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僭主通常代指通过不合法的暴力手段强行摄取统治地位的人。僭主制度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期间盛行于希腊半岛，在公元前五世纪几乎销声匿迹，公元前四世纪后重新发端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殖民城邦 [1] 。传统观点认为，僭主制在民主制蓬勃发展之前的古希腊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而古典时期的政治矛盾主要围绕民主制和寡头制展开，在国际视野下则表现为雅典与斯巴达的城邦对立，僭主制及其形象在古典时期并未被广泛关注 [2] 。然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雅典剧作家和政治家的口中，“僭主”(tyrannos)却被频繁讨论，僭主形象在古典时期逐渐恶化并成为城邦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头号敌人 [3] 。学界对于僭主制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制度层面，研究范围也主要围绕着僭主制度兴盛的时代展开，传统研究对不同时期的僭主形象关注较少，且普遍缺乏审视僭主形象变迁的整体视角，常常忽略了僭主形象在雅典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1本文拟在学界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观察古希腊不同时期史料和文艺创作中的僭主形象变化，对不同时期雅典政治话语中的僭主形象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勾勒出僭主形象变迁的完整轨迹。
2. 古风时代的僭主形象
古风早期，僭主制诞生之初被视作一种与君主制相似的统治形式，其形象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进入古风晚期后，僭主统治实例的出现导致雅典集体记忆中的僭主形象趋于恶化，僭主形象遭到公民集体的普遍反感。古风时代作为僭主形塑的关键时期，对古典时期僭主形象的全面意识形态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2.1. 古风早期：为人羡慕的当权者
在雅典人通过公共交流和集体实践经验所形成的一系列所谓“民主知识”当中，“僭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吉斯的诗歌中，诗歌描述了吕底亚人吉格斯刺杀国王并非法篡夺吕底亚王位的故事 [4] 。吉格斯虽然成为了最先被描述为“僭主”的人，但“僭主”一词起初并不带有明显的褒义或贬义，与“国王”的含义大致相同，在王政时代统一指代军事民主制度下的部落领袖。荷马在《奥德赛》一书中甚至简明扼要地说明：“没有王的国家就没有希望” [5] 。无论是僭主或者国王在当时都被视为是早期国家统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促进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
古风早期，僭主非但没有遭到反感，反而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梭伦称，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
如果我可以获得权力和难以估量的财富，
能够在雅典做仅仅一天的僭主，
我愿意，被剥皮做酒囊，
家族消亡。 [6]
僭主的强权和富有是受人羡慕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僭主权力和财力的过分增长，顺害了原本与其平起平坐的贵族尊严，破坏了古风时期仅限于贵族之间的平等，招致贵族寡头团体的嫉妒和憎恨，反僭主的思想首先开始在精英阶层流行。
2.2. 古风晚期：为人诟病的独裁者
古风时代晚期，伴随反僭主共同立场在贵族团体的普及，僭主形象越发遭到贵族阶层的诟病。以梭伦为代表的古风贵族诗人逐渐给僭主一词赋予贬义，梭伦曾多次公开表达对专制统治的厌恶，但却在诗歌中提到了自己成为僭主的可能。梭伦矛盾的心理从侧面也反映了由于政治改革引发的社会阵痛确实需要一名强有力的统治者进行稳固，这使得庇西特拉图的政治实践似乎变得顺理成章。
庇西特拉图去世后，其子希庇亚斯继位。公元前514年，二代僭主希庇亚斯遭遇两名雅典贵族的刺杀，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希庇亚斯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同时也成为了僭主形象恶化的起点。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在雅典娜节日庆典上刺杀僭主失败，却阴差阳错地杀死了僭主的弟弟希巴库斯。公元前六世纪末的雅典，有关这一事件的祝酒词风行一时：“我将会把剑藏到桃金娘枝中，正如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当时那般，杀死了僭主，使雅典变得辉煌” [7] 。祝酒词的流行使得这一叙事成为雅典城邦耳熟能详的佳话。雅典人在市政广场为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树立了纪念雕像，雕像一度在希波战争中被掠走，但希腊人又在原址上复建 [8] 。僭主被驱逐后，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很快被冠以“弑僭者”(即弑杀僭主的人)的称号，二人被塑造成结束僭主统治的英雄。但种种迹象表明，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对僭主的刺杀更可能只是一场巧合，二者的刺杀更像是临时起意，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思考和准备。他们的行为动机更多地表现为贵族间的个人恩怨，并不涉及家国情怀。从叙事的结果看，刺杀没有结束僭主统治，反而使得希庇亚斯的统治变的残暴 [9] 。尽管如此，他们在雅典的政治话语中被塑造成为反对僭主制度的先锋，用以歌颂为保卫民主制度的而牺牲的伟大献身精神。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在家族的支持和斯巴达人的帮助下联合平民驱逐了僭主，为了防止僭主政治东山再起，克里斯提尼和改革者们制定了陶片放逐法。法律作为公民行为道德标准的最后一条红线，对每个雅典公民反对僭主的立场进行法律上的明确。雅典公民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放逐潜在的威胁者，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有效震慑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但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早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得已创立的陶片放逐法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实施 [10] ，更多地是作为城邦政治话语的一种法律地位的体现。在民主政治后期，陶片放逐法甚至成为了各党派打击政敌煽动民意的工具，基本上偏离了驱逐僭主的本意。
古风时代，雅典僭主形象经历了从政治领袖逐渐向与城邦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敌人的转向。弑杀僭主的叙事成为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的重要符号，以反对僭主为中心的政治立场逐渐法律化，为进入古典时期形成“以僭主为敌”的政治光谱作了有效铺垫。
3. 古典时代的僭主形象
古典时代，由于“僭主实例”在雅典已经消失多年，这一时期的僭主形象主要以“僭主想象”的形式存在。大量史料显示僭主形象在古典时期的雅典社会依然保持活力并最终确立为“城邦公敌”。僭主统治留下的消极记忆通过雅典社会和公民集体的不断发酵，逐步构建起一整套以反僭主为中心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体系 [11] 。古风时代贵族政治中的反僭主传统经过古典时代城邦政治话语的再创作，深刻影响了僭主形象的文学叙述，并使得反僭主观念不断制度化。
3.1. 古典早期：城邦公敌
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所展示的僭主形象无疑是清晰的，他在《历史》第三卷的政体之辩中分别展现了品性优良的国王和行为恶劣的僭主，并将僭主概括为：傲慢、暴虐和不尊重法律的篡位者。尽管希罗多德声称“政体之辩”发生在公元前552年的波斯帝国，但更多学者认为，它实际上反映了希罗多德所生活时代的雅典人对政体的看法 [12]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所生活的时代，僭主早已经在雅典消声觅迹，作为外邦人的他也很难接触到雅典官方材料，所以《历史》中所描述的僭主形象大多是根据他早年的生活经历进行的想象和杜撰 [13] 。但正是因为希罗多德的道听途说，恰好反映了雅典社会对于僭主形象的真实看法。
但想要全面把握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的僭主形象，我们要在了解精英学者政治理论的同时，深入挖掘城邦集体参与和共同创造的史料，例如：公共演说词和誓言、戏剧和雕像等艺术创作和各类法律条文等。这些材料更加贴近集体生活，从社会的不同的角度反映城邦的集体意志，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只有合理运用这两种史料才能还原出更加清晰可靠的僭主形象，摸清僭主形象变迁的历史脉络。
戏剧作为雅典文化和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公民集体的联系最为紧密。作为雅典三大悲剧大师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就善于在其作品中表达对僭主形象的隐形批判。在《支持者》中，欧里庇得斯将僭主制与民主制进行了尖锐的对比以展现僭主形象的恶劣。在戏剧《腓尼基妇女》中，欧里庇得斯借助对伊奥卡斯塔对于埃特奥克勒斯的评价对僭主形象表达个人的批判 [11] ，在雅典人回答外国使节关于寻找僭主的问题这一情节中，欧里庇得斯进行了这样的表达：“在雅典寻找僭主终究是徒劳的，僭主的危害是极大的，像割掉春天的麦穗一样危害这青年人，抹杀希望，甚至摧毁城邦” [14] 。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表达虽然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但其中心思想仍为了强调僭主对于城邦政治的巨大危害，表明僭主作为城邦公敌的形象已经逐步被确立。在阿里斯托芬的著名作品《地母节妇女》中，他提到公民大会召开之前需要宣读的一份誓言：如果有人试图在当众之下对妇女进行凌辱，或是原谅欧里庇得斯与波斯人，又或者是赞美僭主或为其服务之人，他和他的家人都会受到恐怖的诅咒 [15] 。欧里庇得斯显然对雅典城邦并没有造成威胁，誓言虽然参杂了阿里斯托芬的个人感情，但誓言所表达的反僭主立场是坚定的。雅典集体记忆中的僭主形象一定程度上受到波斯帝王的影响，僭主形象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对波斯国王的文学叙述。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记载了柯林斯代表索克列斯驳斥斯巴达人的演说词，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正是庇西特拉图王朝被驱逐后，斯巴达人试图迎回流亡波斯的僭主希庇亚斯，恢复雅典的僭主统治 [13] 。此举招致雅典人的强烈反感，出于对波斯人的鄙视，雅典人更加坚定了反对僭主的决心。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显然是一部具有雅典意识形态的戏剧，剧中将波斯君主实行集权统治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比 [11] 。其实不仅仅是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无论是底比斯国王克吕翁(Creon)还是埃及国王埃古普托斯(Aegyptus)在希腊文艺创作中都被描述成为无恶不作的恶棍，尽管他们都被证实是有所作为的君主 [16] 。
伴随民主改革的深入，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机构逐渐在雅典人的政治生活中地位越发重要，这些官方和半官方机构都在努力使反僭主话语在雅典实现制度化。在陪审法庭进行审判之前，依照程序要求所有陪审员进行反对僭主统治的宣誓，类似于现在的宪法宣誓，其过程是神圣且庄严的。在布勒和布莱西亚会议召开前，全体会员需要宣读一篇关于诅咒僭主制度的誓言 [17] 。类似的宣誓在众多的节日和庆典中也司空见惯，频繁的宣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城邦集体坚定反对僭主的共同立场。
经过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前期的发展，以反僭主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体系逐塑造出一副完整的僭主形象。尽管在不同叙事中的特点略有不同，但其基本特征是较为清晰的：僭主威胁民主政治、侵犯公民财产，不尊重公共法律、专断独裁、荒淫放纵。僭主形象不但集各种恶劣行径于一身，而且沦为城邦政治生活中最大的敌人，一直持续到真正的城邦危机到来。
3.2. 古典晚期：回归理性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利导致雅典城邦内外交困，逐渐击碎了雅典人的“僭主想象”，城邦危机引发雅典人对于民主政治真正的敌人的重新思考 [18] 。暴力的寡头革命使得僭主形象逐渐被寡头所继承，雅典人将僭主制的各种观念特征和概念结构移植到寡头制身上，促成了民主制与僭主化的寡头制两极对立的政体光谱在古典后期的流行 [19] 。僭主形象在这一时期逐渐退去意识形态外衣，不再作为城邦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
斯巴达扶持下的寡头傀儡政权对雅典实行血腥统治。据统计，仅在公元前404年寡头统治的八个月期间，死于傀儡政府之下的雅典公民比十几年战争中阵亡的雅典士兵还要多。 [20] 与想象中的僭主制相比，贵族寡头的残暴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上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为僭主正名的声音。在阵亡将士葬礼上，伯里克利痛批斯巴达人的寡头制，称其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他认为：“民主政治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而非少数人” [21] 。一向对寡头制持有好感的色诺芬将寡头制和民主制彻底对立，他认为不存在凌驾于阶级利益至上的政体，卓越之人建立的寡头制会奴役民众，而充满无知、卑劣和不义的民主制却能保护民众的自由与权力 [15] 。同样被认为拥有“寡头倾向”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到了雅典社会流行的观点：“就像风只分为南风和北风一样，其他各种方向的风都是其变体，雅典的政体也只有民主制和寡头制两种” [11] 。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著名的“六种政体说”，他认为寡头制和民主制是最为重要的两极，其他政体则作为两大光谱的变体存在 [22] 。亚里士多德为僭主摘掉“暴君”的帽子，并称之为平民领袖，甚至将雅典政治描述为平民领袖与贵族领袖的抗争史。
作为从古风时代便根植于雅典人政治观念中的话语体系想在短时间内急转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民主制与寡头制的激烈对立成为了战后雅典社会流行的政治光谱，僭主形象逐渐褪去其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城邦公敌标签，但在特定条件下变得不再那么水火不容。
在全新的城邦政治话语结构下，摘掉“暴君”帽子的僭主甚至被认为可以成为一个优良的统治者。由于见证过极端民主制度下引发的西西里悲剧和血腥的“三十僭主”政治实践，城邦集体对这两种传统政体都表达了些许失望情绪。在此时的雅典政坛，重新考量僭主形象和僭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僭主形象的意识形态角色逐渐被忽略，而更强调的是其负面性格特征，非意识形态下的僭主形象被塑造为一种感官上的过度和缺乏克制的挥霍者或放荡者，成为了傲慢、贪婪、暴力、不道德、放纵自我等个人恶劣行径的代名词 [23] 。这一恶劣的形象逐渐与实行“善政”的城邦领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在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并不特别反感王政统治的作家中笔下尤为明显。
在古典晚期的僭主叙事中，针对僭主形象的考量逐渐理性化。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团体过于关注希庇亚斯晚期的暴虐统治，却忽视了庇西特拉图早期统治作出过巨大的经济贡献。庇西特拉图的经济措施为雅典民主政治走向辉煌铺垫了道路。新视野之下，僭主形象也未必都是无恶不作的独裁者，相反他们会实行善政。僭主之所以被称之为僭主，是因为获得权力的方式，而不是因为其利用权力进行统治的方式好坏。
4. 僭主形象变迁背后的动因
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有着巨大的利益推动力和思想渊源，分析僭主形象变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希腊城邦政治思想的理解。影响僭主形象变迁的因素集中于思想和政治两个层面，在思想层面上表现为雅典人对专制强权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对“平等”(isonomia)政治的追求交相呼应；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贵族、精英阶层对雅典城邦政治话语权的绝对控制。
4.1. 思想渊源
雅典人对于专制强权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波斯帝国，中央集权的强大君主制和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趋势对希腊城邦生存环境和意识形态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基于敌对意识形态取向，波斯君主薛西斯(Xerxes)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自然被描绘成具有传统僭主形象的大部分恶劣特性 [24] 。由于希波战争的缘故，雅典人将国仇家恨与僭主形象的塑造联系在一起，将僭主制度与波斯集权统治进行关联性思考，这种观念在雅典人心目中变得根深蒂固，甚至在一定时期上升为一种民族感情。
“平等”(isonomia)作为希腊政体构建的政治思想来源，其概念最早诞生于古风时代中晚期。平等政治的基本内涵是参政者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的政治秩序 [25] 。由于该概念并没有规定平等所包含的具体范围，所以古风时代的平等仅仅局限于贵族之间。尽管如此，贵族寡头制也被视为一种平等的政治制度。这种平等带概念不仅局限于政体内部的平等，还包含了政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基于此理念建立起来的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僭主的出现则被视作是对平等政治原则的破坏。其个人独裁统治的性质招致所广泛的诟病，个人强权对于平等政治的威胁给雅典城邦带来了巨大恐惧。这一思想渊源便合理的解释了庇西特拉图王朝政治实践促使僭主形象急剧恶化的原因，即使其早期统治是温和且具有宪法性质的。平等政治的理念使得雅典人更愿意接受一个“恶”僭主的形象。
4.2. 政治动因
贵族、精英政治话语在城邦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影响僭主形象变化的重要政治动因。僭主通过各种手段将权力和财力聚拢到个人手中的行为常常会遭遇贵族阶级的嫉妒和憎恨，同时为了拉拢平民阶级并缓和之间的矛盾，贵族精英集团主导和控制了僭主形象走向恶化并首先构建了反僭主的话语体系。
古风时代，随着僭主制在希腊半岛的广泛发展，反僭主的思想理念首先在各城邦的精英阶层开始流行 [26] 。僭主政治实践在雅典的出现促使反僭主政治话语加速生成，僭主统治形成巨大威慑力使得贵族势力深受震撼。与此同时，民主制度的声势开始扩大，平民阶级要求扩大其政治权利。为了缓和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精英寡头们通过构建城邦公敌的方式来转移广大公民的视野，使民主制和寡头制能始终保持统一战线。“僭主想象”使得那些具有寡头倾向的政治阴谋家在被视作反对僭主的领导者。但是在面对真正的城邦危机时，真正的矛盾开始逐渐显露，最终导致了“僭主想象”的破灭。但作为强大的话语体系，即使在“僭主想象”崩塌后，精英学者依然保持着对城邦话语权的控制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雅典僭主形象经历了从古风早期为人羡慕的当权者，到古风晚期庇西特拉图王朝政治实践遭遇诟病后的独裁者，再到古典时期城邦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全民公敌，最后至寡头革命后趋于理性和客观的曲折变迁。纵观长达三个多世纪中雅典城邦的僭主形象，基本上由贵族、政治精英主导，知识分子和公民集体从而衍之，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僭主形象与雅典城邦命运紧密绑定在一起。庇西特拉图政治实践使处于白热化斗争中的平民与贵族找到了阶级利益中的共同敌人，僭主形象伴随着古典时代反僭主政治话语权的确立而不断被塑造，最后在民主之和寡头制的激烈对立中逐渐失去意识形态色彩。僭主形象在深刻影响着雅典政治话语和城邦意识形态的同时，城邦的集体命运同样对僭主形象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分析僭主形象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理解，僭主形象的不断变化从侧面也反映了雅典历史的发展历程。
NOTES
1代表性成果有: 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G. E. 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3.学者普遍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矛盾的存在，民主制与寡头制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贯穿始终；刘松涛：《早期希腊僭主政治性质初探》，《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作者从僭主政治早期(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入手，对早期僭主政治的性质进行了探析；余丽珍：《试论希腊早期僭政产生的历史背景》，《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作者着重论述庇西特拉图僭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认为僭政推动了雅典历史的转折。