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赫斯，一位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征途中重要的先行者和同路人。赫斯和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思考和想法都不约而同，甚至在某些领域上赫斯先行了一步，这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引导作用。由于受到费尔哈巴哲学的启发，赫斯将费尔哈巴的“类本质”和“宗教异化”的思想引入社会经济领域，提出了“货币异化”理论，这也是第一次将费尔哈巴的“异化”理论引入经济学领域，对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当时的哲学家们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并启发了青年马克思提出重要的“劳动异化”理论，打破了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故作腔调的消极观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从赫斯的货币、交往理论的思想背景出发，探讨赫斯对货币的本质和社会化的交往异化现象的理解，并浅析其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2. 赫斯货币、交往理论的思想渊源
任何思想都是当时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反映，赫斯的思想也不例外。在风云动荡的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带来了诸多矛盾引起社会变革。德国的社会变革受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民众对于建立稳定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诉求日益强烈；同时，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哈巴的思想等社会思潮集聚，这些对于赫斯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启发他从理论思索过渡到实践哲学，进而深化其货币和交往理论，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
2.1.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思想
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的欧洲影响十分广泛，宗教批判、自我意识等对赫斯的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德国政治统治的威严之下，青年黑格尔派选择在思想领域进行旁敲侧击地批判，而赫斯通过不断反思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要行动起来以实践改造社会，于是他开始对货币、人与人的交往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
青年黑格尔派区别于老年黑格尔派维护旧的统治阶层利益，青年黑格尔主张对传统宗教进行批判，最初体现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施特劳斯通过对比历史上的耶稣和作为基督教徒的耶稣，打破了宗教的根基和历史，为揭露宗教的虚伪面目奠定了基础。接着，鲍威尔作了进一步批判，提出用“自我意识”取代黑格尔的“宗教神学”，并延展了自我意识的内容。此外，左派思想里较为激进的思想家之一卢格提出了三个“自由”，开始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和政治解放。借此契机，赫斯逐步从对宗教的批判过渡到对政治的批判，指出人是具有行动意志的、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人。他在《论货币的本质》中的思想深受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从现实出发研究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逐渐形成货币和交往理论。
2.2.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费尔哈巴在青年黑格尔派宗教神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本唯物主义。他不再倡导以宗教神学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人本身，探讨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主体价值。费尔哈巴的主要成就在于重新提出唯物主义的理论并强调人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受他的影响，赫斯也重新思考上帝与人的关系，接受人道主义的洗礼，并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和交往关系。
从唯物论看，费尔哈巴打破了黑格尔的宗教神学思想，认为是人类产生了意识，而后孕育了神学和宗教，人才是世界的主体，要从自然界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存在出发感受真实的世界，并用猫抓老鼠的例子深刻印证了从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看待问题的重要性。从认识论看，费尔哈巴将黑格尔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颠倒过来，将精神理解是人脑的产物，没有人就没有意识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费尔哈巴的人本唯物主义思想使宗教神学的根基产生了动摇，并启发赫斯等一众哲学家们重新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分析社会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的异化。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可以看出，赫斯正是借助了费尔哈巴的对于宗教异化批判的理论，将异化的分析方法灵活运用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究货币的异化现象、分析人与人的关系货币化的根源，并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逐步形成赫斯的货币和交往理论。
3. 赫斯货币、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黑格尔思想和费尔巴哈思想等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赫斯对人的本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赫斯首先对金钱进行批判，并进一步分析金钱所带来的人的交往异化，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思考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3.1. 赫斯的货币理论
赫斯对于社会的批判起于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货币成为人们之间交往的最终目的。他认为货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利己”关系，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的类本质。赫斯对于货币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内容。首先，货币与人相分离。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并且与人的劳动过程相分离，人们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和持续的体力劳动以换取作为中介的货币，但获得的财富并不属于自身。其次，货币因为交换才有价值。在理想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应当自发地进行交往和交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必须要进行交换才有交往的价值和意义。赫斯认为，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人形同货币，甚至还没有货币来得高尚，货币作为一种交换的中介手段，将人格踩在脚下，政治家们吹嘘的“人格至上”都是仅仅存在表象的谎言。最后，货币具有“吃人”的特性，它是“扼杀生命的交往手段” [1] 。现存社会上的一切事物，肉眼可见的包括生产工具等物质财富，同时也包括友情、生命这类精神财富等都能用货币进行交换。此外，自由竞争市场已不复存在，由资本控制代替自由竞争成为主旋律，人格被商品化了。总之，赫斯的货币理论是对于货币作为中介的批判，他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
作为人们联系的中介，赫斯进一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背景下，人格货币化的特点愈发显著，人们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货币，又通过自由市场流通货币，人们失去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意识和权利，每个人都是为了货币而生存。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有同样的表现，表面上看似立法者为人民大众服务，实际上谁拥有货币谁才拥有实际立法权，“现代国家制度中也不是人，而是钱袋才是立法者” [1] ，可见，赫斯对于社会现象的透析非常深刻。但是，《论货币的本质》展现的思维一直处在费尔哈巴式的局限里，对于市民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大都是停留在表面、纯粹的指责和消极对待，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入地思考货币产生的本质和根源，没有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分析，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越了赫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走得更远更深。
3.2. 赫斯的交往理论
人们之间因为货币产生的异化现象影响了社会总体交往形态。从理论源泉看，赫斯的交往理论是对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认识的一种重塑，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共同活动”看作人的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类本质”。他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借助了货币这一经济学概念，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的框架扩展到了经济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大背景下交往的异化现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小商人世界”，个体与类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了。那么，什么是颠倒呢？这意味着个体的利益被提升到目的的地位，而类则被降为手段的角色，这是非正常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较为典型的异化现状。而在自然界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原本和真实，正如自然界的本来面貌，动物个体的生存是手段，动物界的类生活是目的，各类自然动物可以为了群体而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比如，猫可以满足自己“类”的欲望，因为自己的小孩被人类偷走而自愿绝食几天。用赫斯的话说，“自然界始终只是关心自我生产，关心维持类生活，维持真正的生命活动” [1] ，意味着自然界的无利益无交易的关系是真正的生命活动，这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达到的理想状态。
赫斯把这种现象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低下，人们的生产结果无法满足自身需求，这样就会出现为了自私自利抛弃群体利益的现象。只有生产力快速发展以后，人们丰富多彩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人们才会为了类的目标而生活，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用赫斯的话说，“只要我们还没发展起来，有机的共同体就不可能产生”；然而，在如何克服金钱观超越义利观时，赫斯提出了用爱和美德来感化，认为需要“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使货币异化的价值回到人本身”。可以看出，在分析如何改变当前的异化交往状态时，赫斯始终无法突破费尔巴哈的道德伦理体系搭建的世界观，仅仅停留在社会现实折射出的表象的大门。
4. 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上，赫斯认为货币变成了人们精神的“上帝”，马克思也认为货币是“异己的媒介” [2] ，让原本因为人类交往衍生的产物变成了不受自己控制、排斥在外的中介；但两者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也使得在马克思深入分析经济现象学之后，两位哲学家渐行渐远的关键。总之，赫斯的货币理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赫斯交往理论也影响着马克思的对于社会交往的背后深层逻辑的探索。
4.1. 从“交换领域”到“生产领域”
马克思借助赫斯的货币理论，更加全面地批判了人的交往的异化现象，并将交换关系引入劳动和生产领域，丰富和扩展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赞同赫斯所说的货币具有“异己”的特性，但同时肯定货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对于交往的积极意义。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提到：“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商品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 [2] ，意味着人们通过产品或者活动的交换进行自身的活动，丰富人作为个体与世界的联系，是具体的、有意义的；而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人的劳动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它便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马克思也认为，人们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交换有价值的商品获得生存的条件。但是，在分析如何打破现状，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时，马克思没有像赫斯一样局限在分析资本家和立法者的思维上，而是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角度，分析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带来的种种弊端，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转变了工人即无产阶级的劳动性质，将自主劳动变成了生存所需的劳动，将劳动的目的从提升自己、改善社会变成了为了货币而存在，个体生存成为目的。
此外，对于生产和交换的因果关系，赫斯也与马克思有着明显的分歧。赫斯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了作为中介的货币和作为行为的交换，将交换置于生产之上，忽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于经济交往的决定作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内在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是资本的不断扩张带来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有小部分资本家独占的矛盾，这是无法调和的、尖锐的矛盾 [3] 。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应当是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交往方式，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相对于赫斯单纯强调交往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侧重于用伦理学方式去审视社会冲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思路，马克思认识到交往形式与物质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并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思考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强调必须把“工业的历史”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并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较之于赫斯，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更具现实基础和历史维度。
4.2. 从“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
国民经济学家认为交往是人的本质，人通过贸易往来产生自身价值，将人格物化。马克思在深入分析政治经济学之后，得出了更加完善的理论成果。针对赫斯将货币视为人的“类生活”异化的现实载体，马克思添加了“私有财产”这一关键环节。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表面上是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障碍，但其实是私有财产对人的压迫的外在表征，它是私有财产的异化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将赫斯的“人–货币–人”的逻辑路径改写为“人–私有财产–货币–私有财产–人” [4] ，这一改写成为马克思从交往异化转向劳动异化的关键环节。马克思认为货币是私有财产的特殊表现形式，并非货币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交往异化的现象，而根源是作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才是社会的主体和劳动的主人，而在现实社会他们却受到资本的压迫，非自主性的劳动产生了劳动异化。在《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虽暂未达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理论深度，但是也折射出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潜在架构。
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可以分为四种异化场景。一是劳动者同其生产的产品相异化。工人自己生产出的产品因为所有权的问题不能为自己所用，只能归资本家所有。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工人越贫穷，因为生产出的价值越多，被资本家压榨的劳动力越多；二是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自主的实践，是能够给个人带来全面发展的，能够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的行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了工人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事物，因此劳动本身也发生了异化；三是劳动者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这里马克思借助了费尔巴哈“类”的概念，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是有意识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能够认识规律、通过实践改造世界，而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劳动是麻木的、枯燥的、毫无意义的实践；四是人与人相异化。这里的第二个“人”既指自己又指他人，是前三个异化的社会交往的结果。可见，赫斯对于异化理论的灵活运用启发了马克思对于交往和劳动的深层次批判，促使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世界背后运行的资本逻辑。
正是通过不断地思考货币的产生、人的交往、生产与交换的关系，马克思吸收了赫斯的理论成果，在结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抽象的思维辩证法的基础上，分析社会异化现象的根源所在，深入探索资本主义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因素，寻找打破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方法，追求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