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评价

Evaluating the Provincial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in Myanmar

摘要: 社会发展质量是指各国家或地区，针对其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能够多大程度地平衡其社会基本矛盾的能力。缅甸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合作国家，其各省域发展质量对于“中缅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及经贸投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基于社会发展质量的概念内涵，从人口因素、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社会稳定等五个准则出发，选取24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基于理想点的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模型，针对缅甸国内各省邦在2010~2017年间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 在评价准则层面，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现状对于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具有较高影响，其权重分别为0.3159和0.2625；指标层面政治冲突数量、夜间灯光指数、外企投资和就业人数等较为重要，其权重分别为0.0867、0.1059、0.0876和0.1617；2) 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为仰光省社会发展质量较高，第2等级为曼德勒省社会发展质量中等，第3等级为除仰光省和曼德勒省以外的其他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较低；其中，仰光省的自然禀赋是限制其质量进一步提升的主要因素；曼德勒省的社会发展质量主要受限于人口因素；克钦邦、掸邦和若开邦在各个准则层的差异和波动较大，但整体贡献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each country or region, given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is able to balance its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As an important cooperative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Myanmar’s provinces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and trade investment in the 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this study selects 24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5 criteria, including population factors,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states in Myanmar from 2010 to 2017 by using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mpowerment method and TOPSIS model based on ideal p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evaluation criterion level,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have a high impac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states in Myanmar, and their weights are 0.3159 and 0.2625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conflicts at the indicator level, night light index,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s more important, and their weights are 0.0867, 0.1059, 0.0876, and 0.1617 respectively; 2)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Myanmar’s provinces and states is divided into 3 levels, the first level is tha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Yangon Province is higher, the second is the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ndalay Province is medium, and the third level is in other provinces and states except for Yangon and Mandalay which the 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low. Among them, the natural endowment of Yangon Province is the main factor limiting its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qu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ndalay Province is mainly limited by demographic factors; Kachin State, Shan State, and Rakhine State have large differences and fluctuations in each standard level, but the overall contribution rate is at a low level.

1. 引言

截至2021年1月，全球已有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1] ，其中1/4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 [2]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是要促进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3] 。但面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约，欠发达国家容易形成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停滞或带有较强依附性 [4] ，加之基础研究薄弱、发展方向不明确等因素共同作用 [2] ，易对其社会进步构成较大阻碍。建立针对欠发达国家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是有效开展国家间互利互惠经贸合作、探寻其社会质量提升路径的基础。此外，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经济走廊”战略亟需对沿线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特征差异深入认识，以便“走廊”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工程能在适宜地区落地。因此，针对走廊沿线地区欠发达国家内部各行政单元的社会发展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发展质量是“社会质量”和“发展”两个概念的融合与拓展。社会质量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其目的是以私有化为导向推进社会政策改革，从而缓解高额公共福利的财政压力 [5]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质量是指公民在提升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前提下，能多大程度地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 [6] ，而后，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FSQ)将上述定义为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及社会赋权等四个维度的内涵，并基于此构建了欧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 [7] 。彼时，其核心内容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体现个人在社会中价值实现质量。20世纪初期，国内学者将社会质量概念引入我国，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进”。姚云云等学者认为，我国应参考欧洲构建社会质量概念的初衷，即促进社会政策调整，结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施政理论共同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二元融合问题 [8] 。徐延辉和龚紫钰提出了亚洲和欧洲在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文化上存在重要差别 [7] ；王沪宁、吴忠民等更加重视社会转型和社会秩序重构等问题，强调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社会质量提升的过程 [9] [10] 。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特定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平衡与否成为社会质量评价的重要内容。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又对应不同的社会特征表现和评价标准，因此，本研究将发展的阶段性引入到社会质量概念当中，即：各国家或地区，针对其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能够多大程度地平衡其社会基本矛盾的能力。

缅甸是典型的欠发达国家 [11] ，区域发展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而且其既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参与国，又地处南亚东南亚地缘冲突区，存在一定的政治脆弱性 [4] ，其社会发展质量具有一般欠发达国家的典型性特征，有较强的研究意义。

2. 研究区概况、数据及评价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位于中南半岛西部的缅甸联邦共和国，总面积约为67.85万km²。其西南临安达曼海，西北与印度和孟加拉国为邻，东北靠中国，东南接泰国与老挝，是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纽带，地理位置重要，地缘关系复杂。中缅经济走廊(以下简称为：“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字形”走廊，从中国边境城市瑞丽出发，经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分为两支，一支至印度洋港口皎漂，一支至缅甸最大城市仰光。部分重大项目，如中缅油气管道、中缅铁路等，可为我国打通西入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2] [13] 。

缅甸共有为7省7邦1特区共计15个省级行政单元，缅族人口主要聚集于中部7省和1特区，其他少数民族多聚集于7邦。缅族为其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68%。2019年，缅甸的GDP为643.30亿美元，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主导产业为农业，平均城市化率为30%，广泛缺乏工业基础。2021年1月以来，缅甸军方不承认其大选结果，并扣押民主政府政要，使得缅甸各地爆发了游行和不同程度的武装冲突 [14] 。除此之外，缅甸军方和民地武 [15] 始终武装冲突不断，给当地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统计，2010年~2020年间，缅甸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共计10,567次，社会稳定情况较差，给该国的社会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16] 。

2010年，缅甸开始了民主化改革，之后又建立了民主政府，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与我国共同推动走廊建设，说明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迫切需求。而且，随着中缅油气管道的竣工、中缅铁路等各项重大工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在缅投资也日益增加。因此，评价缅甸省级行政单元的社会发展质量对于促进缅甸本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加深我国对缅经贸投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了解奠定基础。

2.2. 评价数据及来源

1) B₁数据来源于https://www.satpalda.com/。

2) B₁₁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下属的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NGDC)网站(https://ngdc.noaa.gov/)，经过处理而得。

3) B₁₆、B₁₇数据来源于分辨率300米的ESA Land Cover数据(http://maps.elie.ucl.ac.be/CCI/viewer/)。

4) B₁₈ (平均坡度)通过GDEM数据计算获得。

5) B₁₉数据来源于全球地形数据(https://search.earthdata.nasa.gov/)。

6) B₂₄数据来源于ACLED网站(https://acleddata.com/curated-data-files/)。

7) 其余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来源于《缅甸统计年鉴》(2010~2019)。

8) 部分缺失数据以插值方式补充或灰色预测模型预测补充。

9) 2005年，缅甸将首都从沿海的仰光省迁至内陆内比都，且时间距离笔者所研究时间序列的起始点较近，数据大量缺失，故未将内比都纳入社会发展质量评价范围之内。

2.3. 缅甸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对于缅甸而言，人民对社会稳定发展的诉求和该国薄弱的社会发展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贫瘠的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短缺或质量偏低、社会组织及动员能力较低，以及社会稳定偏低等等)的矛盾仍是限制其自身社会发展的瓶颈 [12] [13] [14] [15] 。因此，本研究基于其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的生产力水平，从人口、社会福祉、经济发展现状、自然禀赋和社会稳定等5个方面设立准则，进而构建其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Table 1.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表1. 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2.4. 评价方法

对于缅甸而言，人民对社会稳定发展的诉求和该国薄弱的社会发展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贫瘠的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短缺或质量偏低、社会组织及动员能力较低，以及社会稳定偏低等等）。本文首先运用基于理想点的综合赋权法为各准则层及各评价指标赋权；其次，基于TOPSIS模型计算不同年度各代表性省邦中各准则层对缅甸整体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目的是表征其逐年变化情况；然后，再利用TOPSIS模型计算不同年度各代表性省邦中各准则层对缅甸整体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目的是根据运算结果，分析不同准则层间，各省邦在各准则层方面的相对于其他省邦的优势及劣势；最后，计算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变异系数，目的是分析省邦之间的社会发展质量差异，进而从省邦和全国两个层面共同评价缅甸社会质量发展情况。

2.4.1. 基于理想点的综合赋权法

目前，主流的综合赋权法在考虑主观赋权(层次分析法)与客观赋权法(熵权法)的结合时，仍然需要人为设置主客观的权重在综合权重中的比例，因此仍然具有较高的主观性。而“理想点”突出各指标正向化数据标准化后的最小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主观意向对综合赋权的影响 [32] 。因此，本研究选择基于理想点的综合观赋权法来为各评价指标赋权。

2.4.2. TOPSIS模型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33] ，即逼近理想解排序。先对原始数据正向化处理，再对正向化矩阵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并找到有限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然后分别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

v_ij为标准化矩阵中的各元素，如果v_ij距离负理想点越远，目标值V⁻就越大。据此构造多目标最优化模型：

$\max V^{-}=\left(V_1^{-},V_2^{-},\cdots V_n^{-}\right)$ (1)

新权重须满足条件：

$w_j=\alpha U_j+\beta T_j$ (2)

${\alpha }^2+{\beta }^2=1$ (3)

$\alpha ,\beta \ge 0$ (4)

将多目标最优化模型用等权的线性权和法 [27] 转变为单目标最优化模型：

$\max Y^{-}={\displaystyle {\sum }_{i=1}^m{V}^{-}}={\displaystyle {\sum }_{i=1}^m{\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v_{ij}-v_{\stackrel{\dot{}}{j}}\right)\left(\alpha U_j+\beta T_j\right)}}$ (5)

由于新权重满足 $0\le w_j\le 1$ ， ${\displaystyle {\sum }_{j=1}^n{w}_j}=1$ ，需对 $\alpha$ 、 $\beta$ 归一化：

${\alpha }^{\prime }=\frac{\alpha }{\alpha +\beta }$ (6)

${\beta }^{\prime }=\frac{\beta }{a+\beta }$ (7)

则最终求得的新权重为：

$w_j={\alpha }^{\prime }{U}_j+{\beta }^{\prime }{T}_j$ (8)

各元素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D_i^{+}=\sqrt{{\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V_j^{+}-v_{ij}\right)}^2}}$ (9)

$D_i^{-}=\sqrt{{\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V_j^{-}-v_{ij}\right)}^2}}$ (10)

其中， $V_j^{+}$ 、 $V_j^{-}$ 分别为各评价对象在第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令 $K_i$ 为第i个评价对象接近最佳发展质量的程度，即贴近度：

$k_i=\frac{D_i^{-}}{D_i^{+}+D_i^{-}}$ (11)

易得 $k_i\in \left[0,1\right]$ ，且 $K_i$ 越接近1， $D_i^{+}$ 越小，即越接近正理想解。对 $K_i$ 归一化：

$S_i=\frac{k_i}{{{\displaystyle \sum }}_{i=1}^m{k}_i}$ (12)

2.4.3. 变异系数分析

变异系数是一个可测度地理数据相对波动程度的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c_v=\frac{S}{\bar{x}}$ (13)

其中，为所有省邦在不同年份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平均值，S为标准差的无偏估计。

3. 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评价实证

3.1. 评价各指标系数综合赋权

运用基于理想点的主客观赋权法计算2010~2017年各指标新权重，并取其均值为综合权重作饼状图。如图1所示，各准则层中，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现状占比较高，分别为0.3159和0.2625，合计0.5685，可见上述二者是影响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的主要方面。各指标中B₂₄、B₁₁、B₁₄、B₄所占权重较高，分别为0.1617、0.1059、0.0876和0.0867，合计0.4419，说明，地区是否能够提供社会稳定环境、是否能够吸引投资、是否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地区的发展程度是影响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

Figure 1. Pie chart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weights

图1. 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权重饼状图

3.2. 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评价

3.2.1. 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

通过TOPSIS模型对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进行评价，折线图用以表征各省邦在研究年份对缅甸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整体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可见在2010~2017年间，缅甸各省邦的相对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可以分成3个等级，其中第1等级为分值最高的仰光省，其社会发展质量相对其他省份的差距较大，且在逐年增加；第2等级为曼德勒省，其在研究时段中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整体水平保持在0.12左右，但其较仰光省以外的其他省份仍有较高的优势；第3等级为除去仰光省和曼德勒省以外的其他省邦，它们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相较其他省份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没有改变，均处于较低水平。

Figure 2. Changing trends in quality contribution r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provinces and states in Myanmar during 2010~2017

图2. 2010~2017年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变化趋势

3.2.2. 代表性省邦各准则层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差异

仰光省为缅甸的经济中心，曼德勒省为缅甸中部交通枢纽，克钦邦和掸邦是毗邻我国云南省的两个邦，而若开邦是中缅经济走廊西端皎漂港所在邦，三者的社会发展质量对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稳步推进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上述5个具有代表性的省邦，再次利用TOPSIS，分析其在不同评价年，不同准则层对于该年全国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相对差异，以表征其相对优势和不足。

如图3所示，处于第1、2等级的仰光省和曼德勒省对缅甸整体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在研究时段内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但从图3中可以看出，自然禀赋长期以来是阻碍仰光社会发展质量提高的劣势；而对曼德勒来说，人口问题的解决应放在首要位置，虽自然禀赋在2013年相较于其他省邦无优势，但这一于2014年有所提升，恢复至往年水平。

第3等级的3个代表省邦中，克钦邦2011~2012年间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存在大幅度变化，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在该年度外企投资大幅度降低；第二，政治冲突数量减少，社会稳定状况明显改善。根据雷达图也可看出，经济发展指向朝原点回缩；第三，相较于2010于2011年，克钦邦经济发展现状得分较低，而且从2012年以后各准则层得分则相对较低，使得克钦邦在评价时段后期处于缅甸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最低的省邦。掸邦2011年至2013年贡献率上升势态明显，虽然政治冲突数量增量较大，但是外企投资给社会发展质量带来的正向影响部分抵消了政治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2013至2015年度，除外企投资及政治冲突数量两项重要指标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外，正向影响指标较少，且在2015年原贡献较高的自然禀赋也呈现出较大下降。若开邦2010至2012年间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有所降低，大部分正向指标数值降低，尤其是外企投资及政治冲突数量两项对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影响较高的指标出现大幅变化，由此解释了折线的下降趋势；2012至2014年以上两项指标向大幅上升，这也是折线出现上升的主要原因；同理，2014至2017年，外企投资减少和政治冲突数量激增使若开邦的贡献率下降甚至低于2010年。从图3也可看出，若开邦经济发展现状自2011年经济发展状况大幅下降后直至2017年未获得改善；虽然政治冲突对社会发展质量影响所占比重最大，但从社会稳定准则层看来，所有评价年度变化较小。

Figure 3. Radar maps of changes in the quality contribution r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each normative layer of typical five provinces and states during 2010~2017

图3. 2010~2017年典型五省邦各准则层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变化雷达图

3.2.3. 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变异系数

图4为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变异系数逐年变化图，其主要表征研究时段内省际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的波动幅度。从图4可看出，在2010~2012年期间，缅甸发展质量贡献率的省际差异逐年扩大，2012~2015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小，而2015~2016年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很大程度上与仰光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较为相似(图2仰光省图)，说明仰光在缅甸的整体社会发展质量提升起到了主导作用，逐渐和其他省邦拉开差距，同时也说明从国家层面来讲，缅甸的社会发展质量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加。

Figure 4.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the quality contribution r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yanmar’s provinces during 2010~2017

图4. 2010~2017年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变异系数

4. 讨论

4.1. 社会发展质量评价应体现个体与主体的统一

社会质量概念建立之初，其思想是以个体(人或人类族群)的发展和福祉及其社会制度是否能促进个体的发展为主旨，符合当时西欧各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及意识形态 [34] 。其研究模式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建模探索人类群体发展与福祉的影响因素 [35] ，这对于明析个体发展与社会各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评价模式。而随着其概念的传播和延伸，个体与主体(国家或地区)的相互依存关系被逐渐重视起来。个体的进步离不开主体的发展这一事实被广泛认可，将主体的发展现状与态势纳入到其评价体系当中是对社会质量概念内涵的完善过程。利用宏观指标在各单元的差异性开展评价，既能体现各评价单元社会发展质量综合特征，又能展示各单元在不同评价准则方面的优劣程度，是一种“自上而下”评价模式。两种评价模式应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才能够充分表征某一国家和地区在特定阶段的社会发展质量。因此，本文建立缅甸省域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是对欠发达国家针对上述两种模式进行综合后的一次有益尝试。

4.2. 缅甸社会发展质量现状与展望

结合图2可看出，中缅经济走廊沿线上(不包含内比都)社会发展质量较高的省邦有处于第1等级的仰光省，第2等级的曼德勒省与第3等级的掸邦。2005年，缅甸迁都至内陆地区内比都，在此之前，其首都为沿海地区仰光省。仰光省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海上运输方面有天然优势，无论是外贸，还是将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都充分体现了空间溢出效应 [36] 。根据图3可发现，仰光省、曼德勒省和掸邦的各准则层优劣态势较为鲜明：仰光省在自然禀赋的劣势可通过中缅经济走廊的连通，被曼德勒省在该方面的优势缓解；相应的，仰光省也可向曼德勒省输送人口，为其提供经济和社会福利援助，进一步缩小两省域间的差异；掸邦在人口、经济发展现状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内陆地区特征，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相对较弱，邻近的曼德勒省如果可以发挥交通枢纽的特点，将掸邦与仰光省进行有效联通，则能够对掸邦的发展提供较大的帮助。在以上三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质量得到一定改善后，带动周边地区各方面的提升，从而提高缅甸整体的社会发展质量。可参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先富带后富”到“打赢脱贫攻坚战” [37] 的政策，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香港、澳门作为先发地区带动了内地珠三角城市的发展。

社会稳定是对各省域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影响最大的准则层，且政治冲突数量在24个评价指标中所占权重最大，故本文将政治冲突数量单独讨论。缅甸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自1948年独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昂山时期、吴努时期、奈温时期，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民族不团结，缺乏国家认同感的艰难困境 [15] ，由于各民族的习俗、文化、信仰皆有较大差异，使缅甸内战不断。尤其是缅北地区，很难保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38] 。缅甸中央政府的政权稳定，以及其与“民地武”之间的冲突能够和平协调是有效提升其各省社会发展质量的有效措施和政治基础。

5. 结论

1) 社会发展质量是各国家或地区，针对其自身特征和特定社会发展阶段，能够多大程度地平衡其社会基本矛盾的能力。

2) 在缅甸社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各准则层中，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现状权重较高，分别为0.3195和0.2625；人口、自然禀赋和社会福祉等准则层对社会发展质量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因素层面，政治冲突数量、夜间灯光指数、外企投资和就业人数权重较高，分别为0.1617、0.1059、0.0876和0.0867。

3) 缅甸各省邦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分为3个等级，其中仰光省贡献率较高，曼德勒省居中，其他省邦贡献率较低。其中，仰光省的自然禀赋是限制其质量进一步提升的主要因素；曼德勒省的社会发展质量主要受限于人口因素；克钦邦、掸邦和若开邦的社会发展质量贡献率在各个准则层的差异和波动较大，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致谢

感谢云南财经大学李智国博士对文章撰写的指导。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重点项目“中缅经济走廊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响应”(202001BB050073)；中缅生态环境保育联合实验室(C1762402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中缅边境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优化”(4226010291)的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