0.040)。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 = −0.19, p < 0.001)。性别与相对剥夺感无显著相关关系。
3.3. 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学生干部的调节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dependent variable
表3. 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首先对自变量相对剥夺感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了性别这一变量之后，考察学生干部对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如表3所示，第一层放入性别，第二层放入相对剥夺感和学生干部，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β = −0.19, p < 0.001)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是否担任学生干部(β =0.06, p =0.145) 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第三层放入相对剥夺感和学生干部的交互项，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 20, p < 0.001)，交互项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1, p = 0.011)，表明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于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显著，DR2 = 0.011。
为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对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 = 1，否 = 0)绘制了交互效应图(见图1)。图1中的直线斜率反映了相对剥夺感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大小。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于非学生干部而言，随着相对剥夺感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simple slope = −0.48, t = −5.27, p < 0.001)；而对于学生干部而言，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并不显著(simple slope = 0.07, t = 0. 36, p > 0.05)。因此，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whether or not to be a student cadre 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1.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高一学生的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对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男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生。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的发现一致(魏娜，2021；朱雨墨，2019；杨兰，2019)。可能是由如下原因导致，首先，甘肃地区仍存在一定的重男轻女思想，甚至个别家庭不支持女生读书(顾轩，2021)；其次，本研究中超过五分之三的样本来自农村，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相较城镇更为普遍(马有彪，2015)；最后，女生较男生的情感更细腻，情绪感知更敏感(郭冠龙，2021)，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导致男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女生。
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低于非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可能是因为，一般而言学生干部是某方面比较优秀的学生，如组织、沟通能力出众，学习成绩优异，具备特长等。其学业自我概念尤其是能力知觉的程度较高(张凌波，2020)，自我认同感和自我价值感较高，更加自信。在和他人比较时，较少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相对剥夺感较低。学生干部的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学生干部的。可能是因为：首先，学生干部在处理班级日常事务中，与同学和老师沟通交流更密切，与学校、班级的情感联结更紧密，人际关系问题更少(南江，李萌杰，姜红娟，2020)，而友好的同伴关系和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Tomé et al., 2014; 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刘洋，2009)。其次，学生干部能够感知到的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更高(张凌波，2020；傅美芹，2018；张婷婷，2017)，而教师对学生的支持越多，学生越能积极地去探索未知，越能够自信地解决问题，幸福感也会越强 (Ruzek et al., 2016)。最后，学生干部的学校归属感较高(陆钫方，2021)，而学校归属感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王曦等，2016；冯辉，张小培，杨世昌，2015)。
对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学生性别这一变量后，高一学生的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受到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调节。对非学生干部而言，相对剥夺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而对学生干部而言，相对剥夺感并不能显著预测高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如下因素导致了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调节作用：学生的相对剥夺感较高时，感知到自己不如同伴，其担任学生干部的意愿较低，成为非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更高，进而主观幸福感较低。另外，本研究的学生干部群体中没有发现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在学生干部群体中，学生干部之间的个体差异相对较小，体验到的相对剥夺感也相对较小，因此其相对剥夺感未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证实了相较于学生干部，非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着力降低非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首先，实施学生干部动态管理机制。合理调整学生干部的任职周期，让更多的学生有成为学生干部的机会。其次，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素养，突出“以学生为本”，不管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老师都应一视同仁，给予相同的关注与情感支持。最后，提高学生的学校、班级归属感。树立学生的主人翁意识，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班级事务和活动。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 高一男生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生；2) 学生干部的相对剥夺感低于非学生干部的，其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学生干部的；3)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对非学生干部而言，主观幸福感随着相对剥夺感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对学生干部而言，相对剥夺感并不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