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由问题的研究对社会最直接的成果冲击就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在自由问题上，马克思和弗洛姆分别保持着各自的自由观点，二人的自由观有着不同的产生渊源。马克思的自由观来源于卢梭、黑格尔及康德等人的自由思想，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自由与解放被作为人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既决定社会的进程，又关系到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弗洛姆的自由观则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他作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洞察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不足，意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进行弥补，因此弗洛姆的自由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调试与融合。现代社会在高压发展和矛盾凸显下，时常会出现一些病态的心理畸变与恶性循环，马克思和弗洛姆从各自的初衷出发，为了深刻理解与缓和社会矛盾，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贡献。
2. 弗洛姆和马克思的自由观
2.1. 马克思的自由观
马克思的自由观受到了诸如卢梭“人生而自由”、黑格尔“绝对精神”、康德“自由意志”等哲学观点的影响，但他更在超越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突破性地形成了自己关于人自由发展的人学理论。马克思从卢梭的政治形态异化，黑格尔的精神形态异化中吸收了足量营养。黑格尔认为，自由与解放是“绝对精神”长期演化的必然结果，并且他也“从‘绝对精神’的本体意义上肯定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合理性及其合目的性” [1]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让马克思看到了一丝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因此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出现对马克思来说确实是一个契机，一个可以调和劳动异化机制，让人的自由个性得以贯穿下去的契机。甚至说贯穿到生产领域中还可以消灭生产中的对抗性关系，幸运的话还可能从中衍生出革命来。马克思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契机。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自由、全面等观念并未作大篇幅的直接著述，但自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首次提要始，马克思便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灌注进自己的自由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从劳动的角度提到自由的概念，“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2] ，人的实践活动即劳动作为类特性应该是自由的，马克思将人的劳动与自由结合了起来。从生理机能上来讲，人与动物一样，具有吃、喝、生殖等低级层面的自由，从劳动范畴上来讲，人具有比动物更多的机能，那些低级层面的自由只是同为哺乳动物的机能，人的有意识的、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使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机能，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实现了从一般自由到区别于动物的实践自由的转向。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前提，是自由劳动的前提，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构成历史运动。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人的行事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因此在异化概念产生前，劳动——或者说实践活动——都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正常的主体对象化活动。现实的人作为主体，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自由涵义转移到实践活动上。至寻找到现实的人这个起点为止，马克思也找到了自由的载体，找到了社会活动的物质性特征和人的自由的物质性基础，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自由才有可能。
从马克思强调的《法哲学批判》的政治自由，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批判市民社会中突破的经济自由和《德意志形态》的物质自由，再到《共产党宣言》想实现的全面自由，为把被吞噬在私有制下的人解救出来，马克思一路呕心沥血地高歌自由，直至来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道路。
随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当时工人阶级生存境遇的深入观察，马克思进一步捕捉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意识到自由对人类自身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从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对私有制的批判，将人的自由带入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路，为人类最终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
2.2. 弗洛姆的自由观
弗洛姆主要的自由思想来自于《逃避自由》一书，他的思想从一个战乱纷纷、人民流离的时代走来，将他针对当下极权社会的美好构想寄托于自由体系中。正如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 [3] 弗洛姆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深表同感，也认同“异化”是造成现代人心理困境的重要原因，而究其根本原因，他还是把目光放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上，于是弗洛姆开始关注人，关注人的本性，关注人的个体化进程。后来弗洛姆将马克思自由观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了融合，这是为解决当下现代人困境所作出的伟大尝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之中的潜意识理论、本能理论和人格理论都对弗洛姆起着一定的启示作用，弗洛姆赞同其潜意识理论，认为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潜意识因素促进人类感知理性，获得自由。同时，马克思也持“实践活动是人的潜意识和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观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不谋而合使得弗洛姆对二者的结合成为了可能。
但弗洛姆在赞同并借鉴弗洛伊德学说时，发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漏洞。弗洛姆和弗洛伊德都想要将自己所学习的心理学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去，以实现精神分析学向心理学的过渡，但弗洛伊德的理论缺陷在于：将人的活动只归结于人的本能与欲望，对人的活动动机的理解只从人的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出发，过分夸大了心理因素的同时也把欲望与本能对立起来了。弗洛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精神分析学说是看起来可行的办法。为了让人们了解并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开始对人们的自由状况进行剖析，敏锐地捕捉到个体化进程给人带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孤独感。“人获得自由的过程具有辩证特征，一方面自我力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孤独日益加深，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 [4] , p. 18)
自由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论中被分成两种类型，分别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弗洛姆认为，解决前面所说矛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激发人自发的创造性活动——爱与劳动，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要摆脱外界的束缚与强化自身力量双重涵义。
2.2.1.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弗洛姆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是以个体化进程作为分水岭的，消极自由是在个体化进程前期所要摆脱管控的自由。从弗洛姆最开始说“人的存在与自由自始便是密不可分的”便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即在行为上摆脱本能决定的控制。“因为现代史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大都着眼于反对旧式权威和束缚，人们自然会觉得传统的束缚消灭得越多，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大。”( [4] , p. 70)这些自由并非外在束缚，而“仅仅是摆脱了‘原始脐带’的束缚” [5] 。人们虽然在经济上有自由消费的权利，却仍会被资本家剥削，人们觉得言论自由是自由胜利征途的最后一步，却还是处在思想被干扰的境地。这种束缚给人们带来无力感与焦虑感，弗洛姆要逃避的正是这种自由。
积极自由。人们伴随着个体化的完成，逐渐获得个体意义上的自由，因此积极自由是弗洛姆针对个体化进程之后所提出的。这个过程既是获得独立的过程，也是脱离群体，适应孤独的过程。弗洛姆在他的逃避自由理论中说到：“积极的自由就是实现自我，它意味着充分肯定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4] , p. 176)弗洛姆看重的是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弗洛姆认为积极自由的获得可以增强个人的自我力量和独立思考能力，拓宽人的思维领域，使人的创造性能够在爱与劳动中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他提倡通过“爱的艺术”完善爱的能力和健全的人格，我们要赢得的自由恰恰是这样一种自由。
2.2.2. 逃避自由的三种心理机制
当人们克服不了内心的孤独与焦虑感时，就会选择逃避自由，内心极度焦虑，会试图通过消弭个人与社会间矛盾而非积极对抗的方式去克服孤独，弗洛姆将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主要归为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权威主义，这种心理机制是原有的“继发纽带”不足以带动个人的行事冲动，所以需要一个新的纽带替代其功能，具备这种机制的人往往具有施虐或受虐倾向，在这种心理创设下会获得宁静与自在。这种心理机制“从根本上讲是孤立的个体无力为自我担负起责任的一种表现” [6] ，即个体放弃自我而依附他人的倾向。二是破坏欲，前面一种机制是为了统治他人或受他人统治而得到权威，破坏欲则是意图消灭这种权威，是无外在对象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失去外在目的物的压制，孤独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身的力量。三是机械趋同，即个人“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 [4] , p. 132)。弗洛姆也把这种心理机制称为“迎合型人格”，个人在面对复杂变化的大环境时，将自己无所适从的渺小心理投射成和世界的“不合”，认为应该为了和现代节奏相适应而改变个人的独特性，“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 [4] , p. 136)。现代人妄图通过这种“讨好型”人格达到别人对自己的期望，殊不知这样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弗洛姆指出人逃避自由的三种心理机制，是为了证明逃避自由并不是获得积极自由的真正道路，它只能暂时延缓或转移焦虑，而不能根本上解决孤独与恐惧，重获自由个性必须要通过爱与劳动的自发活动。
3. 两条截然不同的追寻自由之路
3.1. 马克思的自由之路
3.1.1. 人全面发展的自由
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性，主张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消解劳动异化关系，复归人的本质与个性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共产主义首先是一场革命运动，需要推倒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 [7] ，因此马克思“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自由之路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自由之路，是需要实现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之路。人的全面发展的涵义，往狭了讲是使人类从私有制剥削与压迫中逃离，获得全面解放；往广了讲是整个人类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确证与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自由发展，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两层涵义的改写，自由既是指人身自由，又是指本质自由。人身自由只有在人类获得真正的劳动解放后才是人身自由，本质自由只有在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全面发展才算得上是本质自由，即人类自由个性的实现，人类本质的充分发挥，“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8] , p. 36)。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本质自由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社会关系发展到全面程度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追求，只有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
工人在资本家长期的钳制下丧失了本性与发展动力，变成了“局部的人”，马克思想要实现工人从“局部的人”变为“全面的人”的美好愿景，因此他认为其间需要用以人的解放来填充。人的解放源于我们跨越当代卡夫丁峡谷的现实需要，源于消灭旧式分工、生产对抗性、私有制的客观要求，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须完成整个人类的解放。解放单个的人是不够合理的，单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各种满足人全面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条件才够充分。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实现全部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我们今后努力实践的方向。
3.1.2. 自由王国的自由
马克思对未来的自由之路充满信心，认为自由王国的自由就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自由。马克思曾将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了三个历史阶段，在第三个历史阶段中，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彰显，自由时间充裕，劳动具有自主性，表现为这几个特征的社会形态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自由王国。
人类总体进程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我们目前虽然还未经历到马克思所说的最高级历史形态，但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母体中孕育而来，我们作为社会的能动主体，在实践中把握必然、争取自由是客观规律，整个社会终将会在自觉改造客观世界的中坚力量推动下，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前进的，而必然王国是注定要被自由王国超越的。在自由王国的领域中，认为进行劳动不再是为了外在的生存需要，而是内在的兴趣需要，劳动活动本身成了人的价值实现和创造过程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只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使人类的自由个性得到释放。“只有无产阶级先解放自身才能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王国。” [9] 因此马克思倡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3.2. 弗洛姆的自由之路
3.2.1. 爱与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坚持的是“社会革命”的批判之路，弗洛姆则是坚持通过“心理革命”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心理革命”的追求自由之路上，弗洛姆分别从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提出解决之道。
个人维度上，要塑造个人健全的人格，就必须通过培养爱的艺术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爱的本质是“给予”，一份爱会因为无私地传递而扩散，人性中原始的情感得以被重新焕发，彼此交织的善意可以使人克服焦虑、战胜孤独。人的善意得到释放，自由意识也能拥有更广阔的承载体，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有了保证。除了爱的艺术外，弗洛姆还论证创造性的劳动是追寻真正自由的途径。创造性的劳动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自发性劳动，如弗洛姆所说的与自然相互沟通的创造性活动。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社会良好沟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关系网，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真正自由。
弗洛姆坚持认为，真正自由的本质在于包含爱与劳动的“自发性活动”。“人类在摆脱束缚之后孤独而逃避自由的根源在于自发活动的缺失” [10] ，因此弗洛姆主张培养爱的艺术与创造性的劳动来追寻积极自由，这是一种心理革命。“自发性活动”可以使人心理上感到放松与延伸，是自由个性的解放，“是能保持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完整性的活动” [11] ，主要表现为爱和创造性的劳动。
3.2.2. 健全的社会
社会维度上主张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为个人的发展建立一个积极有效的社会环境，个人与社会双重维度共同构成弗洛姆追寻自由的真正途径。弗洛姆对社会层面的期望主要集中在他《健全的社会》这本书中，书中这样描写道：“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其目的的工具……人是中心，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 [10] , p. 221)《健全的社会》是弗洛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探索，他认为不管是个体还是社会都会在高压下变得病态，而实际上弗洛姆的本意就是想刻画一个人民身心富足的理想社会模式，不仅物质财富充足，精神财富也足够，他说“只有当工业和政治体制、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 [10] , p. 218)所以弗洛姆提出应分别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进行改革。可见，不管是《爱的艺术》还是《健全的社会》，都灌注了弗洛姆内心的革命思想，弗洛姆主张从人的立场出发，把人的一切作为实践活动的中心，个人维度和社会维度相辅相成，有了社会环境的基本保障，个人也能奋发有为地为社会做贡献。
4. “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相较
4.1. 二者自由异化根源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是自由异化产生的根源。导致马克思和弗洛姆自由之路不同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弗洛姆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人和动物的简单对比，“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令人一目了然地得出一个信息：人所引以为傲的功能和价值正在丧失，人正逐步变成一个无异于动物的“局部的人”。马克思横向对比了动物尺度和人的尺度，精准抓住了“私有制下人的机能与主体价值的丧失”这一痛点，展开了对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国民经济学的激烈批判。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人的行事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可以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因此在异化概念提出前，劳动不过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正常的主体对象化活动。但在19世纪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下，这种主体对象化活动早已变味，原本客体应该是主体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意识而改变的存在，但实际上变成了客体在转化为主体本质力量的因素过程中，失去了对象化的形式，主体的本质力量创造出来的力量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更可怕的是这股力量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统治人，造成一种主客颠倒、反客为主的异化局面，客体反倒把主体淹没了。马克思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来阐明了劳动者与他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间的对立关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2] , p. 156)这样劳动产品就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异化”使得劳动者从主动主体沦为受动客体。
弗洛姆认为“心理异化”是自由异化产生的根源。不同于马克思，弗洛姆将“异化”看成是人们在面对强大外界力量和自身孤独感时产生的逃避心理，因此他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发展成了他所独有的“心理异化”。“个人日益从原始纽带中脱颖而出的过程”( [4] , p. 15)就是弗洛姆所说的人的个体化进程。以胚胎在母体中为出发点，随着个体在肉体、精神上越发强壮，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也愈发强烈，这时个体的心理是积极的、强大的。但直到个体意识到自身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并后续与始发纽带断开联结，个体的心理逐渐产生变化，开始变得孤独、焦虑与无力相交织。弗洛姆指出：“所谓异化，是一种经验方式，在这种经验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疏远了。”( [12] , p. 95)在弗洛姆看来，“异化”就是人背离最初的心理特征，开始丧失独特性并失去自我，“在个体化进程自发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及社会的原因却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巨大差异的结果是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还导致心理逃避机制的产生”，( [4] , p. 20)这种心理上的转变就是他的“心理异化”。虽说弗洛姆的思想是从马克思继承而来，但他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在于，从心理机制到心理异化，再到消解异化，弗洛姆把整个追寻自由的过程都看做个体的心理过程。
4.2. 研究视角的区别
马克思和弗洛姆的自由之路分别在立足点、理论内涵、审视高度、追寻方式等方面有着差异。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从全人类的高度建立理论体系，从实践的社会革命方面抨击资本，因此他的自由是一个群体的、宏观的概念；而弗洛姆则是以个体心理为出发点，从道德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他的自由是个体的、微观的。二者追寻自由的途径有所差异，但他们在理想性和现实性上构筑了新的思路，为人类更深层次地理解自由的意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引领现代社会去探究自由的尺度和境界，激励当代人消化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提高人类在经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应对力。
5. 小结
马克思和弗洛姆各自的“自由之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且两种自由观都对当代人理解自由和社会解放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弗洛姆在异化劳动、革命思想等方面都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的自由观思想，虽然弗洛姆早期研究心理学知识居多，但他也洞察到了造成现代人民孤独与恐惧的深层原因，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本质。由此在马克思的自由观上做出了新的理解，马克思对社会的愿景和人文关怀，在弗洛姆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但致命的一点在于，弗洛姆终究没有看到在社会中占决定性地位的生产力因素，仅停留在批判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的私有本质和扩张本性的意图缺乏根本因素的支撑，因此也有不足之处，我们须辩证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