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
宋代科举制十分兴盛,加之国家重文轻武,当时儒生的地位非常高,但是过渡到元代,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种族歧视十分严重,同时不注重人才的选拔,儒生前后对比往往有一些心理落差,这使得许多儒生郁郁寡欢,报国无门,这一现象在《琵琶记》中也有体现。高则诚也受到高层阶级的冷视,他将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寄托在蔡伯喈这一人物上。许多人都说,蔡伯喈身上有高则诚的影子,事实的确如此。
《琵琶记》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其情节与《琵琶记》的情节有所不同,主要讲述了蔡伯喈考中状元后,入赘相府,贪图富贵,糟糠之妻前来相认,他拒不相认,后被雷电打死。这个故事源于民间,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直接艺术表现。民间文学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赫金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时说:“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宫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 [1] 这种狂欢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具有大众性、颠覆性、宣泄性、无等级性,是民众自由表述的狂欢节,其在流传的过程中,语言和内容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使得作品更加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更加符合民族和地区生活习俗的特点。在赵贞女蔡二郎故事的流传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变异,而高则诚正是通过灵敏的嗅觉嗅到当时的时代特色和大众期望,并将之融入到《琵琶记》中,曲调的平平仄仄也更易于当时人们的吟唱,因此《琵琶记》得以受人追捧,流传百世。
从《琵琶记》全文看来,蔡伯喈似乎是高则诚笔下的幸运儿,他高举状元,最后抱得美人归,还得丞相、皇帝的赏识,人生就像被上帝眷顾了一样。但是,其背后也有诸多心酸与苦衷。
2. 父权下的人生道路选择
蔡伯喈走上仕途之路的推力有两方面:本身的渴望与外人的助力,他是在内外双重作用下走向科举仕途的。
(一) 内在因素
蔡伯喈内心的渴望是引领他走向仕途之路的重要推力之一。蔡伯喈作为典型的儒生,将考取功名、报效祖国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蔡伯喈同样如此,他也有前往京城考取功名之意。但是,正因为他是一名饱读诗书的儒生,他知道忠孝两难全,只能暂且将自己“忠”放在心中,细心照料父母,这才是当下儒生的正确做法。正所谓《论语·阳货》所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二) 外在因素
虽然蔡伯喈心中埋下了考取功名的种子,但是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种子或许迟迟不会发芽生长。
首先是蔡伯喈父亲的期望。蔡公期望蔡伯喈能够去京城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我才想将起来,今年是大比之年,昨日郡中有吏来辟召,你可上京取应,倘得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恰好当时正逢辟召之时。在这其中,蔡公和蔡伯喈产生了忠孝之辩的分歧。
在蔡伯喈看来,忠孝是不能两全的,所以要有取舍,再三衡量,他打算先孝后忠。孝与忠是矛盾的,孝是一种被动的、现实的、直接的选择,他没有选择赡养或不赡养的权利,他是父母的亲生儿子,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他都有赡养父母的职责,而且父母如今已经年迈,“娘年老,八十余,眼儿昏又聋着两耳。又没个七男八婿,只有一个孩儿”,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儿,他是父母唯一的依靠,因此他不得不待在他们身边,随时送他们最后一程;忠是主动的、长久的选择,辟召考试隔几年举行一次,他将父母安顿好,再去行“忠”之道未尝不可。“(生)爹妈高年在堂,无人侍奉,孩儿岂敢远离。实难从命”,蔡伯喈尚处壮年,他有许多时间去为了“忠”而奋斗,但是,父母时日不多,照顾他们刻不容缓。
在蔡公看来,忠孝并不矛盾,孝可以通过忠来表现。他们二老时日无多,如果能在他们有生之年,看到儿子高中状元,报效祖国,光宗耀祖,这便是对他们二老最好的孝。且高中之后,有了官职,蔡伯喈能更好地照顾二老,而非过当下的清贫日子。另外,在蔡公看来,真正的男子汉(儒生),不能恋家,要有远大的志向。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方”也是一种孝的方式。(蔡伯喈认为父亲这是跟时间博弈,无法赞同,且按下不表。)
其次是地方推荐,也就是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即“一定级别的官吏,根据自己的考察,将士人或下级官吏推荐给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授予一定官职或予以提升的一种制度。” [2] 郡中赏识蔡伯喈,频频推举蔡伯喈,“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我名字保申上司去了;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召,自家力以亲老为辞。”正因为地方多次推荐,从而看出蔡伯喈不但坚守心中的“孝”义,且饱读诗书,富有才华,这为后文他高举状元埋下了伏笔。
最后是张太公和妻子相劝。邻人张太公也提议蔡伯喈出去闯荡一番,且告诉蔡伯喈,“自古道干钱买邻,八百买舍。老汉既忝在邻居,你但放心前去,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老汉自当应承”,他会帮忙照顾二老,话说至此,蔡伯喈的心放下一分。另加之刚娶一贤妻也能照顾二老,蔡伯喈才得以背着盘缠上路赶考。当然,张太公是个守信的人,在蔡公一家多次遇难时,张太公及时出现,救他们于火海之中,最后安葬蔡公蔡婆的钱也出自他手,他将“忠义”一词贯彻到底。
综上,虽说蔡伯喈进京赶考是在父权下的人生道路选择,但是,从始至终,蔡伯喈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作为子,他必须听父亲的话,这也是孝的表现,所以,能够得以高举状元,也是多亏父亲的劝诫。同时,蔡伯喈饱读诗书,但是心中当官的想法不大,或者说,他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父亲就为他指明了一个方向,他只能向着那个方向前进,如蔡伯喈拒绝蔡公时所说:“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再如南浦送别时蔡伯喈对妻子所言:“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可见,考取功名,并非他的本意,这也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悲剧。
3. 强权下跳动的傀儡
蔡伯喈如蔡公所愿,考取了状元,但是中了状元,担任官职,远没有他想得那么简单,活在体制内,并非光鲜亮丽,自由自在。“因为当儒生脱下儒衫上官服以后,就开始了‘吏化’的进程,他们就不能再以阐发‘经义’为己任,而必须按照岗位要求行使其权力,同时负担其相应的责任。” [3] 当蔡伯喈离家出走后,已经开始从阐发践行“经”义向被迫崇尚“吏”化转变,他被迫崇尚“吏化”主要有失语症、消极被动、戴着枷锁跳舞这三种表现方式。
(一) 失语症
正如考官所说,蔡伯喈“才学高迈,文字老成”,面对灵活多变的考试形式,蔡伯喈能沉得住气,自由应对,文思敏捷。在与好友落得嬉等人交谈时,他也是侃侃而谈,毫不拘束。但是,当成为丞相府的入赘女婿时,他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元杂剧作家在真实地揭示书生穷愁潦倒和为世俗鄙薄时,又为他们编制了爱情与仕宦统一的轻飘飘的美梦,聊以寄托不平、感伤、失望等等极其复杂的心理。” [4] 因此,哪怕蔡伯喈功成名就,他身上仍然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方面,蔡伯喈认识到等级制度森严,即使他考上了状元,他不得不面临丞相、皇帝等强权层层压迫,而且他命如草芥,根本没有与上层对抗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与蔡伯喈儒生的本性有关,中国的儒生,向来如此,饱读诗书,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加之从小深受儒学的影响,他不知道还有反抗这一条道路,儒家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尽职尽责地遵守着这些规章制度,不敢反抗且不能反抗。
(二) 消极被动
蔡伯喈消极被动主要体现在不主动联系家人,放弃之前一直坚持的尽孝之道。若说蔡伯喈完全没有权力通知他的家人,是不可能的。机会、日子都是在他纠结悔恨中度过的,如果他能早点认清现实,在考中状元后,将自己的情形及时告知父母妻子,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另外,即使在丞相府中,他虽在丞相面前抬不起头来,但在其他人眼中,他的权力地位并不低,他完全有能力派人出去办事,但是,他一味地沉浸的悲痛中,无所作为,这是完全的消极。
(三) 戴着枷锁跳舞
当然,蔡伯喈也有向强权反抗的一面,但是他的反抗是无力的且无用,他的挣扎就如同戴着枷锁跳舞。在媒婆登门的时候,他也如实相告,他有结发妻子,家中有年迈老人需要照料,媒婆为了自己当下的利益,忽视了他的孝道,只是一味地怂恿他嫁给丞相之女;在皇帝赐婚初期,他找皇上评理,皇上的回复是:“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钦于是命,裕汝乃心。谢恩。”在后期,他与牛小姐成婚后,终于在一个偶然之间,真相被牛小姐得知,牛小姐通情达理,将他的情形与苦衷告知父亲,经过一番波折,蔡伯喈才得以机会与家人联系。牛小组作为丞相府的女儿,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他若早点向牛小姐说明真相,就不会有悲剧的发生,可见,虽然他与牛小姐结为夫妇,但是在权力的压制下,他无法将他的真心抛露给牛小姐,在牛府,他是处于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生存状态。
综上,蔡伯喈饱读诗书,精通“经”义,遵循“孝”义,但是认不清家人字迹,被骗子所骗,一个十年寒窗苦读的状元,被困在偌大的丞相府,不知变通,在权力的桎梏中迷失了方向。讽刺的是,丞相看重的就是这样一个饱读诗书却无处施展才能的政治傀儡。
4. 失意者的战利品
蔡伯喈在牛府的生存状态虚幻且不真实,总有一个契机会打碎他的黄粱美梦,伴随着妻子回归,故事推向高潮,高则诚为结局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蔡伯喈实现了忠孝两全,两位妻子都留在他的身边。
(一) 妻子回归
在整部剧中,最惨的人是赵五娘,蔡伯喈与她结婚两个月便离开家,前往京城赶考,徒留赵五娘一人在家照顾年迈的公婆,不料蔡伯喈一去不复返,音信杳无,加上当地遇上大饥荒,赵五娘只能将手头所有的饰品典当了。并且,她将米粥留在公婆吃,自己吃糟糠,还被公婆怀疑,认为她私藏食物。最后,婆婆、公公相继去世,她将他们的尸体安顿好之后,复上京,最后在牛小姐的帮助下,终于夫妻团聚。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所处的是男性主导的时代,整个历史都是男性对女性的道德束缚。从女性的角度看,文中有两处不合理之处:其一,丈夫离家,妻子照顾二老,这是理所应当的,饥荒年间,妻子吃糟糠,为公婆留粥饭,这是罕有的。公公临死之际,劝诫赵五娘改嫁,不要等待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赵五娘却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公公严命,非奴敢违。若是教我嫁人呵,那些个不更二夫,却不误奴一世?公公,我一马一鞍,誓无他志”,而且这一辈子,就认定蔡伯喈一个人,可见赵五娘深受烈女、贞女的等观念的影响;其二,赵五娘与蔡伯喈重聚,赵五娘对蔡伯喈没有一点怨言,而且重归于好,甚至愿意成为妾,赵五娘无限的包容和不计前嫌,只能说明她是一个被神化的女子。因此,相对于蔡伯喈这一形象,赵五娘的形象较为扁平单一,也失去了其魅力。
(二) 忠孝两全
正如蔡公所预言的那样,蔡伯喈先忠才有孝,他考取状元,一举成名,只是九泉之下的父母不知道而已。最后,他征得丞相的同意,偕同二妻,一起前往老家,去守丧期。《琵琶记》中,在忠和孝之间,大家倾向选择前者,前者代表着注重天下,关怀苍生,是一种为集体、为他人的意识,这也正是当朝所倡导的,而后者代表的是事父母、重小家,为自己、为私立的一种意识,因此不为统治者所喜爱。无论是在蔡伯喈说服媒婆、皇帝、丞相时,包括张太公前后的表现,他们都表现出对孝义的不在意,就连蔡伯喈自己的父亲都已忠为先。
所谓孝义地实现,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孝”,蔡伯喈父母在世时,未能好好赡养,待离开人世许久,才从千里迢迢赶至父母坟前,并守三年丧期,然后离开,这样做只是乞求心理上满足而已。
(三) 收获权力
《琵琶记》与《赵贞女蔡二郎》最大的不同之一,是《琵琶记》以蔡伯喈与两位妻子和平相处作为结尾,是个美满的结尾,妻妾二人和平相处,蔡伯喈丞相女婿的身份得以保全,与丞相的关系走向缓和。另外,在他回老家守丧期后,皇帝降旨:“朕惟风俗为教化之基。孝弟为风俗之本。去圣逾远,淳风日漓。彝伦攸敦,朕甚悯焉”,赞扬蔡伯喈的品性,并且给他的父母和两位夫人都给了封号。蔡伯喈深得皇上赏识,孝、忠的收获之后,是无限的权力,可见,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综上,《琵琶记》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5] 作为扎根于民间的南戏,《琵琶记》这种“大团圆”的结尾方式,反映了生活困苦的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郁郁不得志儒生的精神慰藉。
5. 结语
蔡伯喈是一个复杂的儒生形象,一方面,他有自己坚守的地方,在忠孝两难全的境遇下选择了孝,面对地方官的推荐也选择了拒绝,另一方面,他又有文人独有的软弱性,屈身于强权之下,成为政治傀儡。他的一生好像是被命运安排的一生,自己从未主动去争取过什么,没有反抗,没有追求,他平平淡淡的一生就在被安排中度过,被父亲劝说考取功名,被皇帝丞相压迫娶牛小姐,通过牛小姐帮助认妻,在孝的悔恨下回乡服丧。蔡伯喈的一生,看起来很风光,细究则无味,这也是元代儒生的一生,被人家,被强权,被国家推着前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泥潭中只能激起一点水花,这就是儒生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