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呈现无法逆转的趋势。尤其在新时代，由于生活压力增长、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等原因造成的出生人口减少，使得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根据2020年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更占高达73%的比例1。为此，十四五期间我国制定了长期发展战略，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标。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理所应当享受社会的支持。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老年人所作的贡献，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付出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社会文明角度出发，关爱老人不仅是个人素质道德的考量，也是整个社会文明高度进步的重要体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已基本建成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和“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并逐步修正完善，为老年人健康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在机构服务良莠不齐、子女外出使得空巢现象日益突出的社会大环境及落叶归根的文化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既是首要选择也是无奈选择，为了答好新时代的养老试卷，必须首先打造良好的社区居家养老环境，从老年人的需求出发不断调整养老服务供给，以满意度为指标确保老年人在家庭和社区中能够有所依，实现健康养老。此外，优化养老事业不仅需要在物质和服务方面发力，精神慰藉也是实现老年人健康生活、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必不可少的内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中国老年人幸福指数的标尺，同时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打造优良的养老环境必须要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出发。但是，在“银色浪潮”的冲击下，物质保障、生活照料和亲情关怀的缺失加剧了老年人的不良精神状况，侵蚀着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给我国的养老服务供给事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关注社会支持能否有效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一步探索“谁来养”和“怎么养”，使老年人的生活从“老有所养”转变为“老有善养”就成了新时代下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从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角度分析不同主体如何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探索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时考虑精神健康状况在不同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从而为充实老年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做贡献，并为完善养老服务的政策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
有学者早在1979年就提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强预测因子之一为健康状况 [1] 。诸如孤独感的不良精神状况、身体健康下降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当然，这一减弱效果可通过家庭照料得到弥补 [2] 。吴颖睿等人采用ISM-AHP模型测量出老年人的经济水平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甚至可以说是能从根本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3] 。但也有学者利用边际效应原理进一步分析得出，经济状况的变动是否产生影响与其初始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即富裕老人满意度受经济支持的影响较小 [4] 。早期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养老方式不能明显地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即两种养老方式(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并非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分水岭 [5] 。但单路路、罗娟等学者持相反看法，认为由于我国机构养老还不健全，因此居住在家庭中的老人往往比在机构养老的群体生活满意度高 [6] 。
2.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析，学者们又从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个角度去探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例如李建新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情感和感知性社会支持 [7] 。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相对于金钱和物质等实物支持外，老年人对自身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变化受后代对其提供的精神照料情况的影响更加明显 [8] [9] 。瞿小敏在对上海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时发现生活照料支持、对老年人的陪伴和拓展性的鼓舞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提高有直接促进效果，同时老年人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影响过程中发挥较明显的中介作用 [10] 。符国帅等将婚姻状态与社会支持挂钩，发现老年人享有的家庭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 [11] 。在有关正式社会支持的研究中，学者认为当家庭支持缺失时，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能够替代子女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12] 。邓大松教授认为养老保险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3] 。王震等学者认为新农保等政策的施行提升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14] 。关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争议，一说医疗保险具有普遍性，无法区别影响度 [13] ，一说无论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均能发挥较好的保障效果，从而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值 [15] 。
2.3. 文献述评
生活满意度作为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判断和认知，可以用来衡量评估生活质量，能够较好体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16] 。国内外对于养老的研究不胜其数，其中关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社会支持、身体健康情况、经济水平和养老方式等角度出发，一般认为正向的社会支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能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但是关于经济水平和养老方式的研究，学者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此外，在分析方式上，常见的为各因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较少引入中介因素，忽视了中介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在分析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基础上，引入了中介因素，以分析由此引发的链式影响。
3. 假设与研究模型
通过文献综述可知较多研究都围绕社区、家庭和政府提供的各类保险来探究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然而，老年人对生活现状是否满意、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健康是衡量个体生命质量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许多国家都将这二者纳入养老服务事业的考核标准之中。基于此，本引入了精神健康这一中介变量，探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减弱作用和精神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
本文提出的假设如下，并根据假设构建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见图1。
Figure 1. The path model hypothe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图1.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路径模型假设
假设HS：社会支持正向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HSa：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能够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HSb：社区提供的老年社区服务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HSc：子女提供的精神慰藉和金钱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作用；
假设HM：精神健康状况在社会支持与老年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Ma：社会支持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
HMb：老年人精神健康状态正向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4. 数据来源及变量操作化
4.1.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的截面数据。此项调查针对存活老人和死亡老人分别展开，对存活老人的访问主要包括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水平、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方式等；调查涉及我国22个省市自治区，获得样本量约16,000，调查所得数据被广泛应用于社科类研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选取存活老人问卷，在实际操作中首先将实际年龄低于65岁的样本删除，再根据关键变量对缺失值进行删除和替补，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7405个。
4.2. 变量操作化
4.2.1. 自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并将其细分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 [17] 。正式社会支持包括政府支持和社区支持，政府支持主要通过“城乡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来反映，每个变量分为“有”和“无”两个维度，并分别赋值为“1”和“0”；社区支持主要采用问卷中“你所在社区是否为你提供如下社区服务”这一问题来测量，并将其转化为变量——“社区养老服务种类”，按照数量分为“1种~8种”2，并将“有”赋值为“1”，“无”赋值为“0”，然后将其加总得到老年人享有的社区养老服务种类。非正式社会支持是指来自子女的支持，包括“是否有子女拜访”“是否有子女通讯联系”和“子女经济支持金额”三个变量，前两个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并将“是”和“否”分别赋值为“1”和“0”，子女经济支持为连续变量，不做赋值处理。
4.2.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老年生活满意度，按照评价程度分为5个维度并根据满意度由高至低分别赋值为“5~1”。
4.2.3. 中介变量
本研究选取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作为中介变量，并利用问卷中的抑郁量表来测量，7个消极问题的答案分别赋值为“1~5”，其中两个积极问题将答案颠倒再进行赋分，最后将9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分数越低，表明老年人抑郁程度越高，精神健康状况越差；反之，分数越高说明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具体的变量和操作化见表1：
5.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5.1. 描述统计
为了展示数据筛选的合理性，因此对样本基本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其中表2、表3分别为分类变量、连续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lassified variable)
表2. 描述统计(分类变量)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ntinuous variable)
表3. 描述统计(连续变量)
从描述统计结果来看，样本中男女比例适中，农村受访者人数多于城镇受访者人数。较多老年人对生活持满意看法，高达约95%的老年人给予“很好”和“非常好”的评价，对目前自己生活完全不满意的仅有0.4%的老年人，认为目前的生活不好的老年人占2.5%。从现实保障来看，大多数老年人从中获取了普惠性的福利，生活幸福感不断提高。其次，从精神健康指标来看，老年人精神健康程度的分值跨度为11~45，说明老年人之间在精神健康程度方面的差异性较大，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老年人精神健康的评分均值为34.5，高于中位数，因此可以初步认为我国老年人目前的精神状态总体呈现良好趋势，但是由于个体间差异较大，要求我们必须要将视线转移到个人身上，避免陷入平均主义的误区而忽视少数群体的特殊需求。就养老与医疗保险持有率来看，87%的受访老年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养老保险仅覆盖约一半的受访老人，联系被调查老人的户籍，可以初步认为由于农村老年人较多，养老保险的普及率在农村地区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从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情况来看，问卷中分别对8项基础社区养老服务展开提问，但是调查发现社区实际供给的养老服务种类均值为2，与制度层面差距较大，说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建设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落实。最后，从家庭支持方面来看，95.3%的老年人在一年内有子女拜访过，86.8%的老年人在一年内有和子女进行通讯联系，约75%的老年人过去一年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平均金额在4484元上下浮动，能够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5.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由结果可知，精神健康状况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在子女支持方面，子女的经济支持有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为0.38；然而，其与精神健康状况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享有率上升，导致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并不存在明显欠缺，根据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五级模型，由于经济保障得到较好的满足，可以认为老年人的需求超脱了单纯的物质层面，因此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并不依赖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金额，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认为子女的收入和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18] 。通过子女通讯联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分析可发现，P值在0.01水平上显著，故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从影响系数来看，相较于金钱供养，子女通讯联系更能在较高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感；此外，子女通讯联系能够抵消抑郁状态，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7。在政府支持方面，老年人是否有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满意度均没有相关性，有学者提出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险水平不高，在疾病发生的情况下，享有医疗保险与否还不足以广泛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19] 。但养老保险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与精神健康状况之间也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因此，在后续验证中介效应时剔除变量“是否享有医疗保险”和“子女经济支持金额”。
5.3. Bootstrap中介检验
在spss软件中引入process插件来分析精神健康状况是否能够在各类社会支持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发挥中介效应，并通过判断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是否存在挤出来验证中介效应类型，结果见表5。
从结果可知，享有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0.0642，同时其通过中介变量后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387，0.0679]；此外，养老保险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促进效应并没有被中介变量抵消，反而可以通过影响精神健康状况来进一步影响生活满意度，故为精神健康为部分中介，此时，该路径下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5%。在路径二中，社区服务正向促进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加入中介变量后，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019，0.0086]，中介效应显著，同样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可以共存，所以也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18%。在路径三中，子女拜访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强，影响系数为0.2479。在此基础上引入精神健康状况这一变量考察中介效应后，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6，0.1351]，此时，总效应系数为0.3451，中介效应系数0.0972，中介效应促进了总效应的提高并在总效应中的贡献比例为28%。同理，路径四中，子女通讯联系也能够明显地、正向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引入中介变量后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113，0.0581]，为不包括0的正区间；同时子女通讯联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并没有消失，精神健康在此路径中为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约26.5%的比重。
上述分析表明精神健康能够在研究模型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在四条路径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养老保险、社区服务、子女拜访、子女联系既能够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能够使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生活满意度。根据相关性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将本文所绘制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路径假设修正为图2所示的路径图：
Figure 2. The path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图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路径
5.4. 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保险、社区养老服务、子女拜访、子女通讯联系和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医疗保险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不存在相关性，从而假设HSa部分通过，假设HSb和HSc完全通过。此外，除医疗保险和子女经济支持外，其他自变量均能通过影响精神健康状况这一变量间接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状况在4条路径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从而假设HMa部分成立，假设HMb完全通过。
(一) 结论
1、从政府支持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抵消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其次，医疗保险由于仅在疾病发生时才起效，因此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均不存在相关性。此外，精神健康状况在养老保险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占比达45%，说明相对于经济需求而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更高；
2、从社区支持角度来看，社区提供的老年社区服务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也能通过提供一些精神慰藉活动提升老年人的愉悦感。但从描述统计来看，老年人享有的社区养老服务种类均值过少，从理论意义上来看社区养老服务种类虽然较为丰富，但服务的实施效果并不好，未能将多种社区养老服务落实到养老照护的实践中；
3、从家庭支持角度来看，子女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存在相关性，但子女经济支持却无法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此外，从影响系数来看，子女拜访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远远高于其他自变量，并且相较于经济支持，子女的精神照料(拜访和联系)能使老人在精神上获得较强的满足感。由于我国的传统家族观念和老年人行动能力减弱导致的娱乐活动减少，对于老年人来说，物质生活的富足远不如儿女的陪伴，空巢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相较于有子女陪伴的老年人来说显得相对较差，抑郁程度相对而言更高。
(二) 政策建议
1、完善并丰富社会支持手段
一方面，在保持原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项目的同时着力解决这两类社会保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要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满意度，避免因贫、因病产生逆向心理状态；另外在提高城镇老年人退休工资的同时，也要逐步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继续推行新的保障制度，丰富原有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不同人群的异质需求。例如为应对老龄化，我国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社保体系，目前已有49城开展试点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其他城市可借鉴这些试点经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同时原有试点城市也应该继续突破目前长护险实施过程中的不足之处，进一步加强医疗护理的供给；此外，可根据各地区经济水平，有条件的推出特殊疾病的保障制度，例如老年人心理治疗优惠服务等。
2、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
老年人由于行动灵活性下降，其活动范围常常被局限于家庭之中，社会参与的减少将会大幅降低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进而导致生活满意度的弱化。因此可以依托社区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类社交活动，优化公益性老年活动室的利用程度，将广场舞、下棋、话剧社等活动组织化，通过活动和交友一体化的形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此外，不会使用网络的老年人在互联网时代易产生“与世隔绝”的心态，因此可以利用电视媒体和志愿活动开展一些数字产品的培训课程，引导老年人健康网络社交。最后，政府可以引导学校与社区合作开展敬老、亲老实践活动，以补偿老年人的空巢感。
3、加快打造适老化社区
在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以及子女外出求学或者务工的现代社会，社区养老逐渐成为我国老年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必须要使社区的基础设施能满足老年人需求，为其提供相应服务。截至2021年我国已建立992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如苏州等部分城市开展了针对半失能老人的适应性住宅改造，以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也在实践方面给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价值。同时，社区在提供服务时还需要考量老年人口的需求，评估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是否匹配，克服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供方提供服务和受方利用服务不平衡的现实矛盾 [20] 。最后，社区也可以合理利用社会资源，例如与企业合作吸引投资、利用基层治理优势鼓励社区成员实施互助养老，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水平与质量。
4、落实探亲、照护老人政策
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大，许多中、青年群体在面临照料老人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鼓励子女陪伴父母不仅只停留在号召层面。我国早就在政策层面提出探亲假、探亲路费报销的规定，但是部分企业却未将其落实，因此在后续可以采取一些税收激励手段促使企业落实探亲假，同时可将子女一部分探亲路费用于个税抵免。此外，西安率先实行子女护理假，鼓励职工照护患病父母，也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另一方面，应从教育角度出发，培育青年人养成“常回家看看”的孝道观念，使其认识到赡养服务不应仅着眼于经济回报，一张返乡车票和一通电话往往更能减轻年老父母的抑郁并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6. 总结
本文利用CLHLS2018截面数据调查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精神健康状态的中介作用。文章发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仅基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息息相关，来自社会各方提供的支持大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赡养老人、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仅仅是子女需要承担的责任，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文明角度来看，也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发力点，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快形成养老的合力，建设政府-社区-家庭-机构多方联动的养老环境。此外，精神健康状况在多条路径中均能发挥中介作用，这样启示我们不仅要提供物质支持，在精神支持力度方面也不能懈怠，要重视“两手抓”，以物质支持、照料提供促进精神健康，确保精神慰藉在养老事业中不缺位。
NOTES
*通讯作者。
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公报。
2社区养老服务分别为：1) 起居照料；2) 上门看病、送药；3) 精神慰藉，聊天解闷；4) 日常购物；5) 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6) 提供法律援助；7) 提供保健知识；8) 处理家庭邻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