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把商品交换描述为商品的惊险的跨越,如果交换失败,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商品生产者。伊曼纽尔在马克思国际价值论基础之上发展了不平等交换理论。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走上独立道路,现代化事业呼唤科学理论指导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亟需谋求新的竞争优势地位,继而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单向度,指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追求剩余价值与超额利润伴随而来的是不平等交换的深化演变。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高度自由的市场和等价的贸易,世界体系论揭露“中心–外围”的不平等。
2. 世界体系论的出场与展开
现代化理论的失灵与世界体系论的出场。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二战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代,罗斯托等开出了“踩着发达国家的脚印走”、“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等处方。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满怀信心朝着现代化事业奋斗,但当这一理论“移居”到另一片土地时,人们恍然发现,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实现本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基于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的“失灵”,着眼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困境,世界范围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就成为世界体系论的出场路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积累、阶级分析为基础,对世界范围出现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析。他们拒绝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主张长时段和大范围的研究,他们认为研究单位应该是“世界体系”而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因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 。萨米尔·阿明认为世界体系分为两个层级,即“中心–外围”,“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沃勒斯坦理解的世界体系则包含三级结构,即“中心–半边缘–边缘”,发达国家占据“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居于“边缘”,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国家为“半边缘”,可向两端演变转化,起缓冲作用。无论是三级结构还是两级结构,均为对世界体系存在不平衡发展的阐释,处于世界体系不同层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则是这种不平衡关系的突出表现。通过看似等价交换的手段——国际贸易进行着不平等交换的事实。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剩余价值由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流动,不平等交换由此产生,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推动下,为中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近年来,基于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不平等交换,生态不平等交换(Ecologically Unequal Exchange, EUE)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并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不平等交换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一种通过剩余价值转移来扩大不同国家间差异的机制。而生态不平等交换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延伸,成为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内在契合点。” [2] 从对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从外围到中心的转移的注意转向了国际贸易中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产生出来环境污染的不平衡问题,也就是生态不平等交换问题。生态不平等交换可追溯到斯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的“能量价值”,邦克认为“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和破坏的价值无法用劳动或资本来计算,当自然资源从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中被开采出来,在另一个地区被消费或转化时,与被开采的商品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联系倾向于在原产地损失价值,在消费或转化的地区增加价值。” [3] “能源价值”的不平等交换,中心地区高污染部门向外围地区进行转移与外包,这种不等价交换利于中心地区发展,而对外围地区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危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批判劳伦斯·萨默斯陈述的“让贫困地区人民吃下污染”,维护资本统治,把资本发展的代价转移到第三世界去的观点,进而披露资产阶级经济学铁的法则——资本积累。萨米尔•阿明警醒世人,中心地区把广大边缘地区看为是资源的水龙头,废料的排污池。居于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发展不均衡,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差异并不都来自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主要的原因是源于世界体系中占有不同地位的国家之间的生态不平等交换。
《世界体系研究期刊》(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是世界体系学派的代表性学术刊物,在2017年,该刊发表了主题为“生态不平等交换”的特刊。这期文章从定量、定性和评估等多方面对生态不平等交换作了分析阐释。定量方面收录了譬如理海大学教授马克·诺贝尔(Mark D. Noble)的《巧克力与森林的消耗:对可可出口中生态不平等交换的跨国考察》,通过可可的生产与消费现象阐明可可的生产与消费是一条高度不平等的商品链,巧克力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较远的空间距离,边缘地区承担着生产的污染,中心地区享受生产的成果,而生产这类产品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已被边缘地区“吃下”。定性方面收录了理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凯利·F.奥斯丁(Kelly F. Austin)的《酿造咖啡不平等交换:对乌干达农村爪哇咖啡贸易后果的定性调查》,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对乌干达咖啡种植者的访谈论证了外围国家大宗初级产品的贸易使外围国家面临社会的不平等与健康的不平等。以及收录了通过生态不平等交换考察当代气候变化谈判的相关性等文章,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存在的生态不平等交换问题越来越吸引学者们的目光。J.蒂蒙斯·罗伯茨(J. Timmons Roberts)和布拉德利·C.帕克斯(Bradley C. Parks)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生态不平等交换显得尤为重要。”而“解决这一不公正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 [4] 将生态不平等交换视角引入到全球气候变换问题中考察。
3.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不平等交换的袒护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争之中如何高效配置的科学。西方经济学思想源远流长且派系众多,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源于实践,西方经济学的繁荣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私有、分工、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绕不开的主题,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技术、资本、劳动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一国在贸易中的获利,其论述实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则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围绕的私有性演变而成的。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不平等问题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
3.1. 不平等交换产生的理论基石: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
古典经济学秉持自由市场的观点,倡导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主张“看不见的手”,是不平等交换产生的理论源泉。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着重阐述了在经济生活中,劳动分工的绝对重要性。与重商主义不同,斯密认为一国财富不应以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而应是贵金属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供消费的商品增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增加,商品增加在于扩大生产,扩大生产根本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国民财富。分工的原则是绝对优势,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再通过国际贸易,国家与国家之间实现产品的交换,这样就能够使得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且两个国家均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斯密那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由于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济进步就被非人格化了。” [5] 斯密秉持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是为追求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大卫·李嘉图继承且超越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提出并论述了比较优势理论。当一国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劳动成本都比另外一国的成本高时,绝对优势理论无法成立。李嘉图深入回答了在不存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怎样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利的问题,提炼出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理论。在李嘉图看来,无论一国是否拥有绝对低成本的优势产品,只要两国之间存在相互的比较优势,就能够通过贸易使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一样可以获得分工的利益。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两个国家产品生产的相对劳动成本,而不是绝对劳动成本,一国即使在生产各种产品时,即使劳动成本都比其他国家高,但只要在劳动投入上有所不同,仍然可以开展贸易并从中获利。
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证实质上是奉行自由贸易原则,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扩大市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摄取剩余价者和获取超额利益的,所以得到西方国家的追捧,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高低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在李嘉图看来,只要存在生产消耗的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国家就拥有比较优势,能够在贸易中获利。而现实情况是在比较优势支配下,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是发达国家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等的高度垄断,再依托世界市场进行等价的不平等交换,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剥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使得技术相对落后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落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难以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在国际贸易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是导致国家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那些主张所谓自由贸易的国家,一方面把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好处”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发展中国家;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自身却在不断增加技术壁垒,加强垄断地位,限制和保护自身行业企业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再次证明了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掠夺手段,这种掠夺包含着自然。为追求高效、追效益的最大化出现了社会分工,进而社会分工向世界范围外延发展,形成国际分工。“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新的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外一部分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6] 诚然,专业化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和国家贸易中存在不平等交换的事实,要看清落后国家和地区遭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事实。
3.2. 不平等交换发展的新土壤:新古典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该流派主张以市场作为最高效的资源分配方式,极度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的完全理性选择,不平等交换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演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是:人类面对着达到不同目的的手段这样一种稀缺性,为了克服稀缺性,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手段。” [7] 新古典经济学设想了一个理想状态——完全竞争、无外部性。毫无疑问,这两个前提条件在经济事实中基本是无法实现的,但新古典经济学又将其幻想的具有完美竞争力的市场调控产品和收益的循环高度抽象化,设想通过市场达到对稀缺资源的完美配置并提出一个前提,所有的理性个体均实现产品的效用和收益的最大化,认为完全理性的个体是市场发展的最佳动力。
进而新古典经济学给出了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倒U型曲线的演变分析,认为充分就业将会自发地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得以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出现的不平等仅仅与资本和劳动等因素相关。不平等问题与经济的发展之间也存在“边际效应”,即不平等问题会随经济发展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而后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又坚持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会先恶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即达拐点后则逐渐趋于改善,环境问题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递减趋势。但中心地区的污染物在加速向外围地区倾倒,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在向中心地区继续转移的事实却表明世界体系处于急剧分化之中,中心–外围的结构仍在深化演变。
新古典经济学十分推崇市场的力量,认为在市场环境下完成的交易的公平或平等的,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忽视商品交换中资源的转移是不平等的。尽管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以货币价值为代表的商品交易过程,无法完全反映出资源净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优势源自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而且这些禀赋似乎是天生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8] 但产品的制造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消耗的过程,消耗的资源越多,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新古典经济学高度迷恋经济主义的数学化,将其注意力聚焦在数理模型的公式化上,试图通过数理模型解决一切问题而忽视现实中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和可持续问题。脱离现实,陷入机械式的发展中,把经济过程归纳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单向度的线性演变过程。忽略了自然生态的功能,并幻想可以利用其它资源或技术的发展来取代不可再生资源,以个别资源的可替代性类推一切资源的可替代性,从而得出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理想状态的设想和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反而加剧了不平等问题的恶化,而不平等问题的恶化亦反过来使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产生怀疑,并进行否思。
4. 世界体系论对不平等交换的正言
资本主义的诞生孕育了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的出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高度私有化,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催生了一系列理论为其发展“建言献策”,于是乎,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后粉墨登场。它们高度提倡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鼓吹自由贸易,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剥夺与生态上的破坏,但这种侵害的手段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保护下被披上了等价交换的合法外衣。世界体系论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交换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批判。
4.1. 资本积累揭示不平等交换的产生
世界体系论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世界体系论讨论的核心问题即资本积累问题,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称为资本积累,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马克思通过建立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两个数值模型来阐明剩余价值来源以及资本积累的出现。
A:简单再生产数值模型:
B:扩大再生产数值模型:
其中,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在简单在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产品价值总额均为9000货币单位。
在简单再生产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进行交换,1000v + 1000m = 2000c,交换之后没有剩余,表明该阶段生产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简单重复。在扩大再生产中,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进行交换,1000v + 1000m > 1500c,此阶段交换之后还有500m剩余可供两大部类进行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据此,每一次资本循环都能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无休无止的积累。
劳动分工、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上升以及世界走向两极分化是在资本积累前提下世界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上的多个方面。无休无止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铁的规律,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资本积累的推进,必然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资本有机构成亦随之提高。随着资本积累的进程加速,垄断组织出现,垄断组织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世界也朝向两级分化演变。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不会止步于简单再生产,追逐利润的本性导致其必然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只有不断追加资本,剥削工人,才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逐利本性的催动下,为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资本家需要增加大量资本投入,只有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自由主义者高度提倡分工,通过分工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分工之后等量资源投入可获取的利润必然比分工前的回报要巨大,甚至上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对增加社会产品与福利是有益的。而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劳动分工并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反而是不平等问题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早已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许多事情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悉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9] ,劳动分工的出现导致某些地区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些地区,回到世界体系视野,则会导致世界范围出现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最终因为资本积累速度的不同,而形成资本积累速度快的核心地区与资本积累速度慢的边缘地区。
4.2. 不平等的体系天生依赖于不平等的交换
伊曼纽尔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出发,制定了国际交换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的模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9] 伊曼纽尔认为,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的贸易和不平衡价值的转换,即不平等交换,这个也是中心–外围结构出现的重要原因。中心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并非单单来自发达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包含着来自于不发达国家的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国际贸易实质是发达国家掠夺不发达国家的方式,充满剥削与不平等。伊曼纽尔认为不平等交换可细分为“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和“狭义的不平等交换”。所谓“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就是在工资水平相同,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由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引起的一种不平等交换。“狭义的不平等交换”是指在工资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均不相等的情况下,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利润的均衡化,以及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交易。伊曼纽尔认为“工资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原因。” [10] 只有这样一种基于国际工资差距的不平等交换,才是真正的不公平交换(见表1)。
假设A (发达国家)国和B (不发达国家)国投入的总资本相等、耗费的不变资本相等、工人创造的新价值相等,分别为240、50、170。但两国的剩余价值率不同,A国为20%,B国为500%,表现出来为两国之间工资的不同,A国工人的工资高于B国工人的工资。但两国进行贸易时是按照国际生产价格进行,则会出现210B = 130A的情况,B国40 m的剩余价值被A国无偿榨取,这种交换是不平等交换。在伊曼纽尔看来,生产过程中蕴含着工资和商品价格两种因素。其中工资是一个自变量,而商品价格为因变量,工资的高低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尽管国际贸易有等价交换的形式,但存在工资水平的不同,实质还是一种不平等交换。“交换的结果自然是,边缘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流入核心区高工资产品的生产商手中。所以,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交换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国际贸易过程并不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11] 诚然,专业化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和国家贸易中存在不平等交换的事实,要看清落后国家和地区遭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事实。

Table 1. Emanuel’s analysis of unequal exchange in the narrow sense
表1. 伊曼纽尔对狭义不平等交换的分析
另一种认为存在不平等交换的是中心–外围论,以萨米尔·阿明为代表。阿明认为当资本有机构成相等而劳动报酬有差异时的不平等交换,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交换,低工资和高剩余价值率是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原因。中心–外围理论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上层国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其内部主要生产方式,目的是实现资本的集中积累,生产的是高利润、高技术和高工资的形式多样的商品;而底层国家则以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形式单一的产品为主,并拥有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多种生产方式,不同层级国家之间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交换,导致了剩余价值由外围向中心流动,从而达到了资本积累的目的。如此一来,中心地区剩余价值的积累有力地提高了中心地区的机械化水平和竞争优势,从而保证中心地区能够更好地生产更为稀有的商品,中心地区对外围地区剩余价值的吸力由此增强。此外,转移的剩余价值确保了中心地区国家机器的相对强大,而外围地区的国家机器必然相对弱小,从而使得外围地区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国家分工,同时中心地区大量的资本积累成为中心地区应对由于不平等交换而引来的边缘地区的挑战的强有力的武器。此外,在阿明看来自然资源成本也构成不平等交换理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自然资源中的有些是由某一阶段的排他性调拨所左右的,这就导致一种不平等的因素,而其他自然资源则是人人可以自由享用的。而且,这些资源是在不同国家中分配的,决定它们的调拨条件在各地并不相同” [12] 。换言之,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证明了分工和贸易的结果是给社会带来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是社会总价值、总福利的增加。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通过分工与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和剩余的分割是否是公平正义的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4.3. 生态维度的批判:生态不平等交换
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大量经济剩余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生态维度的灾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世界体系论是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的重要理论渊源,不平等交换为解释边缘国家的环境恶化也提供了新的角度。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土地和劳动力,既可以用来买卖,也可以变成资本家的财产。当土地和劳动被高度商品化,首先是使得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对其他地区的剥削成为可能,原属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自然资源被资本以“合理”的形式更大程度地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边缘地区社会和人民健康受到更大威胁,是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人民健康的不平等。劳动力被商品化导致更大范围的无产阶级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劳动力商品化是不平等交换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便使得交换成为必要。通过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打破了国土的限定,中心地区资本家把魔爪伸向了边缘地区。“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民族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13] 。在加剧经济剥削的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边缘地区从属于中心地区的发展意愿。边缘地区的资源能源被中心地区以等价的形式,即通过国际贸易被中心地区抽取,边缘地区的土地被用来种植中心地区需要的产品,例如可可豆、咖啡豆等,这类作物对土壤和森林具有极高的破坏性,而这类产品最终输向中心地区,消费地与生产地的远距离也促使生态不平等交换的产生。
因此可见,国际贸易带来的并不是普遍获利,不平等交换的存在与发展在国际贸易不断纵深发展,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等。正如马克思强调的:“我们被告知: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将会催生一种国际分工,从而使分配给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一项生产分工将是与其自然比较优势相协调的。先生们、女士们,也许你们会潜意识地认为生产咖啡和食糖是西印度群岛的天然命运。但在两个世纪之前,对商业贸易完全不知情的大自然实际并没有把咖啡或蔗糖播种到西印度群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你在西印度群岛将再也见不到咖啡或食糖了,因为东印度群岛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已经成功地击碎了这种据说是西印度群岛的天然命运” [14] 在国际贸易中,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是导致国家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实际上那些主张所谓自由贸易的国家,一方面把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好处”通过各种方式“灌输”给发展中国家;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自身却在不断增加技术壁垒,加强垄断地位,限制和保护自身行业企业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再次证明了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掠夺手段,这种掠夺包含着自然。
5. 结语
借助不平等交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污染转移,不平等交换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得以延续发展。不平等交换理论深刻地反映出了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下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模式在发展中的异化问题,并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高度的开放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只会演变成为巨大的带有开放性质的灾难。
世界体系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伊曼纽尔的价值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外围与中心的不平等交换是马克思对国际贸易中的超额利润由来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同时将马克思生产价格公式使用到国际交换上,形成国际生产价格公式,是一种新的积极探索。不平等交换理论从经济维度到生态维度延伸发展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可能从“兴盛”到“衰败”的法则中脱离出去。尽管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机制目前还在起着一定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价值的增殖与自然的矛盾无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内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