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人与海》与其中译本
1.1. 《老人与海》与中译本传播
《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讲述了一位老渔民山蒂埃戈(Santiago)在海上连续84天都没有收获,在第85天钓到一条大马林鱼,并为此先后展开与大马林鱼以及数波鲨鱼的争斗,最终带着一副鱼骨回到岸上的故事。海明威在这部作品当中塑造了一个永不放弃的硬汉形象,是他笔下“重压下的优雅”的典型人物。一如海明威的整体写作风格,小说的句子结构简单,语言精练,“电报式”文体显著,文内的人物和自然生物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部作品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他的晚年写作低谷时期,于1953年和1954年分别获美国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不仅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在中国的传播力度也是难得一见的。自1955年由张爱玲所翻译的《老人与海》中译本问世,陆续有余光中、海观、吴劳、李继宏等数十位译者投入到该作品的翻译之中。目前而言,虽然张爱玲译本是该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于赞助人美新处的意识形态问题等,其受众度却并不如后续出版的其他译者的译本。《老人与海》因其语言简单,具有精神教育意义,在普通读者中受欢迎程度高。同样,因其文本的重要程度以及译本的多样性,也处于翻译研究的热点。针对《老人与海》的翻译研究常涉及译本内的语言转换、译者翻译风格、翻译策略等。其中,以“老人与海”和“张爱玲”这两个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搜索,共有52篇学术期刊论文,远超其他译者作为关键词的论文数,由此可见张爱玲本人作为首个中译本的译者,同时又是女性译者以及一名女作家,多重身份使其在《老人与海》翻译研究中受到较高关注。
1.2. 张爱玲与翻译
本文分析张爱玲译本的特殊性有如下两点。一是张爱玲作为译者本身以及其译本的独特地位和背景。张爱玲译本是《老人与海》第一部出版的中译本(余光中译本先于杂志连载,后出版于张译本),且也是她中译美国文学的第一部单行本 [1] 。另外,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的赞助人是驻香港的美新处,她的译本在香港发行,在内地并未公开发行,其译本主要受众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与其他译者相比都有所不同,张爱玲译本将冷战时期香港美新处的文化外交政策落实为通过《老人与海》中译本传播的美国文化价值 [2] 。张爱玲作为一名翻译家的地位远不及她的成功作家形象。实际上,作为一名译者,张爱玲的译作众多,包括《小鹿》《爱默生选集》以及她的自译作品《金锁记》《五四遗事》等等。直到2005年,孟昭毅和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将张爱玲收录其中,才算是承认了张爱玲的翻译家地位 [3] 。
另一特殊性存在于张爱玲作为女性译者的性别特色。张爱玲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从小受西式教育影响,后在香港、洛杉矶等地生活。她笔下多出现封建女性的悲剧,女性的丑怪、疯狂被安置于男性的去势 [4] 。另外,张爱玲的情感极为细腻。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捕捉疼痛经验,并通过疼痛经验去审视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和悲凉 [5] 。
2. 文学翻译中的情感研究
2.1. 文学和文学翻译中的情感
G. Leech曾对意义做过区分,他认为情感意义是关于讲话人或是写文章的人的感情和态度的意义。人们的直觉活动都可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情感活动,它是任何一门艺术创作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因素 [6] 。情感是一种复杂而抽象的认知体验,语言是情感表达、理解和传递的主要方式,传递情感是语言的核心功能之一 [7] 。本文讨论的更多是写作中的情感。当一个文本的原作者在写作时,该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会受到自身情感的影响,并将情感投入到自己的文字中,影响作品的选词、句式等多方面。原作品是原作者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的象征 [8]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尤其以文学作品为主,非文学作品更注重文字的准确和客观性,因此本文所指的情感因素限制于文学作品范围内。
文学翻译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译“情”,或者叫做“情感移植” [9] 。金岳霖在谈到文学翻译时提出,文学作品要重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 [10] 。”到目前为止,译界对翻译的语言学特征、文化学特征、叙事学特征等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对译本的情感特征关注不够 [11] 。实际上,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翻译又赋予语言第二次生命,能否在一文中再现原文中所表达的情感意义,使译文读者能够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或相近的情感体验是所有译者的心愿,也是衡量译文是否成功的关键 [12] 。
2.2. 翻译中的译者情感显身
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过程”,而是“涉及译者兼作者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和认知构建内容等很多复杂的因素” [13]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情感的主观性概念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在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中形成的 [14] 。译者首先作为原作的读者,基于其本身的个人背景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其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在阅读过程中译者就会对原文本产生不同的理解,对原文中的情感色彩把握无法完全对等。作为文本的阐释者,译者会根据自己得出的阅读体验来进行翻译,而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投入自身的主观认知和情感,无法做到绝对客观。原作中的情感在经历译者的认知和理解之后,在译文中必定会产生情感程度的改变。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在文学翻译中完美地进行情感移植,最好的方法不是模仿和对应,而是进行全新的重建和创造 [10] 。
2.3. 翻译中情感再现的具体过程
译者首先要知觉原文中的情感。原文本中的情感包括情感词、句法结构等显性或隐性的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想要将原文中所包含的情感准确翻译出来,首先要发现情感,并且对其进行分析解码。在开始翻译带有情绪刺激内容的文本之前,译者当时的心情会影响选择,并影响找到的解决方案的类型 [15] 。而了解了原文本中的情感之后,这些情感又会对译者之后的翻译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情感影响力。另外,了解源文本的广泛背景(政治、社会等)有助于译者解释文字,从而适当地转移源文本的含义。因此,知觉原文中的情感并非一个简单的步骤,这一部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综合这些因素后得出自己的判断。
译者在初步分析出原文本的情感之后,并不是直接将情感转移到译文中,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加工,转换策略才能应用。调节这一步骤有很多策略,总体而言分为升级和降级两个方面,包括抑制、重新审视等。而与其他涉及调节的情形不同,翻译的特殊性在于译者无法从读者处收到实时反应,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负面情绪的调节因没有读者的缓冲效果,有可能调节过度或对译文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我们在评判译本时应该考虑到的情况。同时,不同文化间的情绪规范——因而也是情绪调节的规范——是不同的。不同文化对不同的情绪感知也有可能不同,特殊的语境也有可能对译本情感的调节策略产生影响 [15] 。
在经历了知觉和调节之后,译者需要在自己的译文中将最终选择的结果表达出来。在这一步骤,译者不直接写作他们自己的情感经历,相反,他们的情感可能会在改写别人的故事时表露出来。最后产出的译文文本实际上是原作者情感和译者情感的杂糅,这就涉及到译者的参与度问题。除了词汇选择之外,采用不同的修辞手段、叙事角度等,译者能够与他们翻译的文本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但也能够“将自己置于人物之外的立场”。对于情感表达来说,过多或过少的情感参与都不利于翻译——但深度参与与适当的处理策略相结合,可能有利于成功的翻译 [15] 。
以上三个步骤中都不仅仅涉及到译者和原文作者的交际,更涉及到译者个人的经历背景、心理状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译者要努力克服来自自身环境、心情、政治社会观点或宗教倾向等方面的不良影响,避免随意发挥个人感情,情感的输入既不能“太过”也不可“不及” [16] 。
上文已提到张爱玲作为作家的情感敏感度已经成为她作品的一个特色之一,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即张爱玲在翻译过程当中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情感把握能力。并且,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张爱玲的译本是否与其他男性译者的译本相比,对情感的把握是否更加准确,或是将情感更加明晰化。
3. 译本分析
张爱玲在译本序中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她对《老人与海》的喜爱之情,“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 [17] 。在这种情感影响下,译者对文本的情感投入度更高,所将原文的情感也更充沛。“……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 [17] 。译序中也直接体现了张爱玲对于《老人与海》原文本的情感基调知觉,然后译者基于对整体情感的认知而在文本中进行情感细节的处理与转化。本文将从文本中涉及情感的表达出发,通过对原文本与张爱玲译本进行分析,加以《老人与海》另外三位译本传播较广的男性译者——海观、吴劳和余光中译本辅助对比,从情感程度升级和降级两个方面探究张译本的情感传递是否更加深刻细腻,且在调节过程中是否受到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3.1. 情感程度升级
例1: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 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 [18]
张译: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 [17]
张的译本在此句中完整地将英语中的不定冠词翻译为了两次“一个”,一次“一只”和“一条”,共出现四次“一”。而其他著名译本如海观、吴劳和余光中译本中都只出现两次“一”或“独”。作为语法规则之一,原文中英文的名词前出现冠词并不具有特殊的语义。张爱玲的处理方式在初阅读时或许会有冗余之感,此处确常遭批评,但张四次刻意强调的“一”更体现出老人的孤寂感,在译文开篇着意去阐释出其在译序中所提到的原作的苍凉感 [19] 。
例2:‘Then live a long time and take care of yourself,’ the old man said. [18]
张译:那么你活得长长的,好好当心你自己。 [17]
可以确定的是,汉语中实际上较少使用“活得长长的”来对人进行祝福。张在此处使用这样的表达并非是生硬直译,使用“活”和AAB式形容词,更具口语色彩,一是更符合渔人和小男孩之间沟通的惯例——两人都是渔夫,属于社会较为底层,二是张在此处融入了对老人和小男孩相依关系的理解,加上后句的“好好当心你自己”,无不透露出老人对小男孩的亲昵与喜爱。如果按照上述其他三位男性译者一样翻译为“祝你长寿”,则将Santiago对小男孩的美好祝愿转换成了中文中常见的,中性的礼节性祝福语,表达出的情感色彩不如张译本的明晰。
例3:He always thought of the sea as la mar which is people call her in Spanish when they love her. [18]
张译:他脑子里的海永远是“海娘子”,在西班牙文里,人们爱她的时候总是这样称呼她。 [17]
此处的la mar常在《老人与海》译本分析中出现,因其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称呼词,多见于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讨论。“娘子”一词含义众多,随时代变化现可泛指女性,使用该称呼时多带有爱称或敬称之含义。从该译例的整段可以明显看出,区别于其他渔人,老人对于大海认知清晰且带有热爱和尊敬。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译者,在此处涉及描写女性的文本中,选择了情感上更加积极的词语进行转换,而其他三位男性译者都直接保留了la mar一词并加注解释,情感上更加中立客观,为读者留出了一定的情感空间,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如张爱玲译本更加体现老人内心情感。
例4:Aren’t they lovely? Eat them good now and then there is the tuna. Hard and cold and lovely. Don’t be shy, fish. Eat them. [18]
张译:这沙汀鱼可爱不可爱?好好地吃它们吧,不时还可以吃吃那条鲔鱼。硬硬的,冷的,可爱的。鱼,别怕难为情,吃吧。 [17]
这一译例中第一句张爱玲将原文中的反问句改为了正反问反问句。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反问句,主要运用于口语语体中。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已有定见,只不过在用这种正反问的形式来表达所要表示的肯定或否定的意思。比起原文的反问句而言,正反问句更具有互动性,更加体现老人内心的温柔和孤寂。张的句式转换是对海明威笔下内心细腻的老人形象的强化。另外,lovely一词张爱玲将其译为“可爱”,而上述其他三位译者都根据语境将lovely译为了“美/鲜美”。虽然对于鱼肉作为一种吃食,评价用鲜美更加准确,但“可爱”一词更具拟人性,体现出老人不仅是在自然中获得资源,利用自然,更在自然中赋予了自身的丰富情感。和译例2相似,对于eat这一词,张爱玲又采用了叠词的形式,更具口语特色,将老人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善良又更加明晰化。同时,这一译例也显著地佐证了海明威本人的写作风格,简单明了,擅用形容词。此处他连用三个简单形容词hard and cold and lovely来形容金枪鱼。虽然从表面上看张的译文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无法和惯常形容鱼肉品质的词联系起来,甚至在中文中无法形成有逻辑的话语。但此处的翻译更偏向口语化,或者说来更像老人无意识的自言自语。同样,如前文一样避免直接形容鱼的肉质,更体现张爱玲在把握整体对老人的态度时,体现出的偏向性和情感共鸣。
例5:“Fish,” he said softly, aloud, “I’ll stay with you until I am dead.” [18]
张:“鱼,”他轻轻地自言自语,“我到死都不离开你。” [17]
在Santiago和鱼的争斗过程中,他说出了这样决绝的话语,既是对对手的宣战,也是对于兄弟朋友的忠实陪伴。张爱玲将stay with you从肯定形式转换为了否定形式,语气更加强烈坚定,更体现了老人与鱼的羁绊,老人对鱼的复杂情感在译文中得到深化。另三位译者的译文都与原文句式一致,并未进行肯定到否定的转换,情感程度更加忠实原句。且纵观全文,此处老人虽确实处于与鱼的激烈斗争之中,但老人与鱼之间的关系远不止单纯的敌人关系,其他译者所译的肯定形式——“拼到底”“奉陪到底”都更强调争斗的这一方面,但张的直译更体现是老人内心视鱼为兄弟的情感,这是由于译者对于此处情感的知觉不同所导致。
例6:“You’re feeling it now, fish,” he said. “And so, God knows, am I.” [18]
张译:“鱼,你现在觉得痛苦了,”他说。“天晓得,我也一样痛苦。” [17]
因原文前段提到鱼受伤,在此处海明威并未点明“feeling it”的“it”具体是指什么,根据上文可得是受伤后鱼的感受,单独看此处张的译文,译为痛苦合情合理,且痛苦一词常指人类感受,鱼感到痛苦是张爱玲对老人情感细腻这一情感特点的知觉,另外,后一句老人也感到痛苦更是张对老人情感的升级。其他三位译者都将“it”译为痛,更强调鱼和老人在争斗过程中的生理感受,削弱了情感程度。
例7:He is a great fish and I must convince him. [18]
张译:他是条伟大的鱼,我一定要折服他。 [17]
great在此处确实可以表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在体积上非常的大,另一方面也可表更深层次的意义,指卓越的,伟大的。与老人进行争斗的的大马林鱼体积上确实是超过老人的渔船,使用great一词符合整体设定,三位男性译者也确实直接将此处译为了大鱼,属客观描述,未添加感情色彩。而张爱玲将great译为伟大一词,与后文的convince一词更起呼应效果,体现出老人对大马林鱼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
例8:The fish came over onto his side and swam gently. [18]
张译:侧着身子温柔地在他旁边游着。 [17]
这句话是在形容大马林鱼和老人的最终斗争过程。老人将鱼大力拉到了船边准备用鱼叉杀死它。按常理而言,当渔夫和大鱼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时,用“温柔地”一词来形容对手并不常见。其他三位译者选用了“轻轻地”“斯文地”,是对gently一词动作本身激烈程度的描写,并不特别含有情感意义,但“温柔地”一词体现出老人即使在斗争的最后都依然对大马林鱼存有朋友之情和同情之意,更能帮助读者心中老人形象的完整塑造。
3.2. 情感程度降级
例9:“it is not bad,” he said. “And pain does not matter to a man.” [18]
张译:“不坏,”他说。“疼痛是不碍事的,并不伤人。” [17]
Santiago作为一名男性,且文中的角色基本都为男性,此处如果像其他三位男性译者一般将“man”译为“男子汉”也合情合理。男子汉一词更强调了男性在遇到困难时的坚韧。如果将其翻译为“人”就仅仅作为一句老人的自言自语,削弱了老人作为男性所暗示出的不怕疼不怕失败的硬汉形象。
虽然在之前的译例中,“la mar”和此处例9的“不伤人”是涉及到性别相关的因素,张爱玲也做了一定的处理。但从整体来看,《老人与海》这一故事中以Santiago为主角,涉及到的小男孩,其他渔人等都为男性,文中甚少出现女性相关的描述。且文中塑造的Santiago硬汉形象深入人心。因此,在涉及到相关“men”一词的翻译时,men既可泛指人,也可单指男性,文中两种指代的选择都有出现。张爱玲和三位男性译者除上述这一区别外,张还在“know how to suffer like a man”一处将“man”译为“男子汉”,而其他三位译者直接译为“人”,原文情况与例9极为相似,但张和另三位译者译文的情感程度却相反。其余例如“you’re already a man”,四人都译为了“成为大人”,并未强调性别特色。而在包括如涉及到whore这一涉及对女性的贬低意的词时,张爱玲译为“婊子”,也并未进行情感程度降级从而维护女性形象。因此,综合而言,张爱玲虽为女性译者,但在感知并调节原文情感时并未过分强调自身的性别意识,而是运用自己作为女性的细腻心理优势对译文进行了剖析。
4. 结论
张爱玲作为一位擅于描写情感的女性作家,在喜爱《老人与海》这部作品的前提下,充分融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情感翻译的程度上比起原作有所调整,与其他三位男性译者比较情感的展现更为细腻,更注重塑造老人的多元形象。与其他译作相比,读者易从张译本中感受到老人内心的善良和温柔。总体而言,文学翻译必然离不开对文章情感的知觉,调节和展现。译者作为翻译中的主体之一,因其个人背景不同,译者与原作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也不完全相同。译者对于原作情感无法实现完全复刻,因此,译者应充分把握原作的情感色彩,合理调节翻译中的情感输入,未来翻译研究也应在重视译文情感传递之上进一步应用更加客观的标准和数据手段来进行情感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